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最后的只有我一个
“我们村好几个从小一起玩得哥们下场也都很惨，一个比我大2岁左右的小孩，在平顶山煤矿做技术员，后来发生矿难被埋里面了，窒息死亡，据说挖出来的时候脖子涨得老大，我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才知道的；一个小孩，比我小一点点，骑别人停在路边的摩托车，就那种大的125，直接挂档摩托车带着就飞出去了，前面正好一堵墙；还有....
说实话，我不知道是该为他们说些什么，还是该为自己感到庆幸”
-- by F
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开学后，我认识一名陕西老乡，她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两所巨无霸超级中学之一，每年几乎垄断了陕西文理状元与北清名额。
但她看上去郁郁寡欢——“我成绩太差，在年级排下游，只能考上这儿。”她和我的高考分数差不多，都刚好过600分，可我的成绩在全县第五。作为县中的一名“尖子生”，我居然和超级中学的一名“差生”，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平利县位于大巴山深处，农村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2003年我上高中时，类似西北工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加速膨胀，而平利中学这样的普通县中开始走下坡路，陕南地区曾经名声很大的旬阳县中学、汉阴中学也都消沉下去。我第一次高考过了一本线，但我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于是我来到县中复读。
在考生最多2007年到2009年，平利中学考上一本线的考生也仅60人左右，能考600分以上的“尖子生”不足5人。
平利县的其他两所乡镇中学更惨不忍睹。2006年，我曾就读的八仙中学仅3人过一本线，7人过二本线，老县中学有一年甚至仅有一名考生过了二本线。
大学里，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高中同学聚会。而我，几乎连一个同县的老乡都找不到。
我们都是“次品生”？
像我这样出身寒门的孩子竞争力差，跟县中的师资有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这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很少选择到县中教书，作为西部最好的师范院校，它的毕业生多数集中在城市中学。
平利县中迄今仅有一位全国优秀教师。他是高校扩招前招进县中的一批优秀老师之一。2005年开始，很多老师因为随之补充进来的教师水准都不如往前。并且，一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老师陆续被安康甚至西安实力雄厚的重点中学挖走。
就这样，最基层的中小学校师资就像高山的溪水般，一级一级汇入大河岸边的学校。被抽得最干最彻底的，是乡村的中小学。
在八仙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水平稍高的老师很快就会被挖走。我初中的代课老师中后来有4位去了县中和市里的中学。
进入高中后，由于教师太少，我所在班级当时的数学老师就是从小学紧急调入的。高一下期末考试，班上一大批同学的分数都在30分以下（满分150分），我记得自己当时考了13分。
在这所乡镇中学里，专业学语文的老师在教生物，而教数学的老师可能是之前学音乐的。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解不出一道题目，就让“尖子生”去解答，学生讲完，老师就在讲台下补一句“就是这么做的”。
2003年，我参加中考时全中学两个镇的学生只有6人考入县中，我当时考了第7，留在了八仙中学。而在2004年的中考里，全年级仅一人考入县中。
八仙中学的高中生源，就是我们这些被县中和重点中学淘汰下来的“次品”。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全年级考生55人，仅有7人过了二本线，还有五十几位同学，干脆连高考都放弃了。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三十三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程问我们一个问题：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
说实话，我不知道是该为他们说些什么，还是该为自己感到庆幸”
-- by F
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开学后，我认识一名陕西老乡，她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两所巨无霸超级中学之一，每年几乎垄断了陕西文理状元与北清名额。
但她看上去郁郁寡欢——“我成绩太差，在年级排下游，只能考上这儿。”她和我的高考分数差不多，都刚好过600分，可我的成绩在全县第五。作为县中的一名“尖子生”，我居然和超级中学的一名“差生”，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平利县位于大巴山深处，农村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2003年我上高中时，类似西北工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加速膨胀，而平利中学这样的普通县中开始走下坡路，陕南地区曾经名声很大的旬阳县中学、汉阴中学也都消沉下去。我第一次高考过了一本线，但我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于是我来到县中复读。
在考生最多2007年到2009年，平利中学考上一本线的考生也仅60人左右，能考600分以上的“尖子生”不足5人。
平利县的其他两所乡镇中学更惨不忍睹。2006年，我曾就读的八仙中学仅3人过一本线，7人过二本线，老县中学有一年甚至仅有一名考生过了二本线。
大学里，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高中同学聚会。而我，几乎连一个同县的老乡都找不到。
我们都是“次品生”？
像我这样出身寒门的孩子竞争力差，跟县中的师资有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这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很少选择到县中教书，作为西部最好的师范院校，它的毕业生多数集中在城市中学。
平利县中迄今仅有一位全国优秀教师。他是高校扩招前招进县中的一批优秀老师之一。2005年开始，很多老师因为随之补充进来的教师水准都不如往前。并且，一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老师陆续被安康甚至西安实力雄厚的重点中学挖走。
就这样，最基层的中小学校师资就像高山的溪水般，一级一级汇入大河岸边的学校。被抽得最干最彻底的，是乡村的中小学。
在八仙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水平稍高的老师很快就会被挖走。我初中的代课老师中后来有4位去了县中和市里的中学。
进入高中后，由于教师太少，我所在班级当时的数学老师就是从小学紧急调入的。高一下期末考试，班上一大批同学的分数都在30分以下（满分150分），我记得自己当时考了13分。
在这所乡镇中学里，专业学语文的老师在教生物，而教数学的老师可能是之前学音乐的。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解不出一道题目，就让“尖子生”去解答，学生讲完，老师就在讲台下补一句“就是这么做的”。
2003年，我参加中考时全中学两个镇的学生只有6人考入县中，我当时考了第7，留在了八仙中学。而在2004年的中考里，全年级仅一人考入县中。
八仙中学的高中生源，就是我们这些被县中和重点中学淘汰下来的“次品”。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全年级考生55人，仅有7人过了二本线，还有五十几位同学，干脆连高考都放弃了。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三十三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程问我们一个问题：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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