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行（下）
承德
离开克什克腾时天空开始飘雪，心里有些郁闷；虽然不免遗憾未能在这里看到秋日晴空下的景色，但行程已不容我们在这里过多停留。Suda心有不甘，一度想去左近的多伦县或桦木沟继续看这一带的秋色（她对人文景点基本无感），不过最终她还是同意了南下去承德，因为我想把这一片的农牧混合地带、避暑山庄、长城、清东陵连起来看。
在赤峰只停留了一个晚上，这个城市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汽车站周围密布的宾馆，这本来并不奇怪，但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几乎每家门口都有一块电子屏显示着：房间配备电脑！免费光纤上网！确实，这里80元的一个标间比北京魏公村慧廷宾馆270元的房间更整洁，还真有一台可免费上网的电脑，对我这样的过客来说真是再好不过。这应该也算得是一项本土创新了。之后在承德、蓟县、北京，我们都没再遇到这样的宾馆，连网吧都不那么好找了，令人颇为怅然。
从赤峰南下213公里就是承德。根据之前去克什克腾246公里开了3个半小时的经验，我们满以为同样的国道3小时应该能到。但正如《寻路中国》中所言，你很难按照中国地图去作预期：“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我们遇到的正是最后一种“通常的情形”——一路经常看到慷慨的标语口号：某某路桥公司向内蒙古/河北人民致敬！保质保量提前完成施工！最终，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了4小时50分后才抵达承德。不过这次走原先国道的好处在于，还经常能从乡村和市镇中间穿过，你能看到旁边那些人触手可及的生活：在车窗外卖日用品的小贩、田地里的农民、以及喀喇沁旗如今被一片玉米地包围的王爷府。等这条高速公路2013年建成后，也将改变人们观看沿途的方式：因为高速公路严格来说并不是为了连接这些小村镇，而只是为了快速地从它们旁边穿过；到时人们只能远远地看到一片模糊的风景，而自己和风景的距离也拉大了。
一路向南，环境和植被都渐渐起了明显变化：在喀喇沁旗一带已多见到山顶稀疏的灌木丛和绿色的树木，与克什克腾一片枯黄的肃杀景象大为不同，到河北境内（你能很快意识到，因为标语从“赤承高速”变成“承赤高速”），山头树木更为茂盛，地表水也丰沛得多，毕竟这里与塞北还是颇有不同，也难怪古代时随着气候冷暖变迁，长城内外的牧族要和定居的农业文明反复争夺这一交错地带。承德虽然也和北方的许多城市一样，由于水量稀少而只能依靠橡胶坝阻截水流来维持一片宽广的河面，但一个从北方草原进入到这里的人，还是不难感受到这里与草原荒漠截然不同的气息，而距离又不远，也难怪它在清代被选中成为朝廷统治整个内陆亚洲的政治中心了。
承德比我预想的好很多，市容整洁（路边标语：“环境是竞争力”），当然，汽车东站也和国内几乎每个车站一样秩序混乱。向窗口询问去蓟县的车，回答是没有；那么去天津？一天也只有两班：6:30和11:00，前者要开8小时——鉴于地图上看来距离不远，这个时间之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相比起来，去北京的班次18倍于去天津的（6:00-18:00每20分钟一班），到天津的每天班次数量仅与赤峰相等，这个简单的事实已足够有力地表明天津的相对衰落，虽然它名义上仍是直辖市。如果有人能把全国各汽车站、火车站的班次密度用线的粗细画出来，我想那大致能表明不同城市之间人流物流的强度，以及中心城市对周围的吸纳和辐射力度。
没有去蓟县的车，又打乱了我们的计划，Suda沮丧之余一度想直接回北京、然后改签车票南返。两人小小地争执一番，这次出行的屡多变故让我俩都颇感挫败，所幸我再去问了一次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去蓟县有车，但隔天发，明天才有——但我们本来想买的就是明天的。虽然这样在承德的时间不免紧张，但总是松了口气；在丽正门附近找了个宾馆住下，标间120元——第二天就是国庆节，据说将会按照牌价来，也就是580元。
进避暑山庄时已近午后三点。虽说这里颇多以江南园林为模板，但种种细微之处总是更多联想到颐和园和昆明湖，而不是苏州园林和杭州西湖；它不是那么精致细腻，但也别是一番景致。午后的园中很安静，游客稀少，若不是入园太迟，真很想把它走个遍。顺着山路上到小山顶，可以远眺武烈河、外八庙和整个东城，在深蓝色的秋日晴空下，确实令人心胸颇感畅快。山亭中几个老人正在闲谈往事：山庄六七十年代一度都已很残破了，那会儿能幸存都不错了，现在很多都是之后陆续重修的；郊外的水泉沟，当年不过是个小山村而已，啥都没有，承德城外那时真是破。另一个拿着三角架长镜头的老太太看到我们问：“你们是外地来的吧？”我恭维了几句承德的好，她笑着说：“那还是得感谢皇上给咱留下的好东西。”“现在都叫世界遗产了。”“那可不是。”
沿着山庄北边的山墙走了一段，日暮的阳光穿过群山洒落在这个山谷中的城市中，一片金黄。17:40后，暮色渐渐四合，我们再顺着围墙向东走，下到山庄东北角一处偏僻无人的角落；颇感意外的这里竟还有一片似是工作人员居住的简陋红砖房，乍一看和北方某个小村庄一样。好不容易绕过土堆和铁丝网，遇到拉着一大车从山庄里割下的干草运过来的司机，警惕地问我们怎么会从那边过来，“抓住了要罚款的”，显然是把我们当作翻墙过来逃票的了。虽然山庄总体上给我们的印象超过预期，但在诸多细节上仍不难看出管理上的不善：尽管已是世界遗产和这个城市无可争议的名片，但这里竟还能容许这些简陋红砖房的存在，一处草坪上甚至还建有49个蒙古包组成的度假村——清代确曾在这里搭蒙古包接待蒙古贵族，但现在这一处却是水泥砌筑的伪文物。园内不少旧建筑早已被毁，但地图上却仿佛它们依旧存在似的，以至于走过去时才发现那儿只剩下一个台基。
有一点仍保持着山庄的原貌：沿路并没有安装现代的路灯。在黑漆漆的路上走了好一阵，才见到大门口的亮光。即便此时已是晚上7点多，但仍然陆续有人进院，看上去都是办了月票来此散步的本地人。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虽然这里满城的房地产广告和城市介绍文字都侈谈“皇家”，但实际上现在的承德是个充满平民气质的城市，当地人的潜意识里，只怕是把避暑山庄当一个大公园来看待的——这也就解释了正门外水族馆、花鸟市场和早餐摊位的存在，以及清早时诸多在此提笼架鸟的老少爷们。晚饭前正看地图，点菜的小妹和旁边悄声说：“外八庙有那么大？我都没去过。”入夜后宾馆窗外一度锣鼓喧天，起初我还以为是国庆节的花车巡游，待下楼后看到则是：一家商店门口的大电子屏前三四十人当街看电视，有一个妇女甚至拎着一袋例子隔街在看；街道的另一侧则是两拨扭秧歌的人群，吹吹打打，个个兴高采烈。
