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清史研究综述
2010年清史研究综述
王士皓 李立民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 第3期
baksi录入
2010年的清史研究成果丰硕，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1．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进一步体现出回归政治原理的趋势，特别是通过与“新清史”及其他研究方法的交流互动，“国家认同”成为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2．在考证、个案等微观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较长时段的明清整体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的成果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尤其体现在社会、文化、学术、生态等领域。
本年度的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一次国内清史学界同海外“新清史”的对话与交流，而且还探讨了清代政治文化、清代政治与官僚制度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办的“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清代满文档案、满族民族与国家认同、旗民关系与身份认同、八旗驻防、反满思潮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回顾了杨向奎先生的治学之道和对清史学科建制上的贡献。此外，本年度关于或涉及清史研究的会议，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的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和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等。
以下进行分类介绍，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学科建制、篇幅限制和写作统一的考虑，研究时段起于晚清的研究成果本文基本没有收录。
一、政治
综合。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4期）认为研究清代国家，应当回归国家存在的政治原理，不可囿于汉族本位和满族中心的看法，对于清朝而言，建立维护国家存在的统治秩序才是目的，从清朝统治的原理认识清朝政治应当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李治亭《论清朝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5期）从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代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集大成者的角度对清朝的历史地位及其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
对于近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兴研究领域中提出的问题，《清史研究》组织了一次“清代政治史研究笔谈”，其中杜家骥《从古代民族之私性、国家之公性谈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清史研究》2期）从民族和国家的矛盾性与统一性的角度探讨了有清一代的满汉关系及其对政治走向的影响。杨念群《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2期）认为，国内清代政治史研究要寻求新的突破，就必须首先对“大一统”历史观及其与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之间到底是何关系进行重新探讨，以寻求政治史研究的突破点。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期）就八旗研究的现状、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回应美国“新清史”等问题，提出见解。冯尔康《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清史研究》2期）探讨了康雍乾三帝在敬天观念中的特别关注和清朝敬天的政治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各种措施。
制度。在政治制度研究中，对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刘凤云《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清史研究》2期）探讨了当时是否存在“技术官僚”及其作为等问题，她的《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4期）通过两江总督对河务由临时性介入到职官制度确定的过程，揭示出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常越男《清代考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揭示了在皇权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考课制度与皇帝、国家、官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华立《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清史研究》4期）认为由于新疆独特的社会环境，伊犁将军无法对全疆实行简单的一元化直辖管理，需要划分区域并由其他军政官员来分担职责，这体现出清廷在治理新疆上的“因地制宜”。傅林祥《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安徽大学学报》5期）认为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二者按规定的职能行使权力。杨军民《论清代总督的任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认为总督任期的变化，与自雍乾以来朝廷和地方关系的变化及满汉关系的调整密切相关。王娟《清代河道总督职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认为河道总督除了治河之外，也监管地方治安、赈济灾民等事务，在清代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魏光奇《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河北学刊》2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其他方面的制度研究，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学苑出版社）认为朝觐制度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策略，他的《清代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与朝贡制度》（《清史研究》3期）探讨了针对“内属外藩”的朝觐年班制度和针对“境外之藩”的朝贡制度，认为二者有本质区别，体现出清帝对中华各民族统一体的民族、国家意识。周妤、黄水源《清人论纳谏与谏铮之道》（《湖南科技大学学报》4期）以《清经世文编》中关于纳谏问题的文献为基础，从谏官之道、纳谏促致治、纳谏之道、进言之道和纳谏的最高境界为君臣一体五个方面分析了清代纳谏思想的内容和特色。
事件与人物。关于帝王的研究：杨珍《满文奏折所见诚亲王允祉与雍正帝胤禛——兼论雍正帝“屠弟”问题》（《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通过对两件没有具奏年月，由诚亲王允祉亲笔写的满文奏折的考察，认为这两件奏折不仅披露了雍正帝与诚亲王允祉间的纠葛，还为雍正帝屠弟之说提供了佐证。常建华《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文史哲》2期）认为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的起因是清朝基本完成国家统一，适逢甲子年，仿照《尚书•舜典》圣王泰山巡狩。陈东《乾隆朝进呈讲义始末考》（《清史研究》3期）认为乾隆时期进呈讲义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其目的不在帝王教育，而是更注重对大臣品性的考核与鉴别。章文永《康熙帝统治后期对清官、能员的思考——以张伯行、噶礼互参案为中心的分析》（《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该案凸显了康熙帝后期用人察吏由首推清廉，逐渐向首重才能的转变。赵展《刍议皇太极团结汉官与汉民的政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皇太极作为满族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奉行优待汉官与安抚汉民的政策，凸显出政治家的风范，极大地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促进了后金社会的发展。孙兵《论雍正帝用人行政的主要特色——以〈朱批谕旨〉为考察中心》（《湖北社会科学》3期）认为雍正以一人之力监控臣僚难以奏效，无法杜绝官员取巧怠惰，不能有效激励臣下奋勉奉公，是其用人之道的根本缺陷。王日根、苏惠苹《康熙帝海疆政策反复变易析论》（《江海学刊》2期）认为康熙帝力图沟通中央与地方、把握各方面的实态并及时调整政策，导致了康熙朝海疆政策中时禁时开、时严时弛、多有反复的现象。阎崇年《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北京社会科学》6期）基本廓清了北京昌平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的原貌、演变及其文化价值，纠正了《清史稿•允礽传》的记述错误。金恒源《弘历出生地考》（《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弘历出生于山庄外狮子沟草房。
关于其他事件与人物的研究：〔美〕白亚仁《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清史论丛》2010年号）利用清初与此相关的诗歌，集中讨论了史案中最关键的阶段，即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刘凤云《战事中的非常规捐纳——论康熙朝平三藩开启的捐纳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期）认为“暂行事例”捐项客观上保证了清军在平定三藩战争中取得胜利，但它侵蚀着官僚体制，成为有清一代传统政治体制中的隐患。沈一民《清南略考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认为前后七次的“南略”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清力量对比，另外“南略”不仅是明清间的军事斗争，还影响着华北地方社会。刘志刚《时代感与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清华大学学报》2期）系统探讨了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阶级革命、近代化，以及生态——灾害史研究五类对明清易代这一事件的解释模式，认为各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邓锐龄《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中国藏学》1期）叙述了该章程的创始时间、议定程序、在文本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中枢与地方如何往复讨论，以及其最后颁布、增修的经过。董建中《“年选”考述》（《清史研究》4期）探源“年选”（年：年羹尧；选：铨选）说并辨析后世学者对“年选”的认识，认为“年选”的终结是清帝实现“乾纲独揽”的一个步骤。王东平《战争的角落：平定准噶尔战争中两个清军战俘的人生际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依据一份清代档案并结合《平定准噶尔方略》等文献，对清朝与准噶尔之战中被俘并转卖到库车的两名清军战俘的人生际遇进行了评析。冀满红、辛超《试论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山西师大学报》2期）认为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三不朽”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法律。胡兴东《中国古代判例法运作机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为比较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对元清两朝判例异同讨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基本特征及中国古代司法的特点，并比较了普通法系下判例法与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异同。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林》4期）反思了目前学界对民间社会纠纷调解功能“单向度”的研究方法，认为应对“民间社会纠纷调解功能的有限性”引起足够的认识。他的《〈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清史研究》3期）认为在四川南部县，“嫁卖生妻”没有被官方列入“县中恶俗”体现了衙门的处理方式与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呈现出相互吻合的一面。邓建鹏《清朝〈状式条例〉研究》（《清史研究》3期）认为各地衙门颁行的《状式条例》，部分弥补了国家法典涉及规范诉讼的条文甚为零散和简陋的状况，成为清朝当事人所必知、影响至广的“诉讼法”。胡祥雨《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清史研究》3期）就刑部对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缘由及其变化进行梳理，指出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张研《清代知县杜凤治对于三件命案的审理——读〈杜凤治日记〉之三》（《清史研究》3期）认为从司法诉讼的角度看，“官”与“民”相阻隔，作为“亲民之官”州县官员并不亲“民”，处于中间层次的“绅”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旭《法律与资源：以清代包头蒙租合同为中心分析规则的变迁》（《清史研究》4期）从制度变迁分析清代农牧交错地区的社会变迁，认为土地租佃权的变化，促成了蒙古地区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并体现了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并存但不融合的状态。陈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历史研究》3期）通过梳理清代自新所的初创、演变及在晚清的发展状况，探讨晚清狱制转型中的本土性资源问题。郑小春《清朝代书制度与基层司法》（《史学月刊》6期）认为综观有清一代的基层司法实践，代书制度其实并没有起到统治者所预设的控制效果。
