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师培札记之三
*《攘书》（1904）
【《攘书》以《正名篇》为最后一篇，其意颇深。】
“发志为言，发言为名，故古曰名今曰字【按以名等于字，或许不妥，可后参《荀子名学发微》】……故古圣人有作名以辨物者，黄帝名百物，大禹名山川是也。古之知人有述名以指实者，周公作《尔雅》是也。正名之用有二：一曰诘其名实。二曰观其离合。诘其名实者，出于古人之询事考言，所以标义之有涵而立名以为界说也。（名与实符则名正，名与实违则名不正）观其离合者出于古人之类族辨物，所以示义之有别而标名以为徽帜也。（329）
（332）一、刘师培视“欧儒之论理”为重要：“论理学即名学，西人视为求真理之要法，所谓科学之科学也，而其法有二：一为归纳法，即由万殊求一本之法也；一为演绎法，即由一本赅万殊之法也。…… 以【严译】穆勒《名学》为最要。”
【又论翻译】“以固有之名标新增之物，译事之穷，此其源矣。故后圣有作，循旧名（中国旧名有当循者，有当改者，当循者如《说文》训电为阴阳激耀与今西人论电之说合，此可循者也，其当改者如日为地球所绕而《说文》以旭字为日旦出貌、阳字为日出，则与地球绕日之说背矣，……此皆旧名之当易者。）”（333）【按，名之约束，在刘师培看来，则为界说】“而造新名，必待文典纂修之后。（无政典之国谓之无政，无文典之国谓之无学。中国欲修文典，先解字后析词。……”）（334）
【“造新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造出新的文字么？是重新组合原有的文字么，还是重新进行界说（“训”）。“正名”的问题在刘师培那里之所以会成为“中心”问题，关键就是这个“近者海隅通市，西籍东来，达志通欲，舍译奚由？”（333）还有就是“中国自古迄今物自增而字不增”，名实分离，意义殊乖。几个要点可以分析：第一，刘师培部分认同了西学之“真理”（如论理学、如物理学、天文学之19世纪新近“科学”），故而由以西学衡量中国旧名。第二、刘师培对于翻译的要求非常高。翻译就是把那种对方语言中名实相合的状况在己方语言中复制出来（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异方之物多震旦所本无而中土乃以固有之名名之，辗转假借而丐词以生，其译音者如电话译为德律风是也，其译义者如轮船铁路是也，大抵皆察其外延，遗其内容，此又严又陵所以谓中国之名新物无一不误矣。”（333）】
【又按：刘师培对于名的偏执——要求名穷尽事物，几乎要求一种本雅明式的“名”：“一旦人破坏了名称的纯粹性，那么完全偏离对事物的观照就只是会剥夺人类已然动摇了的语言精神的共同基础。”（本雅明文选，275）“在人类语言与事物的语言的关系中，存在着可以被粗略描述为‘滥加名称’的事物——即所有伤感和（从该事物的角度而言）所有刻意哑言的最深刻的语言学原因。”（276）】
【可参《正名举隅》（1906）：“盖古人之名物也仅就其一端名之，当上古之时，非必以此为名词也，仅静词、动词及感叹词耳。及相称及久，而昔之所谓静词动词感叹词者遂逐一变而为真实之名词。然所命之名，奚足该一字之界说哉？故就中国之名词观之，大抵详于外延而略于内容，非惟专名如是也，即公名亦然。例如人字象臂胫之形，仅就人之形象言之耳。然人为灵智之动物未尝言也。天字训为颠，即天高在上之义，仅就天之方位而言之耳。然天之形象及功用若何，未尝言也。惟其详于外延，故有物异而名同者，而丐词以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左盦外集，234）所以，刘师培即说“古代之名词非具体之名词也，仅拙象之名词耳。”（同上）那么，有没有一种扩尽事物的名（词）呢？这种冲动本身值得细究。
刘师培论小学，其实极重名词，可参《论文杂记》（1905）。但是，在《正名举隅》一文中，刘师培其实区别了两种名词：一是现实之名词（拙象之名词）还有就是理想之名词（具体之名词），按照刘师培在234所举之例子来看，其实就是“专名”——独一的名物之词。“正名”的更高一层意思就在这里。另外，既然突出了这样一种“困难”，所以纂修“文典”也成为“正名”之要了。】
【一个暗示：晚清中国处在大变局之中，首先就是在“名物”相乖，意义世界混乱这样一种情境中表现出来，这也是最象征世界物质、最基本的层面。刘师培在面对这样一种变局的时候，其姿态可谓独特。试看鲁迅的姿态，在《摩罗诗力说》里，他一开始就把中国整个象征世界看做一本到头了的大书，古民神思已尽，所以，鲁迅已经不需要循旧名、造新名的问题了，他直接否定了整个名的世界，用摩罗诗歌之力来寻求另一种苏生的可能性，另一种交流方式，通感的、神秘的、共鸣的方式。可是，鲁迅恰恰没有讨论的，就是具体的物质的“翻译”，没有讨论“名”，所以，《摩罗诗力说》更多的是抽象性（在黑格尔意义上），缺乏实体性。所以，在1920年代末、30年代，鲁迅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来讨论翻译，讨论翻译的物质性、实体性。】