街道中心，耸立着的是一个1999年建造的康熙大帝铜像。这个城市的建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康熙之后历代清帝的持续建造，毕竟清初这里只是个名为“热河上营”的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从承德到赤峰，这一带的许多文化景观、乡村建制和空间布局，追溯起来恐怕大多都是清初乃至晚清以来历史进程的结果：沿途一些乡镇地名暗示着它们卑微的出身：两家、三家、五家、七家、七家岱、十家、南五十家子；长城沿线的另一些村落则表明它们原本是八旗军兵驻军之地，如牛录、虎什哈、西阿超、巴克什营、选将营、蓝旗卡伦，以及各种以“营”为后缀的地名；还有一类则表明这个聚落系由店铺发展而来，因此这类地名看上去都是传统商店的名称，如四合永、广德公、育太和、元宝栈、韩家店、夏家店之类，其数量极多，在一个缺乏道路和定居点的空间里，寺庙和店铺想来会自然地成为人流聚集和交汇的处所。
承德只是由于皇家的选定而成为一个较特殊的例外，而现在，这里的人们又根据自己的观念消费和重构着那段历史：在康熙帝的铜像底座上，用汉满蒙藏维五种文字写着“康熙大帝”，然而，清代并非“五族共和”，避暑山庄的匾额上是没有维文的（清东陵的匾额只有三种文字，无藏文）；在丽正门边的关帝庙门口石碑上，写着雍正帝修建此庙怀柔从草原南下的游牧民，“使蒙古铁骑不再践踏中原”。历来都说清代不修长城是因为康熙以降的诸帝有足够信心应对蒙古，但在黄崖关长城上忽然想到，那或许也是为了表示对蒙古人“不见外”而已，毕竟修缮关隘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提防心态和敌意。不过，在三百年后的碑文上，康熙和雍正看起来都已变成了汉人的皇帝，仿佛他们不是从这里南望中原，而是北望内陆。
蓟县
蓟县是一个被临时选中的目的地，直到去承德的路上我们还在犹豫是否把剩下的时间放在天津，所幸从承德有去蓟县的车——不过差点误掉。那班车是9点半发车，车票上写着检票口是2号口，我们也就在承德汽车东站里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待，直到9:25也没看到检票口开门，我终于有些按捺不住，去另两个开着的检票口一问工作人员，她冷冷看了我一眼：“票买了没？买了就从这儿出去吧。”也没检票。出去找到去蓟县的车，司机看到我们就不耐烦地说：“就差你们俩了，再不来就走了。”看来这里和那年在西安所见一样：其实根本不用管检票口，直接进去找车就行，甚至直接上车再买票；这班车由于两天才一班，许多人都是事先打电话预定的，一路上在双滦、兴隆的路口（甚至高速公路上）都有人上客。
过兴隆县城后基本就是连绵的燕山山脉，山间公路上空寂无人，直到向南穿过黄崖关长城，才开始陆续出现一些较大的村落，这里已是蓟县地界。在距离县城还有八九公里的洪水庄村，路边赫然有一所“天津可口可乐希望小学”，让我颇感意外。县城看上去并不穷，汽车站、体育馆、中学都修得十分现代（不过站外的摊位仍是北方农村的老样子），出站我照例先买了一份地图，打算先去城中心的独乐寺附近安顿一下。但站外的出租车司机每个都开价20元，有一个甚至开口要30元——翻开地图一看，从汽车站到独乐寺只不过相当于横穿县城1/3的路程而已，我倒没料想到这个县城能有这么大。我说：“那你打表吧。”回答得理直气壮：“我们这儿的车都不打表。”当Suda表明地图上看汽车站到独乐寺的距离并不远时，他镇定地说：“这上面标的汽车站是错的，我们这儿新的，地图上标不出来。”我们终于还是打了一辆蹦蹦车，5块钱到独乐寺，师傅上车后忠告我们：那些出租车司机都是要宰客的，其实不过十块八块钱罢了。但我们后来还是被宰了：第二天晚上回到蓟县时，上了一辆蹦蹦车去找宾馆，司机是个看起来朴实助人的中年妇女，七弯八绕之后，3块钱的路程她收了我们8块钱。
这当然也不意外（被宰恐怕是国内旅游难免的经历），但我讨厌这种感觉：在陌生环境中总要多个心眼来提防被骗挨宰。我们的装束看起来太显眼，一看就知道是游客。在独乐寺刚下车，一个枣红脸膛的大姐马上过来问，要不要去黄崖关长城？我们说先等我们吃完饭。结果吃完刚走出饭店门口，我还没缓过神来，她立刻穿过红灯一个箭步冲过来，喝退另外两位：“我的！”转身说：“跟我走！”平心而论，她时候介绍我们坐车、住宿的价格不算高：只不过比一般的报价高20%而已。在克什克腾、赤峰、承德虽然也有拉客的，但鲜有如此气势的；到承德那天因为一脸胡子已经八九天，那位大姐还略有些怯生生地问我：“您是咱中国人吧？”
蓟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城，但那种丛林般的商业气氛却是我沿途感受到的最强烈的。独乐寺旁渔阳古街两侧全是店铺，每家都架着高音喇叭反复播放“9块9，9块9，所有商品一律9块9”之类的叫卖声，其喧嚣程度，足以让经过的行人如我，感觉自己像在穿过一片枪林弹雨。从县城到黄崖关长城的路上经过的杨庄水库（后来得知建造还没几年，现美其名曰“环秀湖”），路两边有91块各种简易的牌子和条幅，上书“乘汽艇”、“垂钓”之类，但可能是旺季已过，湖中的汽艇只有两三艘，其商业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与这些直抒胸臆的广告不同的，有一些则颇令人费解：在玉龙滑雪场上的牌子上书：“何必下江南”。次日我在路边另一处看到“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几个字，才大体明白其所指，但仍不明白那何以要放在一个滑雪场的山坡上。
黄崖关长城是天津市境内唯一的一段长城，一路大多都是天津牌照的自驾车。和许多地方，黄崖关到1984年开始重修时，城墙其实已相当残破；而重修的直接原因，据关内博物馆所说，却只是邓当时的一句话：“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也是为什么城门口左右两头石狮子上还各刻着一段话：“我是1958年回国的印尼华侨”、“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在那个年代，重修长城只是为了长城本身的象征意义。但这三十年的变迁早已使很多事物变得面目全非或名实分离。黄崖关内还立着一个潘鹤创作的毛的雕像——他和这里唯一的联系大概就是那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如果是这样，他的雕像大概可以出现在任何一处长城关口；在如今这个消费时代，这句话已经令人讽刺地成为长城景点招揽游客最佳的旅游口号，仿佛每个人只要去过长城就真的变成好汉了。
