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Part 6
七，两大发现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之二：
对《超越快乐原则》的解读：
人的行为、活动由无意识本能、欲望所决定
实际上要回答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人的本性问题上，在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哲学家思考过和解释过，也曾被一些心理学家研究过和说明过，或是把人性说成是理性的、伦理的，或是把人性说成是善的、恶的，等等。但是像弗洛伊德那样从深层心理分析入手去解释人的本性，确实是别开生面，一反传统的。他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解析了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三个等级，描述了以本我为基础，以自我为轴心的，从本我到自我到超我的往复回流的动力模式，阐述了基于本能冲动的人的本性。建立在深层心理学的这种人的本性学说，无论是它的分析方法，还是它的某些结论，都包含着超传统的见解，表现出弗洛伊德大胆开拓的精神。
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二种观点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反对在对人的看法上的三种观点：
第一， 认为人是理性的；
第二， 认为人是社会的；
第三， 认为人主要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即把人的自然需求、生物需求与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而且又把这种自然需求说成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提出第四种看法：
人主要是追求性本能、性欲望的满足。（同样把人的自然需求、生物需求与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但是把这种自然需求说成主要是对异性的追求）
弗洛伊德说：“各种心理症的推动力量，无一不以性本能为根基。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性冲动的能源仅仅贡献于病态的症状形成。我所坚决认定的是，它根本就供应了心理症最重要、独一无二的能源，故而这些患者的性生活或全部、或大半、或部分地表现在这些症状里。如我在别的地方所曾说过的，症状也就等于病人的性活动。这二十五年来逐日累积的歇斯底里症和其他心理症的行医经验，便是我最好的佐证。”从性变态、心理症的各种异常现象中，可以发现性本能、性冲动在人的心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回到病例：《少女杜拉的故事》。
他说：“歇斯底里病的症状不过是病人的性活动而已，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性是开启心理症难题之门的钥匙，轻视这钥匙的人决不能开启那扇门。”
得出结论：所有的歇斯底里病的前身都是潜意识中的幻想，而这些幻想的内容多半是关于性方面的，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性动力。
对正常人的研究：性动力、性原欲、生的本能。这些冲动乃是每个人和人类各族借以生存和发展的心理方面的根源和原动力。
性动力是在人类的幼年时代产生和发生作用的，但它一旦产生，便被植入心灵的内核，成了一生中一切心理因素的基本动力源泉。
他说过：“我对性观念的发展是两个方面的。第一，性一直被认为与生殖器的密切的关系，我则把它们区分开来，并视‘性’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生理机能；它以获得快乐为其终极目标，而生殖不过是它的次要的目的；第二，我认为性冲动包括所有可以用‘爱’这个笼统的字眼来形容的念头，那怕只是亲昵的友善的动作……用这些来引申所表达的，是撤除过去常常引导人们犯错误的观念和局限性。”
关键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直接涉及对人的幸福和满足的理解，以及对人的解放的理解。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关于人的幸福和人的解放的四种观点。
前期，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比较简单，即把人的本性与人的性联系在一起。
而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对人的本性理论稍作修改，也因此而变得较为复杂。
要把握弗洛伊德后期的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关键是要了解他的人格结构理论和两种本能理论。他的人性理论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的。
先看他的人格结构理论：
作为人格结构，它的结构就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部分组成的。
本我有三大特征：
本我是个体从出生时就源初存在的各种本能冲动的总和。
本我是人格结构的原始基础，原初动力。
本我以追求本能冲动和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为目的。
自我也有三大特征：
自我是以知觉系统为核心而构成的意识自我，理性占优势，主要是道德的。
自我是从本人分化出来的，同时又是外部世界的代表。
自我具有两种功能，一个是自居作用，一个升华作用。
超我也具有三大特征：
超我是通过自我的自居与超越而在自身形成的“自我典范”，这是一种良心和批判能力，是自我的高级形式。
超我最深刻的根源却在本我，它是本我的继承者和表现，就这个意义说，它又与意识离得较远。
超我是以良心、理想的形式或以无意识的罪恶感的形式去支配自我。
从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的理论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显然把人的本性是本我。即生物性的。
那么本我的组成部分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认为，组成本我的是人的本能，而人的本能有两种：
其一是生本能。生本能包括不受约束的性本能冲动，发源于性本能的带升华性质的冲动，而且还包括自我保存本能；
其二是死本能。它的任务是把机体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的状态。
在弗洛伊德看来，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冲突和妥协，就构成了本我的基础。生死两种本能的冲突、对立表现“爱和恨的两极”。
问题在于，如何用这种可能的理论来说明人性？
首先，弗洛伊德基于两种本能学说，认为性与爱是人的本性。以爱为核心的内容主要指以两性结合为目的性爱，后期还提出，爱还包括自爱、对双亲和子女的爱、友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爱，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爱。但核心是性爱。他认为，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类本能冲动的表现，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个目的被转移也好，受到阻碍也好，都始终保存着这一原来的本性。基于人的爱的本性，与人发生爱的关系，从而构成集体或社会的心理，换句话说，以爱为纽带组成了种种社会组织。
