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之争中的诚与真

   这是一篇试图切入韩寒与方舟子之争的短文。在进入具体论题前，笔者想稍稍多花些笔墨，探讨一个文学批评上的案例。
   一．所谓的诚与真
    莎翁名剧《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个独特而意味深长的场景，处世圆滑、阴谋篡位的重臣波洛涅斯催促儿子欧雷提斯动身去巴黎，并谆谆告诫他诸多为人准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并不领父辈的情，表现得心不在焉。于是在对话即将结束时，波洛涅斯说出这样一段话：“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熟悉莎翁作品的读者或许会对这段话嗤之以鼻。为了夺取王位，波洛涅斯不仅把自己无辜的儿女连累致死，最后自己亦被哈姆雷特刺伤而亡，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的彼时之言，何以能够引人共鸣呢。
    但在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眼中，阐释文学经典的意义在于，她能够折射出社会与道德的复杂与多面：波洛涅斯这句掷地有声、诚恳真切之言，的确展示他的道德情怀。按照通俗的说法，即使是鳄鱼的眼泪，那一刻也算是感动鳄鱼的眼泪。
这个例子构成特里林的演讲著作《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的核心命题所在。所谓真诚，乃是指公开表达的情感和内心自我的一致，个体若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便无法达到这种状态。按波洛涅斯的话来讲，真诚就是“对你自己忠实”，就是让你在社会中扮演的“我”与内在的“自我”相一致。假若这种一致出现某种程度的分裂，甚至背离，那么批评家需要做出思想上的知性诊断。
相比较真诚所需的一致性，真实则是对真诚何以可能的验证。真实要求更繁重的道德经验，更苛刻的自我认识，更为明确的社会准则，真实更关注外部世界和人在其中的位置。简单来说，真实乃是现代性对于个人生活感悟的体验。
    然而，真诚与真实，两者始终受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与复杂人性的制约，特别当它遇到时代、社会、文化和媒介所导致的挤压碰撞时，问题更显突出：真诚的表达往往无法得到真实的青睐，而对真实的赞美与追求反过来将扭曲对于真诚的把握。随着现代媒介文化触角的不断延伸，虚幻的真实感不仅把一种所谓的普遍正义感四处延伸，而且在客观上削弱对于自我真诚表现的可能。
    理解特里林对于真诚和真实特性的洞察，对于我们重新审视“韩方之争”，或许就有了别样的意味。我们会发现，在这场论战中，质辩双方都在承受真诚与真实的双重考验。
    二．韩寒的真诚
    韩寒遭遇最为严峻的考验，乃是需自证青年时代文学创作中的真实性。在“打假英雄”方舟子及其附议者看来，若韩寒能自证其早期作品的时代特性愈多，则可能愈为真；若不能，则说明当年的韩寒并不具备这种表达的素养，延伸开就有捉人代笔的重大嫌疑。为了论证这种可能，众多的公共人士通过媒介，试图用各种规范性的知识和概念、推论和想象一个20世纪末市郊青年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世界，其中不乏严肃剧、推理剧、喜剧、乃至荒诞剧。但这些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其核心的主旨，诚如方舟子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所坦言，乃是要“摧毁大众文化中的韩寒神话”。只要论证真实的方法和工具足够多，量足够大，那么这种证据线性式的繁殖增长势必将淹没辩论方的声音。
    这种以掌握真实性而自鸣的质疑风格受到韩寒，乃至部分公众的强烈反驳，其中尤以被冠为“80后”一代的青年人所异议。方舟子们的社会想象在亲历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大变迁的80后看来，不啻是离现实世界最为遥远的陌生人。80后的集体特征，恕我陋言，乃是受时代“挤压”的一代。他们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空前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但缺乏了解前几代人所共有的社会政治事件记忆，缺乏经历八十年代文化热潮对于宏大叙述的偏好和理念启蒙的浸润，缺乏体验在当下中国社会走向结构化和固化之前的那种时代气质——这也部分地解释在反驳质疑韩寒的文章中，那些漂亮而无用的词汇少之又少的原因。但这种缺乏并不意味着80后对于时代特性的敏感和反抗的缺位，而且这种表达必然具有鲜明的80后烙印：个性、诙谐、反讽、同情心和尊重常识；而迷茫、焦虑、愤怒和不时流露的自我哀怨也是这代人所共享的经验，这些似乎看上去分裂乃至对立的形象，恰恰是真诚在时代特性中的无意识流露。真实无疑可以拨开真诚的诸多缺陷，但逼近的真实也会剥夺追求真诚所给予我们带来的愉悦和感动。