军事。王戎笙《厦门庚子海战引发的思考》（《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清军在顺康年间的几次海战的失利，使清廷丧失了海战信心，进而制定了遗患无穷的“禁海迁界”政策，失去了跻身世界海上强国之林的机会。姚念慈《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兴兵之由》（《燕京学报》新29）从考证准噶尔军入藏过程入手，引出玄烨的判断失误，然后联系清廷当时所处内外环境，探索玄烨兴起准部之役的真实动机。华立《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进行重新审视。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对乾隆朝两次平定金川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整理了两次金川之役的大事编年。
民族与边疆。梁俊艳《西藏地方历史地位辨析——兼评〈西藏历史——达赖喇嘛访谈录〉清代部分》（《清史论丛》2010年号）从顺治帝接见五世达赖的历史真相等三个方面，对《访谈录》中涉及清代的部分内容进行辨析，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白丽娜《清乾隆朝富察家族与涉藏事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以乾隆朝富察家族为例，对清朝重用“满洲”贵族作为边务大臣处理西藏事务进行了考察。黄维忠、张运珍《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中国藏学》1期增刊）从服饰、饮食、居住和出行四个方面叙述了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王希隆、王力《略论清前期对回疆的经营》（《兰州大学学报》3期）认为清初之经营回疆，打破了明代以来闭嘉峪关自守的局面，为乾隆朝统一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阿鲁贵•萨如拉《论清代呼伦贝尔地方的旗兵制度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清代呼伦贝尔地方旗兵制度的特点及产生原因、兵役制度的性质等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有清一代呼伦贝尔地方的兵丁制度，以旗兵制度为主。李金轲、王希隆《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经济状况恶化是促使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原因之一。赖惠敏《清代归化城的藏传佛教与经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3期）探讨归化城的寺庙与喇嘛及其经济活动，并从牧场屯垦方面分析清代治理蒙古的政策。
孙静《试论雍正帝对东北地区“满洲本习”的维护》（《北方论丛》3期）认为此举对维护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滕绍箴《论清代“三姓”八旗设立与副都统考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5期）考察了清初赫哲族编组佐领开始的时间、赫哲族大迁徙的历史背景、“三姓”新城建筑时间和副都统设置时间、副都统旗籍缺漏和署副都统补遗等问题。
何一民《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清代蒙古地区城市之变迁》（《学术月刊》3、4期）和《清代东北地区城市发展与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期）、侯宣杰《论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的特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4期）、马天卓《清代四川土家族苗族地区的城市发展——以川东南三厅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0期）探讨了清代不同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发展问题。
二、经济
宏观经济。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以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的GDP为对象，对19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看，1820年代的华娄地区已经是一种近代型经济。刘逖《论安格斯•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GDP的估算——基于1600—1840年中国总量经济的分析》（《清史研究》2期）认为，麦迪森的估算总体上看过于简略，在统计技术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对于前近代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麦迪森大约高估了三分之一。
农业。〔美〕李中清著，秦树才、林文勋译《清代中国西南的粮食生产》（《史学月刊》4期）认为清代后期中国西南的耕地远多于史志记载，西南边缘地区取代中心区成为主要的粮食生产和输出区。程方《清代山东农业改制述论》（《齐鲁学刊》3期）探讨了明末清初形成、清中期前后逐渐发展的麦豆复种为主的二年三熟制。周全霞《清康雍乾时期的酒政与粮食安全》（《湖北社会科学》7期）认为从禁酒到税酒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这一时期粮食问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制定政策更加注重可行性问题。李祖基《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以〈巡台录〉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3期）认为劝垦“番”地体现了雍正年间对台湾的土地开垦政策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工商业及国内贸易。贺喜《乾隆时期矿政中的寻租角逐：以湘东南为例》（《清史研究》2期）通过对湘东南郴州和桂阳州矿政的讨论，揭示矿政变化背后官与商，省与州之间就矿厂管理权所发生的种种纠葛以及官办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蔡家艺《清代新疆玉石的开采与输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新疆输往内地之玉石，数量最多的是叶尔羌玉，其次才是和阗玉。
张渝《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规则与秩序：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探讨了清代中期重庆这个特定区域的行会习惯法的发展及其变迁、地方政府于民间商业社会构建行会习惯法的种种努力等问题，认为在习惯法的研究中应当做到“官民互视”，不宜把对行会习惯法的研究单极化、孤立化。邓亦兵《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浙江学刊》4期）探讨了主要贸易路线与交易设施和全国商路网形成。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社会科学》2期）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明清时期商人著述进行了分析。徐春燕《清代中期的商人及其经营状况探究——以李绿园的〈歧路灯〉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5期）以清代白话小说的内容为视角探讨了清代中期商人的经营活动及观念。李建萍、樊嘉禄《从清代扬州务本堂看徽州盐商商儒价值观的内涵》（《安徽史学》6期）认为务本堂的设立不仅是徽州盐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举措，也标志着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徽州盐商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突破。王裕明《明清分家阄书所见徽州典商述论》（《安徽大学学报》6期）认为徽州典商兴衰是徽商兴衰和明清金融市场变迁的共同结果，不能将其衰落原因简单归结于咸同兵燹等外部因素。
刘正刚、何横松《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学术研究》6期）认为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只是在过境贸易下出现的一种临时性的虚假繁荣。胡铁球《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社会科学》9期）认为“歇家牙行”模式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上名异而实同的。
财政与赋税。陈桦《清代财政与贫困救助》（《史学月刊》6期）认为清代财政对社会救助主要体现在救灾救荒方面，而贫困救助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基层社会。陈永成、陈光焱《清代养廉银制度的起因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期）认为雍正时期养廉银制度改革实源于不合理的财政分配。柏桦《明清州县衙门陋规的存留与裁革》（《史学月刊》3期）考察了陋规的来源和中央王朝、各级官员及学者对存留或裁革陋规的态度，认为在州县经费缺乏的情况下，陋规的出现不可避免，但它从根本上威胁到了王朝的统治秩序。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根据档案资料做出的连续性系统统计，表明嘉道时期关税征收保持在500万两左右的水平，相较乾隆时期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他的《清朝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以“道光萧条”为中心的考察》（《学术研究》6期）也认为嘉道时期关税量的变化，不是论证“道光萧条”的依据。安介生、李钟《清代乾隆晋中田契“契尾”释例》（《清史研究》1期）通过对晋中地区乾隆年间的数份“契尾”实物的分析，证明了乾隆改革前后“契尾”在形制与内容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成为当时税契制度改革可贵的旁证。晏爱红《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史林》5期）认为经过嘉道两朝关于漕粮“加赋”的辩论，咸同之际江南漕务的改章“加赋”，是在农民革命打击下统治阶级的曲线让步。
产权。曹树基、高扬《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石仓的“送户票”与“收粮字”所反映的土地交易中间过程，证明了浙南山区地权之分化，由此推论只要存在土地的信贷市场，就一定存在“田底”与“田面”之分化。单丽、曹树基《从石仓土地知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社会科学》8期）认为“花户”与人户的对应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本质上来说“花户”并非实际存在的人户，而是田赋征收机构统计在册的纳税单位。王俊霞、李刚、广红娟《明清陕西商人“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初探》（《西北大学学报》3期）认为陕商“合伙股份制”模式是一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企业制度，比西方早了300年。
货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5期）认为当时白银作为一种货币，是在贡赋经济的背景下流通的，在18世纪的中国没有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王萌《康熙朝后期的铜政改革与内务府官商》（《清史研究》1期）认为铜政改革在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造成内务府内库侵凌户部国库的恶例，体现出清朝君主高度专制下财政运作上的一个恶痼。晁中辰《清代有“康乾盛世”，为何没有近代工业——以清前期高利贷为研究中心》（《社会科学辑刊》4期）认为清代高额利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种货币资本投向借贷领域，致使产业资本难以扩大。
人口。张鑫敏、侯杨方《〈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清史研究》1期）揭示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的江南“原额人丁”的来源、认为其涵义复杂，定义不一，在研究中不可简单利用。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中国史研究》2期）探讨了在京鲁籍百姓的原居府县、进京后从事的行业，以及在拼搏中的成功与挫折。张士尊《清代乾隆年间奉天民人口数探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到乾隆末年，奉天已经由一个人口输入区转变为人口输出区。冯玉新《清代哈密人口规模考论》（《甘肃社会科学》4期）对康熙三十六年哈密附清，至宣统末年这一时段内三个不同时间断面的哈密人口规模，进行了复原研究。
三、社会
社会运行。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学术月刊》7期）认为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易代时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立即确立某一正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与该区域历史发展的长期特点有关。张研、钱蓉《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安徽史学》3期）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由此反映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黄忠怀《清初直隶方志中的村落数据问题与农村基层管理》（《史学月刊》10期）认为清初直隶地方志所载村落数据存在的问题，不仅反映了清初保甲制度的实施状况，也反映了村落作为基层管理单元的历史变迁。梁勇《清代中期的团练与乡村社会——以巴县为例》（《中国农史》1期）通过巴县乡村社会办理团练的运行实态，认为团练相对于保甲，具有临时性和全面性的特点。王亚民《清初知县乡村治理特点研究》（《东岳论丛》6期）认为知县乡村治理“统域”与“自域”的历史传统，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历史基因。冯贤亮《从国家到地方：清代江南的府县秩序与行政控制》（《学术月刊》5期）认为府与县之间的矛盾冲突，隐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实践及其与国家相关制度描述的差距。魏影《清代京旗回屯问题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对清代京旗回屯的缘起、京旗移驻东北始末、京旗回屯区内管理体制、京旗回屯的失败及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等方面进行阐释、研究。