【不过，刘师培的“正名”论事实上包含了一种否定性与激进性。——就是那个真正的名。这个名当然不完全在起源之上（古人制名已包含了不确），而是命名始终没有到达某种极致。正式在晚清的变局之中，这种命名的不确（也可以说本身随着历史辩证展开的，西方的入侵……）在暴露出来。但是，刘师培的姿态，却是“考古学”式的，这部分地规定了后来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如何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循旧名，造新名”，古代未可尽弃之，何况古代的“源头”、古代的“资源”本身拥有一种解放性的力量。1904年，刘师培作《中国民约精义》本身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其序言曰：“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指卢梭《民约论》），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贤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按语，证以卢说，考以得失。”（年谱，55）在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阐释的问题，生成于一种谱系学的方法。】
*《物名溯源》（1907）
【按，严译《穆勒名学》（案语）：“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改中文惟‘名’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劝而用其偏也。”（《穆勒名学》，2）名=逻各斯，其意味深长。】
【刘师培的考古姿态——“溯源”、“原始”、“原”。这种姿态本身值得注意。】
“动物植物一物必有一物之名，物名莫不备于《尔雅》。今考其名，得名之由或以颜色相别，或以形状区分，然此皆后起之名也夫。（何谓“后起之名”？非后起之名为何？）
名起于言，惟有此物，乃有此称。（此之谓有真、有实）惟有此义，乃有此音。（参后文“古代造字之初，字声咸起于字义。”）【这里可参考《文章原始》】
盖舍实则无以为名也。故欲考物名之起源，当先审其音，盖字音既同，则物类虽殊而状态性质大抵不相甚远。如《尔雅•释草》云茨蒺藜，郭注云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刺人……又释虫云蒺藜蝍蛆，郭注云似蝗而大腹，长角能食蛇脑。《广雅》云蝍蛆蜈蚣也。改蜈蚣多足，足以刺人，与茨草多刺者相同，其同名蒺藜者，以其形皆多刺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7）
【另参《正名举隅》：“今观古今小学书为三类，一曰训诂之学，二曰文字偏旁之学，三曰音韵之学。而名学家言则另外一家之学，周代以降，寖失其传，惟字义字形字声赖小学之书而不坠。夫论事物之起源，既有此形（万物皆有其形），乃有此义（义则相对于人而言），然后象其形义而立名。是义由形义而生也（名不但象形，且寓义）。论文字之起源，则先有此名，然后援字音以造字，既有此字，乃有注释之文字（训）。是字形后于字音，而字义又后起于字形既造之后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22）】（先有此名为根本之要义）
【按：刘师培之说“名”学与“小学”不同，可深玩之。名是物之通达于人，物有万殊，所以，一物必有一物之名。“名起于言，惟有此物，乃有此称”，这是说物之有名，皆来自人之指认、言称。是一种意向关系本身，是一物传达给人。“名者，命也。”】
【刘师培所谓“事物之起源”和“文字之起源”：名学之传失，而小学存。“事物之起源”，也就是“物—名”之起源，是人遭遇物（形）然后经验滋生，有此义（所谓功用、性质，皆能识）——我更愿将其视为把握事物的情境性，故而“形义”合为一词。而“文字”之起源，则“先有此名”（名作为一种独特性存在，“一物必有一物之名”——名学的关键之一在于辨物类），援字音以造字，然后有字，字后有训（注释）。这也就是刘师培谓其他词皆出于名词的原因，名词之为本原，可知名为本原。参见《论文杂记》（1906）：“予观孔子垂训，首重正名。而汉儒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无以为名。’盖实字用以名一切事物者，皆曰名词。字由事造，事由物起，故名词为文字之祖。中国小学书籍，亦多释名词。《尔雅》由《释亲》至《释畜》，以及（东汉）刘熙《释名》，皆分析名词，字由类聚。……至助词、联词、副词，则上古之时，大抵由名词假借。”（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24）】
【附记：名=名词么？不尽然。名词乃文字之祖。可参“古代之名词非具体之名词也，仅拙象之名词耳”之说。】
