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是书，封底是生活】我的签名书

                
                
                
                
　　马按：20120129收到“让书籍走进生活，让阅读成为习惯”新青年杯有奖征文获奖证书，以及收入《我的签名书》的优秀征文集《墨语书香》（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11月1版1印，定价36元）。该活动由第二十一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大型活动部承办，新青年期刊出版总社协办。《我的签名书》获三等奖，奖金五百元。
　　
　　我的签名书
　　
　　马国兴
　　
　　书来到我们手上，就好像我们去了远方。
　　我书架上的书，大都是我游访各地书店或旧书摊的结果。有了时空的间距，许多书我已淡忘了当初请它们回来的心情，但每当仰望这个队列，即便不翻阅，胸中是盈盈地欣悦，思绪也随之四散蔓延。书架上分明不再只是书的陈列，也有着过往岁月的铺排，让人感叹。
　　请回来一本书，我必加盖藏书印，或题上自己的名字，记下购买的时间和地点。至于作者题签，我并不强求，一切随缘了。
　　我的第一本作者签名书，是刘金忠的诗集《爱的抽屉》。其时我上高三，正痴迷于文学，听说焦作日报副刊部主任刘金忠来博爱签名售书，带着钞票和习作便去了。《爱的抽屉》用的是香港的书号，我当时对此颇为讶异，疑惑他为什么不选择内地的出版社——出书的难处，我是后来才能理解和体会的。我买了《爱的抽屉》，让其签了名，递上习作，请其批评。到这买书的人极少，所以他能当场翻翻我的东西，并提出意见。他说了几句长处和不足，下定判语，如果让他当责任编辑，我这些诗文都不会发表。听说我面临高考，他又语重心长地劝我，暂时远离文学，全身心投于学习，上了大学再写作也不迟云云。有些失落有些沮丧，带着第一本作者签名书，我转身离开。
　　后来，我到省会求学，书一直买着读着，也间或写些文字，不过已去了不少虚火。再后来，成为郑州三联书店的一员，经眼更多的书更多的事，不断成长。某日在店里翻书，以熟悉业务，忽然发现某当代名人自传的扉页，签了传主的名字，明显不是印上去的，而是后写的，并且店里他的几本书，有的签了有的又没签——我十分惊诧，开始还以为哪位店员搞恶作剧，询问一圈，排除了这种猜测。我苦思冥想了半天，试图还原它的“前世”：出版社请作者到某书店签名售书，调了很多书过来，但是捧场的读者不多，冷场可太难堪了，怎么办呢，忙找来社里编辑和书店店员充数，一一捧着本书排队签名；散场后，这些书被书店退回社里，发行部再将其发往其他书店。那些人可算是“书托”，我真担心作者热心地询问对方名字，非要题上款可如何是好，不过也许作者心知肚明，维护着虚假繁荣，“看透别说透，还是好朋友”，呵呵。
　　来往书店的读者，少不了当地的文化名人，我也因此先后获赠了他们的签名书。有很多我拿回家随手一塞了事，认真读过的，有《一岁等于一生》（老张斌著）、《南街村话语》（张宇著）、《生存的诗意》（孙荪著），等等。郑州的文化活动很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郑州三联书店薛正强先生促成的“越秀学术讲座”。这个讲座至今已坚持了十余年，先后由沈昌文先生和李辉先生主持，遍邀海内外学界名家来郑讲学。那时每有讲座，我总是电话通知一圈书店的老读者，乃至上门送上请柬，但自己由于工作时间与兴趣的原因，参与的次数屈指可数。既去了，便少不了追星的举动，合影签名之类。检视我的书架，经由“越秀学术讲座”而得的签名书，不过三本：《顺生论》（张中行著）、《守望的距离》（周国平著）、《黄永玉散文》（黄永玉著）。
　　当年周国平先生的讲座题目为《哲学与精神生活》，收入《安静》一书时，更名为《哲学是永远的追问》，不过文后记述的讲座时间有误，并非1997年10月30日，而是9月30日。那天，他来“越秀学术讲座”时，带着刚刚订婚的第三任夫人郭红，所以在交流时段，大家的提问便偏重于此，显得很娱乐。大约是这种氛围影响了我，讲座后，请周国平题签《守望的距离》毕，忽发奇想，让周夫人也签个名岂不完满？“不不不！他的书我不能签！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不掺和！”得，人家是周夫人，更是郭红，那就算了吧。而去听黄永玉的讲座时，除了《黄永玉散文》，我还准备了三联书店出版的吕吉人的国画明信片《凤凰春晓》，后来请黄永玉先生在上面也签了名，颇为自得——在那画作上，吕吉人写道：“春节时，与春彦等友访永玉老故乡，同黄老漫步沱江畔得此稿。”