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宗族研究仍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冯尔康《略述清代宗族与族人丧礼》（《安徽史学》1期）认为清朝人的丧礼，有益于家庭、社会的正常延续，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曹立前、张占力《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与政权，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3期）认为宗族的城居化既是宗族内部血缘和阶级分化的结果，也是城市商业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分化不会毁坏宗族的凝聚力，还会加快宗族的发展。李甜《旌德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安徽史学》6期）探讨了毗邻徽州的宗族与徽州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背后所展现的利益动机。刘道胜《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史学》4期）探讨了众存产业的形成、特点、与宗族组织的关系，以及民间众存关系普遍存在的社会学背景。涉及徽州宗族的研究，还有周晓光《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张金俊、王文娟《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安徽大学学报》6期）等。丁慧倩《社会资源与家族化进程——以明清青州穆斯林家族为例》（《兰州大学学报》3期）认为两个家族在各自的发展道路取得的成功，可以视为是其宗教生活、群体组织及其内在运行机制本土化的具体实践。
唐晓涛《清中后期村落联盟的形成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意义——以“拜上帝会”基地广西浔州府为例》（《清史研究》3期）认为村落联盟在清中后期成为地方进行乡村整合的重要形式，更随着朝廷制度的变化，借用国家行政法规术语来使自身的存在合法化，成为地方最主要的社会结构。〔韩〕尹恩子《清代哥老会山堂考——山堂组织的发展与等级结构的变迁》（《清史研究》1期）认为山堂名称包含着山堂的权威、会首的皇权意识，同时显示了组织成员的共同理念和追求，哥老会山堂复杂的结构特点，成为其组织发展的基础与动力。此外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还有张小坡《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的演变及运作》（《安徽大学学报》5期）、吴欣《明清京杭运河河工组织研究》（《史林》2期）等。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借鉴人口统计、族谱分析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清代著名世家大族的家族形态、人口成长、地域分布，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等论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讨论。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明清时期鄂东地区宗族组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户籍、赋役等政策的影响，以及祖先崇拜与神祗崇拜之间的关系等。
灾荒。郭松义《清代的灾赈》（《清史论丛》2010年号）重点从制度层面探讨了灾赈，认为就制度而言，乾隆时已趋于完备，至于灾赈积弊，更多的应是吏治问题。吴晓玲、张杨《论清代灾后赈济制度及其成效》（《南昌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清代不同时期钱粮赈济、蠲缓、鼓励贩运与调粟平粜、借贷和工赈及安缉灾民等制度措施。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清史研究》2期）对“荒政书”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新的界定，对由此反映的中国救荒思想与救荒制度的延续与变动也作了概要性的论述。李德楠《清代江浙漕粮赈闽及相关问题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清代漕粮赈闽的数量和次数虽然有限，但它不仅凸显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积极调控以及对民生的重视，而且表明了漕粮功能的进一步社会化。卜永坚《1708年江南饥荒的政治经济学》（《河北大学学报》2期）探讨该时期的粮食价格涨跌、政府赈济措施及地方各种集团的应变之道。
宗教。〔法〕高万桑著，曹新宇、古胜红译《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清史研究》1期）探讨了清代江南地区城隍庙中道士的社会角色，认为通过城隍庙及以城隍庙为中心的道教官僚体系，江南的道士精英参与了帝国的国家建设。〔日〕武内房司著，刘叶华译《中国民众宗教的传播及其在越南的本土化——汉喃研究院所藏诸经卷简介》（《清史研究》1期）探讨中国民众宗教传播到越南的可能途径以及越南本土对这些经卷的传写、刊刻及编译。王见川《青莲教道脉源流新论——兼谈九祖“黄德辉”》（《清史研究》1期）考证该教流传的祖脉源流系谱，认为教中九祖“黄德辉”，对照档案记载，就是黄廷臣。李为香《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求是学刊》3期）认为这一民众化过程既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格局之下的产物，同时也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性与交融性。刘平、唐雁超《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安徽史学》6期）认为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体现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这些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张振国《从入教冬季看明末至清中前期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东岳论丛》9期）认为相当一部分平民信徒归化背后的真实推动力并不是天主对天堂永福的承诺，而是他们对现世福祉的祈愿。
社会生活。钱蓉、赫晓琳《从〈燕行录〉看康乾时期的中国民俗文化》（《史学月刊》6期）考察了这一时期朝鲜《燕行录》中关于清代服饰、说唱艺术和戏剧文化等的记载。胡瑞《试论明清以来江南内河水运中的船夫生计》（《史林》4期）考察了四种船夫群体，认为他们的生计状况既得益于江南水域经济的恩泽，同时也与陆路农民一样受到传统官僚管理政策的压制而呈现出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宋立中《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谈论》（《复旦学报》2期）认为由于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了明末清初江南士人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达到了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营造了闲雅的休闲文化。王健《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社会科学》2期）认为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徐永斌《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安徽史学》3期）探讨了这一时期杭州文人治生的途径、手段及原因。王华锋《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福建论坛》9期）认为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陈伟明、兰静《清代澳门生活资料的来源与特点（1644—1911）》（《暨南学报》5期）认为本地自给、内地供给和外贸供应三种方式，既体现了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品的来源与供给的外向型特点，也体现了政治性或者说是政策性的特点。程美宝《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学术研究》4期）集中讨论这一时期专门为欧美来华贸易船只担任“引水人”的船民的状况。
疾病。佳宏伟《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基于吏科题本的量化分析》（《厦门大学学报》2期）通过分析官员群体的患病类型及死亡率状况的量化数字，提示医史学界，“病人”及其医疗效果的考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四、学术
学术派别及其流别。陈祖武《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中国史研究》1期）通过梳理江南与徽州诸儒、苏州紫阳书院、卢见曾及其扬州幕府以及惠栋、戴震、钱大昕等学者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探讨了清中期古学复兴潮流在苏州、徽州、扬州等江南中心城市的发展演变。马延炜《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安徽史学》4期）认为清国史馆将桐城学者列入《文苑传》，反映了汉学学者利用学术史编修以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桐城学者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昭军《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清史研究》2期）认为这种转变既说明程朱理学渐失人心，又显示出儒家传统内部蕴含“自改革”的活力。朱昌荣《雍乾之际程朱理学“式微”考察》（《清史论丛》2010年号）梳理了雍乾之际程朱理学渐趋衰微的表现，并从当时的社会史、政治环境、学术转型与学术思潮等角度分析了程朱理学“式微”的原因。汪学群《清初经学的特色及影响》（《杭州师大学报》5期）认为清初经学的四大特色是：绾理学于经学之中、群经辨伪、编纂经籍、通经致用。
学术人物。马延炜《王夫之与明清之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向》（《船山学刊》2期）认为王夫之的治学和著述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提倡经世致用和重视经典考据的新趋向。肖建原《王夫之对老子“有无”之生的思维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期）通过研读《老子衍》，认为王氏以儒家之“有”合道家之“无”，体现了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何奕恺《清代学者象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文献学、史源学、肖像学和传记学等多种视角，对清代学者进行了专题研究。乔治忠、李金华《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求是学刊》1期）认为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毕沅幕府修史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徐道斌《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中源”论》（《清史研究》3期）论述了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中的态度有关，凸显了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应对。周文玖《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史学月刊》11期）考察了章学诚在史意、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三个方面表现出的变革思想。林存阳《史料•个案•宏通——郑天挺先生研治清史的启示》（《聊城大学学报》4期）梳理了郑天挺先生的学术历程和治学特点，认为郑天挺先生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以个案探讨为突破，以宏观视野为涵摄，即其长期潜研清史探索出的一种新治学模式，嘉惠学林匪浅。此外关于学术人物的研究，还有胡明辉、董建中的《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清史研究》3期），曹江红《戴震与卢见曾幕府研究》（《清史论丛》2010年号），刘延苗《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理解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期），刘文英《崔述治学的文化环境》（《清史研究》1期），汤城《王夫之直笔思想二题》（《史学史研究》1期），朱政惠、陈勇《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1期）等。
学术文化典籍。林存阳《万斯同〈庙制图考〉小识》（《清史论丛》2010年号）梳理了《庙制图考》的版本，分析了《四库全书》所收《庙制图考》的依据及现存各种版本间的异同，论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徐道彬《〈善余堂文集〉辨伪》（《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通过公私文献著录、文体风格和思想内容，对该书的真伪情况做了翔实考论，认为《善余堂文集》并非全部都是江永的作品，并由此对江永的治学思想和风格加以阐释，展示了江永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影响。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证出清代有辑佚成果者456人，辑本种类广涉四部，对戴震、周永年等学者的辑佚成果进行了评述，对《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做了必要的纠谬补阙。张晓刚、国宇《〈海国图志〉与日本世界观念的重构》（《北华大学学报》5期）认为《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日本有识之士通过该书开始了对世界的新探索，并批判地继承了书中的精华，为日本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五、文化
文化政策。吕文利《清廷的正统理论及文化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为维护正统的合法性，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以使“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思想。王胜军《论康熙治国与清初文化软实力》（《湖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康熙帝建立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又杂以佛、道的文化为支撑，融合农耕、游牧两种文明的文化软实力体系。刘方玲《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北方论丛》1期）认为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石昌渝《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期）按时序记叙有清200多年禁毁小说的重要政策举措及其对小说发展的影响。
