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序（转帖）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序（转帖）
王君承军新成《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凡四十万言，请序于余，余亦何能序君之书？唯王君曩曾受教于余，卒业后，虽餬口四方，而书疏频繁，凡学有疑难及研究计划，辄谦恭下问，故余于此书之撰集，知之甚谂，盖有不能辞者。
余之初识王君，当在乙酉，时受高梧主任之托，承乏为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级诸君讲授《训诂学》，凡十八周，周二课时。惟彼时为大课，数百人济济一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印象中，直至该学期课程结束，似与王君亦从未有私下过从。
如是数年。某日，余忽接一短信，自称为“历史系学生，最近写了一些文章，希望能予以批评指正”云云，余即告以电子信箱，自是始知其人，而交往渐密焉。
丁亥，王君入湖北《三峡文学》编辑部，此于基层地方院校之学生，已为理想之栖身之所，然王君终因志趣不同，有妨学术研究，旋即辞职返川，摒弃俗务，壹意于《年谱》之撰集。
平心而论，余于王君最初之选择，甚为矛盾。若论余之本怀，则余于当前各基层地方院校普遍自甘堕落，以解決学生就业为唯一办学宗旨之举，极为不解，以为基层地方院校之办学目的与责任，虽未必要求学生将来尽数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然仍宜以培养学生之研究兴趣，增进其对本专业学术之了解为要务。若惟以衣食利禄之道教人，窃恐“穷斯滥矣”。且学问之道，千门万户，无往而不在，基层地方院校学生亦何遽不能哉？在昔硕学鸿儒，不入名校，未亲名师，艰苦力学，终有所成者，亦夥颐。今王君不为流俗左右，处饥寒之地，寻孔颜之乐，余实至为感动。然余教授基层地方院校有年矣，耳闻目睹，又深感当前之学术环境，大非昔比，一卒业于基层地方院校之“社会青年”，欲业余从事学术研究，谈何容易？纵学有所成，恐亦难以此获取谋身之资。
不佞受性椎魯，迄今为止，仅接受过两年之大学专科教育，且彼时学校，课时极少，非若今之学堂，科目烦杂，一似欲将学生未来可能从事之职业所需知识尽数相授，致生徒常如蝜蝂承重，困剧疲极者。故余之知识，实更多得自于课外诸先生之指点。记庚辰之前，余时尚处学界之外，供职于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局某下属单位，尝冒昧向北京大学吴小如、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苏州大学王继如等先生发函求教，诸先生无不悉心作答，残膏剩馥，益我弘多。犹忆某次电话中向四川大学张永言先生请教时，张先生甚至热情邀请便中可去其家中详谈。更无论业师蒋宗许先生二十余年来，在学业及工作中给予余之始终不懈之关怀，俾枯木朽株，亦知努力，继以猥劣之姿，得窃上庠。凡此种种，余“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古人云“无师自成”，夫岂真“无师”耶？殆不必定依官学而成也。
若此，欲求之今日，乌可再得哉？是又不能不为王君虑也，故尝反复规劝之。然王君痴心向学，失志不回。日奔走于各图书馆之间，借书、访书、抄书、购书、鬻书、再购书，几成当时生活之全部。虽或箪瓢屡空，饔飧不继，而撰著不辍。朱子云：“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工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也。人谓齐人弱，田单乃因其弱以取胜，今日三万灶，明日二万灶，后日一万灶。又如韩信特地送许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胜。学者若有丝毫气在，必须进力！除非无了此气，只口不会说话，方可休也。因举浮屠语曰：‘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若王君者，可谓近之矣。
所幸王君在《年谱》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四方同道之襄助，“诸君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囷，不索借书之瓻”。呜呼！孰知古风古道，今犹未替耶？故寒暑屡易，涓涓细流，汇为溪河。一代鸿儒之生平履迹及与并世学者之往还，亦始得首彰于世，自谓其功当非浅矣。罗志田教授尝言：“对研究历史未入门者，也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下列诸人都是通人。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钱基博、陈垣、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然“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虽其中或不无疏舛，然创始者其惟艰，而后继者易为功，此亦为学之常，又奚足病哉？今试请读者诸君先拈却胸中先存之“基层地方院校”、“青年学人”数字，平心静读此书，则此书果何如哉？
闻君尚有研究蜀地历史文化之著作数种，已积稿盈尺，且将次第成书，余因更有所望焉。
是为序。
袁津琥
时辛卯正月下浣于时过独学斋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即出）