　　书架上的签名书，有一些缘自各地师友的馈赠。这些书是我们友情的见证和纽带，自然，我会善待它们，不会让它们睡大觉的。重点说说黄玉峰。1999年4月22日，《中国青年报》第五版“冰点”栏目，刊发了记者冯玥的报道《语文教学的叛徒》，其主人公黄玉峰的语文教学模式吸引了我。黄玉峰当时是复旦大学附中高二（三）班的语文老师，他“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实践着“大语文”的教学，其所取得的效果引人瞩目。三班同学在当初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收到了署名“你的朋友黄玉峰”的简函：“祝贺你进入附中修炼。愿我们为改变语文教学落后、人文素质低下的现状而共同努力”——漂亮的毛笔行书写在古色古香的宣纸信笺上，昭示了他们将拥有不一样的语文课。果然，除了统一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语文课没有考试，也从来不做各种模拟试卷；在课本之外，黄玉峰补充了古今中外数百篇文章，却不讲教材里的某些课文，只要大家看懂即可；几十位沪上名家先后到班上，讲述自己读书治学的心得；每周有固定的时间练习书法、学国画和篆刻，每周有一节语文课到图书馆看书……
　　心向往之，心向往之啊。如果在学生时代，我要遇上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语文课，那该多好！便提笔给黄玉峰老师写信，表达自己的敬意，因为不知道黄玉峰的具体地址，对他能否收到信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不曾想，发信后不久的5月6日，我意外地收到了黄玉峰寄来的包裹——一本他主编的《诗情画意》，两本他指导三班同学办的班刊《读书做人》。《诗情画意》是上海教育电视台同名节目的讲稿结集，以师生对话形式解析古代诗歌和绘画，这本书大约就是他的教育的一个副产品吧。当时我所在的书店是有这本书的，销的还不错，只是我从来没有注意编著者——心里没有，眼里就没有啊。黄玉峰的书法很不错，这从他的题签即可看出。再翻《读书做人》，更是吓了我一跳：《平和恬淡——周作人人文主义思想讨论》、《从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禅宗兴盛之原因》、《略论民与神的关系》、《初探唐代的“酒文化”》……这是高中生的文章吗？黄玉峰说: “也许在真正的研究者看来，他们的东西还很稚嫩，没关系，我主要让学生有一种体验，一种创新的体验、一种研究学问的体验和成就感，这就够了。”
　　其后多年，因为俗事的羁绊，我就没再和黄玉峰联系，只是看他编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闲时翻翻，权当面受教诲。媒体上也不见了他的动向，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争论渐渐平息，他的事业注定是寂寞的。三班的学生，如今也该大学毕业了，他们未必会成为书画家、作家，但是，“随着这些学生的成长，他们如何对待世界，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问题，都会不一样”——陈思和的评价颇为中肯。
　　历届全国书市，往往聚集了很多名家，也因此诞生了不少签名书。我原来在书店时做的是采购，后来到杂志社从事发行工作，参加全国书市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我还趁机寻到感兴趣的作者，买了他的书让其题签。这么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多年来也累积了不少。记点这些书题签前后的经历与感受吧。