1984年重修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把这里建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如今恐怕没有几个人是饱含爱国主义感情而登上长城的（那确实也难以想象）。黄崖关长城和长城下的农家乐紧密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心目中的这种印象：那不过是一次郊游，任何其他象征意义都是多余的和被消费的。看看登长城的人也大抵可知：有到此锻炼身体的、有一家数口来的（甚至还有一个才15个月、刚会走路的小男孩，他爷爷埋怨说：“都没记忆，带他来干嘛”）、甚至还有有穿高跟鞋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何长城上有那么多刻字，其内容形形色色：大部分富含个人英雄色彩，诸如“诸葛淑怡到此一游”；少数有地方情结的刻着“天津市”；有些从痕迹和日期上来判断是新近出现的潮流：“I Love You”；还有一位则颇有孟姜女的气概：“不倒长城非好汉”。作为一种国民文化，类似的刻字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城墙青砖上也随处可见，从中大抵也可见在一套正式的官方话语之外，人们都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消费这些景点的。
在太平寨，有两个三十上下的女性正和入口处的一个雕像合影，拍照完其中一位问：“这人到底是谁？”看了碑文介绍后她们惊讶地发现是戚继光，先一人不解地问：“戚继光不是打倭寇的嘛，怎么跑这里来了？”另一人说：“日本人不就是从长城外打进来的么？”这一瞬间我确实开始怀疑，学者们常常追寻的作为唯一真理的历史真实性，对于普通人来说究竟有何意义？对他们来说，“好吧，就算你说的那是对的，那又如何？”《三国演义》能比《三国志》被更多人接受，并非偶然。
黄崖关长城下的附近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办农家乐（每家都是100元包吃包住一天），当年或许也正是这些村民拆长城砖来修自家猪圈。北方农村和江南农村毕竟还是大不一样，虽然这里经济条件并不差，但每家建的都是封闭围墙的大院子，而不是多层高楼；这里依靠的产业也不像是精耕农业或乡镇企业（有时我怀疑乡镇企业的兴起也和当地文化密切相关），而不如说是靠山吃山：栗子、山楂、蘑菇、柿子、梨、苹果等等，也难怪附近要挂出标语横幅“开放的果园欢迎您”。
之前多次到北京，虽然也喜欢这座城市的某些方面，但总隐隐觉得它有一点“粗”（当然，这或许也是南方人的偏见，而且如果它精致，可能也就不是北京），这一次终于意识到，那大概也因为它本身是从周围这个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从蓟县回北京的这一路，大概可算是京东一线的某个缩影。这一条国道沿途所经，除三河、燕郊之外，一路上都感觉像是覆盖了厚厚一层灰，有些地方连树叶也是灰扑扑的；一个凌乱的小镇邦均镇，令人遗憾地竖着一个“京东第一镇”的牌楼（不过燕郊镇宣称“争当河北第一镇”还是可信的，我相信它已经是了，除非你认为石家庄也是一个镇）。在原本去往平谷的一个路口，交通指示牌上的“平谷”二字被贴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叉——乍一看颇感啼笑皆非，但一时倒也想不出比这更省事的办法；事后还发现至少还有三个类似的指示牌。虽然一路上也不难看到标语上发誓要建设“京畿坦途”、“河北文明交通示范路”，但除了更严密的检查之外，不免让人怀疑究竟有谁会认真看待这些词。沿着这里往前看，地平线上的北京，毕竟还是属于这个环境。
清东陵
从黄崖关向南，在下营路口向东一小时车程就是清东陵。虽然距离不远，但这却是跨省公路（天津-河北），过路定点班车颇为稀少。说起来，位置偏远的蓟县属天津、延庆/密云属北京，如今看来都颇不合理，1950/60年代时如此调整行政区划，其用意想来只是为了保证这两座北方城市的供水罢了（蓟县于桥水库、延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
时当国庆，车上塞满乘客，小巴上严重超载。司机和售票员自然也知道密迩京郊，这段时间检查的交警总格外多些，距离东陵还有一段距离时，售票的老头就不断打电话联系，早已得知孙各庄路口会有交警检查，于是提前就让我们无座的11个人下车（“行李就不用拿了”），分乘另一辆已停在路边的小面包，等驶过那个路口时再上车。下午回程时也照办，电话里有人问他没事了吧，他得意地开玩笑说：“那是，局长跟咱啥关系啊！”车上有人笑这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猫不免太蠢，他嗤笑一声：“别美了，他真要治咱们那是易如反掌，只不过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后来回北京的车上，半路居然还有交警上车查每人的身份证件，真不知奥运期间严到什么程度。
紧邻东陵的孙各庄是一个满族乡，院落上的字也因此从“农家乐”变成了“满蒙风情特色”（而蒙古风情特色总不外乎建几个蒙古包），乡小学门口的牌匾上还照例有满文——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相信当地没有几个满族能读懂这些满文了；这只不过是一项例行公事，就像内蒙的所有店面牌匾，为了表明“自治”，总要附上一行蒙文。但当本地80%乃至100%的人口实际使用汉语文作为母语时，原本对少数民族语文的尊重这项措施，渐渐地也就空洞化，乃至变得毫无意义了。
