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长三角：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
长三角鱼米之乡的名片旧了，丢失了。稻花香里的蛙鸣，被“世界工厂”摧枯拉朽的推土机，以及轰隆隆的声响所湮灭。
长三角：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
文/章敬平
2003年11月21日，年逾花甲的曹志洪，像个诗人一样叹惋着故乡鱼米之乡的消失。
曹不是诗人，他是个科学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的故乡在浙江余姚，所有童年的记忆都存留在那里，客居南京将近半个世纪的他， 是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前任所长。
梦里江南梦里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他差不多全部在江南度过。他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他见证了江南鱼米之乡衰落的全过程。往昔的故乡，当下只是一个“风景旧曾谙”的记忆中的江南。清清的河水，黄黄的稻穗，田田的荷叶，嫩嫩的菱藕，在过去的20年里，一点点消失。他感叹，他儿时摸鱼捉虾的意趣，现在故乡的少年恐怕再也体味不到了。因为他成长的那个村庄，早已被钢筋水泥浇铸成一个现代化的郊区城镇了。
一周前，中科院办公厅根据他和他的同事周健民的研究，向中办和国办递交了一份信息专报，曹在内中说，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不能再减少了。
这样的话，他先前也说过，然而，稻田的遽减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距离曹志洪办公室30里外，是清代著名的江宁府，当下是南京市的一个区。最新一轮圈地运动中，江宁成了中国媒体的一个“反面典型”。2003年6月25日，全国土地日，一个《法制日报》的记者，来到据称正在“高速”圈地的江宁，目击了随处可见的拆迁后的废墟，荒芜的良田。他在文章中写道：农房变成了碎砖瓦砾，稻田被推土机推成了荒地，一个江南的鱼米之乡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该记者说，总规划面积高达800平方公里的四大经济开发区，蚕食了江宁一半以上的土地。
杭州市余杭区，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的发生地，是圈地运动中的另一个反面典型。1999年后的3年，余杭区“圈地”总计达到3.6万多亩，超过了杭州老市区最近10年的商品房供地量。
一调查者称，继1990年代初期的两次开发区“圈地热”之后，长江三角洲又出现新一轮的开发区“圈地热”，县改市、乡改镇的行政规划的调整，成了大量稻田转为城市楼盘和工厂的契机。据称，当长三角的媒体盛赞农民吃上自来水时，常有人咒骂记者无知，因为他们先前一头扎进去就可以喝的甜甜的河水，现在连牲畜都不能喝，他们的孩子也不能下河游泳了。
曹志洪说，农村自来水的污水处理率非常低，后遗症留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说，有过小时候在水乡吃鱼经历的成年人，往往不愿意买养殖的鱼，他们不知道，四处搜索到的所谓野生鱼更不能吃，养殖的鱼吃的是饲料，野生的鱼吃的却是被重污染的“毒物”。
曹志洪感叹，被叫做鱼米之乡的长三角没有了。那个田园牧歌式的江南，沉淀在1980年代以前的旧梦中，要找回梦中的江南，只有回到梦里寻。
“鱼米之乡”意味着落后？
长三角的圈地热，鱼米之乡的消失，是政府官员受政绩驱动的结果？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诸多受访者对《南风窗》说，这样的理解是偏颇的，虽然个别官员可能摆脱不了“圈地换取政绩进而谋私”的嫌疑，但就整个长三角而言，锻造中国制造业中心，是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造成的。官员们对稻田的圈占，往往是顺势而为。他们的初始动机，更多地来源于对物质财富的强烈愿望。
所有的官员们都踮起了脚尖，向前看。官方宣称，在苏南，以工业化为重心的社会发展进程，开始转向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的新阶段。一年前，《南风窗》在苏州大学座谈时教授们表示，除了那些在江南土生土长的教授们，人们似乎已淡忘了“鱼米之乡”曾是长三角的代名词。“鱼米之乡”只是一张地理书上的旧名片，现在长三角的人们更喜欢挥洒“世界工厂”这张并不确切的新名片。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无锡的日资高地，一个个展示后工业时代的项目，在一片片稻田上，向外资招手。
细心人发现，长三角很多城市的招商引资的资料上，早就不见鱼米之乡的踪影。翻阅无锡招商引资部门印制的精美的图册，看到的是东瀛岛国盛开的樱花，东渡的帆船。据悉，一些日本客商投资无锡，与他们青少年时代爱唱的《无锡旅情》有关，歌里唱道： “我已迈上了中国的旅程，驶向太湖畔水乡无锡。”然而，今天的无锡官方更愿意向他们展示樱花的美丽。今年春天，无锡首次举办了赏樱会。仲春4月，放眼望去，满目樱花如白雪覆盖枝头，微风吹过，如洁云飘浮在堤桥上。