【物名象物音】“盖同一物名，音同字异，其命名之初，本无定音，特象物音以定。物名如鹅字之音近于鹅鸣，雁字之音近于雁鸣，鴳字之音近于鴳鸣，鸦字之音近于鸦鸣。……皆其证也。子思有言：事自鸣也，声自呼也，其此之谓乎。此即所谓以物名象物音也。又如《尔雅》之释草木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8）
“《论语》曰：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今就中土之物类观之，物名互歧，无一定之字信乎。多识之不易矣。今欲博考中国之物类，必先区类而辨名。字声既明，则辨名之法若何？曰：古代造字之初，字声咸起于字义。古人之名物非苟焉而已。既以名加物，则物之状态性质已隐该于字音之中。后世之人正可聆字音以求其义。盖字音既明，则各物之状态性质寓于字音中者均可因此而类求。此即古人所谓举一反三之学也。昔桂氏疏《说文》，郝氏疏《尔雅》详于名物，然于音韵之学均深造其微。盖不明音韵学者，不能研究博物学。博物之学，奚可以不辨物名为首哉？”（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9）
【例证】“蘩露名蔠葵，菌亦名中馗。蔠葵、中馗即锥字之切音。盖蘩露大茎小叶，菌地蕈其形似盖，均与锥形相近，故取名相同。”（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8）
【又可参《文章原始》（1905）：“其一义数字，则以方言不同，各本其义以造字耳。而《释名》以声解声，明义由声起之义。盖上古一物只一名，其一义数名者，亦即由同声之字，辗转相通。”（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11）】
【《文章原始》：上古未造字形，先有字音，以言语流传，难期久远，乃结绳为号，以辅语言之穷。及黄帝代兴，乃易结绳为书契，而文字之用以兴。故“字”训为“饰”，（字，本谓之名，犹人之先有名，而后有字，出于口者谓之名，著于书者谓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按，可参《攘书》】《礼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云：“名者，质，所受于父母，冠称人益文，故敬之。”以质励名，即以文属字，质先而文后也。（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11）
【名=言=质；字==书=文。】
【《攘书》以《正名篇》为最后一篇，其意颇深。】
“发志为言，发言为名，故古曰名今曰字【按以名等于字，或许不妥，可后参《荀子名学发微》】……故古圣人有作名以辨物者，黄帝名百物，大禹名山川是也。古之知人有述名以指实者，周公作《尔雅》是也。正名之用有二：一曰诘其名实。二曰观其离合。诘其名实者，出于古人之询事考言，所以标义之有涵而立名以为界说也。（名与实符则名正，名与实违则名不正）观其离合者出于古人之类族辨物，所以示义之有别而标名以为徽帜也。（329）
（332）一、刘师培视“欧儒之论理”为重要：“论理学即名学，西人视为求真理之要法，所谓科学之科学也，而其法有二：一为归纳法，即由万殊求一本之法也；一为演绎法，即由一本赅万殊之法也。…… 以【严译】穆勒《名学》为最要。”
【又论翻译】“以固有之名标新增之物，译事之穷，此其源矣。故后圣有作，循旧名（中国旧名有当循者，有当改者，当循者如《说文》训电为阴阳激耀与今西人论电之说合，此可循者也，其当改者如日为地球所绕而《说文》以旭字为日旦出貌、阳字为日出，则与地球绕日之说背矣，……此皆旧名之当易者。）”（333）【按，名之约束，在刘师培看来，则为界说】“而造新名，必待文典纂修之后。（无政典之国谓之无政，无文典之国谓之无学。中国欲修文典，先解字后析词。……”）（334）
【“造新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造出新的文字么？是重新组合原有的文字么，还是重新进行界说（“训”）。“正名”的问题在刘师培那里之所以会成为“中心”问题，关键就是这个“近者海隅通市，西籍东来，达志通欲，舍译奚由？”（333）还有就是“中国自古迄今物自增而字不增”，名实分离，意义殊乖。几个要点可以分析：第一，刘师培部分认同了西学之“真理”（如论理学、如物理学、天文学之19世纪新近“科学”），故而由以西学衡量中国旧名。第二、刘师培对于翻译的要求非常高。翻译就是把那种对方语言中名实相合的状况在己方语言中复制出来（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异方之物多震旦所本无而中土乃以固有之名名之，辗转假借而丐词以生，其译音者如电话译为德律风是也，其译义者如轮船铁路是也，大抵皆察其外延，遗其内容，此又严又陵所以谓中国之名新物无一不误矣。”（333）】