车子停在一个名为“裕大圈”的小村庄路口时，司机示意我们下车：“你们不是去东陵吗？这就是。”他指指另一边的小土坡，很多游人跨过坡上树林外已被踩倒的铁丝网向里走。我们颇感困惑地向里走了两分钟，看到一块下马碑，不远处显出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和宫殿般的建筑群，走近一看才知道这就是乾隆的陵寝：裕陵。那个所谓“裕大圈”的村落就是当年内务府看守裕陵人员所居住的地方，村民想来多半都是护陵人的后代。
清东陵作为皇家陵寝，虽屡经劫难，但遗迹仍颇恢弘。东陵背靠的群山即昌瑞山，山脊原本有戚继光所建的长城，为了保护龙脉，清代曾拆除了十几里长城，并历年派兵把守附近数十里范围内的山林，不要说陵墓，连陵区的树木也严禁民人盗采。按《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禁山前后，盗枯树枝、土石者，应仍照本律.……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乾隆四十二年，马兰关总兵满斗将陵区一带树木砍伐840多棵，被人控告后革职交刑部审讯，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后乾隆开恩才降为章京；东陵守护大臣贝子允祁是乾隆帝的叔父，因未能发现满斗的违禁活动，坐失察罪，降为镇国公。
清亡之后，这一切约束自然不复存在。清帝逊位时民国所订《保护皇室八条》很快沦为具文，1925年起直奉军阀在附近混战，以筹集军饷为名，将陵区数十万棵松柏盗伐一空；当然更出名的是1928年孙殿英盗取地宫一案——事后孙自称是明末死于满清入寇的大将孙承宗后人，其盗陵乃是“报九世仇”，我颇疑这只是这个土匪出身的人物为将自身行为合法化而编造的身世。但现在，他倒是东陵的游客和导游最津津乐道的人物之一，在陵区中你不难听到有人在谈论“东陵大盗”的往事，仿佛这成了又一段传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亡后数十年里，东陵被保护得最好的时期倒是1933-1945年日军进占期间——孙殿英盗陵事件让溥仪痛心疾首，无疑也是他日后倒向日本人、建伪满的重要因素，而日军进驻东陵的名义也是替满人看守皇陵。1945年8月日本尚未最终投降，盗陵之风再起，而为首的张尽忠等人甚至还曾参加八路军打游击，事后他招供盗陵的原因是“他们说日本退走了，八路军对皇陵不赞同存在。”至1946年发生附近十多个村子二百人盗陵的大案，当时冀东军区为震慑起见，一度将重犯六人从马兰峪到东陵一路押解，在景陵大碑楼前当着人山人海将六人枪毙，据称“当时为惩治盗匪和教育群众，规定在七天之内不准收尸”。这些案件固有那个兵荒马乱年代的大背景，但盗陵的许多人其实是附近村子原本护陵人的后代，而他们之所以参与盗陵，根本原因之一只怕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后，这些在陵寝当差的人员彻底断绝了俸饷。
无疑，在它被视为文物和“世界文化遗产”之前的数十年里，东陵只是一个尴尬的存在，甚至没有多少理由存在。在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那些曾被英法联军损毁或与国耻相关的遗迹，标识牌大多一一注明，但你看不到有一处会写着：此处某某年毁于国人之手。今天，一条乡间公路横穿过东陵长长的神道，将之横切为二，神道两侧是弥望的玉米地（也难怪1928年孙殿英盗陵后来此守护的满清遗臣有禾黍之悲），这也难怪，护陵人的生计一断，只能就近务农为生。在陵园门外，大抵都是一些鄙俗不堪的摊位——诸如砸中罐子得奖之类。
也不止当地人如此，不如说，来到东陵这里的游客所消费的叙事，以及陵内的展示本身，都与文物和遗产保护的理念相去甚远。裕陵隆恩殿内陈设着一个大型编钟，大概这就是人们对“古代”的理解，然而清代恐怕从未使用过编钟；殿内的大块展板，上面绝大部分内容，却是一个宾馆“御苑山庄”的介绍、清东陵三日游的旅游路线、以及清东陵左近土特产的介绍（附带提一笔：在蓟县独乐寺展板上也能看到更含蓄一点的植入广告：“渔阳酒业提醒您：请您爱护文物”）。裕陵东配殿匾额换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京城贡院”——这是一个所谓“皇家科举”的互动旅游项目，参与者可以感受下被皇家御笔钦点的滋味，且无需十年寒窗苦读，报名费仅需100元；而西配殿，则是“祈福纳祥佑子孙”的项目，据说有高僧开光。在定东陵的大殿里介绍的慈禧生平，看上去只是一段野史传说，其中有一个泥塑场景，介绍的竟是慈禧如何在宫中养了28位乳母，饮用其乳汁来养颜。裕陵售票处所在的西班房，本是陵寝八旗护卫休憩之所，但下面的韩文翻译，括弧里却写着“西监狱”（想来是把“班房”理解为“蹲班房”的那个“班房”了），想必韩国游客颇感困惑：为何乾隆帝陵墓之外的小房子竟然是一个监狱。
在慈禧的定东陵外墓碑处，一位导游指着驮碑的基座对身后的游人说：“这是赑屃，俗称王八。”旁边一个看上去是当地人的老头说：“我们满族的习俗说：摸摸赑屃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赑屃背，一辈子不受累；摸摸赑屃腚，一辈子不生病。”后面的游人嘻笑着说：“摸一摸，摸一摸……”只有一位没动手，别人问起，他说：“十三陵那儿我都摸了多少回了。”在裕陵外松林下，一个中年妇女坐下后从包里取出工具开始认真打毛线——听她说话我才得知她是哈尔滨来的，那么远跑到这里打毛衣，不免让我略感意外，不过也许对她来说，不打毛衣又干嘛呢？这里本来也不见得多有趣。颇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景区还有点地方主义情绪：60岁以上老人可享受半票，但条件是必须是河北省户口。
在景区遇到那些中年妇女模样的导游，一般我都避之不及，这也算是清高，但有时细想，她们所讲的恐怕也正是这个旅游市场上大多数人想听的：在避暑山庄听听还珠格格的传说，在清东陵听听耸人听闻的东陵大盗故事，大抵如此。至于斜阳下残破的东陵，不知为什么，一时让我想起韶山：如果人们仍然还怀着某种朝圣的心情去往某个墓地和故居，那么它大概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种去魅也是必然的。回京后和老灰说起，他淡然地说：“千百年来可不都是如此？汉陵唐陵也不例外。你们这种游客少去一点，风沙掩埋起来没人管，它也就保护好了。”
也许吧。很多事确实令人无言以对，西风残照正是大多数王朝的命运。在裕陵里，有一处摆着金色龙椅的摄影点旁，一个老太太试图说服她的小孙子去坐龙椅拍个照：“去当个皇帝好不好？”那个倔强的小皇帝答：“不好。”Suda从旁经过时轻声笑着对我说：“真聪明的孩子。”