无锡官方有关人士说，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招商宣传册上，有鱼米之乡的介绍。但近年来，主政的官员们越来越不喜欢提到这4个字，觉得那是农业文明的往事，和后工业文明是背道而驰的。一名低层官员猜测说，可能是领导觉得翻译出来不好听，直译就是盛产鱼和米的地方，让人觉得土里土气的。
常州市政府一名经济部门的官员认为，官方对外不愿提鱼米之乡是可以理解的。整个长江三角洲，谁愿意重提？即便是周庄、同里这样的江南水乡名镇，官员们还是把它们当作无烟的旅游经济来发展的，或者用来增加招商引资的筹码。工业和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因为考核官员的标准，早已从纯粹的政治向经济转移。今年始，浙江部分县市官员考核的标准，业已量化成GDP。鱼米之乡，对GDP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资料回答过这个疑问：2002年，长三角15个城市的GDP中，农业的贡献只有1/17。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到什么人跟我谈农业发展了，稻田，好像早就从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这位从事工业经济的常州官员说，“有些政府领导人在做报告的时候，连调整农业结构这样的官样文章，都懒得做。还提什么鱼米之乡？”
鱼米之乡似乎也无法再提。因为，传统农业在曾经以“鱼米之乡”著称于世的苏南已经消失。今夏发布这一结论的新华社的一篇文章称，到2005年，江南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过程”。长三角苏南版块和浙江北部杭嘉湖以及宁绍地区，将“基本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当下，长三角苏南版块按照人口划分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60%，快速逼近工业化国家。
与这个数字相对应的历史场景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已经或正在走出祖辈们辛劳耕作的稻田，别离世代居住的乡村家园，向城市迁移。
如此背景下，谈稻田，显得异常的不合时宜。尽管长三角种植水稻的历史已将近一万年。在长三角采访，谈到农业，官员们会跟你说现代农业，介绍郊区白茫茫一片的蔬菜园地，跟你谈高效的花卉经济。稻子，农民们不爱种，官员们不爱提。
你可以不喜欢水稻，但是国家《基本农田保护法》不能不顾，这部保护稻田的法律，在制造业带来的巨大利润面前，掉了一个头，去了江北经济不发达区域。这是一个说出来有趣听起来也有趣的事，江苏规定，如果苏南有1000亩基本农田被“工业化”了，那么苏南就要掏出1000亩的相应钱财，去苏北“购买”1000亩的指标，将之复垦。
受计划思维的“大局观”所支配，苏南的稻田急速减少。调查表明，1990年前后，苏南有50万亩稻田，到2003年仅剩下17万亩，一些新建的开发区、高尔夫球场等大量占用原本高产稳产的水稻田。
科学家与苏州市长的虚拟对话
忧虑稻田减少的曹志洪和他的同事周健民，呼吁官员尽快控制苏南稻田锐减的局面。显然，驱动他们的不是复古的思念农业文明的人文情怀，而是科学的判断。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根据他们在“973”重大项目研究中的发现，向高层呈交了编号179的信息专报：稳定水稻生产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曹说，无论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还是考虑到粮食安全，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都不能再减少了。
曹以一个科学家的名义说，苏南和长江三角洲到底需要多少稻田，还需要进一步测算，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稻田之少已经突破了底线。他特别提到了苏州，说那里的稻田少得可怜。
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器，他和他的同事们怎样才能让官员们接受减少工厂增加稻田的科学劝告？即便官方放弃政绩的考量，在GDP和生态之间，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面前，官员们的两难如何解决？
《南风窗》假定苏州市长杨卫泽向他问计，这位没有丝毫巧言令色之态的科学家，不紧不慢地作出他的虚拟回答。
“鱼米之乡”的稻田，是应对自然灾害的要求。地势、降水量、气候都适宜种植水稻的长三角，位居长江中下游，其腹地又有着浩瀚的太湖，雨季和汛期来临后，洪涝威胁巨大。长三角单季晚稻的种植季节，恰好与雨季和主汛期同步。依据常态测算，稻田可维持将近10厘米的水层，遇暴雨可达15厘米。每公顷稻田比旱地多蓄水1500立方米。据此推算，长三角地区“稻田水库”的总容量，相当于两个半太湖。