历史记忆与观念流播。李华川《“西人掠食小儿”传说在中国的起源及传播》（《历史研究》3期）认为“西人掠食小儿”传说既有某种历史事实的影子，有掺杂了相当多的想象成分，而在深层意义上，这一传说既是人类共同的排外心理的折射，也与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及修炼方术脱不开干系。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申红星《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中心》（《求是学刊》2期）认为移民传说的流传，反映了移民宗族对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徐忠明、杜金《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刑讯制度与其实践，与帝制中国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汉代以降“儒法合流”的正统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的审判模式、“报”的观念以及“棍棒”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政治文化。林存阳《礼乐百年而后兴——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上、下，《井冈山大学学报》2、3期）认为清统治者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运作。清廷的这一取向，既源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王彦霞《清代政治与通鉴学》（《河北学刊》5期）探讨了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后政治对通鉴学的影响。田勤耘《清代封建论的特征》（《史学月刊》11期）认为清代封建论的顽强表达及其阶段性特征突显了儒家文化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儒家思想强烈的现实关怀品质。
六、教育
学政。安东强《“剔除学政十弊”：清初学政积弊与考核制度》（《清史研究》1期）认为逐渐确立起来的“剔除学政十弊”的制度，对于保证科举与学校选拔人才的公正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来廷《清代书院的办学体制探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清代不同时期官办、民办、官倡民办和官办民助四种办学体制，认为自乾隆以降，清代书院逐渐形成了以官办书院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办学体制。霍有明《清代科举文献与科举制度的文化观照——以〈钦定学政全书〉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科举重实学、科举制度合理性之争、八旗科举及书院教育等问题。
科举。贺晓燕《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发领落卷”带动了科举制度诸多环节的完善，促进了科举制度的成熟，具有监督考官、平反冤案、安抚和资助落第士子的作用，是科举史上一项充满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政策。王洪兵《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虽然官方有一系列应对机制，但作为科举制度下的普遍现象和固疾，冒籍跨考在有清一代难以从根本上予以清除。邹长清《清代乡试覆试考论》（《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道光十五年后确立的乡试覆试制度以“杜倖进，拔真才”为主要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维护了科举的相对公正性。刘希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一种制度史的视野》（《清史研究》3期）从制度史的视野出发，解析“商籍”含义，梳理清代商籍的设置与变更状况，并探讨其应考条件以及相关的冒籍问题。陈凌《明清松江府进士人群的初步研究》（《史林》2期）通过大量数据和图表，说明松江府地区的科举在明、清两代间相差悬殊，远超过江南其他地区，折射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烙印。左松涛《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史学月刊》1期）以近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所收清人年谱为依据，得到平均为19.72（虚）岁的结果，比之前估算（平均年龄为24岁）的要低得多。王日根《明清科举的正途与异途——关于福建、江西、安徽族谱资料的分析》（《安徽史学》2期）通过对相关族谱资料的分析，认为家族中的正途出身与异途出身往往相互支撑，共同为家族的延续和发展作出贡献。刘虹《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湖南大学学报》3期）认为顺天乡试特点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张永江、陈力《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北方论丛》2期）认为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入仕。董佳贝《乾隆朝殿试策问考题研究——侧重与当时社会治理的关系》（《学术界》5期）认为乾隆帝通过殿试策上传递出的这些侧重与偏好，与当时的士习官风，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姜传武《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勾勒了清代江西乡试的基本概况，揭示了清代江西乡试的内外帘官制度、活动及其特点，探讨了江西解元与举人的地理分布与特点。
七、历史地理
环境与生态。张莉《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期）从环境史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天山北麓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亚新《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及影响》（《史学集刊》6期）认为随着清朝统治者对柳条边的修筑、失修和废弛，客观上演绎了清代东北生态环境从恢复、发展到渐进破坏的过程。程森《国家漕运与地方水利：明清豫北丹河下游地区的水利开发与水资源利用》（《中国农史》2期）认为丹河下游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始终处于与北方漕运用水的矛盾与调和之中。王晗《清代绥德直隶州土地垦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2期）通过对历史地貌的解读和判识，认为清代的绥德直隶州伴随着自然灾害、社会变革和国家政令等方面的影响，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之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吴海涛《元明清时期淮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安徽史学》4期）认为元明清时期其人地关系已演变为严重不协调状态，黄河南泛、战乱较多、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是对其人地关系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程森《清代豫西水资源环境与城市水利功能研究——以陕州广济渠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探讨了广济渠的兴修及入清以后成为改善城市风水、促进地方教育的功能转变和官民用水矛盾等问题。
行政区划与疆域。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指出“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不能简单套用现代政区的“省”来阐释清代的历史。林岗《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北京大学学报》3期）认为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的历史痕迹逐步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认为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不仅融纪闻、考察、考据、测绘等为一体，更对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新疆观（西北边疆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清华大学学报》3期）认为清政府派左宗棠重新收复新疆并在新疆设立行省，以及西北史地学的蓬勃发展，都是清人西域观不断发展变化的有力佐证，而这种变化对于近代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邹逸麟《清代集镇名实初探》（《清史研究》2期）认为，清代的镇并非县以下一级管理地方或征收商税的机构，凡是有一定集中的人口、商业比较繁荣的聚落（集市），往往被人们称为镇。陈业新《清代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变迁》（《清史研究》2期）探讨清代皖北府（直隶州）、县（散州）的设置与变动，认为区划的变动过程，也是国家控制力量在空间配置、调整的过程。陆韧《清代直隶厅解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
地图。蓝勇、金兰中《清乾隆〈金沙江全图〉考》（《历史研究》5期）认为该图对研究金沙江沿途历史，特别是对于研究清代金沙江航运、沿途自然环境变化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N.哈斯巴根《传教士与康熙朝蒙古舆图的绘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3期）具体考察了此次蒙古地区实地测量的时间、参与人员、具体地点及舆图的版本等问题。马琦、韩昭庆、孙涛《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复旦学报》6期）借助古地图、地名学等方法和GIS手段，以贵阳府和安顺府为重点，复原清末贵州插花地，并探讨其分布特征和成因。
八、中外关系
国家、政权关系。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清朝对外关系置于中国地域、环中国地域及世界范围的地理背景之下，对清朝对外关系诸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将这些问题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讨论维度中，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与评价。
关于与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的研究有：吴伯娅《清代礼仪与中西外交》（《清史论丛》2010年号）考察了清代“三跪九叩”之礼的相关规定和清中前期与西方国家交往时“三跪九叩”的施行情况及影响。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对这一期间俄国来华的11支外交使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研究，还辟专章对有关俄国档案文献进行了汇集整理、甄别辨析。肖玉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清史研究》2期）认为监护官不仅负责教务活动，更以俄国政府派出的情报员、主管对华事务的外交官的身份，在清代中俄关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欧阳哲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6期）着重分析使团成员对北京的叙述，及其对日后中英关系乃至整个中西关系的影响。张坤《“夷情”的误读——道光九年英船“延不进口”案评述》（《苏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清政府对“夷情”的大面积误读以及双方信息占有不对称的情况，反映出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的一个重要缺陷。陈忠纯《论传教士利胜与郑氏集团的关系——以利胜的外交使命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期）探讨了郑氏集团与西班牙占菲律宾当局以及天主教的关系。
关于宗藩体制的研究有：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期）考察了清朝在与外国开展政治关系时建立朝贡制度的最初目的，认为清朝所构建的朝贡制度具有谋求自身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显著用意，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陈龙、〔韩〕沈载权《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张明富《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西南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乾隆五十五年中安宗藩关系全面修复过程中福康安所起的重要作用。
传教及教案。吴伯娅《嘉庆十年旗人奉教案探析》（《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嘉庆年间，虽已禁教百年，天主教仍暗中流传，并有众多的旗人阖家信奉，屡禁不改。贾永梅《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非传教行为”研究——以第一位来华新教士马礼逊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早期新教传教士与英国商人、政府的关系及在对华交涉中的作用。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5期）考察了自明末清初以来西洋医学背景下的传教士在语言、知识结构及民族文化感情的差异中如何看待中医，尤其是他们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疗理性及现代价值。汤斌《耶稣会士汪达洪的在华活动》（《清史论丛》2010年号）通过汪达洪个案研究，探讨了耶稣会取缔前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尴尬境地，以及法国耶稣会士内部矛盾关系的实质。郭丽娜《论清代中期四川的民教关系》（《暨南学报》3期）探讨了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四川官民因“礼仪”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矛盾，指出随着教会的发展，民教冲突不仅不断升级，而且反教模式从群众自发逐渐转变为官吏主导。相关研究还有，王银泉《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云南大学学报》5期）、夏伯嘉《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复旦学报》5期）等。