    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日益媒介化发展的趋势下，对待真诚的期许也变得日益困难，个体真诚似乎无需在栖身于自我的内心世界，而是被渴望真诚的社会公众所把持，所判断，所消费。凭借网络博客写作摘得公共事务批评家身份的韩寒，也正因为这种媒介化的表达获得光环与瞩目，被视作当下中国的民间意见领袖。但在严苛的真实标准下，韩寒在知性方面的缺憾无法用其表达的真诚而完全替代。韩寒以赛车手和公民身份感知社会变迁的经验性知识也不足以涵盖整个中国，这些都无须讳言。通过这次论辩，我们有理由需要韩寒反思，是否采取更为知性的方法理解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乃至分裂。韩寒一如既往地拥有他的敏锐和感性，这是他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天赋，但我们也期盼韩寒能够警惕自我表达中不经意流露的“杀戮心态”。从最新的博客文章中，已经能够看到这位跨入而立之年，身为人父的青年韩寒的微妙转型，并且呼吁时代的同路人（英文中有所谓的Fellow Traveler 对应）与他携手共鸣。我想，如果这些表达是真诚的，那么即使是最苛刻的检验标准，都将无损于这位青年独立和自由见解的可贵之处。
    三．方舟子的真实
    好的社会批评者，可能正如特里林所推崇的那样，需做一个真正的具有“夜视功能”的理性主义者：对待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必须首先经过思想的锤炼，其宗旨却不在于产生类型“答案”一般简单而令人振奋的东西。但方舟子显然不能苟同这种价值观。方舟子的打假行为不是寻求事物事件的本来面貌，而是要彻底揭露其内核深处的伪善。在我看来，与其把方舟子视作当代的牛虻，不如称其为我们时代的卢梭更为贴近。卢梭这类道德家的特征是自立自为，注重对人格的自我培养，能够在一个具有强制性规范的社会中能够自主挑选各种要素、意志和力量。故而我们发现，在这场论战中，方舟子不仅要苦心积虑地演绎和论证真伪韩寒的各种漏洞（当然他得到很多附议者的援助），而且更多看到的是他对“韩粉”及其现象的愤懑和嘲讽，并将之脸谱化、人格化、乃至绝对化。
    关于“韩粉”及其现象的存在，我并不持异议。这类支持者的人格特质，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所描述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后形成的他人导向型（又称随波逐流型）所特有的。这类人群的人格存在都是在捕捉由他同伴的舆论以及文化现象发出的种种信号，并力求与之同步，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自我，而只是一群学舌的鹦鹉。方舟子对这些人的“杀戮”，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但方舟子恰巧生活在一个虚拟网络权力生成和崛起的年代，他对于公共事务的最终看法带有浓重的绝对论色彩，且不是思辨的。这种绝对化的道德优越感，是否能够真实地呈现方舟子的真诚呢？恐怕未必。在本次论辩中，方舟子不仅没有对另一方抛出的反诘采取应有的缜密回复，反而陷入了一种以立场划分阵营和想象替代现实的逻辑怪圈里。我们惊讶于方舟子几天之内通过他的科学和理性头脑就能写出洋洋数千字的数篇考据文章，却对一些基本的事实缺陷熟视无睹，陶醉于同好之间的互相吹捧，以及此起彼伏的欢呼偶像坍塌的满足感。坦率的说，我无法把方舟子在此次论战中的形象与他以往涉入公共讨论中的真诚划上等号。方舟子在学术打假中取得“成功”的资本，主要依赖于他对现代西方学术体系规范知识的熟悉和掌握，而这种熟稔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恐怕就演变为对真实的垄断，并在潜意识中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一些在以往公共讨论中所不屑和排除的手段，在方舟子赋予真实的名义下激显出相当多的道德感，诸如公权力的封杀、无良媒体的操纵、司法权力的介入等等。这样的姿态，确实迷惑和引导了不少公众，可惜这些内容的真实一旦被第三方证伪，方舟子也就离真诚的彼岸渐行渐远了。
    四．结语
    在特里林看来，追求真实绝对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否定人类的思想本身，但同时它又是人类思想产生的幽暗源泉。作为经历过冷战年代美国麦卡锡反共思潮的著名知识分子，特里林的感悟不仅仅来自于文学世界中虚构的人物，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务亦能激起他的灵感。特里林曾劝诫他的读者，“即使最高尚的愿望之中，仍然存在着危险。”这意味着，一个好的公共讨论以及所起的作用，乃是在善举中寻觅到恶的踪迹，在恶行中寻觅到善的留痕，这也是特里林对发挥“夜视仪”作用的理性主义者的真诚之语。对于期盼韩寒和方舟能够为中国社会良知和进步贡献理性光芒的公众而言，从这场论战中相互汲取善和恶的养分，辨析诚与真在现实道德生活中的纠缠与复杂，或许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好的一堂文学赏析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