离开克什克腾时天空开始飘雪，心里有些郁闷；虽然不免遗憾未能在这里看到秋日晴空下的景色，但行程已不容我们在这里过多停留。Suda心有不甘，一度想去左近的多伦县或桦木沟继续看这一带的秋色（她对人文景点基本无感），不过最终她还是同意了南下去承德，因为我想把这一片的农牧混合地带、避暑山庄、长城、清东陵连起来看。
在赤峰只停留了一个晚上，这个城市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汽车站周围密布的宾馆，这本来并不奇怪，但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几乎每家门口都有一块电子屏显示着：房间配备电脑！免费光纤上网！确实，这里80元的一个标间比北京魏公村慧廷宾馆270元的房间更整洁，还真有一台可免费上网的电脑，对我这样的过客来说真是再好不过。这应该也算得是一项本土创新了。之后在承德、蓟县、北京，我们都没再遇到这样的宾馆，连网吧都不那么好找了，令人颇为怅然。
从赤峰南下213公里就是承德。根据之前去克什克腾246公里开了3个半小时的经验，我们满以为同样的国道3小时应该能到。但正如《寻路中国》中所言，你很难按照中国地图去作预期：“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我们遇到的正是最后一种“通常的情形”——一路经常看到慷慨的标语口号：某某路桥公司向内蒙古/河北人民致敬！保质保量提前完成施工！最终，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了4小时50分后才抵达承德。不过这次走原先国道的好处在于，还经常能从乡村和市镇中间穿过，你能看到旁边那些人触手可及的生活：在车窗外卖日用品的小贩、田地里的农民、以及喀喇沁旗如今被一片玉米地包围的王爷府。等这条高速公路2013年建成后，也将改变人们观看沿途的方式：因为高速公路严格来说并不是为了连接这些小村镇，而只是为了快速地从它们旁边穿过；到时人们只能远远地看到一片模糊的风景，而自己和风景的距离也拉大了。
一路向南，环境和植被都渐渐起了明显变化：在喀喇沁旗一带已多见到山顶稀疏的灌木丛和绿色的树木，与克什克腾一片枯黄的肃杀景象大为不同，到河北境内（你能很快意识到，因为标语从“赤承高速”变成“承赤高速”），山头树木更为茂盛，地表水也丰沛得多，毕竟这里与塞北还是颇有不同，也难怪古代时随着气候冷暖变迁，长城内外的牧族要和定居的农业文明反复争夺这一交错地带。承德虽然也和北方的许多城市一样，由于水量稀少而只能依靠橡胶坝阻截水流来维持一片宽广的河面，但一个从北方草原进入到这里的人，还是不难感受到这里与草原荒漠截然不同的气息，而距离又不远，也难怪它在清代被选中成为朝廷统治整个内陆亚洲的政治中心了。
承德比我预想的好很多，市容整洁（路边标语：“环境是竞争力”），当然，汽车东站也和国内几乎每个车站一样秩序混乱。向窗口询问去蓟县的车，回答是没有；那么去天津？一天也只有两班：6:30和11:00，前者要开8小时——鉴于地图上看来距离不远，这个时间之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相比起来，去北京的班次18倍于去天津的（6:00-18:00每20分钟一班），到天津的每天班次数量仅与赤峰相等，这个简单的事实已足够有力地表明天津的相对衰落，虽然它名义上仍是直辖市。如果有人能把全国各汽车站、火车站的班次密度用线的粗细画出来，我想那大致能表明不同城市之间人流物流的强度，以及中心城市对周围的吸纳和辐射力度。
没有去蓟县的车，又打乱了我们的计划，Suda沮丧之余一度想直接回北京、然后改签车票南返。两人小小地争执一番，这次出行的屡多变故让我俩都颇感挫败，所幸我再去问了一次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去蓟县有车，但隔天发，明天才有——但我们本来想买的就是明天的。虽然这样在承德的时间不免紧张，但总是松了口气；在丽正门附近找了个宾馆住下，标间120元——第二天就是国庆节，据说将会按照牌价来，也就是580元。
进避暑山庄时已近午后三点。虽说这里颇多以江南园林为模板，但种种细微之处总是更多联想到颐和园和昆明湖，而不是苏州园林和杭州西湖；它不是那么精致细腻，但也别是一番景致。午后的园中很安静，游客稀少，若不是入园太迟，真很想把它走个遍。顺着山路上到小山顶，可以远眺武烈河、外八庙和整个东城，在深蓝色的秋日晴空下，确实令人心胸颇感畅快。山亭中几个老人正在闲谈往事：山庄六七十年代一度都已很残破了，那会儿能幸存都不错了，现在很多都是之后陆续重修的；郊外的水泉沟，当年不过是个小山村而已，啥都没有，承德城外那时真是破。另一个拿着三角架长镜头的老太太看到我们问：“你们是外地来的吧？”我恭维了几句承德的好，她笑着说：“那还是得感谢皇上给咱留下的好东西。”“现在都叫世界遗产了。”“那可不是。”
沿着山庄北边的山墙走了一段，日暮的阳光穿过群山洒落在这个山谷中的城市中，一片金黄。17:40后，暮色渐渐四合，我们再顺着围墙向东走，下到山庄东北角一处偏僻无人的角落；颇感意外的这里竟还有一片似是工作人员居住的简陋红砖房，乍一看和北方某个小村庄一样。好不容易绕过土堆和铁丝网，遇到拉着一大车从山庄里割下的干草运过来的司机，警惕地问我们怎么会从那边过来，“抓住了要罚款的”，显然是把我们当作翻墙过来逃票的了。虽然山庄总体上给我们的印象超过预期，但在诸多细节上仍不难看出管理上的不善：尽管已是世界遗产和这个城市无可争议的名片，但这里竟还能容许这些简陋红砖房的存在，一处草坪上甚至还建有49个蒙古包组成的度假村——清代确曾在这里搭蒙古包接待蒙古贵族，但现在这一处却是水泥砌筑的伪文物。园内不少旧建筑早已被毁，但地图上却仿佛它们依旧存在似的，以至于走过去时才发现那儿只剩下一个台基。
有一点仍保持着山庄的原貌：沿路并没有安装现代的路灯。在黑漆漆的路上走了好一阵，才见到大门口的亮光。即便此时已是晚上7点多，但仍然陆续有人进院，看上去都是办了月票来此散步的本地人。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虽然这里满城的房地产广告和城市介绍文字都侈谈“皇家”，但实际上现在的承德是个充满平民气质的城市，当地人的潜意识里，只怕是把避暑山庄当一个大公园来看待的——这也就解释了正门外水族馆、花鸟市场和早餐摊位的存在，以及清早时诸多在此提笼架鸟的老少爷们。晚饭前正看地图，点菜的小妹和旁边悄声说：“外八庙有那么大？我都没去过。”入夜后宾馆窗外一度锣鼓喧天，起初我还以为是国庆节的花车巡游，待下楼后看到则是：一家商店门口的大电子屏前三四十人当街看电视，有一个妇女甚至拎着一袋例子隔街在看；街道的另一侧则是两拨扭秧歌的人群，吹吹打打，个个兴高采烈。