科学还告诉我们，稻田的人工湿地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郊区蔬菜园地看上去也是绿色的，但是它的肥料的污染远比水稻高，有的指标高了将近10倍。历史业已证明，稻作农业为主，渔猎蚕桑为辅的文明，是适合于长三角湿地生态系统的。如果坚持减少稻田，那么日后我们将发现，地面的沉降，城市热岛效应的增强，饮用水的变质，或是未来难以避免的“报应”。西方发达国家百年前污染了再治理的路，是教训，并非非走不可的老路。
南京大学有学者赞同曹的观点：“苏南人可以用钱让苏北替他们复垦，但是钱并不能改变苏南的降水量，苏南的气候，苏南的土壤。自然的安排，是不可能用土地调控的办法来解决的。长三角的官员们，都应该意识到，钱在大自然面前不是万能的。”
曹还虚拟跟杨卫泽说，每个官员都必须打破狭隘的地方思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认真思量粮食安全问题。长三角是粮食的主产地，这是1200毫米的降水量决定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藏粮于土”，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恢复农田的粮食生产能力。不能老是想着，有钱可以出去买。曹列举了日本的例子，政府宁愿让农田抛荒，给农民补贴，也不愿意他们将土地挪作他用，因为担心粮荒的时候，不能恢复种植能力。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粮荒不会出现。这样乐观的心态，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没有。前些日子，两个日本科学家还去他办公室，对日本粮食歉收深表忧虑。
曹还想对包括苏州市长在内的长三角的市长们说，种植水稻并不是落后的表征，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厌弃水稻。有水稻节的韩国还有一条著名的栽种水稻作为景观的街道，而不仅仅花大价钱进口名贵草木。他去拜访一个日本的专家，该专家住在郊区，房子虽小，前后却是宽阔的稻田。再者，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等城市，也是几个小时的经济圈，有些像中国的长三角，可是人家的水稻面积相当的大。
中国科学院的信息专报送呈高层已逾一周，很多知情者都期待科学家的意见可以赢得高层的重视，因为GDP考核标准不变的前提下，长三角地方官员自觉保护稻田的动机不是很足。曹在结束本刊的独家专访时一再表示，他并不想回到过去，重温江南鱼米之乡的旧梦，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信奉的是科学精神。
长三角：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
文/章敬平
2003年11月21日，年逾花甲的曹志洪，像个诗人一样叹惋着故乡鱼米之乡的消失。
曹不是诗人，他是个科学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的故乡在浙江余姚，所有童年的记忆都存留在那里，客居南京将近半个世纪的他， 是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前任所长。
梦里江南梦里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他差不多全部在江南度过。他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他见证了江南鱼米之乡衰落的全过程。往昔的故乡，当下只是一个“风景旧曾谙”的记忆中的江南。清清的河水，黄黄的稻穗，田田的荷叶，嫩嫩的菱藕，在过去的20年里，一点点消失。他感叹，他儿时摸鱼捉虾的意趣，现在故乡的少年恐怕再也体味不到了。因为他成长的那个村庄，早已被钢筋水泥浇铸成一个现代化的郊区城镇了。
一周前，中科院办公厅根据他和他的同事周健民的研究，向中办和国办递交了一份信息专报，曹在内中说，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不能再减少了。
这样的话，他先前也说过，然而，稻田的遽减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距离曹志洪办公室30里外，是清代著名的江宁府，当下是南京市的一个区。最新一轮圈地运动中，江宁成了中国媒体的一个“反面典型”。2003年6月25日，全国土地日，一个《法制日报》的记者，来到据称正在“高速”圈地的江宁，目击了随处可见的拆迁后的废墟，荒芜的良田。他在文章中写道：农房变成了碎砖瓦砾，稻田被推土机推成了荒地，一个江南的鱼米之乡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该记者说，总规划面积高达800平方公里的四大经济开发区，蚕食了江宁一半以上的土地。
杭州市余杭区，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的发生地，是圈地运动中的另一个反面典型。1999年后的3年，余杭区“圈地”总计达到3.6万多亩，超过了杭州老市区最近10年的商品房供地量。