其次，弗洛伊德又认为，恨也是人的本性， 这种恨来自于死的本能，表现为破坏、伤害、征服，甚至遇到挫折时回到自身，而自毁。在社会组织中彼此间的残酷、厌恶、恐惧、攻击、虐待等等都是这种本性的表现。
下面我们对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作点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弗洛伊德把人性理论，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学生赖希的相应观点。
这里有两个要害问题：
第一个要害问题是强调人性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
人总有自己的需求，但人的需求有自然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之分，前者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而后者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加于人的。与此相应，人的生活也有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别，前者是人类生活的原生态，它以本真性为特征，后者是人类生活的次生态，它以自觉性为特征。赖希的整个“性革命”理论就是论证人类满足自然的需求的重要性，呼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自己的欢乐。就此而言，他的理论确有它的独到与深刻之处。
赖希在其《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一书的一开头，就引了一名叫科斯塔娅·里亚布采夫的学生日记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类应当在生活本身中寻找生活的目的和意义。那个学生在日记中企图对别人提出的“人为什么活着”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这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人必须为生存而活着”，“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但却是大实话”，“对人类来说，生活的整个目的和全部意义存在于生活本身之中，存在于生存的过程之中”。显然，这个学生所说的生活主要是指人的日常生活，赖希之所以要引用他的这段日记，就是为了推崇他的观点。
赖希认为，满足人的自然的需求就是“促使人类内在方面的自我满足，并随之促使整个人性的自我满足”，这是一场“人的生物构造方面伟大革命的开端”，与此同时，又是一场有关人的生活的“所有价值标准的真正变革”，这场变革直接涉及到对生活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他是这样描述人类为争取自然需求的满足的斗争的：“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我们的文化存在的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游行，没有军人，没有奖章，不敲锣打鼓，不鸣放礼炮，但充当这种战争牺牲品的人却不会比1847或1917年的内战少。人类对其自然的生命功能的反应正从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我们生活中的这场革命触及了我们情感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存在之根本。”
赖希强调，他所说的这场为实现人的自然的生命功能的斗争对人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在于它满足的是人的真正的、自然的需求。人的生物的、自然的需求“创造了建立人的社会共同体的必要性”，而“由共同体创造的生产条件改变了这些基本需求（但不会毁灭它们），也创造了新的需求”。改变了的和新形成的需求转而又“进一步决定生产及其手段和与此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我们平常所说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这些生产条件为基础的，它们所维护和推动的是这些“改变了的和新形成的需求”，而对那些生物的、自然的需求或者故意抹煞，或者公然加以压抑。这样，实际上人类的行为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围绕着满足“改变了的和新形成的需求”而展开的；其二是旨在实现人的生物的、自然的需求。遗憾的是，当今人类却专注于前一类行为，而后一种行为往往是隐而不见了。可实际上，前者对人的意义与后者相比是多么的渺小。“当星星在宇宙中运行，并且一个人可以更好地享受自然的生活时，人们却为了‘消除失业’或为了支持希特勒这样的人而相互残杀，组织起民族主义的敢死队，这是多么可笑！”他抱憾“把对自然生命的感性纳入禁欲主义和爱国主义自我牺牲这种渺少观念的框架中”，而力主“把无足轻重的个人与整个社会一起结合进巨大的自然生命活动之中，并消除由自然生命活动在社会中不完善的发展造成的矛盾”。他认为，在忽视人的自然的需求的满足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克思主义有经济理论认识到了进步的生活进程的经济前提”，但是“它的粗糙的经济主义的机械主义观点缩短了这一进程”，“它把逐渐增长的对自发的生存欲望的增长谴责为‘心理作用’”，从而“发生了否定生活的危险变化”，“对生活的肯定被扭曲为对生活的否定”。
在赖希看来，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自己的自然的本能生活。“为了创造一方面是害怕权威、奴役和无限谦卑，另一方面是虐待狂残忍的群众心理基础”，人类花了数千年时间去压抑自己的自然的本能生活。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压抑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正是在这种压抑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的利润经济能够保持连续两百年的辉煌”。他强调，人类的自然的本能生活是不可能随着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不断得以满足的。“不管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发现是多么辉煌，多么具有革命意义，它本身尚不能解决人类奴役和自我征服问题。”他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现实处境是：尽管到处有人，包括被压迫阶级的成员，在为“面包和自由”而战，然而极大多数群众却在被动地忍受或者向天祷告或者为他们的压迫者争取自由。这些群众忍受着难于置信的痛苦，这是他们自己也每日每时经历到的。有人愿意只给人们面包，而不给他们生活的任何欢乐，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谦卑感。事实上，群众尚未具体地理解自由是或可能或将是什么。