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叙事吗？

                  我们需要叙事吗？
                             --关于叙事史的简要提纲
              告别叙事的时代？
我常常幻想写一部小说，却总因自己在讲述故事方面的苍白而被迫搁置。我也常常发觉，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中，叙事实在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故事，作为宏大叙事结构的一种样态，在总体性的瓦解过程中随之瓦解。或者，真实的逻辑关系恰恰相反，故事的消解，“讲故事的人”的退场，掀起了肢解整体性的序幕？顾彬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中，总会论及中国当代小说在写作技术上的落后，而其中最鲜明的表征就是中国小说还在讲故事，这在顾彬看来是属于100年前的技术。世界当代小说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已不再讲述一个故事，你无法用一句话，十句话抑或一篇文章概括一部小说，小说已经延展为没有边界的空间，你可以向其中填充各种物质，科学报告，学术论文，新闻报道，诗，戏剧，图画。在掺杂了无数怪异元素之后，小说依然是小说，但这种小说与百年前通常的小说观念大相径庭。但是否需要意识到十九世纪的小说或是之前的小说也不过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写作在当下，是一件更关乎内心，更注重瞬间状态，更需要探索精神境况的事情。也许小说依然需要那种广阔的历史时空疆域，但人在此疆域内的状态并非线性的同一的，一个完整性的故事脉络已不必要，历史充当人不断溢出的背景。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考虑写一部小说呢？我打算试试，可缺乏传统叙事功底仍然让我心慌。
         古典叙事：神话与族群意识
口头神话在远古时期塑造着一个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字文明兴盛之前，是故事将族落中的人群联为一体。那些质朴而古老的故事，那些关于祖先，关于起源，关于性与爱，关于植物农作的故事，在人群中代代相传，伴随人们度过恐怖的黑夜，传达着悠远的时间深处我们祖先的英雄传奇。叙事在古典时期是一种联结，将现在与遥远的过去联结在一起，将我与你，他与她紧紧捆绑在一处。很难想象没有口口相传的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的故事，没有盲人歌手荷马将这些故事完美地演唱出来，古希腊会出现后来被称作轴心时代的辉煌文明。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北欧神话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印度神话与其繁盛的宗教文明，格萨尔王传与藏族文明之间。神话式的故事铸造人们的记忆，那不是客观的历史，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会随人心情的变换而随意改变。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中，神话还具有一套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表达着讲述这一故事的真实意图与原始族群的真正意识。我们很难探究神话故事在具体语境中是如何承载原始族群的基本意识的，也不确定故事在沟通群落的人们时是最重要的还是仅仅作为许多中的一种手段，我们只能猜想曾经有一个时期，神话故事塑造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建构着人类的政治神学。
          中世纪叙事：宗教与政治神学
叙事与政治的关联常常被人们忽略，我们经常忘记一套政治架构往往由一种叙事体系所建立，我们也常常忽略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谎言，一门说谎的技艺。最习而不察的叙事是关于常识观念的叙事，是久已沉淀于心的观念形态与意识形态。由于流传已久或者由于技艺高超，我们完全忘记了观念的流传轨迹，不再记得在流传之初它不过是一个故事。在西方与东方的中世纪，人们讲述的故事与政治撒播的故事合而为一。在欧洲，这套故事形成了漫长的基督教神权系统，通过圣经以及对其的权威阐释，通过天主教会复杂地权力机构分布，人们被统摄在一个宏大的圣经叙事系统之内。不应忽视这一宏大系统内部隐秘的裂缝，看似同一实即差异的种种细小叙事。存在于天主教内部的不同派别，天主正教与异教之间，普通民众与教会领导之间的微妙博弈。在圣经体系之内流传的各种骑士小说，民间故事；在经院哲学讨论中自我化的表达。在大叙事下分支的种种细小叙事构成暧昧的张力，维持大叙事体系的微妙平衡。直到一些溢出的叙事出现，对圣经叙事形成强大挑战的新型叙事，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政治的沿革往往由叙事体系的变化引发。