街道中心，耸立着的是一个1999年建造的康熙大帝铜像。这个城市的建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康熙之后历代清帝的持续建造，毕竟清初这里只是个名为“热河上营”的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从承德到赤峰，这一带的许多文化景观、乡村建制和空间布局，追溯起来恐怕大多都是清初乃至晚清以来历史进程的结果：沿途一些乡镇地名暗示着它们卑微的出身：两家、三家、五家、七家、七家岱、十家、南五十家子；长城沿线的另一些村落则表明它们原本是八旗军兵驻军之地，如牛录、虎什哈、西阿超、巴克什营、选将营、蓝旗卡伦，以及各种以“营”为后缀的地名；还有一类则表明这个聚落系由店铺发展而来，因此这类地名看上去都是传统商店的名称，如四合永、广德公、育太和、元宝栈、韩家店、夏家店之类，其数量极多，在一个缺乏道路和定居点的空间里，寺庙和店铺想来会自然地成为人流聚集和交汇的处所。
承德只是由于皇家的选定而成为一个较特殊的例外，而现在，这里的人们又根据自己的观念消费和重构着那段历史：在康熙帝的铜像底座上，用汉满蒙藏维五种文字写着“康熙大帝”，然而，清代并非“五族共和”，避暑山庄的匾额上是没有维文的（清东陵的匾额只有三种文字，无藏文）；在丽正门边的关帝庙门口石碑上，写着雍正帝修建此庙怀柔从草原南下的游牧民，“使蒙古铁骑不再践踏中原”。历来都说清代不修长城是因为康熙以降的诸帝有足够信心应对蒙古，但在黄崖关长城上忽然想到，那或许也是为了表示对蒙古人“不见外”而已，毕竟修缮关隘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提防心态和敌意。不过，在三百年后的碑文上，康熙和雍正看起来都已变成了汉人的皇帝，仿佛他们不是从这里南望中原，而是北望内陆。
蓟县
蓟县是一个被临时选中的目的地，直到去承德的路上我们还在犹豫是否把剩下的时间放在天津，所幸从承德有去蓟县的车——不过差点误掉。那班车是9点半发车，车票上写着检票口是2号口，我们也就在承德汽车东站里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待，直到9:25也没看到检票口开门，我终于有些按捺不住，去另两个开着的检票口一问工作人员，她冷冷看了我一眼：“票买了没？买了就从这儿出去吧。”也没检票。出去找到去蓟县的车，司机看到我们就不耐烦地说：“就差你们俩了，再不来就走了。”看来这里和那年在西安所见一样：其实根本不用管检票口，直接进去找车就行，甚至直接上车再买票；这班车由于两天才一班，许多人都是事先打电话预定的，一路上在双滦、兴隆的路口（甚至高速公路上）都有人上客。
过兴隆县城后基本就是连绵的燕山山脉，山间公路上空寂无人，直到向南穿过黄崖关长城，才开始陆续出现一些较大的村落，这里已是蓟县地界。在距离县城还有八九公里的洪水庄村，路边赫然有一所“天津可口可乐希望小学”，让我颇感意外。县城看上去并不穷，汽车站、体育馆、中学都修得十分现代（不过站外的摊位仍是北方农村的老样子），出站我照例先买了一份地图，打算先去城中心的独乐寺附近安顿一下。但站外的出租车司机每个都开价20元，有一个甚至开口要30元——翻开地图一看，从汽车站到独乐寺只不过相当于横穿县城1/3的路程而已，我倒没料想到这个县城能有这么大。我说：“那你打表吧。”回答得理直气壮：“我们这儿的车都不打表。”当Suda表明地图上看汽车站到独乐寺的距离并不远时，他镇定地说：“这上面标的汽车站是错的，我们这儿新的，地图上标不出来。”我们终于还是打了一辆蹦蹦车，5块钱到独乐寺，师傅上车后忠告我们：那些出租车司机都是要宰客的，其实不过十块八块钱罢了。但我们后来还是被宰了：第二天晚上回到蓟县时，上了一辆蹦蹦车去找宾馆，司机是个看起来朴实助人的中年妇女，七弯八绕之后，3块钱的路程她收了我们8块钱。
这当然也不意外（被宰恐怕是国内旅游难免的经历），但我讨厌这种感觉：在陌生环境中总要多个心眼来提防被骗挨宰。我们的装束看起来太显眼，一看就知道是游客。在独乐寺刚下车，一个枣红脸膛的大姐马上过来问，要不要去黄崖关长城？我们说先等我们吃完饭。结果吃完刚走出饭店门口，我还没缓过神来，她立刻穿过红灯一个箭步冲过来，喝退另外两位：“我的！”转身说：“跟我走！”平心而论，她时候介绍我们坐车、住宿的价格不算高：只不过比一般的报价高20%而已。在克什克腾、赤峰、承德虽然也有拉客的，但鲜有如此气势的；到承德那天因为一脸胡子已经八九天，那位大姐还略有些怯生生地问我：“您是咱中国人吧？”
蓟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城，但那种丛林般的商业气氛却是我沿途感受到的最强烈的。独乐寺旁渔阳古街两侧全是店铺，每家都架着高音喇叭反复播放“9块9，9块9，所有商品一律9块9”之类的叫卖声，其喧嚣程度，足以让经过的行人如我，感觉自己像在穿过一片枪林弹雨。从县城到黄崖关长城的路上经过的杨庄水库（后来得知建造还没几年，现美其名曰“环秀湖”），路两边有91块各种简易的牌子和条幅，上书“乘汽艇”、“垂钓”之类，但可能是旺季已过，湖中的汽艇只有两三艘，其商业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与这些直抒胸臆的广告不同的，有一些则颇令人费解：在玉龙滑雪场上的牌子上书：“何必下江南”。次日我在路边另一处看到“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几个字，才大体明白其所指，但仍不明白那何以要放在一个滑雪场的山坡上。
黄崖关长城是天津市境内唯一的一段长城，一路大多都是天津牌照的自驾车。和许多地方，黄崖关到1984年开始重修时，城墙其实已相当残破；而重修的直接原因，据关内博物馆所说，却只是邓当时的一句话：“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也是为什么城门口左右两头石狮子上还各刻着一段话：“我是1958年回国的印尼华侨”、“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在那个年代，重修长城只是为了长城本身的象征意义。但这三十年的变迁早已使很多事物变得面目全非或名实分离。黄崖关内还立着一个潘鹤创作的毛的雕像——他和这里唯一的联系大概就是那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如果是这样，他的雕像大概可以出现在任何一处长城关口；在如今这个消费时代，这句话已经令人讽刺地成为长城景点招揽游客最佳的旅游口号，仿佛每个人只要去过长城就真的变成好汉了。
