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 民权词义考 97—100
中国的民权言者借来了西方的词汇,而消化的方式则是中国的。“开明智”是典型的中国语言,与西方的“启蒙”有着不同的路向。“启蒙”(enlightenment)的原意是“点亮”、“弹去灰尘”的意思。康德在回答何为启蒙运动时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中略)
中国的“开明智”与之有着不同的喻指。“开明智”中的“民”不同于西方“启蒙”中的人,民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性光源之体,而是一个不靠别人“引导”(准确地说是教化)永远处于混沌状态的不觉者。在中国文化中,“民”字有许多同源字,都有“迷蒙和混乱”的意思,如“泯”、“惽”等,甚至作为玉的“珉”也往往被称为假玉,由于它们缺少真正的光泽,因而君子不屑一顾(《荀子·法行》)。几种古代经典还定义“民”为“冥”或者“冥”的同源字“瞑”,即黑暗和混沌的意思。董仲舒曾说过:
民之号取之瞑也。使性而己善,则何故以瞑为号?……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质而不可谓善……民之为言,固有瞑也。随其名号以入其理,则得之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西周文字中的“民”指瞎了的眼睛,因为它没有瞳子。“民”是缺少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瞳子的人。段玉裁认为,《说文》把“民”定义为“众萌”,特别用了“萌”字以表示精神上的黑暗和无知。“萌”字的第二个意思是“发芽”,这和董仲舒把“民”说成可以唤醒的沉睡着的人是一致的。同样有关民的认知也可以转化为中国近代性的民权话语。
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话语里,人被分成三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而后一种类型就与中国文化中的“民”同义:
这四万万人当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觉的人,多数的人也不是后知后觉的人,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四万万人。大家想想现在地四万万人,就政权一方面说,是像什么人呢?照我看来,这四万万人都像阿斗。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第139页)。
在这种语境(context)之下,孙中山说出了其他民权言者所谓“开智”的真正意蕴:
民权思想,虽然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欧美的民权问题,至今还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想出了办法,知道人民要怎么样,才对于政府可以改变态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那才能避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同书,第145页)。
(中略)
中国过去的圣人们对百姓的读书识字不感兴趣,现在的圣人们的“开民智”则是要把人彻底变成瞎子,以便于他们永远需要引领者。当我们为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话语感到欣慰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那些被视为“尊贵的人”都是些没有瞳子的盲人。中国的民权意蕴由“开民智”的言路全部托出了。……
可以这样说,近代以来的民权言论在本性上并未脱离中国的“圣人政治论”的路数,如果要在民权与一般政治之间再作细微的分别,那么前者就是“圣人民权论”。这也让我记起了庄子的话:
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中略)
中国的“开明智”与之有着不同的喻指。“开明智”中的“民”不同于西方“启蒙”中的人,民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性光源之体,而是一个不靠别人“引导”(准确地说是教化)永远处于混沌状态的不觉者。在中国文化中,“民”字有许多同源字,都有“迷蒙和混乱”的意思,如“泯”、“惽”等,甚至作为玉的“珉”也往往被称为假玉,由于它们缺少真正的光泽,因而君子不屑一顾(《荀子·法行》)。几种古代经典还定义“民”为“冥”或者“冥”的同源字“瞑”,即黑暗和混沌的意思。董仲舒曾说过:
民之号取之瞑也。使性而己善,则何故以瞑为号?……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质而不可谓善……民之为言,固有瞑也。随其名号以入其理,则得之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西周文字中的“民”指瞎了的眼睛,因为它没有瞳子。“民”是缺少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瞳子的人。段玉裁认为,《说文》把“民”定义为“众萌”,特别用了“萌”字以表示精神上的黑暗和无知。“萌”字的第二个意思是“发芽”,这和董仲舒把“民”说成可以唤醒的沉睡着的人是一致的。同样有关民的认知也可以转化为中国近代性的民权话语。
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话语里,人被分成三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而后一种类型就与中国文化中的“民”同义:
这四万万人当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觉的人,多数的人也不是后知后觉的人,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四万万人。大家想想现在地四万万人,就政权一方面说,是像什么人呢?照我看来,这四万万人都像阿斗。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第139页)。
在这种语境(context)之下,孙中山说出了其他民权言者所谓“开智”的真正意蕴:
民权思想,虽然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欧美的民权问题,至今还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想出了办法,知道人民要怎么样,才对于政府可以改变态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那才能避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同书,第145页)。
(中略)
中国过去的圣人们对百姓的读书识字不感兴趣,现在的圣人们的“开民智”则是要把人彻底变成瞎子,以便于他们永远需要引领者。当我们为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话语感到欣慰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那些被视为“尊贵的人”都是些没有瞳子的盲人。中国的民权意蕴由“开民智”的言路全部托出了。……
可以这样说,近代以来的民权言论在本性上并未脱离中国的“圣人政治论”的路数,如果要在民权与一般政治之间再作细微的分别,那么前者就是“圣人民权论”。这也让我记起了庄子的话:
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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