一调查者称，继1990年代初期的两次开发区“圈地热”之后，长江三角洲又出现新一轮的开发区“圈地热”，县改市、乡改镇的行政规划的调整，成了大量稻田转为城市楼盘和工厂的契机。据称，当长三角的媒体盛赞农民吃上自来水时，常有人咒骂记者无知，因为他们先前一头扎进去就可以喝的甜甜的河水，现在连牲畜都不能喝，他们的孩子也不能下河游泳了。
曹志洪说，农村自来水的污水处理率非常低，后遗症留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说，有过小时候在水乡吃鱼经历的成年人，往往不愿意买养殖的鱼，他们不知道，四处搜索到的所谓野生鱼更不能吃，养殖的鱼吃的是饲料，野生的鱼吃的却是被重污染的“毒物”。
曹志洪感叹，被叫做鱼米之乡的长三角没有了。那个田园牧歌式的江南，沉淀在1980年代以前的旧梦中，要找回梦中的江南，只有回到梦里寻。
“鱼米之乡”意味着落后？
长三角的圈地热，鱼米之乡的消失，是政府官员受政绩驱动的结果？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诸多受访者对《南风窗》说，这样的理解是偏颇的，虽然个别官员可能摆脱不了“圈地换取政绩进而谋私”的嫌疑，但就整个长三角而言，锻造中国制造业中心，是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造成的。官员们对稻田的圈占，往往是顺势而为。他们的初始动机，更多地来源于对物质财富的强烈愿望。
所有的官员们都踮起了脚尖，向前看。官方宣称，在苏南，以工业化为重心的社会发展进程，开始转向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的新阶段。一年前，《南风窗》在苏州大学座谈时教授们表示，除了那些在江南土生土长的教授们，人们似乎已淡忘了“鱼米之乡”曾是长三角的代名词。“鱼米之乡”只是一张地理书上的旧名片，现在长三角的人们更喜欢挥洒“世界工厂”这张并不确切的新名片。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无锡的日资高地，一个个展示后工业时代的项目，在一片片稻田上，向外资招手。
细心人发现，长三角很多城市的招商引资的资料上，早就不见鱼米之乡的踪影。翻阅无锡招商引资部门印制的精美的图册，看到的是东瀛岛国盛开的樱花，东渡的帆船。据悉，一些日本客商投资无锡，与他们青少年时代爱唱的《无锡旅情》有关，歌里唱道： “我已迈上了中国的旅程，驶向太湖畔水乡无锡。”然而，今天的无锡官方更愿意向他们展示樱花的美丽。今年春天，无锡首次举办了赏樱会。仲春4月，放眼望去，满目樱花如白雪覆盖枝头，微风吹过，如洁云飘浮在堤桥上。
无锡官方有关人士说，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招商宣传册上，有鱼米之乡的介绍。但近年来，主政的官员们越来越不喜欢提到这4个字，觉得那是农业文明的往事，和后工业文明是背道而驰的。一名低层官员猜测说，可能是领导觉得翻译出来不好听，直译就是盛产鱼和米的地方，让人觉得土里土气的。
常州市政府一名经济部门的官员认为，官方对外不愿提鱼米之乡是可以理解的。整个长江三角洲，谁愿意重提？即便是周庄、同里这样的江南水乡名镇，官员们还是把它们当作无烟的旅游经济来发展的，或者用来增加招商引资的筹码。工业和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因为考核官员的标准，早已从纯粹的政治向经济转移。今年始，浙江部分县市官员考核的标准，业已量化成GDP。鱼米之乡，对GDP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资料回答过这个疑问：2002年，长三角15个城市的GDP中，农业的贡献只有1/17。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到什么人跟我谈农业发展了，稻田，好像早就从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这位从事工业经济的常州官员说，“有些政府领导人在做报告的时候，连调整农业结构这样的官样文章，都懒得做。还提什么鱼米之乡？”
鱼米之乡似乎也无法再提。因为，传统农业在曾经以“鱼米之乡”著称于世的苏南已经消失。今夏发布这一结论的新华社的一篇文章称，到2005年，江南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过程”。长三角苏南版块和浙江北部杭嘉湖以及宁绍地区，将“基本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当下，长三角苏南版块按照人口划分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60%，快速逼近工业化国家。
与这个数字相对应的历史场景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已经或正在走出祖辈们辛劳耕作的稻田，别离世代居住的乡村家园，向城市迁移。
如此背景下，谈稻田，显得异常的不合时宜。尽管长三角种植水稻的历史已将近一万年。在长三角采访，谈到农业，官员们会跟你说现代农业，介绍郊区白茫茫一片的蔬菜园地，跟你谈高效的花卉经济。稻子，农民们不爱种，官员们不爱提。