1984年重修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把这里建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如今恐怕没有几个人是饱含爱国主义感情而登上长城的（那确实也难以想象）。黄崖关长城和长城下的农家乐紧密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心目中的这种印象：那不过是一次郊游，任何其他象征意义都是多余的和被消费的。看看登长城的人也大抵可知：有到此锻炼身体的、有一家数口来的（甚至还有一个才15个月、刚会走路的小男孩，他爷爷埋怨说：“都没记忆，带他来干嘛”）、甚至还有有穿高跟鞋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何长城上有那么多刻字，其内容形形色色：大部分富含个人英雄色彩，诸如“诸葛淑怡到此一游”；少数有地方情结的刻着“天津市”；有些从痕迹和日期上来判断是新近出现的潮流：“I Love You”；还有一位则颇有孟姜女的气概：“不倒长城非好汉”。作为一种国民文化，类似的刻字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城墙青砖上也随处可见，从中大抵也可见在一套正式的官方话语之外，人们都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消费这些景点的。
在太平寨，有两个三十上下的女性正和入口处的一个雕像合影，拍照完其中一位问：“这人到底是谁？”看了碑文介绍后她们惊讶地发现是戚继光，先一人不解地问：“戚继光不是打倭寇的嘛，怎么跑这里来了？”另一人说：“日本人不就是从长城外打进来的么？”这一瞬间我确实开始怀疑，学者们常常追寻的作为唯一真理的历史真实性，对于普通人来说究竟有何意义？对他们来说，“好吧，就算你说的那是对的，那又如何？”《三国演义》能比《三国志》被更多人接受，并非偶然。
黄崖关长城下的附近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办农家乐（每家都是100元包吃包住一天），当年或许也正是这些村民拆长城砖来修自家猪圈。北方农村和江南农村毕竟还是大不一样，虽然这里经济条件并不差，但每家建的都是封闭围墙的大院子，而不是多层高楼；这里依靠的产业也不像是精耕农业或乡镇企业（有时我怀疑乡镇企业的兴起也和当地文化密切相关），而不如说是靠山吃山：栗子、山楂、蘑菇、柿子、梨、苹果等等，也难怪附近要挂出标语横幅“开放的果园欢迎您”。
之前多次到北京，虽然也喜欢这座城市的某些方面，但总隐隐觉得它有一点“粗”（当然，这或许也是南方人的偏见，而且如果它精致，可能也就不是北京），这一次终于意识到，那大概也因为它本身是从周围这个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从蓟县回北京的这一路，大概可算是京东一线的某个缩影。这一条国道沿途所经，除三河、燕郊之外，一路上都感觉像是覆盖了厚厚一层灰，有些地方连树叶也是灰扑扑的；一个凌乱的小镇邦均镇，令人遗憾地竖着一个“京东第一镇”的牌楼（不过燕郊镇宣称“争当河北第一镇”还是可信的，我相信它已经是了，除非你认为石家庄也是一个镇）。在原本去往平谷的一个路口，交通指示牌上的“平谷”二字被贴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叉——乍一看颇感啼笑皆非，但一时倒也想不出比这更省事的办法；事后还发现至少还有三个类似的指示牌。虽然一路上也不难看到标语上发誓要建设“京畿坦途”、“河北文明交通示范路”，但除了更严密的检查之外，不免让人怀疑究竟有谁会认真看待这些词。沿着这里往前看，地平线上的北京，毕竟还是属于这个环境。
清东陵
从黄崖关向南，在下营路口向东一小时车程就是清东陵。虽然距离不远，但这却是跨省公路（天津-河北），过路定点班车颇为稀少。说起来，位置偏远的蓟县属天津、延庆/密云属北京，如今看来都颇不合理，1950/60年代时如此调整行政区划，其用意想来只是为了保证这两座北方城市的供水罢了（蓟县于桥水库、延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
时当国庆，车上塞满乘客，小巴上严重超载。司机和售票员自然也知道密迩京郊，这段时间检查的交警总格外多些，距离东陵还有一段距离时，售票的老头就不断打电话联系，早已得知孙各庄路口会有交警检查，于是提前就让我们无座的11个人下车（“行李就不用拿了”），分乘另一辆已停在路边的小面包，等驶过那个路口时再上车。下午回程时也照办，电话里有人问他没事了吧，他得意地开玩笑说：“那是，局长跟咱啥关系啊！”车上有人笑这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猫不免太蠢，他嗤笑一声：“别美了，他真要治咱们那是易如反掌，只不过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后来回北京的车上，半路居然还有交警上车查每人的身份证件，真不知奥运期间严到什么程度。
紧邻东陵的孙各庄是一个满族乡，院落上的字也因此从“农家乐”变成了“满蒙风情特色”（而蒙古风情特色总不外乎建几个蒙古包），乡小学门口的牌匾上还照例有满文——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相信当地没有几个满族能读懂这些满文了；这只不过是一项例行公事，就像内蒙的所有店面牌匾，为了表明“自治”，总要附上一行蒙文。但当本地80%乃至100%的人口实际使用汉语文作为母语时，原本对少数民族语文的尊重这项措施，渐渐地也就空洞化，乃至变得毫无意义了。
车子停在一个名为“裕大圈”的小村庄路口时，司机示意我们下车：“你们不是去东陵吗？这就是。”他指指另一边的小土坡，很多游人跨过坡上树林外已被踩倒的铁丝网向里走。我们颇感困惑地向里走了两分钟，看到一块下马碑，不远处显出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和宫殿般的建筑群，走近一看才知道这就是乾隆的陵寝：裕陵。那个所谓“裕大圈”的村落就是当年内务府看守裕陵人员所居住的地方，村民想来多半都是护陵人的后代。