生活的一般幸福的可能性尚未形象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一旦有人试图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以便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那么他们得到的便是讨厌的、可怕的有罪的快乐，这是可以在腓力斯人的下等酒馆或夜总会的下流场所得到的快乐。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为满足自然的需求而斗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人们必须明白：这种自然的需求的满足完全得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自然的生活需求并不需要社会的恩赐，只要社会不妨碍其满足就行了”。全部的关键在于，人类必须确立以满足自然的需求为宗旨的“科学的和合理的人生观”，当这种人生观占上风时，“它将摧毁形形色色的神的圣坛；将不再可能为了一种抽象的文化观念或‘客观精神’或形而上学‘道德’而牺牲千百万人的健康和生命力”。
赖希进一步指出，目前人们还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而一当人们确立 了以满足自然的需求为宗旨的“科学的和合理的人生观”，社会的发展将主要由人的情感的冲动所决定，起码这种情感的冲动与经济利益起着同等的作用。“人类大众的感情和神秘的冲动在社会过程中至少起着与纯粹的经济利益同样大的作用。”他预言，今后人们不会这样向自己发问：一个人是否具有一张白的、黄的、黑的或红的党员卡以证明属于这个或那个思想流派；而是会如此询问自己：一个人是否充分地肯定、支持或者捍卫新生儿、小孩、青年人、成年男女的自由的生命表现，而不管所使用的是何种意识形态或托辞，不管是为了这个还是那个国家。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也不管是犹大教、基督教还是佛教。他说：“这是普遍真理，而且只要有生命存在，它始终是普遍真理。如果我们想永远消除对人类劳动阶级的有组织的欺诈，如果我们想在行动中证明，我们在严肃地采取民主的理想，那么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真理。”他还预言，社会冲突将不再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具有自由心理结构的工人与具有独裁主义心理结构的工人作斗争，有着自由能力的上层阶级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的工人的自由权利向无产阶级营垒中上升起来的独裁者作斗争。“简言之，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在那些想捍卫或肯定生活的力量与那些想毁灭和否定生活的力量之间展开的。”今天主要的社会问题不再是：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而是：你是否支持并为确保人生最大可能的幸福而战斗？你是否在尽你所能地使广大劳动者享受自己的自然的生活，并在可见的将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完全自我调节？
第二个要害问题是，在把人的本性归结为自然需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这种自然需求归结为性需求。 如果说赖希主张满足人的自然需求，提倡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给人以启发，那么一当他进一步把人的自然需求归结为主要是性的需求，认为人只有在通过性行为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因具有强烈的“唯性主义”倾向而遭到人们的批评。
赖希提出了“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欲的幸福”的著名命题。他认为，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的需求，这些自然的需求都急待满足，而人都可以从这些自然的需求的满足中获得快感。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自然的需求相提并论，它们中间唯有性的需求才是人的核心的需求，从而性的需求的满足给予人带来的快感是其它需求的满足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其它的需求只是人的一种生物性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会解除人的一种生理上的张力而使人产生一种满足感，那么人的性的需求不仅是生理的而且又是心理的，性的需求的满足会带给人带来全身心的愉悦，这种愉悦绝对不会停留在感官刺激上，它是人的生理与心理交接处的高度兴奋。在他看来，倘若人的性的需求被压抑着，那么即使其它的生物性的需求都能满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但假如人生活在幸福的性满足之中，那即使其它的生物性的需求无法完全满足，人也不会因无法忍受而痛苦万分。人的幸福有高级与低级之分，而高级的幸福与低级的幸福在人的性生活中都可以体验，因为性给人的快乐绝不单纯属于肉体的、感官的，更包括精神站的愉快和情感上的满足，而人的其它的生物性行为只能使人得到低级的幸福。赖希强调，人的性生活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动感情的那部分生活。人类的性行为不但是生命之源，更重要的还是幸福之源。人们肯定生活说到底就是对性生活的肯定。他这样说道，“对生活的肯定，其主观形式是对性快乐的肯定，其客观形式是劳动民主。必须使这种对生活的肯定变成主观意识和客观发展。必须为此奋斗不息。”
在赖希看来，把性的需求视为人的主要的自然需求，把人的心理结构的核心归结为性的结构，在当今的性否定社会中确实是惊世骇俗的，但实际上又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当今人类有着种种情感疾病，例如混乱思维、屈从、情感奴役、自我伤害、对领袖的盲目崇拜等，而所有这些情感疾病都与性生活的压抑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提出有关对人的性生活社会调整问题时，我们触及了情感疾病的本质”。他还认为，性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个人的情感疾病，而且与整个社会的功能的失调密切相关。他这样说道：“性能是在心灵中决定人的感情与思维的性格的生物能。‘性欲’本身就是一种充沛的生命能。它的压抑不仅导致身心紊乱，而且也导致在表现在最无目的的行动、神秘主义、好战等等中的社会功能的总失调。”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他提出，要把握当今的社会，特别是要把握当今社会的文化过程，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人的心理结构的核心就是性结构。“如果我们不理解心理结构的核心是性结构，而文化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有助于维护生命的性需求的过程的话，我们就不能成功地把握当今的文化过程。”他把研究人的一般的情感功能的学科称为“政治心理学”，由于他认定“情感功能的核心是性功能”，从而又提出“政治心理学的核心就是性政治学”。他认为自己的“性革命理论”就是一门“性政治学”。