你可以不喜欢水稻，但是国家《基本农田保护法》不能不顾，这部保护稻田的法律，在制造业带来的巨大利润面前，掉了一个头，去了江北经济不发达区域。这是一个说出来有趣听起来也有趣的事，江苏规定，如果苏南有1000亩基本农田被“工业化”了，那么苏南就要掏出1000亩的相应钱财，去苏北“购买”1000亩的指标，将之复垦。
受计划思维的“大局观”所支配，苏南的稻田急速减少。调查表明，1990年前后，苏南有50万亩稻田，到2003年仅剩下17万亩，一些新建的开发区、高尔夫球场等大量占用原本高产稳产的水稻田。
科学家与苏州市长的虚拟对话
忧虑稻田减少的曹志洪和他的同事周健民，呼吁官员尽快控制苏南稻田锐减的局面。显然，驱动他们的不是复古的思念农业文明的人文情怀，而是科学的判断。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根据他们在“973”重大项目研究中的发现，向高层呈交了编号179的信息专报：稳定水稻生产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曹说，无论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还是考虑到粮食安全，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都不能再减少了。
曹以一个科学家的名义说，苏南和长江三角洲到底需要多少稻田，还需要进一步测算，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稻田之少已经突破了底线。他特别提到了苏州，说那里的稻田少得可怜。
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器，他和他的同事们怎样才能让官员们接受减少工厂增加稻田的科学劝告？即便官方放弃政绩的考量，在GDP和生态之间，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面前，官员们的两难如何解决？
《南风窗》假定苏州市长杨卫泽向他问计，这位没有丝毫巧言令色之态的科学家，不紧不慢地作出他的虚拟回答。
“鱼米之乡”的稻田，是应对自然灾害的要求。地势、降水量、气候都适宜种植水稻的长三角，位居长江中下游，其腹地又有着浩瀚的太湖，雨季和汛期来临后，洪涝威胁巨大。长三角单季晚稻的种植季节，恰好与雨季和主汛期同步。依据常态测算，稻田可维持将近10厘米的水层，遇暴雨可达15厘米。每公顷稻田比旱地多蓄水1500立方米。据此推算，长三角地区“稻田水库”的总容量，相当于两个半太湖。
科学还告诉我们，稻田的人工湿地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郊区蔬菜园地看上去也是绿色的，但是它的肥料的污染远比水稻高，有的指标高了将近10倍。历史业已证明，稻作农业为主，渔猎蚕桑为辅的文明，是适合于长三角湿地生态系统的。如果坚持减少稻田，那么日后我们将发现，地面的沉降，城市热岛效应的增强，饮用水的变质，或是未来难以避免的“报应”。西方发达国家百年前污染了再治理的路，是教训，并非非走不可的老路。
南京大学有学者赞同曹的观点：“苏南人可以用钱让苏北替他们复垦，但是钱并不能改变苏南的降水量，苏南的气候，苏南的土壤。自然的安排，是不可能用土地调控的办法来解决的。长三角的官员们，都应该意识到，钱在大自然面前不是万能的。”
曹还虚拟跟杨卫泽说，每个官员都必须打破狭隘的地方思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认真思量粮食安全问题。长三角是粮食的主产地，这是1200毫米的降水量决定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藏粮于土”，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恢复农田的粮食生产能力。不能老是想着，有钱可以出去买。曹列举了日本的例子，政府宁愿让农田抛荒，给农民补贴，也不愿意他们将土地挪作他用，因为担心粮荒的时候，不能恢复种植能力。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粮荒不会出现。这样乐观的心态，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没有。前些日子，两个日本科学家还去他办公室，对日本粮食歉收深表忧虑。
曹还想对包括苏州市长在内的长三角的市长们说，种植水稻并不是落后的表征，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厌弃水稻。有水稻节的韩国还有一条著名的栽种水稻作为景观的街道，而不仅仅花大价钱进口名贵草木。他去拜访一个日本的专家，该专家住在郊区，房子虽小，前后却是宽阔的稻田。再者，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等城市，也是几个小时的经济圈，有些像中国的长三角，可是人家的水稻面积相当的大。
中国科学院的信息专报送呈高层已逾一周，很多知情者都期待科学家的意见可以赢得高层的重视，因为GDP考核标准不变的前提下，长三角地方官员自觉保护稻田的动机不是很足。曹在结束本刊的独家专访时一再表示，他并不想回到过去，重温江南鱼米之乡的旧梦，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信奉的是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