文化交流。黄兴涛《〈（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1期）探讨了该书的编纂由来、背景和内涵特点，考察辨析了当时“西洋馆”的设立和中国人“西洋”观的演变。葛兆光《“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北京大学学报》1期）认为通过燕行文献中各种戏剧的丰富记载，可以进一步探讨清帝国的民族与文化政策，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及清中叶人们聚会与交往场所与欧洲所谓“公共领域”的不同。刘玉才《清初渡海遗民与中日文化认知——以〈张斐笔语〉、〈霞池省庵手简〉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4期）认为通过上述两本书中涉及制度、学问、史事、风土物产等内容，可见中日间文化之关切与认知程度，将两书置诸清初渡海遗民的历史背景下加以释读，可以发掘此间文化寓意。范金民《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1期）探讨清代前期江南书籍输日的数量，书籍的出港地，输日书籍的内容、价值，以及江南书籍刻印与流通市场等问题。〔英〕张勇进著，颜震译《中欧文明文化碰撞的另一页：1514—1793》（《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认为在“前现代”，欧洲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在政治、文化和商贸上对中华帝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参与，取决于欧洲人对中华世界秩序中的规范、价值观和机制的适应、跟进和接受情况。潘玮琳《19世纪的表述中国之争：以密迪乐对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的批评为个案》（《史林》4期）通过对《中华帝国纪行》、当时英国期刊上书评以及密迪乐的评论等文本的解读，分析二者的矛盾焦点及矛盾产生的历史语境。姚斌《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中小学教科书里的中国》（《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这一时期美国教科书是影响当时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形象”的最有力的媒介。
对外贸易。曹雯《明治时期日本在华的调查状况和对华贸易的调整》（《清华大学学报》4期）通过对几部中国纪行的整理、分析，揭示出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在华贸易中由盲目出击到有序经营的转变。荆晓燕《试论康熙时期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期）具体探讨了康熙时期对日较为积极的贸易政策。李金明《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广东社会科学》2期）认为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九、综述和论文集
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1期）回顾了1999年至2008年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石涛、马国英《清朝前中期粮食亩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2期）回顾了对该时段亩产研究的历史过程和研究方法的演变，点评了当前亩产研究的范式，指出固有的成说或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亩产量的计算。此外综述类研究，还有刘文鹏《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学术界》7期），张兵、张毓洲《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5期）、许颖《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研究现状述评》（《西南大学学报》2期）、赵志强《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概述》（《清史论丛》2010年号）等。
本年度有一批清史研究的论文集出版，主要有王政尧《清史初得》（辽宁民族出版社）、郭松义《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中国农业出版社）、张研《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陈峰《清代财政史稿》（商务印书馆）、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30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中华书局）、〔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中华书局）等。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相关成果和动态详见各期《清史研究》中的专栏和“中华文史网”中的相关板块，本文不再重复。由于写作范围和角度的局限，本年度许多优秀的清史研究成果未能及时收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全体同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王士皓 李立民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 第3期
baksi录入
2010年的清史研究成果丰硕，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1．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进一步体现出回归政治原理的趋势，特别是通过与“新清史”及其他研究方法的交流互动，“国家认同”成为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2．在考证、个案等微观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较长时段的明清整体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的成果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尤其体现在社会、文化、学术、生态等领域。
本年度的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一次国内清史学界同海外“新清史”的对话与交流，而且还探讨了清代政治文化、清代政治与官僚制度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办的“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清代满文档案、满族民族与国家认同、旗民关系与身份认同、八旗驻防、反满思潮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回顾了杨向奎先生的治学之道和对清史学科建制上的贡献。此外，本年度关于或涉及清史研究的会议，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的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和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等。
以下进行分类介绍，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学科建制、篇幅限制和写作统一的考虑，研究时段起于晚清的研究成果本文基本没有收录。
一、政治
综合。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4期）认为研究清代国家，应当回归国家存在的政治原理，不可囿于汉族本位和满族中心的看法，对于清朝而言，建立维护国家存在的统治秩序才是目的，从清朝统治的原理认识清朝政治应当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李治亭《论清朝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5期）从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代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集大成者的角度对清朝的历史地位及其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
对于近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兴研究领域中提出的问题，《清史研究》组织了一次“清代政治史研究笔谈”，其中杜家骥《从古代民族之私性、国家之公性谈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清史研究》2期）从民族和国家的矛盾性与统一性的角度探讨了有清一代的满汉关系及其对政治走向的影响。杨念群《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2期）认为，国内清代政治史研究要寻求新的突破，就必须首先对“大一统”历史观及其与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之间到底是何关系进行重新探讨，以寻求政治史研究的突破点。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期）就八旗研究的现状、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回应美国“新清史”等问题，提出见解。冯尔康《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清史研究》2期）探讨了康雍乾三帝在敬天观念中的特别关注和清朝敬天的政治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各种措施。
制度。在政治制度研究中，对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刘凤云《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清史研究》2期）探讨了当时是否存在“技术官僚”及其作为等问题，她的《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4期）通过两江总督对河务由临时性介入到职官制度确定的过程，揭示出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常越男《清代考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揭示了在皇权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考课制度与皇帝、国家、官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华立《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清史研究》4期）认为由于新疆独特的社会环境，伊犁将军无法对全疆实行简单的一元化直辖管理，需要划分区域并由其他军政官员来分担职责，这体现出清廷在治理新疆上的“因地制宜”。傅林祥《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安徽大学学报》5期）认为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二者按规定的职能行使权力。杨军民《论清代总督的任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认为总督任期的变化，与自雍乾以来朝廷和地方关系的变化及满汉关系的调整密切相关。王娟《清代河道总督职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认为河道总督除了治河之外，也监管地方治安、赈济灾民等事务，在清代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魏光奇《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河北学刊》2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其他方面的制度研究，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学苑出版社）认为朝觐制度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策略，他的《清代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与朝贡制度》（《清史研究》3期）探讨了针对“内属外藩”的朝觐年班制度和针对“境外之藩”的朝贡制度，认为二者有本质区别，体现出清帝对中华各民族统一体的民族、国家意识。周妤、黄水源《清人论纳谏与谏铮之道》（《湖南科技大学学报》4期）以《清经世文编》中关于纳谏问题的文献为基础，从谏官之道、纳谏促致治、纳谏之道、进言之道和纳谏的最高境界为君臣一体五个方面分析了清代纳谏思想的内容和特色。
事件与人物。关于帝王的研究：杨珍《满文奏折所见诚亲王允祉与雍正帝胤禛——兼论雍正帝“屠弟”问题》（《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通过对两件没有具奏年月，由诚亲王允祉亲笔写的满文奏折的考察，认为这两件奏折不仅披露了雍正帝与诚亲王允祉间的纠葛，还为雍正帝屠弟之说提供了佐证。常建华《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文史哲》2期）认为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的起因是清朝基本完成国家统一，适逢甲子年，仿照《尚书•舜典》圣王泰山巡狩。陈东《乾隆朝进呈讲义始末考》（《清史研究》3期）认为乾隆时期进呈讲义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其目的不在帝王教育，而是更注重对大臣品性的考核与鉴别。章文永《康熙帝统治后期对清官、能员的思考——以张伯行、噶礼互参案为中心的分析》（《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该案凸显了康熙帝后期用人察吏由首推清廉，逐渐向首重才能的转变。赵展《刍议皇太极团结汉官与汉民的政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皇太极作为满族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奉行优待汉官与安抚汉民的政策，凸显出政治家的风范，极大地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促进了后金社会的发展。孙兵《论雍正帝用人行政的主要特色——以〈朱批谕旨〉为考察中心》（《湖北社会科学》3期）认为雍正以一人之力监控臣僚难以奏效，无法杜绝官员取巧怠惰，不能有效激励臣下奋勉奉公，是其用人之道的根本缺陷。王日根、苏惠苹《康熙帝海疆政策反复变易析论》（《江海学刊》2期）认为康熙帝力图沟通中央与地方、把握各方面的实态并及时调整政策，导致了康熙朝海疆政策中时禁时开、时严时弛、多有反复的现象。阎崇年《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北京社会科学》6期）基本廓清了北京昌平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的原貌、演变及其文化价值，纠正了《清史稿•允礽传》的记述错误。金恒源《弘历出生地考》（《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弘历出生于山庄外狮子沟草房。