【又按：刘师培对于名的偏执——要求名穷尽事物，几乎要求一种本雅明式的“名”：“一旦人破坏了名称的纯粹性，那么完全偏离对事物的观照就只是会剥夺人类已然动摇了的语言精神的共同基础。”（本雅明文选，275）“在人类语言与事物的语言的关系中，存在着可以被粗略描述为‘滥加名称’的事物——即所有伤感和（从该事物的角度而言）所有刻意哑言的最深刻的语言学原因。”（276）】
【可参《正名举隅》（1906）：“盖古人之名物也仅就其一端名之，当上古之时，非必以此为名词也，仅静词、动词及感叹词耳。及相称及久，而昔之所谓静词动词感叹词者遂逐一变而为真实之名词。然所命之名，奚足该一字之界说哉？故就中国之名词观之，大抵详于外延而略于内容，非惟专名如是也，即公名亦然。例如人字象臂胫之形，仅就人之形象言之耳。然人为灵智之动物未尝言也。天字训为颠，即天高在上之义，仅就天之方位而言之耳。然天之形象及功用若何，未尝言也。惟其详于外延，故有物异而名同者，而丐词以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左盦外集，234）所以，刘师培即说“古代之名词非具体之名词也，仅拙象之名词耳。”（同上）那么，有没有一种扩尽事物的名（词）呢？这种冲动本身值得细究。
刘师培论小学，其实极重名词，可参《论文杂记》（1905）。但是，在《正名举隅》一文中，刘师培其实区别了两种名词：一是现实之名词（拙象之名词）还有就是理想之名词（具体之名词），按照刘师培在234所举之例子来看，其实就是“专名”——独一的名物之词。“正名”的更高一层意思就在这里。另外，既然突出了这样一种“困难”，所以纂修“文典”也成为“正名”之要了。】
【一个暗示：晚清中国处在大变局之中，首先就是在“名物”相乖，意义世界混乱这样一种情境中表现出来，这也是最象征世界物质、最基本的层面。刘师培在面对这样一种变局的时候，其姿态可谓独特。试看鲁迅的姿态，在《摩罗诗力说》里，他一开始就把中国整个象征世界看做一本到头了的大书，古民神思已尽，所以，鲁迅已经不需要循旧名、造新名的问题了，他直接否定了整个名的世界，用摩罗诗歌之力来寻求另一种苏生的可能性，另一种交流方式，通感的、神秘的、共鸣的方式。可是，鲁迅恰恰没有讨论的，就是具体的物质的“翻译”，没有讨论“名”，所以，《摩罗诗力说》更多的是抽象性（在黑格尔意义上），缺乏实体性。所以，在1920年代末、30年代，鲁迅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来讨论翻译，讨论翻译的物质性、实体性。】
【不过，刘师培的“正名”论事实上包含了一种否定性与激进性。——就是那个真正的名。这个名当然不完全在起源之上（古人制名已包含了不确），而是命名始终没有到达某种极致。正式在晚清的变局之中，这种命名的不确（也可以说本身随着历史辩证展开的，西方的入侵……）在暴露出来。但是，刘师培的姿态，却是“考古学”式的，这部分地规定了后来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如何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循旧名，造新名”，古代未可尽弃之，何况古代的“源头”、古代的“资源”本身拥有一种解放性的力量。1904年，刘师培作《中国民约精义》本身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其序言曰：“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指卢梭《民约论》），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贤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按语，证以卢说，考以得失。”（年谱，55）在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阐释的问题，生成于一种谱系学的方法。】
*《物名溯源》（1907）
【按，严译《穆勒名学》（案语）：“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改中文惟‘名’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劝而用其偏也。”（《穆勒名学》，2）名=逻各斯，其意味深长。】
【刘师培的考古姿态——“溯源”、“原始”、“原”。这种姿态本身值得注意。】
“动物植物一物必有一物之名，物名莫不备于《尔雅》。今考其名，得名之由或以颜色相别，或以形状区分，然此皆后起之名也夫。（何谓“后起之名”？非后起之名为何？）
名起于言，惟有此物，乃有此称。（此之谓有真、有实）惟有此义，乃有此音。（参后文“古代造字之初，字声咸起于字义。”）【这里可参考《文章原始》】
盖舍实则无以为名也。故欲考物名之起源，当先审其音，盖字音既同，则物类虽殊而状态性质大抵不相甚远。如《尔雅•释草》云茨蒺藜，郭注云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刺人……又释虫云蒺藜蝍蛆，郭注云似蝗而大腹，长角能食蛇脑。《广雅》云蝍蛆蜈蚣也。改蜈蚣多足，足以刺人，与茨草多刺者相同，其同名蒺藜者，以其形皆多刺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7）
