再读曹聚仁《蒋百里评传》

    2月初，不知怎的又将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翻了一遍。巧合的是，刚翻完的次日，就看到蒋英女士去世的消息。
                
                
   书中1936年蒋百里奉命出访德国，与妻子、女儿蒋英、蒋和在柏林动物园抱着幼狮留影，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照片犹然在目。照片中的蒋英，正是豆蔻年华的时候，她应该算是五姐妹中最漂亮的，难怪刚到欧洲，就有人紧追。
 
                
                
   上图两边应有蒋百里的题字，记述照相缘由，并题赠女儿作纪念。
   随后，蒋英先留在德国攻读音乐，二战爆发后亦曾一度去瑞士读书。她走上音乐之路，其中一个缘由是，蒋百里夫妇有五个女儿，长女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可惜十几岁时病逝，所以，让三女蒋英读音乐，也有替长女实现遗愿的意思。蒋英原来也学钢琴，到德国后，转学声乐，尤擅长德奥艺术歌曲（Lieder) ，战后回国上，曾在上海开过个人演唱会，轰动一时。很想知道，有没有她演唱的音像资料留下？很想一听。现在的中国，恐怕也很难找到专长Lieder的歌唱家了吧？
   关于蒋百里与日裔妻子左梅（后来改的名，原姓佐藤，名忘记了）、蒋英与钱学森之间的佳话，不必多说，网上也很多记述。《评传》里印象比较深的是蒋英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虽然是悼文，然而在通过她的追忆，一家人的亲情跃然纸上。另一个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中日结合的家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中日问题的态度。蒋夫人和她的女儿们对日本的态度，左梅是不让女儿学日语的，一家人完全说中国话。此时期，年轻的日本在华记者松本重治初识蒋百里一家，在他眼里，蒋夫人完全是一个中国太太的形象，并声言自己已不大会说日语了（见松本重治《上海时代》）。而蒋家女儿们深受北平学校的抗日气氛的影响。蒋百里出使德国，带女儿们往意大利一游，途中遇到日本驻意大使及女儿一家，两位使节因为见过面还点首致意，但小一辈的则全然怒目相向，不禁让蒋百里感慨。那是1936年，卢沟桥事变前夜。上述是曹聚仁所记，曹聚仁与蒋百里是同乡，又有间接的亲友联系。曹氏于对这位乡贤，一方面高度评价其军事才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慨叹其数奇。他尤其推重蒋百里关于日本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纷纷扰扰难以言尽。不过，尽管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尽管自清末以来留日学生成批东渡， 然而一直到抗战前后，中国人对日本这个对手的了解十分有限，真正的所谓“知日派”没有几个（今天亦何尝不如是）？蒋百里或许称得上中国人中的真正知日者之一。曹聚仁记述，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他与蒋百里喝茶，蒋从一份上海出版的《每日新闻》里面一则日陆相拜谒天皇的消息，即准确推断出2月7日日军将有一个师团抵达上海。可惜蒋百里因为与研究系的渊源，以及没有所谓“站对队”，一直受压抑甚至打击。直到抗战爆发，他终于为蒋介石起用，担任陆军大学校长，可惜其军事才识尚未来及发挥，即于1938年病世。
   1938年，蒋百里写了《日本人》一文，在《大公报》上连载，曹聚仁对此文评价极高，称之为深刻剖析日本民族的佳作，《评传》里亦将其收录（但文后所标注的时间有问题）。文章先从自然、文化、民族性入手，重点记述明知维新以来日本的内政、社会、军事、外交等的演进。文章结尾使用了一个隐喻，并借一个老者之口说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考虑到当时日军的凛厉攻势以及当时国民党内部对日战和态度的摇摆与分歧，这一诫语可以想见一个知日派的良苦用心。
   曹聚仁的东西最近又在重读，或者说重新发现：他比那个时代一般新闻人既多了几分学者的眼光与识见，又多了战场前线的亲身经验。抛却他个人的政治倾向，他对从抗战到内战结束政治、军事领域及新闻圈、知识阶层的观察、梳理及分析，也很有意思。曹聚仁原在大学任教，淞沪战起即起笔从戎，担任战地记者，他非国民党员，但长期任职于中央社，抗战时期在赣南，与小蒋关系比较接近，后来加入民盟，1949年后选择定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