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书笔记

我与新娘齐站在床上，那阁楼上的书是我们的砖墙——
北京的好处不仅在有众多的出版社和书商，不仅在于有一些像大商场一样占地盘的书店，不仅在于有百十万的新老大学生，以及图书仓库里满手书卷痕和幽默味的搬运工，不仅在于超市前的盗版书和天桥上的疾病防治手册，不仅在于潘家园周末的旧书市和海淀桥旁的图书城，八块钱一斤的文学经济哲学旅游读物……还在于我来到了这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这些逐渐摸熟的地方，找书，看书，买书。
今天是国庆的第四天，我坐车像穿腰带般地绕过三环，去潘家园桥边的旧书市场。我原本是知道潘家园旧书市的开市日是周末，却以为国庆长假会因为更多的人闲下来了，更多的游客来到北京，而它会开张营业。可惜不遂我愿，潘家园旧书市还是没有成为一个假日旅游项目。我看见被我超过的中国女学生和外国男青年，他们的手互相绕在腰间，后来去了市场里的古旧工艺品摊。这样的场景总使我那变态的想象再次升起，我想着他们刚从床上微笑着起来，或者将在今夜微笑地走向床边。
既然出来了，除去放风外，总不至于一无所获。我又搭车去了海淀。海淀是工程师、电子产品、高校和充满希望的大学生扎堆的地方，同时穿梭着无数不太讲交通规则的板车和自行车夫。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旧书摊老板在问过我住的地方后说——你那里太乱了，快搬到北大附近来吧，这里的气氛好。这里的气氛是好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有股比鱼腥味还浓重的“文气”和憋生文气的地方。
三年多前，我就开始不厌其烦地往北大跑，总想在三角地那家书店找出几本让我惊喜而愿意买的书来，另外一些打折书看了无数遍；后来又从别人那听说了深藏在一栋宿舍楼地下一层更深处的“博雅堂书店”和“野草书店”，仿佛遇到了两个心仪的假性情人。今年我曾在博雅堂看到一套八折的新版《人 岁月 生活》，只是我已经从网店买到那套书的六九折了。可见散落在各个显眼处或角落的地面书店，慢慢地都快成为精神存在了吧。但看到书的实物，随手翻阅几页，心里会更痛快的。
海淀桥“昊海楼”的地上全是各出版社和专业书店，地下一层是卖旧书的淘书公社。要说，这样一个“淘书公社”才是书虫们爱去的地方吧。也不要在去时抱定必买的书目，最好是有初孕的女人逛超市那种闲心，只管逛，若真偶然遇到一两本先前心仪的书，那必定就重现“众里寻他千百度”了。
今天的收获就是新遇到了一个旧书摊和一家卖打折书的书店。
旧书摊在中国书店身后的一个巷子里，卖的多是七八十年代的书，俄罗斯文学作品和文革内部资料都能够找到些。我去的时候，戴眼镜的中年男摊主正和一个男孩讲明清野史，挺热心的。后来我看到一本《往事并不如烟》，就攒在手里，逐渐和他聊了起来。《往事并不如烟》在前两年是热闹过一阵的，封面设计总使我在后来看到使联想起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再一联想，发觉连书名都成平仄之势了——所以以前我对这本书没有好感，因为我对郭敬明没有好感。北岛也有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封面设计类似，但章诒和毕竟不是北岛，之前我不熟悉。
我们自然地说到了书的违禁上——他那些颜色发灰发黄的书，也在将我习惯性地往更早的灰皮书黄皮书上引。违禁的方式有多种，题材的，作者的，出版方的，意识形态的……生活在一个政治社会里，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形势、自由写作和自由出版，何况作为人我们常常也是难辨是非的，看不清自我，也认不清他人和他事。所以禁书未必是“坏书”，也未必是“好书”，未必是真正的“揭示真相”的书。如果我们仅仅是以窥探的目的去翻阅“禁书”，大约也是危害不多的。
在他的书摊上，我买了三本书：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小平同志女儿邓榕于1993年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据说下卷未能出版，英国拉里@埃里奥特和阿特金森的《不安全的时代》。第三本书买的原因是老板后来的推荐，关于作者和书名我都是不熟悉的，我翻了翻，发现“左派”似乎是它的一个关键词。买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价钱，这三本书我花了十八元，对于淘书来说，不算少了，若在潘家园，两三元一本的书，常常也能让人有“如获至宝”之感。
然后是昊海楼内的一个打折书店。半年前我没有发现过这家书店，今天奔着“打折书”和摆在门口显眼处的《岩松看日本》，我就进去了。进去很值得——对政治社会历史和秘闻感兴趣的人有福了。店内有为数不少的国内外传记与军事历史书，如《红墙医生》、《实话实说丰泽园》，以及蒋经国、希特勒密档之类。我同样地也买到三本书：《傅译传记五种》——是傅雷先生翻译的《夏洛外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基罗传》、《服尔德传》等五种，《精神历程——30位当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以及要读给我出生的孩子听的《有一天啊，宝宝……》。
前些时候时候我们谈到傅雷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影响；前几天我又从电影《小裁缝》里看到一位妇科男医生地从“可怜的克里斯多夫，自由的兴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性命去争取”时，很清晰很快地辨认出傅雷——
我在想，三四十年前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在荒谬而紧张的环境下疯狂地从像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书上获得激越灵魂的力量，为什么一个巴尔扎克可以改变一个中国青年的一生，使她放弃旧生活，去寻找新生活——而如今呢，我们同样将这些书尊为“世界名著”，但大约也多是将它们当作路边的花儿——再平常不过了，读了也算不得什么——而去跟着榜单读《德川家康》和《货币战争》、《求医不如求己》。
默认了，当前的时代似乎就是这样吧。我们有幸地生在了一个书多如毛的年代，有着低门槛的写作出版方式和较为宽松的环境，只可惜太多的人已经没有了读书的理想——再多的读书目标和理想，都在毕业后换成了生计和物质。我在公车上偶然遇到一两个捧本书读的人，细看来，读的不是“英语手册”，就是“广告人笔记”、“管理营销秘笈”。我只能相信，那些在书店中徜徉的人们，是因为势单力薄而淹没到了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