关于其他事件与人物的研究：〔美〕白亚仁《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清史论丛》2010年号）利用清初与此相关的诗歌，集中讨论了史案中最关键的阶段，即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刘凤云《战事中的非常规捐纳——论康熙朝平三藩开启的捐纳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期）认为“暂行事例”捐项客观上保证了清军在平定三藩战争中取得胜利，但它侵蚀着官僚体制，成为有清一代传统政治体制中的隐患。沈一民《清南略考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认为前后七次的“南略”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清力量对比，另外“南略”不仅是明清间的军事斗争，还影响着华北地方社会。刘志刚《时代感与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清华大学学报》2期）系统探讨了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阶级革命、近代化，以及生态——灾害史研究五类对明清易代这一事件的解释模式，认为各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邓锐龄《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中国藏学》1期）叙述了该章程的创始时间、议定程序、在文本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中枢与地方如何往复讨论，以及其最后颁布、增修的经过。董建中《“年选”考述》（《清史研究》4期）探源“年选”（年：年羹尧；选：铨选）说并辨析后世学者对“年选”的认识，认为“年选”的终结是清帝实现“乾纲独揽”的一个步骤。王东平《战争的角落：平定准噶尔战争中两个清军战俘的人生际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依据一份清代档案并结合《平定准噶尔方略》等文献，对清朝与准噶尔之战中被俘并转卖到库车的两名清军战俘的人生际遇进行了评析。冀满红、辛超《试论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山西师大学报》2期）认为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三不朽”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法律。胡兴东《中国古代判例法运作机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为比较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对元清两朝判例异同讨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基本特征及中国古代司法的特点，并比较了普通法系下判例法与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异同。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林》4期）反思了目前学界对民间社会纠纷调解功能“单向度”的研究方法，认为应对“民间社会纠纷调解功能的有限性”引起足够的认识。他的《〈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清史研究》3期）认为在四川南部县，“嫁卖生妻”没有被官方列入“县中恶俗”体现了衙门的处理方式与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呈现出相互吻合的一面。邓建鹏《清朝〈状式条例〉研究》（《清史研究》3期）认为各地衙门颁行的《状式条例》，部分弥补了国家法典涉及规范诉讼的条文甚为零散和简陋的状况，成为清朝当事人所必知、影响至广的“诉讼法”。胡祥雨《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清史研究》3期）就刑部对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缘由及其变化进行梳理，指出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张研《清代知县杜凤治对于三件命案的审理——读〈杜凤治日记〉之三》（《清史研究》3期）认为从司法诉讼的角度看，“官”与“民”相阻隔，作为“亲民之官”州县官员并不亲“民”，处于中间层次的“绅”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旭《法律与资源：以清代包头蒙租合同为中心分析规则的变迁》（《清史研究》4期）从制度变迁分析清代农牧交错地区的社会变迁，认为土地租佃权的变化，促成了蒙古地区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并体现了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并存但不融合的状态。陈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历史研究》3期）通过梳理清代自新所的初创、演变及在晚清的发展状况，探讨晚清狱制转型中的本土性资源问题。郑小春《清朝代书制度与基层司法》（《史学月刊》6期）认为综观有清一代的基层司法实践，代书制度其实并没有起到统治者所预设的控制效果。
军事。王戎笙《厦门庚子海战引发的思考》（《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清军在顺康年间的几次海战的失利，使清廷丧失了海战信心，进而制定了遗患无穷的“禁海迁界”政策，失去了跻身世界海上强国之林的机会。姚念慈《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兴兵之由》（《燕京学报》新29）从考证准噶尔军入藏过程入手，引出玄烨的判断失误，然后联系清廷当时所处内外环境，探索玄烨兴起准部之役的真实动机。华立《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进行重新审视。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对乾隆朝两次平定金川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整理了两次金川之役的大事编年。
民族与边疆。梁俊艳《西藏地方历史地位辨析——兼评〈西藏历史——达赖喇嘛访谈录〉清代部分》（《清史论丛》2010年号）从顺治帝接见五世达赖的历史真相等三个方面，对《访谈录》中涉及清代的部分内容进行辨析，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白丽娜《清乾隆朝富察家族与涉藏事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以乾隆朝富察家族为例，对清朝重用“满洲”贵族作为边务大臣处理西藏事务进行了考察。黄维忠、张运珍《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中国藏学》1期增刊）从服饰、饮食、居住和出行四个方面叙述了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王希隆、王力《略论清前期对回疆的经营》（《兰州大学学报》3期）认为清初之经营回疆，打破了明代以来闭嘉峪关自守的局面，为乾隆朝统一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阿鲁贵•萨如拉《论清代呼伦贝尔地方的旗兵制度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清代呼伦贝尔地方旗兵制度的特点及产生原因、兵役制度的性质等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有清一代呼伦贝尔地方的兵丁制度，以旗兵制度为主。李金轲、王希隆《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经济状况恶化是促使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原因之一。赖惠敏《清代归化城的藏传佛教与经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3期）探讨归化城的寺庙与喇嘛及其经济活动，并从牧场屯垦方面分析清代治理蒙古的政策。
孙静《试论雍正帝对东北地区“满洲本习”的维护》（《北方论丛》3期）认为此举对维护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滕绍箴《论清代“三姓”八旗设立与副都统考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5期）考察了清初赫哲族编组佐领开始的时间、赫哲族大迁徙的历史背景、“三姓”新城建筑时间和副都统设置时间、副都统旗籍缺漏和署副都统补遗等问题。
何一民《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清代蒙古地区城市之变迁》（《学术月刊》3、4期）和《清代东北地区城市发展与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期）、侯宣杰《论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的特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4期）、马天卓《清代四川土家族苗族地区的城市发展——以川东南三厅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0期）探讨了清代不同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发展问题。
二、经济
宏观经济。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以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的GDP为对象，对19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看，1820年代的华娄地区已经是一种近代型经济。刘逖《论安格斯•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GDP的估算——基于1600—1840年中国总量经济的分析》（《清史研究》2期）认为，麦迪森的估算总体上看过于简略，在统计技术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对于前近代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麦迪森大约高估了三分之一。
农业。〔美〕李中清著，秦树才、林文勋译《清代中国西南的粮食生产》（《史学月刊》4期）认为清代后期中国西南的耕地远多于史志记载，西南边缘地区取代中心区成为主要的粮食生产和输出区。程方《清代山东农业改制述论》（《齐鲁学刊》3期）探讨了明末清初形成、清中期前后逐渐发展的麦豆复种为主的二年三熟制。周全霞《清康雍乾时期的酒政与粮食安全》（《湖北社会科学》7期）认为从禁酒到税酒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这一时期粮食问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制定政策更加注重可行性问题。李祖基《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以〈巡台录〉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3期）认为劝垦“番”地体现了雍正年间对台湾的土地开垦政策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工商业及国内贸易。贺喜《乾隆时期矿政中的寻租角逐：以湘东南为例》（《清史研究》2期）通过对湘东南郴州和桂阳州矿政的讨论，揭示矿政变化背后官与商，省与州之间就矿厂管理权所发生的种种纠葛以及官办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蔡家艺《清代新疆玉石的开采与输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新疆输往内地之玉石，数量最多的是叶尔羌玉，其次才是和阗玉。
张渝《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规则与秩序：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探讨了清代中期重庆这个特定区域的行会习惯法的发展及其变迁、地方政府于民间商业社会构建行会习惯法的种种努力等问题，认为在习惯法的研究中应当做到“官民互视”，不宜把对行会习惯法的研究单极化、孤立化。邓亦兵《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浙江学刊》4期）探讨了主要贸易路线与交易设施和全国商路网形成。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社会科学》2期）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明清时期商人著述进行了分析。徐春燕《清代中期的商人及其经营状况探究——以李绿园的〈歧路灯〉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5期）以清代白话小说的内容为视角探讨了清代中期商人的经营活动及观念。李建萍、樊嘉禄《从清代扬州务本堂看徽州盐商商儒价值观的内涵》（《安徽史学》6期）认为务本堂的设立不仅是徽州盐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举措，也标志着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徽州盐商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突破。王裕明《明清分家阄书所见徽州典商述论》（《安徽大学学报》6期）认为徽州典商兴衰是徽商兴衰和明清金融市场变迁的共同结果，不能将其衰落原因简单归结于咸同兵燹等外部因素。
刘正刚、何横松《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学术研究》6期）认为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只是在过境贸易下出现的一种临时性的虚假繁荣。胡铁球《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社会科学》9期）认为“歇家牙行”模式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上名异而实同的。
财政与赋税。陈桦《清代财政与贫困救助》（《史学月刊》6期）认为清代财政对社会救助主要体现在救灾救荒方面，而贫困救助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基层社会。陈永成、陈光焱《清代养廉银制度的起因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期）认为雍正时期养廉银制度改革实源于不合理的财政分配。柏桦《明清州县衙门陋规的存留与裁革》（《史学月刊》3期）考察了陋规的来源和中央王朝、各级官员及学者对存留或裁革陋规的态度，认为在州县经费缺乏的情况下，陋规的出现不可避免，但它从根本上威胁到了王朝的统治秩序。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根据档案资料做出的连续性系统统计，表明嘉道时期关税征收保持在500万两左右的水平，相较乾隆时期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他的《清朝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以“道光萧条”为中心的考察》（《学术研究》6期）也认为嘉道时期关税量的变化，不是论证“道光萧条”的依据。安介生、李钟《清代乾隆晋中田契“契尾”释例》（《清史研究》1期）通过对晋中地区乾隆年间的数份“契尾”实物的分析，证明了乾隆改革前后“契尾”在形制与内容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成为当时税契制度改革可贵的旁证。晏爱红《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史林》5期）认为经过嘉道两朝关于漕粮“加赋”的辩论，咸同之际江南漕务的改章“加赋”，是在农民革命打击下统治阶级的曲线让步。