赖希是在治疗精神病的过程中得出“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欲的幸福”的结论的。起初他在治疗中发现，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都是由于的生殖功能的紊乱，或者说没有达到性高潮引起的。无数的病例告诉他：“如果一个恢复健康的人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伴侣，那么他的一切神经的症兆也就消失了，他也能以一种前所未的惊人的自在来安排其生活。他可以正常地解决其冲突，并对调节其冲动和社会联系也有了自信心。他遵循着快乐原则。他在行为、思想和感情中对生活态度的单纯化消除了许多产生冲突的根源。”后来他又发现，自然的性生活的满足不仅在于决定人是精神正常还是精神失常，而且在于决定人是否获得真正的幸福。假如人不能获得恰当的性满足，那么他不是在肉体方面就是在心理方面具有失落感，从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反之，如果一个人能享受满意的性生活，那么他会处于持久、全面、稳定的兴奋之中。他说，欲知性满足给人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幸福，只要看一看性压抑对人的束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束缚就一清二楚了。在他看来，性束缚所导致的不是人的某种功能的失调和不自由，而是影响到人的所有功能的失调和不自由。既然如此，性束缚的解除，将给人带来总体的协调与解放。他说：“只有性心理发育健全的人，才能从事自愿的活动，才能自由地对生活进行自我调节。”
赖希还通过对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精神面貌的变化来说明性的满足对人的重要意义。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曾经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取消沙皇时期旧的有关婚姻的立法，提出了给苏联人，特别是给苏联妇女“在性行为方面的完全的自主权”的“公民婚姻法”。赖希指出，这些法令尽管还是字面上的，但导致整个国家一片欢腾。苏联人在听到沙皇时期旧的婚姻法被取消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程度，远远超过了听到沙皇政权被推翻时所显示的喜悦。无论是生活豪宅、别墅里的富裕者，还是挤在寒酸小屋中的穷人，一听到沙皇时期旧的婚姻法被取消掉，都走出自己的屋门，奔走相告，弹冠相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对性的需求是人的最主要的需求，是人性的呼唤，一旦这方面的需求有可能得以满足，人会表现出超常的兴奋。赖希通过考察处于性解放的快乐之中的那个时期的苏联人的精神面貌得出结论：“只有那些砸碎了最沉重的枷锁并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完全重建生活的人，才能产生热情，才能积极地参与。”赖希把性压抑视为“最沉重的枷锁”，认为苏联人民之所以如此地对性解放产生热情，主要由于这一枷锁被砸碎了，既认识到了重建生活的重要性，也看到了重建生活的曙光。在他看来，苏联在婚姻问题上所发生的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其意义可与十月革命相比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关心性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场小小的革命。”他高度赞扬列宁的下述观点：“共产主义并不认为有必要提倡禁欲主义，而是通过一种令人满足的爱情生活，享受生活和生命力的快乐。”赖希提出，如果所建立的政权确实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就要像当时的苏维埃政府那样，“首先必须肯定性快乐，并保证所有参加社会生产活动的人都能享受性快乐。人们必须感到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并且为保护性幸福和使他们能够享受性幸福而尽了一切努力”。
在赖希看来，既然性的需求是人的主要的自然的需求，性的满足对人来说又是如此重要，那么人们应当坦诚地对待它。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破除性神秘感，提倡对性问题采取开明的态度。性尽管伴随着人的一生，但人往往不能理解它，不能很好地研究它。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各种知识中最有用，又最不完备是关于性的知识。他说，对于性，“首先，必须不怕难为情，不抱否定态度；其次，必须开门见山，不躲躲闪闪”。他特别赞成围绕着性的问题展开群众性的讨论。他要求人们：“不要把有关性问题的自发讨论视为背离‘阶级斗争’而置之一旁，而应看作是建设一个自由社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他确信，绝大多数人会对他的这种呼吁做出积极的反应，而至于那些少数对他的呼吁持反对态度的人，也只能慢慢等待他们的觉悟，但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这样说道：“无论什么人想过禁欲的生活，甘愿冒心绪不宁或工作和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减少的危险，都悉听尊便。我们不想强迫任何人过美满的性生活。但是，任何不愿做出这种牺牲的人，当不能够再忽视性冲动的时候，都应当马上尝试过一种井然有序的、令人满意的性生活。”
赖希要求对性的问题抱坦诚的态度，希望人们维护自己的性权利，通过满意的性生活来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本身是无可指责的。“食色，性也”，性生活就像吃饭一样是人的基本的自然需求。这既是人类繁衍的本能，也是人类本性的日常需要。问题在于，赖希把人的需求归结为自然的需求，又进一步把自然的需求归结为主要是性的需求，认为性的需求比吃饭等重要得多置于至高无上，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而提出性的满足就是人的幸福的核心，甚至是人的幸福的全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唯性主义”。赖希的全部“性革命”理论就是对这种“唯性主义”的论证。人确实具有自己的性的需求，人确实应当满足自己的性的需求，但这种性的需求绝对不是人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需求，人绝对不可能只要满足了自己的性需求，即使其它的需求都弃之一旁，就实现了自己而变得无上的幸福。忽视性的满足是错误的，但像赖希那样把人们引导到只是通过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来获取幸福，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的意义都寄托于性幸福上显然也无疑是片面的。
赖希与弗洛伊德都认为生物性、自然性才是人的本性之所在，都认为可以进一步把作为人的本性之所在的自然性、生物性就是人的性需求，但是对这种性需求的性质俩人有不同的看法。
弗洛伊德是个性恶论者。他认为，不但人的死本能是恶的，而且人的爱本能、生本能也是恶的。
这既是他强调人的死本能和恨的必然结论，也是他认为爱本能也是利己的、反社会的必然结论。
但赖希由于他认定爱与性并不是反社会的、自私的，从而他并不是性恶论者。这在上一节课已做过详细介绍。他对处于压抑状态下的性欲与原始性欲作了严格的区分。