【另参《正名举隅》：“今观古今小学书为三类，一曰训诂之学，二曰文字偏旁之学，三曰音韵之学。而名学家言则另外一家之学，周代以降，寖失其传，惟字义字形字声赖小学之书而不坠。夫论事物之起源，既有此形（万物皆有其形），乃有此义（义则相对于人而言），然后象其形义而立名。是义由形义而生也（名不但象形，且寓义）。论文字之起源，则先有此名，然后援字音以造字，既有此字，乃有注释之文字（训）。是字形后于字音，而字义又后起于字形既造之后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22）】（先有此名为根本之要义）
【按：刘师培之说“名”学与“小学”不同，可深玩之。名是物之通达于人，物有万殊，所以，一物必有一物之名。“名起于言，惟有此物，乃有此称”，这是说物之有名，皆来自人之指认、言称。是一种意向关系本身，是一物传达给人。“名者，命也。”】
【刘师培所谓“事物之起源”和“文字之起源”：名学之传失，而小学存。“事物之起源”，也就是“物—名”之起源，是人遭遇物（形）然后经验滋生，有此义（所谓功用、性质，皆能识）——我更愿将其视为把握事物的情境性，故而“形义”合为一词。而“文字”之起源，则“先有此名”（名作为一种独特性存在，“一物必有一物之名”——名学的关键之一在于辨物类），援字音以造字，然后有字，字后有训（注释）。这也就是刘师培谓其他词皆出于名词的原因，名词之为本原，可知名为本原。参见《论文杂记》（1906）：“予观孔子垂训，首重正名。而汉儒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无以为名。’盖实字用以名一切事物者，皆曰名词。字由事造，事由物起，故名词为文字之祖。中国小学书籍，亦多释名词。《尔雅》由《释亲》至《释畜》，以及（东汉）刘熙《释名》，皆分析名词，字由类聚。……至助词、联词、副词，则上古之时，大抵由名词假借。”（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24）】
【附记：名=名词么？不尽然。名词乃文字之祖。可参“古代之名词非具体之名词也，仅拙象之名词耳”之说。】
【物名象物音】“盖同一物名，音同字异，其命名之初，本无定音，特象物音以定。物名如鹅字之音近于鹅鸣，雁字之音近于雁鸣，鴳字之音近于鴳鸣，鸦字之音近于鸦鸣。……皆其证也。子思有言：事自鸣也，声自呼也，其此之谓乎。此即所谓以物名象物音也。又如《尔雅》之释草木也……”（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8）
“《论语》曰：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今就中土之物类观之，物名互歧，无一定之字信乎。多识之不易矣。今欲博考中国之物类，必先区类而辨名。字声既明，则辨名之法若何？曰：古代造字之初，字声咸起于字义。古人之名物非苟焉而已。既以名加物，则物之状态性质已隐该于字音之中。后世之人正可聆字音以求其义。盖字音既明，则各物之状态性质寓于字音中者均可因此而类求。此即古人所谓举一反三之学也。昔桂氏疏《说文》，郝氏疏《尔雅》详于名物，然于音韵之学均深造其微。盖不明音韵学者，不能研究博物学。博物之学，奚可以不辨物名为首哉？”（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9）
【例证】“蘩露名蔠葵，菌亦名中馗。蔠葵、中馗即锥字之切音。盖蘩露大茎小叶，菌地蕈其形似盖，均与锥形相近，故取名相同。”（刘师培全集第三册，248）
【又可参《文章原始》（1905）：“其一义数字，则以方言不同，各本其义以造字耳。而《释名》以声解声，明义由声起之义。盖上古一物只一名，其一义数名者，亦即由同声之字，辗转相通。”（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11）】
【《文章原始》：上古未造字形，先有字音，以言语流传，难期久远，乃结绳为号，以辅语言之穷。及黄帝代兴，乃易结绳为书契，而文字之用以兴。故“字”训为“饰”，（字，本谓之名，犹人之先有名，而后有字，出于口者谓之名，著于书者谓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按，可参《攘书》】《礼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云：“名者，质，所受于父母，冠称人益文，故敬之。”以质励名，即以文属字，质先而文后也。（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11）
【名=言=质；字==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