产权。曹树基、高扬《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石仓的“送户票”与“收粮字”所反映的土地交易中间过程，证明了浙南山区地权之分化，由此推论只要存在土地的信贷市场，就一定存在“田底”与“田面”之分化。单丽、曹树基《从石仓土地知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社会科学》8期）认为“花户”与人户的对应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本质上来说“花户”并非实际存在的人户，而是田赋征收机构统计在册的纳税单位。王俊霞、李刚、广红娟《明清陕西商人“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初探》（《西北大学学报》3期）认为陕商“合伙股份制”模式是一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企业制度，比西方早了300年。
货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5期）认为当时白银作为一种货币，是在贡赋经济的背景下流通的，在18世纪的中国没有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王萌《康熙朝后期的铜政改革与内务府官商》（《清史研究》1期）认为铜政改革在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造成内务府内库侵凌户部国库的恶例，体现出清朝君主高度专制下财政运作上的一个恶痼。晁中辰《清代有“康乾盛世”，为何没有近代工业——以清前期高利贷为研究中心》（《社会科学辑刊》4期）认为清代高额利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种货币资本投向借贷领域，致使产业资本难以扩大。
人口。张鑫敏、侯杨方《〈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清史研究》1期）揭示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的江南“原额人丁”的来源、认为其涵义复杂，定义不一，在研究中不可简单利用。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中国史研究》2期）探讨了在京鲁籍百姓的原居府县、进京后从事的行业，以及在拼搏中的成功与挫折。张士尊《清代乾隆年间奉天民人口数探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到乾隆末年，奉天已经由一个人口输入区转变为人口输出区。冯玉新《清代哈密人口规模考论》（《甘肃社会科学》4期）对康熙三十六年哈密附清，至宣统末年这一时段内三个不同时间断面的哈密人口规模，进行了复原研究。
三、社会
社会运行。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学术月刊》7期）认为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易代时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立即确立某一正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与该区域历史发展的长期特点有关。张研、钱蓉《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安徽史学》3期）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由此反映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黄忠怀《清初直隶方志中的村落数据问题与农村基层管理》（《史学月刊》10期）认为清初直隶地方志所载村落数据存在的问题，不仅反映了清初保甲制度的实施状况，也反映了村落作为基层管理单元的历史变迁。梁勇《清代中期的团练与乡村社会——以巴县为例》（《中国农史》1期）通过巴县乡村社会办理团练的运行实态，认为团练相对于保甲，具有临时性和全面性的特点。王亚民《清初知县乡村治理特点研究》（《东岳论丛》6期）认为知县乡村治理“统域”与“自域”的历史传统，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历史基因。冯贤亮《从国家到地方：清代江南的府县秩序与行政控制》（《学术月刊》5期）认为府与县之间的矛盾冲突，隐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实践及其与国家相关制度描述的差距。魏影《清代京旗回屯问题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对清代京旗回屯的缘起、京旗移驻东北始末、京旗回屯区内管理体制、京旗回屯的失败及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等方面进行阐释、研究。
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宗族研究仍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冯尔康《略述清代宗族与族人丧礼》（《安徽史学》1期）认为清朝人的丧礼，有益于家庭、社会的正常延续，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曹立前、张占力《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与政权，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3期）认为宗族的城居化既是宗族内部血缘和阶级分化的结果，也是城市商业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分化不会毁坏宗族的凝聚力，还会加快宗族的发展。李甜《旌德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安徽史学》6期）探讨了毗邻徽州的宗族与徽州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背后所展现的利益动机。刘道胜《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史学》4期）探讨了众存产业的形成、特点、与宗族组织的关系，以及民间众存关系普遍存在的社会学背景。涉及徽州宗族的研究，还有周晓光《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张金俊、王文娟《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安徽大学学报》6期）等。丁慧倩《社会资源与家族化进程——以明清青州穆斯林家族为例》（《兰州大学学报》3期）认为两个家族在各自的发展道路取得的成功，可以视为是其宗教生活、群体组织及其内在运行机制本土化的具体实践。
唐晓涛《清中后期村落联盟的形成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意义——以“拜上帝会”基地广西浔州府为例》（《清史研究》3期）认为村落联盟在清中后期成为地方进行乡村整合的重要形式，更随着朝廷制度的变化，借用国家行政法规术语来使自身的存在合法化，成为地方最主要的社会结构。〔韩〕尹恩子《清代哥老会山堂考——山堂组织的发展与等级结构的变迁》（《清史研究》1期）认为山堂名称包含着山堂的权威、会首的皇权意识，同时显示了组织成员的共同理念和追求，哥老会山堂复杂的结构特点，成为其组织发展的基础与动力。此外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还有张小坡《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的演变及运作》（《安徽大学学报》5期）、吴欣《明清京杭运河河工组织研究》（《史林》2期）等。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借鉴人口统计、族谱分析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清代著名世家大族的家族形态、人口成长、地域分布，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等论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讨论。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明清时期鄂东地区宗族组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户籍、赋役等政策的影响，以及祖先崇拜与神祗崇拜之间的关系等。
灾荒。郭松义《清代的灾赈》（《清史论丛》2010年号）重点从制度层面探讨了灾赈，认为就制度而言，乾隆时已趋于完备，至于灾赈积弊，更多的应是吏治问题。吴晓玲、张杨《论清代灾后赈济制度及其成效》（《南昌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清代不同时期钱粮赈济、蠲缓、鼓励贩运与调粟平粜、借贷和工赈及安缉灾民等制度措施。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清史研究》2期）对“荒政书”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新的界定，对由此反映的中国救荒思想与救荒制度的延续与变动也作了概要性的论述。李德楠《清代江浙漕粮赈闽及相关问题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清代漕粮赈闽的数量和次数虽然有限，但它不仅凸显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积极调控以及对民生的重视，而且表明了漕粮功能的进一步社会化。卜永坚《1708年江南饥荒的政治经济学》（《河北大学学报》2期）探讨该时期的粮食价格涨跌、政府赈济措施及地方各种集团的应变之道。
宗教。〔法〕高万桑著，曹新宇、古胜红译《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清史研究》1期）探讨了清代江南地区城隍庙中道士的社会角色，认为通过城隍庙及以城隍庙为中心的道教官僚体系，江南的道士精英参与了帝国的国家建设。〔日〕武内房司著，刘叶华译《中国民众宗教的传播及其在越南的本土化——汉喃研究院所藏诸经卷简介》（《清史研究》1期）探讨中国民众宗教传播到越南的可能途径以及越南本土对这些经卷的传写、刊刻及编译。王见川《青莲教道脉源流新论——兼谈九祖“黄德辉”》（《清史研究》1期）考证该教流传的祖脉源流系谱，认为教中九祖“黄德辉”，对照档案记载，就是黄廷臣。李为香《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求是学刊》3期）认为这一民众化过程既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格局之下的产物，同时也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性与交融性。刘平、唐雁超《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安徽史学》6期）认为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体现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这些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张振国《从入教冬季看明末至清中前期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东岳论丛》9期）认为相当一部分平民信徒归化背后的真实推动力并不是天主对天堂永福的承诺，而是他们对现世福祉的祈愿。
社会生活。钱蓉、赫晓琳《从〈燕行录〉看康乾时期的中国民俗文化》（《史学月刊》6期）考察了这一时期朝鲜《燕行录》中关于清代服饰、说唱艺术和戏剧文化等的记载。胡瑞《试论明清以来江南内河水运中的船夫生计》（《史林》4期）考察了四种船夫群体，认为他们的生计状况既得益于江南水域经济的恩泽，同时也与陆路农民一样受到传统官僚管理政策的压制而呈现出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宋立中《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谈论》（《复旦学报》2期）认为由于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了明末清初江南士人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达到了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营造了闲雅的休闲文化。王健《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社会科学》2期）认为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徐永斌《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安徽史学》3期）探讨了这一时期杭州文人治生的途径、手段及原因。王华锋《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福建论坛》9期）认为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陈伟明、兰静《清代澳门生活资料的来源与特点（1644—1911）》（《暨南学报》5期）认为本地自给、内地供给和外贸供应三种方式，既体现了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品的来源与供给的外向型特点，也体现了政治性或者说是政策性的特点。程美宝《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学术研究》4期）集中讨论这一时期专门为欧美来华贸易船只担任“引水人”的船民的状况。
疾病。佳宏伟《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基于吏科题本的量化分析》（《厦门大学学报》2期）通过分析官员群体的患病类型及死亡率状况的量化数字，提示医史学界，“病人”及其医疗效果的考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四、学术
学术派别及其流别。陈祖武《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中国史研究》1期）通过梳理江南与徽州诸儒、苏州紫阳书院、卢见曾及其扬州幕府以及惠栋、戴震、钱大昕等学者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探讨了清中期古学复兴潮流在苏州、徽州、扬州等江南中心城市的发展演变。马延炜《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安徽史学》4期）认为清国史馆将桐城学者列入《文苑传》，反映了汉学学者利用学术史编修以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桐城学者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张昭军《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清史研究》2期）认为这种转变既说明程朱理学渐失人心，又显示出儒家传统内部蕴含“自改革”的活力。朱昌荣《雍乾之际程朱理学“式微”考察》（《清史论丛》2010年号）梳理了雍乾之际程朱理学渐趋衰微的表现，并从当时的社会史、政治环境、学术转型与学术思潮等角度分析了程朱理学“式微”的原因。汪学群《清初经学的特色及影响》（《杭州师大学报》5期）认为清初经学的四大特色是：绾理学于经学之中、群经辨伪、编纂经籍、通经致用。