当然俩人在反对把人性与社会性、理性联系在一起，也是相同的。
对《超越快乐原则》的解读：
人的行为、活动由无意识本能、欲望所决定
实际上要回答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人的本性问题上，在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哲学家思考过和解释过，也曾被一些心理学家研究过和说明过，或是把人性说成是理性的、伦理的，或是把人性说成是善的、恶的，等等。但是像弗洛伊德那样从深层心理分析入手去解释人的本性，确实是别开生面，一反传统的。他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解析了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三个等级，描述了以本我为基础，以自我为轴心的，从本我到自我到超我的往复回流的动力模式，阐述了基于本能冲动的人的本性。建立在深层心理学的这种人的本性学说，无论是它的分析方法，还是它的某些结论，都包含着超传统的见解，表现出弗洛伊德大胆开拓的精神。
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二种观点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反对在对人的看法上的三种观点：
第一， 认为人是理性的；
第二， 认为人是社会的；
第三， 认为人主要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即把人的自然需求、生物需求与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而且又把这种自然需求说成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提出第四种看法：
人主要是追求性本能、性欲望的满足。（同样把人的自然需求、生物需求与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但是把这种自然需求说成主要是对异性的追求）
弗洛伊德说：“各种心理症的推动力量，无一不以性本能为根基。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性冲动的能源仅仅贡献于病态的症状形成。我所坚决认定的是，它根本就供应了心理症最重要、独一无二的能源，故而这些患者的性生活或全部、或大半、或部分地表现在这些症状里。如我在别的地方所曾说过的，症状也就等于病人的性活动。这二十五年来逐日累积的歇斯底里症和其他心理症的行医经验，便是我最好的佐证。”从性变态、心理症的各种异常现象中，可以发现性本能、性冲动在人的心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回到病例：《少女杜拉的故事》。
他说：“歇斯底里病的症状不过是病人的性活动而已，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性是开启心理症难题之门的钥匙，轻视这钥匙的人决不能开启那扇门。”
得出结论：所有的歇斯底里病的前身都是潜意识中的幻想，而这些幻想的内容多半是关于性方面的，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性动力。
对正常人的研究：性动力、性原欲、生的本能。这些冲动乃是每个人和人类各族借以生存和发展的心理方面的根源和原动力。
性动力是在人类的幼年时代产生和发生作用的，但它一旦产生，便被植入心灵的内核，成了一生中一切心理因素的基本动力源泉。
他说过：“我对性观念的发展是两个方面的。第一，性一直被认为与生殖器的密切的关系，我则把它们区分开来，并视‘性’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生理机能；它以获得快乐为其终极目标，而生殖不过是它的次要的目的；第二，我认为性冲动包括所有可以用‘爱’这个笼统的字眼来形容的念头，那怕只是亲昵的友善的动作……用这些来引申所表达的，是撤除过去常常引导人们犯错误的观念和局限性。”
关键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直接涉及对人的幸福和满足的理解，以及对人的解放的理解。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关于人的幸福和人的解放的四种观点。
前期，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比较简单，即把人的本性与人的性联系在一起。
而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对人的本性理论稍作修改，也因此而变得较为复杂。
要把握弗洛伊德后期的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关键是要了解他的人格结构理论和两种本能理论。他的人性理论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的。
先看他的人格结构理论：
作为人格结构，它的结构就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部分组成的。
本我有三大特征：
本我是个体从出生时就源初存在的各种本能冲动的总和。
本我是人格结构的原始基础，原初动力。
本我以追求本能冲动和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为目的。
自我也有三大特征：
自我是以知觉系统为核心而构成的意识自我，理性占优势，主要是道德的。
自我是从本人分化出来的，同时又是外部世界的代表。
自我具有两种功能，一个是自居作用，一个升华作用。
超我也具有三大特征：
超我是通过自我的自居与超越而在自身形成的“自我典范”，这是一种良心和批判能力，是自我的高级形式。
超我最深刻的根源却在本我，它是本我的继承者和表现，就这个意义说，它又与意识离得较远。
超我是以良心、理想的形式或以无意识的罪恶感的形式去支配自我。
从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的理论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显然把人的本性是本我。即生物性的。
那么本我的组成部分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认为，组成本我的是人的本能，而人的本能有两种：
其一是生本能。生本能包括不受约束的性本能冲动，发源于性本能的带升华性质的冲动，而且还包括自我保存本能；
其二是死本能。它的任务是把机体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的状态。
在弗洛伊德看来，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冲突和妥协，就构成了本我的基础。生死两种本能的冲突、对立表现“爱和恨的两极”。
问题在于，如何用这种可能的理论来说明人性？
首先，弗洛伊德基于两种本能学说，认为性与爱是人的本性。以爱为核心的内容主要指以两性结合为目的性爱，后期还提出，爱还包括自爱、对双亲和子女的爱、友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爱，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爱。但核心是性爱。他认为，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类本能冲动的表现，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个目的被转移也好，受到阻碍也好，都始终保存着这一原来的本性。基于人的爱的本性，与人发生爱的关系，从而构成集体或社会的心理，换句话说，以爱为纽带组成了种种社会组织。