清东陵作为皇家陵寝，虽屡经劫难，但遗迹仍颇恢弘。东陵背靠的群山即昌瑞山，山脊原本有戚继光所建的长城，为了保护龙脉，清代曾拆除了十几里长城，并历年派兵把守附近数十里范围内的山林，不要说陵墓，连陵区的树木也严禁民人盗采。按《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禁山前后，盗枯树枝、土石者，应仍照本律.……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乾隆四十二年，马兰关总兵满斗将陵区一带树木砍伐840多棵，被人控告后革职交刑部审讯，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后乾隆开恩才降为章京；东陵守护大臣贝子允祁是乾隆帝的叔父，因未能发现满斗的违禁活动，坐失察罪，降为镇国公。
清亡之后，这一切约束自然不复存在。清帝逊位时民国所订《保护皇室八条》很快沦为具文，1925年起直奉军阀在附近混战，以筹集军饷为名，将陵区数十万棵松柏盗伐一空；当然更出名的是1928年孙殿英盗取地宫一案——事后孙自称是明末死于满清入寇的大将孙承宗后人，其盗陵乃是“报九世仇”，我颇疑这只是这个土匪出身的人物为将自身行为合法化而编造的身世。但现在，他倒是东陵的游客和导游最津津乐道的人物之一，在陵区中你不难听到有人在谈论“东陵大盗”的往事，仿佛这成了又一段传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亡后数十年里，东陵被保护得最好的时期倒是1933-1945年日军进占期间——孙殿英盗陵事件让溥仪痛心疾首，无疑也是他日后倒向日本人、建伪满的重要因素，而日军进驻东陵的名义也是替满人看守皇陵。1945年8月日本尚未最终投降，盗陵之风再起，而为首的张尽忠等人甚至还曾参加八路军打游击，事后他招供盗陵的原因是“他们说日本退走了，八路军对皇陵不赞同存在。”至1946年发生附近十多个村子二百人盗陵的大案，当时冀东军区为震慑起见，一度将重犯六人从马兰峪到东陵一路押解，在景陵大碑楼前当着人山人海将六人枪毙，据称“当时为惩治盗匪和教育群众，规定在七天之内不准收尸”。这些案件固有那个兵荒马乱年代的大背景，但盗陵的许多人其实是附近村子原本护陵人的后代，而他们之所以参与盗陵，根本原因之一只怕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后，这些在陵寝当差的人员彻底断绝了俸饷。
无疑，在它被视为文物和“世界文化遗产”之前的数十年里，东陵只是一个尴尬的存在，甚至没有多少理由存在。在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那些曾被英法联军损毁或与国耻相关的遗迹，标识牌大多一一注明，但你看不到有一处会写着：此处某某年毁于国人之手。今天，一条乡间公路横穿过东陵长长的神道，将之横切为二，神道两侧是弥望的玉米地（也难怪1928年孙殿英盗陵后来此守护的满清遗臣有禾黍之悲），这也难怪，护陵人的生计一断，只能就近务农为生。在陵园门外，大抵都是一些鄙俗不堪的摊位——诸如砸中罐子得奖之类。
也不止当地人如此，不如说，来到东陵这里的游客所消费的叙事，以及陵内的展示本身，都与文物和遗产保护的理念相去甚远。裕陵隆恩殿内陈设着一个大型编钟，大概这就是人们对“古代”的理解，然而清代恐怕从未使用过编钟；殿内的大块展板，上面绝大部分内容，却是一个宾馆“御苑山庄”的介绍、清东陵三日游的旅游路线、以及清东陵左近土特产的介绍（附带提一笔：在蓟县独乐寺展板上也能看到更含蓄一点的植入广告：“渔阳酒业提醒您：请您爱护文物”）。裕陵东配殿匾额换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京城贡院”——这是一个所谓“皇家科举”的互动旅游项目，参与者可以感受下被皇家御笔钦点的滋味，且无需十年寒窗苦读，报名费仅需100元；而西配殿，则是“祈福纳祥佑子孙”的项目，据说有高僧开光。在定东陵的大殿里介绍的慈禧生平，看上去只是一段野史传说，其中有一个泥塑场景，介绍的竟是慈禧如何在宫中养了28位乳母，饮用其乳汁来养颜。裕陵售票处所在的西班房，本是陵寝八旗护卫休憩之所，但下面的韩文翻译，括弧里却写着“西监狱”（想来是把“班房”理解为“蹲班房”的那个“班房”了），想必韩国游客颇感困惑：为何乾隆帝陵墓之外的小房子竟然是一个监狱。
在慈禧的定东陵外墓碑处，一位导游指着驮碑的基座对身后的游人说：“这是赑屃，俗称王八。”旁边一个看上去是当地人的老头说：“我们满族的习俗说：摸摸赑屃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赑屃背，一辈子不受累；摸摸赑屃腚，一辈子不生病。”后面的游人嘻笑着说：“摸一摸，摸一摸……”只有一位没动手，别人问起，他说：“十三陵那儿我都摸了多少回了。”在裕陵外松林下，一个中年妇女坐下后从包里取出工具开始认真打毛线——听她说话我才得知她是哈尔滨来的，那么远跑到这里打毛衣，不免让我略感意外，不过也许对她来说，不打毛衣又干嘛呢？这里本来也不见得多有趣。颇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景区还有点地方主义情绪：60岁以上老人可享受半票，但条件是必须是河北省户口。
在景区遇到那些中年妇女模样的导游，一般我都避之不及，这也算是清高，但有时细想，她们所讲的恐怕也正是这个旅游市场上大多数人想听的：在避暑山庄听听还珠格格的传说，在清东陵听听耸人听闻的东陵大盗故事，大抵如此。至于斜阳下残破的东陵，不知为什么，一时让我想起韶山：如果人们仍然还怀着某种朝圣的心情去往某个墓地和故居，那么它大概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种去魅也是必然的。回京后和老灰说起，他淡然地说：“千百年来可不都是如此？汉陵唐陵也不例外。你们这种游客少去一点，风沙掩埋起来没人管，它也就保护好了。”
也许吧。很多事确实令人无言以对，西风残照正是大多数王朝的命运。在裕陵里，有一处摆着金色龙椅的摄影点旁，一个老太太试图说服她的小孙子去坐龙椅拍个照：“去当个皇帝好不好？”那个倔强的小皇帝答：“不好。”Suda从旁经过时轻声笑着对我说：“真聪明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