　　我接触韦尔乔，是从他和王玉北合作的《西方哲理漫画》开始的，一见倾心。有人认为他的画风承继丰子恺，而我却从中看到了房龙。王玉北评价韦尔乔说，他把素描提升到了灵描的高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通常为技术所累的职业画家所无法达到的境地——我认为是恰切的。在第十一届全国书市上，见韦尔乔在签售《西方哲理漫画》，我忙去买了他的《思想的芦苇》、《爽呆了》，上前让他签名。我问他，这两本的内容和《西方哲理漫画》有没有重复，他回答，绝对没有。那次我之所以没有买《西方哲理漫画》，是因为之前买过了，更确切的说是买过前三本——《西方哲理漫画》共六册，先出的三册有平装与精装两种版本（我买的是平装本），出齐后上市的却全为精装的了，虽有单本定价，实际却不单卖。这着实害苦了我，几年以后，我看实在无望配齐全套，索性又买来一套精装版的。郁闷！
　　某日闲翻《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二期），看目录有一篇《尔乔走了》，一惊：莫不是韦尔乔？再看作者，王玉北，韦尔乔的“黄金搭档”，应是他无疑。果然如是。2007年8月29日，韦尔乔因肺癌医治无效驾鹤西去，终年四十三岁。我太闭塞了。不禁为韦尔乔感到惋惜。“我总设想，我将来要出的书里，肯定要有插图存在，就如同韦尔乔的风格——也许将来我们有合作的机会？”回过头来再看我当年题于《爽呆了》的文字，感叹不已。
　　每次出行，我必带一本书，一路走来一路读。去乌鲁木齐参加第十六届全国书市，我带的是刘亮程的新著《虚土》。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旅途时光是一方面，此外，也期望能在书市上见到刘亮程，请其题签。不料，书市组委会安排的活动里，并没有刘亮程的。我不甘心，联系了一位书友，讨得刘亮程的联系方式，几经周折，终于和他在某广场旁边的大排档会面。喝啤酒聊天之余，我取出了《虚土》和在乌鲁木齐新买的《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提笔，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在《一个人的村庄》上写下一句话：“无论谁种的麦子熟了，谷香都会弥漫在空气里。”
　　一年换一个城市承办的全国书市，一直到第十八届，终于来到郑州，来到我的身边。组委会和出版社照旧请了许多名人与会，或签售或讲座，其中，由郑州晚报主办的“中州大讲堂”（第三期）请来的蔡志忠，勾起了我感恩的情感，2008年4月27日下午，便带着数码相机和录音笔，前往拜见聆听，好似拜见和聆听自己的青春。此前，在家怎么也找不到《漫话蔡志忠》一书，只捡得《庄子说》，随身带着。来的人可真不少，能容纳三百人的讲座厅满满当当的。很多孩子和家长一起来了，人家都称呼着“蔡爷爷”，想拜师学艺，弄得我也显得小孩气，只觉得有些无聊。想放弃让他题签，最终还是在讲座后挤到跟前，让蔡志忠在《庄子说》上签名留念。而讲座上，听着蔡志忠豪言要为中国人夺取诺贝尔奖，只觉得青春偶像与自己渐行渐远，颇为失落。也许，亲近一个人，真的未必要见面，只需细阅他的作品即可。《漫话蔡志忠》里蔡志忠的经历对我的影响，要比他的漫画作品深许多。让我再温习一遍他在书中的话语吧：“如果我只是一株蒲公英小草，我才不会理会隔壁那棵大树，我会专心做我的小草。”
　　贾平凹在《乐而开笑》里，记述了一则关于签名书的趣事，说是签名书流落街头旧书摊，作者见了，买下再次签赠给那个人。生活中恐怕很少有如此举动的作者，不过，市场上流转的签名书却并不少见，到旧书网上转转便知。某日，我到北京潘家园，逛旧书市场，偶翻《穆斯林箴言妙语录》（汪玉林、马兰选编），忽见扉页有第一编者汪玉林的签名，题赠给“俊林女士”，再翻翻内容，可以一阅，便以两元拿下。还有一天，我到郑州图书城转，在某批发店闲翻新书，惊见某本《安静》扉页有周国平的题签，上款赫见此店经理的名字——此人并非读书人，能得此签名书，大约缘于出版商组织的作者与发行商的联谊活动，但他（或者店里其他人）不明就里，顺手放在店里销售——我想想挺有意思，虽非题签给我的，还是出手将其带回。
　　说了这么多签名书，都逃不出“作者签给别人”的范畴，有没有“作者签给自己”的签名书呢？某日翻看《出版人》（总第55期），“封面报道”是王小峰的《八年：一本书的多灾多难史》，读完，很喜欢这篇文章，更喜欢王小峰的那股疯劲儿，且抄一句在此，以示敬意：“我只保留了一套《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在我保留的那套书的扉页上，我只写了三个字：辛苦了。”
　　这样的作者，这样的签名书——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