其次，弗洛伊德又认为，恨也是人的本性， 这种恨来自于死的本能，表现为破坏、伤害、征服，甚至遇到挫折时回到自身，而自毁。在社会组织中彼此间的残酷、厌恶、恐惧、攻击、虐待等等都是这种本性的表现。
下面我们对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作点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弗洛伊德把人性理论，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学生赖希的相应观点。
这里有两个要害问题：
第一个要害问题是强调人性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
人总有自己的需求，但人的需求有自然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之分，前者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而后者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加于人的。与此相应，人的生活也有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别，前者是人类生活的原生态，它以本真性为特征，后者是人类生活的次生态，它以自觉性为特征。赖希的整个“性革命”理论就是论证人类满足自然的需求的重要性，呼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自己的欢乐。就此而言，他的理论确有它的独到与深刻之处。
赖希在其《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一书的一开头，就引了一名叫科斯塔娅·里亚布采夫的学生日记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类应当在生活本身中寻找生活的目的和意义。那个学生在日记中企图对别人提出的“人为什么活着”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这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人必须为生存而活着”，“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但却是大实话”，“对人类来说，生活的整个目的和全部意义存在于生活本身之中，存在于生存的过程之中”。显然，这个学生所说的生活主要是指人的日常生活，赖希之所以要引用他的这段日记，就是为了推崇他的观点。
赖希认为，满足人的自然的需求就是“促使人类内在方面的自我满足，并随之促使整个人性的自我满足”，这是一场“人的生物构造方面伟大革命的开端”，与此同时，又是一场有关人的生活的“所有价值标准的真正变革”，这场变革直接涉及到对生活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他是这样描述人类为争取自然需求的满足的斗争的：“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我们的文化存在的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游行，没有军人，没有奖章，不敲锣打鼓，不鸣放礼炮，但充当这种战争牺牲品的人却不会比1847或1917年的内战少。人类对其自然的生命功能的反应正从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我们生活中的这场革命触及了我们情感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存在之根本。”
赖希强调，他所说的这场为实现人的自然的生命功能的斗争对人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在于它满足的是人的真正的、自然的需求。人的生物的、自然的需求“创造了建立人的社会共同体的必要性”，而“由共同体创造的生产条件改变了这些基本需求（但不会毁灭它们），也创造了新的需求”。改变了的和新形成的需求转而又“进一步决定生产及其手段和与此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我们平常所说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这些生产条件为基础的，它们所维护和推动的是这些“改变了的和新形成的需求”，而对那些生物的、自然的需求或者故意抹煞，或者公然加以压抑。这样，实际上人类的行为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围绕着满足“改变了的和新形成的需求”而展开的；其二是旨在实现人的生物的、自然的需求。遗憾的是，当今人类却专注于前一类行为，而后一种行为往往是隐而不见了。可实际上，前者对人的意义与后者相比是多么的渺小。“当星星在宇宙中运行，并且一个人可以更好地享受自然的生活时，人们却为了‘消除失业’或为了支持希特勒这样的人而相互残杀，组织起民族主义的敢死队，这是多么可笑！”他抱憾“把对自然生命的感性纳入禁欲主义和爱国主义自我牺牲这种渺少观念的框架中”，而力主“把无足轻重的个人与整个社会一起结合进巨大的自然生命活动之中，并消除由自然生命活动在社会中不完善的发展造成的矛盾”。他认为，在忽视人的自然的需求的满足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克思主义有经济理论认识到了进步的生活进程的经济前提”，但是“它的粗糙的经济主义的机械主义观点缩短了这一进程”，“它把逐渐增长的对自发的生存欲望的增长谴责为‘心理作用’”，从而“发生了否定生活的危险变化”，“对生活的肯定被扭曲为对生活的否定”。
在赖希看来，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自己的自然的本能生活。“为了创造一方面是害怕权威、奴役和无限谦卑，另一方面是虐待狂残忍的群众心理基础”，人类花了数千年时间去压抑自己的自然的本能生活。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压抑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正是在这种压抑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的利润经济能够保持连续两百年的辉煌”。他强调，人类的自然的本能生活是不可能随着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不断得以满足的。“不管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发现是多么辉煌，多么具有革命意义，它本身尚不能解决人类奴役和自我征服问题。”他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现实处境是：尽管到处有人，包括被压迫阶级的成员，在为“面包和自由”而战，然而极大多数群众却在被动地忍受或者向天祷告或者为他们的压迫者争取自由。这些群众忍受着难于置信的痛苦，这是他们自己也每日每时经历到的。有人愿意只给人们面包，而不给他们生活的任何欢乐，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谦卑感。事实上，群众尚未具体地理解自由是或可能或将是什么。生活的一般幸福的可能性尚未形象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一旦有人试图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以便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那么他们得到的便是讨厌的、可怕的有罪的快乐，这是可以在腓力斯人的下等酒馆或夜总会的下流场所得到的快乐。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为满足自然的需求而斗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人们必须明白：这种自然的需求的满足完全得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自然的生活需求并不需要社会的恩赐，只要社会不妨碍其满足就行了”。全部的关键在于，人类必须确立以满足自然的需求为宗旨的“科学的和合理的人生观”，当这种人生观占上风时，“它将摧毁形形色色的神的圣坛；将不再可能为了一种抽象的文化观念或‘客观精神’或形而上学‘道德’而牺牲千百万人的健康和生命力”。
