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 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 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 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 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竊於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昆山顧先生，曰休甯戴先生，曰嘉定錢先生。國初之學創于亭林，乾嘉之學創于東原、竹汀。道咸 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焉。蓋嘗論之，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為體，以經史為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 以經史為體，而其所得往往裨於經世。蓋一為開國時之學，一為全盛時之學，其途術不同，亦時勢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學者尚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 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於先秦西漢之學，以國變革一切，然頗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 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如龔璱人、魏默深之儔，其學在道咸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為此二派之所 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世之言學者輒倀倀無所歸，顧莫不推嘉興沈先生，以為亭林、東原、竹汀者儔 也。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 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 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歌詩，發為口說，言之不 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為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複廣之以治一切 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于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 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竊又聞之，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 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輩，天不畀以期頤之壽，則詩書絕于秦火矣。既驗于古，必驗於今。其在 詩曰：“樂只君子，邦君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若先生者，非所謂學術所寄者歟？非所謂邦家之 基、邦家之光者歟？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書先生之學所以繼往開來者，以壽先生，並使世人知先生自茲以往，康強壽耇，永永無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國 學術蔔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