王君承军新成《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凡四十万言，请序于余，余亦何能序君之书？唯王君曩曾受教于余，卒业后，虽餬口四方，而书疏频繁，凡学有疑难及研究计划，辄谦恭下问，故余于此书之撰集，知之甚谂，盖有不能辞者。
余之初识王君，当在乙酉，时受高梧主任之托，承乏为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级诸君讲授《训诂学》，凡十八周，周二课时。惟彼时为大课，数百人济济一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印象中，直至该学期课程结束，似与王君亦从未有私下过从。
如是数年。某日，余忽接一短信，自称为“历史系学生，最近写了一些文章，希望能予以批评指正”云云，余即告以电子信箱，自是始知其人，而交往渐密焉。
丁亥，王君入湖北《三峡文学》编辑部，此于基层地方院校之学生，已为理想之栖身之所，然王君终因志趣不同，有妨学术研究，旋即辞职返川，摒弃俗务，壹意于《年谱》之撰集。
平心而论，余于王君最初之选择，甚为矛盾。若论余之本怀，则余于当前各基层地方院校普遍自甘堕落，以解決学生就业为唯一办学宗旨之举，极为不解，以为基层地方院校之办学目的与责任，虽未必要求学生将来尽数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然仍宜以培养学生之研究兴趣，增进其对本专业学术之了解为要务。若惟以衣食利禄之道教人，窃恐“穷斯滥矣”。且学问之道，千门万户，无往而不在，基层地方院校学生亦何遽不能哉？在昔硕学鸿儒，不入名校，未亲名师，艰苦力学，终有所成者，亦夥颐。今王君不为流俗左右，处饥寒之地，寻孔颜之乐，余实至为感动。然余教授基层地方院校有年矣，耳闻目睹，又深感当前之学术环境，大非昔比，一卒业于基层地方院校之“社会青年”，欲业余从事学术研究，谈何容易？纵学有所成，恐亦难以此获取谋身之资。
不佞受性椎魯，迄今为止，仅接受过两年之大学专科教育，且彼时学校，课时极少，非若今之学堂，科目烦杂，一似欲将学生未来可能从事之职业所需知识尽数相授，致生徒常如蝜蝂承重，困剧疲极者。故余之知识，实更多得自于课外诸先生之指点。记庚辰之前，余时尚处学界之外，供职于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局某下属单位，尝冒昧向北京大学吴小如、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苏州大学王继如等先生发函求教，诸先生无不悉心作答，残膏剩馥，益我弘多。犹忆某次电话中向四川大学张永言先生请教时，张先生甚至热情邀请便中可去其家中详谈。更无论业师蒋宗许先生二十余年来，在学业及工作中给予余之始终不懈之关怀，俾枯木朽株，亦知努力，继以猥劣之姿，得窃上庠。凡此种种，余“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古人云“无师自成”，夫岂真“无师”耶？殆不必定依官学而成也。
若此，欲求之今日，乌可再得哉？是又不能不为王君虑也，故尝反复规劝之。然王君痴心向学，失志不回。日奔走于各图书馆之间，借书、访书、抄书、购书、鬻书、再购书，几成当时生活之全部。虽或箪瓢屡空，饔飧不继，而撰著不辍。朱子云：“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工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也。人谓齐人弱，田单乃因其弱以取胜，今日三万灶，明日二万灶，后日一万灶。又如韩信特地送许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胜。学者若有丝毫气在，必须进力！除非无了此气，只口不会说话，方可休也。因举浮屠语曰：‘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若王君者，可谓近之矣。
所幸王君在《年谱》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四方同道之襄助，“诸君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囷，不索借书之瓻”。呜呼！孰知古风古道，今犹未替耶？故寒暑屡易，涓涓细流，汇为溪河。一代鸿儒之生平履迹及与并世学者之往还，亦始得首彰于世，自谓其功当非浅矣。罗志田教授尝言：“对研究历史未入门者，也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下列诸人都是通人。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钱基博、陈垣、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然“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虽其中或不无疏舛，然创始者其惟艰，而后继者易为功，此亦为学之常，又奚足病哉？今试请读者诸君先拈却胸中先存之“基层地方院校”、“青年学人”数字，平心静读此书，则此书果何如哉？
闻君尚有研究蜀地历史文化之著作数种，已积稿盈尺，且将次第成书，余因更有所望焉。
是为序。
袁津琥
时辛卯正月下浣于时过独学斋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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