赖希进一步指出，目前人们还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而一当人们确立 了以满足自然的需求为宗旨的“科学的和合理的人生观”，社会的发展将主要由人的情感的冲动所决定，起码这种情感的冲动与经济利益起着同等的作用。“人类大众的感情和神秘的冲动在社会过程中至少起着与纯粹的经济利益同样大的作用。”他预言，今后人们不会这样向自己发问：一个人是否具有一张白的、黄的、黑的或红的党员卡以证明属于这个或那个思想流派；而是会如此询问自己：一个人是否充分地肯定、支持或者捍卫新生儿、小孩、青年人、成年男女的自由的生命表现，而不管所使用的是何种意识形态或托辞，不管是为了这个还是那个国家。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也不管是犹大教、基督教还是佛教。他说：“这是普遍真理，而且只要有生命存在，它始终是普遍真理。如果我们想永远消除对人类劳动阶级的有组织的欺诈，如果我们想在行动中证明，我们在严肃地采取民主的理想，那么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真理。”他还预言，社会冲突将不再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具有自由心理结构的工人与具有独裁主义心理结构的工人作斗争，有着自由能力的上层阶级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的工人的自由权利向无产阶级营垒中上升起来的独裁者作斗争。“简言之，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在那些想捍卫或肯定生活的力量与那些想毁灭和否定生活的力量之间展开的。”今天主要的社会问题不再是：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而是：你是否支持并为确保人生最大可能的幸福而战斗？你是否在尽你所能地使广大劳动者享受自己的自然的生活，并在可见的将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完全自我调节？
第二个要害问题是，在把人的本性归结为自然需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这种自然需求归结为性需求。 如果说赖希主张满足人的自然需求，提倡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给人以启发，那么一当他进一步把人的自然需求归结为主要是性的需求，认为人只有在通过性行为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因具有强烈的“唯性主义”倾向而遭到人们的批评。
赖希提出了“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欲的幸福”的著名命题。他认为，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的需求，这些自然的需求都急待满足，而人都可以从这些自然的需求的满足中获得快感。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自然的需求相提并论，它们中间唯有性的需求才是人的核心的需求，从而性的需求的满足给予人带来的快感是其它需求的满足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其它的需求只是人的一种生物性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会解除人的一种生理上的张力而使人产生一种满足感，那么人的性的需求不仅是生理的而且又是心理的，性的需求的满足会带给人带来全身心的愉悦，这种愉悦绝对不会停留在感官刺激上，它是人的生理与心理交接处的高度兴奋。在他看来，倘若人的性的需求被压抑着，那么即使其它的生物性的需求都能满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但假如人生活在幸福的性满足之中，那即使其它的生物性的需求无法完全满足，人也不会因无法忍受而痛苦万分。人的幸福有高级与低级之分，而高级的幸福与低级的幸福在人的性生活中都可以体验，因为性给人的快乐绝不单纯属于肉体的、感官的，更包括精神站的愉快和情感上的满足，而人的其它的生物性行为只能使人得到低级的幸福。赖希强调，人的性生活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动感情的那部分生活。人类的性行为不但是生命之源，更重要的还是幸福之源。人们肯定生活说到底就是对性生活的肯定。他这样说道，“对生活的肯定，其主观形式是对性快乐的肯定，其客观形式是劳动民主。必须使这种对生活的肯定变成主观意识和客观发展。必须为此奋斗不息。”
在赖希看来，把性的需求视为人的主要的自然需求，把人的心理结构的核心归结为性的结构，在当今的性否定社会中确实是惊世骇俗的，但实际上又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当今人类有着种种情感疾病，例如混乱思维、屈从、情感奴役、自我伤害、对领袖的盲目崇拜等，而所有这些情感疾病都与性生活的压抑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提出有关对人的性生活社会调整问题时，我们触及了情感疾病的本质”。他还认为，性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个人的情感疾病，而且与整个社会的功能的失调密切相关。他这样说道：“性能是在心灵中决定人的感情与思维的性格的生物能。‘性欲’本身就是一种充沛的生命能。它的压抑不仅导致身心紊乱，而且也导致在表现在最无目的的行动、神秘主义、好战等等中的社会功能的总失调。”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他提出，要把握当今的社会，特别是要把握当今社会的文化过程，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人的心理结构的核心就是性结构。“如果我们不理解心理结构的核心是性结构，而文化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有助于维护生命的性需求的过程的话，我们就不能成功地把握当今的文化过程。”他把研究人的一般的情感功能的学科称为“政治心理学”，由于他认定“情感功能的核心是性功能”，从而又提出“政治心理学的核心就是性政治学”。他认为自己的“性革命理论”就是一门“性政治学”。