在欧洲具体语境中又呈现为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权力话语之争。中世纪是一个单一叙事化的时代，在东方的中国，这种单一性表现为君权神授叙述模式下的政治神学，在整体的神学背景下，各种学说构成宏大体系的部件。儒家关乎世俗行为与道德规范，法家关乎对僭越者的严厉惩罚，释道关乎人们超逸尘世不再关心政治现实的精神样态。同样不能忽略这套完整叙事体系在投射到具体人心时产生的误读与变异，不能无视大叙事内部丰富的细小叙事部件，这种分离的力量促进人类变革的发生，从单一叙事到多元叙事，人们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近代叙事：小说与印刷资本主义
印刷书籍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知识大众化的后果深刻影响每个人的世界观念。在阅读中，人们发现了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全新世界。多元的阅读使人们接近多元的叙事，从而形成多元之观念，进而逼仄多元政治的出现。这套因果关系纷繁错杂，搞不清是多元的叙事诱导多元的政治，还是多元睁着孕育多元的叙事。阅读小说是一种冒险，它改变你现实的观念，诱导你进入一种虚构的观念。这种改变是对政治神学的戏拟，提醒人们现实世界不过是又一种叙事生成的世界。很容易想起《堂吉诃德》，那个沉浸在骑士罗曼司世界的没落骑士，与此同时跳跃到伯夷叔齐以来那些不合时宜的旧时遗民。《红与黑》中德瑞纳夫人阅读《危险的关系》时，似乎也隐喻她即将触犯偷情之禁忌。在近代，女性的阅读与偷情似乎构成了某种隐秘勾连，《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是一个典型的阅读引诱偷情之范例。男性的阅读偏于某种政治禁忌，就像于连阅读拿破仑时想象失去的英雄情怀。大量通俗小说的印刷带来叙事上的二重奏，政治叙事继而文学叙事形成了两种叙事传统。贵妇人在闺房中阅读爱情小说，这些小说叙事生成了在中世纪被遮蔽的女性空间。有时这种叙事是离经叛道的，像萨德侯爵的大作，可以想象贵妇一面痛斥其伤风败俗一面小心翼翼偷偷在床上阅读的场景。文学叙事成为独立影响人心的配置机器，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引发的自杀潮可以看到文学叙事的影响力量。在这一时期，叙事与阅读建立了新的主客体关系，文学叙事建构的冲击链激起无数匿名读者的情感回应。这一时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英雄和对英雄顶礼膜拜的普罗大众。
           现代叙事：作者之死与新的叙事空间
卡夫卡的小说标志着文学叙事力量的弱化，弱化始自作者的缩小与自我变异。一个甲虫，一只狗或是一个神经兮兮气质贫弱的人很难让我们信服其叙事的可靠，不可靠的叙述者是一个现代概念，对叙述者的怀疑延伸了文学叙事的缝隙，在孔道间瓦解文学叙事的权威。在近代建立的叙事者与阅读者主客二元结构被彻底打破。作者之死迎接着多元叙事格局的时代，新的叙事模式不断产生，新的叙事空间不停涌现。新媒介的出现加剧叙事的分化，报纸电视网络在每时每刻赋予世界海量的叙事，这些叙事往往遵循固定的模式，其作者通常以匿名出现。不同声音的涌现抵消每一种单一的权威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这也许是叙事最好的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参与到叙事进程当中，叙事在当下获得了最大的包容性。叙事的无限增殖当然极大削弱了每个叙事的力度和深度。艾伦布鲁姆对古典时期与当代做了“巨人与侏儒”之类比，也许我们时代的叙事比起巨人时代显得平凡而无趣，但也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了每个侏儒以发声的可能，这些发声的个体当然会衍生出一些高大的人，如果这些高大的人始终以各个时代伟大的叙事者作为比肩的对象，或许巨人的诞生也能被稍许期待。或许我们不需要一个巨人之国，在一个充满大人和中人的世界才能获得真正的叙事之自由？
              叙事学的幻象
叙事学是门研究始终落后于现实的学科，当六十年代以祥法国结构主义学者们对过去的故事作出种种模式上，句法上，视角上的归纳时，新小说的书写又大大越出这些学者苦心营造的“结构”之外。文学叙述始终带有越界的冲动，它永不停止的好胃口在吞咽这个时代的石油，汽车，电脑，克隆。僵化的“结构”向文学提供了亟需超越之面向。诚如托多罗夫所述，文学叙事免不了在矛盾的倾斜与矛盾的平衡间不断摇摆，可摇摆的价值在于细节的力量，每个时代不同的摇摆曲线让每一种同一模式的叙事具有不同的特质，每个句子每个字都在向人们敞开全新的宇宙，这个宇宙仅靠句法的归结是无法看见也无法进入的。那些总体叙事学都是面对过往死亡文本的产物，我们当然需要一种叙事之学，这种叙事学不是把所有细节统归为一，而是将每一次叙事指向无限的可能，将丰富还原丰富。就像我们永远也离不开叙事，即使当代叙事只书写片断的镜像，在破碎的镜子里我们仍然会看到宇宙和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