赖希是在治疗精神病的过程中得出“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欲的幸福”的结论的。起初他在治疗中发现，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都是由于的生殖功能的紊乱，或者说没有达到性高潮引起的。无数的病例告诉他：“如果一个恢复健康的人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伴侣，那么他的一切神经的症兆也就消失了，他也能以一种前所未的惊人的自在来安排其生活。他可以正常地解决其冲突，并对调节其冲动和社会联系也有了自信心。他遵循着快乐原则。他在行为、思想和感情中对生活态度的单纯化消除了许多产生冲突的根源。”后来他又发现，自然的性生活的满足不仅在于决定人是精神正常还是精神失常，而且在于决定人是否获得真正的幸福。假如人不能获得恰当的性满足，那么他不是在肉体方面就是在心理方面具有失落感，从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反之，如果一个人能享受满意的性生活，那么他会处于持久、全面、稳定的兴奋之中。他说，欲知性满足给人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幸福，只要看一看性压抑对人的束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束缚就一清二楚了。在他看来，性束缚所导致的不是人的某种功能的失调和不自由，而是影响到人的所有功能的失调和不自由。既然如此，性束缚的解除，将给人带来总体的协调与解放。他说：“只有性心理发育健全的人，才能从事自愿的活动，才能自由地对生活进行自我调节。”
赖希还通过对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精神面貌的变化来说明性的满足对人的重要意义。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曾经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取消沙皇时期旧的有关婚姻的立法，提出了给苏联人，特别是给苏联妇女“在性行为方面的完全的自主权”的“公民婚姻法”。赖希指出，这些法令尽管还是字面上的，但导致整个国家一片欢腾。苏联人在听到沙皇时期旧的婚姻法被取消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程度，远远超过了听到沙皇政权被推翻时所显示的喜悦。无论是生活豪宅、别墅里的富裕者，还是挤在寒酸小屋中的穷人，一听到沙皇时期旧的婚姻法被取消掉，都走出自己的屋门，奔走相告，弹冠相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对性的需求是人的最主要的需求，是人性的呼唤，一旦这方面的需求有可能得以满足，人会表现出超常的兴奋。赖希通过考察处于性解放的快乐之中的那个时期的苏联人的精神面貌得出结论：“只有那些砸碎了最沉重的枷锁并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完全重建生活的人，才能产生热情，才能积极地参与。”赖希把性压抑视为“最沉重的枷锁”，认为苏联人民之所以如此地对性解放产生热情，主要由于这一枷锁被砸碎了，既认识到了重建生活的重要性，也看到了重建生活的曙光。在他看来，苏联在婚姻问题上所发生的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其意义可与十月革命相比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关心性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场小小的革命。”他高度赞扬列宁的下述观点：“共产主义并不认为有必要提倡禁欲主义，而是通过一种令人满足的爱情生活，享受生活和生命力的快乐。”赖希提出，如果所建立的政权确实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就要像当时的苏维埃政府那样，“首先必须肯定性快乐，并保证所有参加社会生产活动的人都能享受性快乐。人们必须感到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并且为保护性幸福和使他们能够享受性幸福而尽了一切努力”。
在赖希看来，既然性的需求是人的主要的自然的需求，性的满足对人来说又是如此重要，那么人们应当坦诚地对待它。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破除性神秘感，提倡对性问题采取开明的态度。性尽管伴随着人的一生，但人往往不能理解它，不能很好地研究它。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各种知识中最有用，又最不完备是关于性的知识。他说，对于性，“首先，必须不怕难为情，不抱否定态度；其次，必须开门见山，不躲躲闪闪”。他特别赞成围绕着性的问题展开群众性的讨论。他要求人们：“不要把有关性问题的自发讨论视为背离‘阶级斗争’而置之一旁，而应看作是建设一个自由社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他确信，绝大多数人会对他的这种呼吁做出积极的反应，而至于那些少数对他的呼吁持反对态度的人，也只能慢慢等待他们的觉悟，但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这样说道：“无论什么人想过禁欲的生活，甘愿冒心绪不宁或工作和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减少的危险，都悉听尊便。我们不想强迫任何人过美满的性生活。但是，任何不愿做出这种牺牲的人，当不能够再忽视性冲动的时候，都应当马上尝试过一种井然有序的、令人满意的性生活。”
赖希要求对性的问题抱坦诚的态度，希望人们维护自己的性权利，通过满意的性生活来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本身是无可指责的。“食色，性也”，性生活就像吃饭一样是人的基本的自然需求。这既是人类繁衍的本能，也是人类本性的日常需要。问题在于，赖希把人的需求归结为自然的需求，又进一步把自然的需求归结为主要是性的需求，认为性的需求比吃饭等重要得多置于至高无上，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而提出性的满足就是人的幸福的核心，甚至是人的幸福的全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唯性主义”。赖希的全部“性革命”理论就是对这种“唯性主义”的论证。人确实具有自己的性的需求，人确实应当满足自己的性的需求，但这种性的需求绝对不是人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需求，人绝对不可能只要满足了自己的性需求，即使其它的需求都弃之一旁，就实现了自己而变得无上的幸福。忽视性的满足是错误的，但像赖希那样把人们引导到只是通过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来获取幸福，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的意义都寄托于性幸福上显然也无疑是片面的。
赖希与弗洛伊德都认为生物性、自然性才是人的本性之所在，都认为可以进一步把作为人的本性之所在的自然性、生物性就是人的性需求，但是对这种性需求的性质俩人有不同的看法。
弗洛伊德是个性恶论者。他认为，不但人的死本能是恶的，而且人的爱本能、生本能也是恶的。
这既是他强调人的死本能和恨的必然结论，也是他认为爱本能也是利己的、反社会的必然结论。
但赖希由于他认定爱与性并不是反社会的、自私的，从而他并不是性恶论者。这在上一节课已做过详细介绍。他对处于压抑状态下的性欲与原始性欲作了严格的区分。
当然俩人在反对把人性与社会性、理性联系在一起，也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