学术人物。马延炜《王夫之与明清之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向》（《船山学刊》2期）认为王夫之的治学和著述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提倡经世致用和重视经典考据的新趋向。肖建原《王夫之对老子“有无”之生的思维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期）通过研读《老子衍》，认为王氏以儒家之“有”合道家之“无”，体现了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何奕恺《清代学者象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文献学、史源学、肖像学和传记学等多种视角，对清代学者进行了专题研究。乔治忠、李金华《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求是学刊》1期）认为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毕沅幕府修史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徐道斌《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中源”论》（《清史研究》3期）论述了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中的态度有关，凸显了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应对。周文玖《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史学月刊》11期）考察了章学诚在史意、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三个方面表现出的变革思想。林存阳《史料•个案•宏通——郑天挺先生研治清史的启示》（《聊城大学学报》4期）梳理了郑天挺先生的学术历程和治学特点，认为郑天挺先生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以个案探讨为突破，以宏观视野为涵摄，即其长期潜研清史探索出的一种新治学模式，嘉惠学林匪浅。此外关于学术人物的研究，还有胡明辉、董建中的《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清史研究》3期），曹江红《戴震与卢见曾幕府研究》（《清史论丛》2010年号），刘延苗《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理解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期），刘文英《崔述治学的文化环境》（《清史研究》1期），汤城《王夫之直笔思想二题》（《史学史研究》1期），朱政惠、陈勇《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1期）等。
学术文化典籍。林存阳《万斯同〈庙制图考〉小识》（《清史论丛》2010年号）梳理了《庙制图考》的版本，分析了《四库全书》所收《庙制图考》的依据及现存各种版本间的异同，论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徐道彬《〈善余堂文集〉辨伪》（《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通过公私文献著录、文体风格和思想内容，对该书的真伪情况做了翔实考论，认为《善余堂文集》并非全部都是江永的作品，并由此对江永的治学思想和风格加以阐释，展示了江永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影响。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证出清代有辑佚成果者456人，辑本种类广涉四部，对戴震、周永年等学者的辑佚成果进行了评述，对《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做了必要的纠谬补阙。张晓刚、国宇《〈海国图志〉与日本世界观念的重构》（《北华大学学报》5期）认为《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日本有识之士通过该书开始了对世界的新探索，并批判地继承了书中的精华，为日本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五、文化
文化政策。吕文利《清廷的正统理论及文化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为维护正统的合法性，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以使“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思想。王胜军《论康熙治国与清初文化软实力》（《湖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康熙帝建立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又杂以佛、道的文化为支撑，融合农耕、游牧两种文明的文化软实力体系。刘方玲《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北方论丛》1期）认为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石昌渝《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期）按时序记叙有清200多年禁毁小说的重要政策举措及其对小说发展的影响。
历史记忆与观念流播。李华川《“西人掠食小儿”传说在中国的起源及传播》（《历史研究》3期）认为“西人掠食小儿”传说既有某种历史事实的影子，有掺杂了相当多的想象成分，而在深层意义上，这一传说既是人类共同的排外心理的折射，也与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及修炼方术脱不开干系。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申红星《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中心》（《求是学刊》2期）认为移民传说的流传，反映了移民宗族对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徐忠明、杜金《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刑讯制度与其实践，与帝制中国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汉代以降“儒法合流”的正统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的审判模式、“报”的观念以及“棍棒”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政治文化。林存阳《礼乐百年而后兴——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上、下，《井冈山大学学报》2、3期）认为清统治者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运作。清廷的这一取向，既源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王彦霞《清代政治与通鉴学》（《河北学刊》5期）探讨了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后政治对通鉴学的影响。田勤耘《清代封建论的特征》（《史学月刊》11期）认为清代封建论的顽强表达及其阶段性特征突显了儒家文化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儒家思想强烈的现实关怀品质。
六、教育
学政。安东强《“剔除学政十弊”：清初学政积弊与考核制度》（《清史研究》1期）认为逐渐确立起来的“剔除学政十弊”的制度，对于保证科举与学校选拔人才的公正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来廷《清代书院的办学体制探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清代不同时期官办、民办、官倡民办和官办民助四种办学体制，认为自乾隆以降，清代书院逐渐形成了以官办书院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办学体制。霍有明《清代科举文献与科举制度的文化观照——以〈钦定学政全书〉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科举重实学、科举制度合理性之争、八旗科举及书院教育等问题。
科举。贺晓燕《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发领落卷”带动了科举制度诸多环节的完善，促进了科举制度的成熟，具有监督考官、平反冤案、安抚和资助落第士子的作用，是科举史上一项充满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政策。王洪兵《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虽然官方有一系列应对机制，但作为科举制度下的普遍现象和固疾，冒籍跨考在有清一代难以从根本上予以清除。邹长清《清代乡试覆试考论》（《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道光十五年后确立的乡试覆试制度以“杜倖进，拔真才”为主要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维护了科举的相对公正性。刘希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一种制度史的视野》（《清史研究》3期）从制度史的视野出发，解析“商籍”含义，梳理清代商籍的设置与变更状况，并探讨其应考条件以及相关的冒籍问题。陈凌《明清松江府进士人群的初步研究》（《史林》2期）通过大量数据和图表，说明松江府地区的科举在明、清两代间相差悬殊，远超过江南其他地区，折射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烙印。左松涛《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史学月刊》1期）以近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所收清人年谱为依据，得到平均为19.72（虚）岁的结果，比之前估算（平均年龄为24岁）的要低得多。王日根《明清科举的正途与异途——关于福建、江西、安徽族谱资料的分析》（《安徽史学》2期）通过对相关族谱资料的分析，认为家族中的正途出身与异途出身往往相互支撑，共同为家族的延续和发展作出贡献。刘虹《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湖南大学学报》3期）认为顺天乡试特点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张永江、陈力《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北方论丛》2期）认为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入仕。董佳贝《乾隆朝殿试策问考题研究——侧重与当时社会治理的关系》（《学术界》5期）认为乾隆帝通过殿试策上传递出的这些侧重与偏好，与当时的士习官风，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姜传武《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勾勒了清代江西乡试的基本概况，揭示了清代江西乡试的内外帘官制度、活动及其特点，探讨了江西解元与举人的地理分布与特点。
七、历史地理
环境与生态。张莉《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期）从环境史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天山北麓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亚新《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及影响》（《史学集刊》6期）认为随着清朝统治者对柳条边的修筑、失修和废弛，客观上演绎了清代东北生态环境从恢复、发展到渐进破坏的过程。程森《国家漕运与地方水利：明清豫北丹河下游地区的水利开发与水资源利用》（《中国农史》2期）认为丹河下游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始终处于与北方漕运用水的矛盾与调和之中。王晗《清代绥德直隶州土地垦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2期）通过对历史地貌的解读和判识，认为清代的绥德直隶州伴随着自然灾害、社会变革和国家政令等方面的影响，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之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吴海涛《元明清时期淮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安徽史学》4期）认为元明清时期其人地关系已演变为严重不协调状态，黄河南泛、战乱较多、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是对其人地关系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程森《清代豫西水资源环境与城市水利功能研究——以陕州广济渠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探讨了广济渠的兴修及入清以后成为改善城市风水、促进地方教育的功能转变和官民用水矛盾等问题。
行政区划与疆域。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指出“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不能简单套用现代政区的“省”来阐释清代的历史。林岗《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北京大学学报》3期）认为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的历史痕迹逐步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认为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不仅融纪闻、考察、考据、测绘等为一体，更对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新疆观（西北边疆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清华大学学报》3期）认为清政府派左宗棠重新收复新疆并在新疆设立行省，以及西北史地学的蓬勃发展，都是清人西域观不断发展变化的有力佐证，而这种变化对于近代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邹逸麟《清代集镇名实初探》（《清史研究》2期）认为，清代的镇并非县以下一级管理地方或征收商税的机构，凡是有一定集中的人口、商业比较繁荣的聚落（集市），往往被人们称为镇。陈业新《清代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变迁》（《清史研究》2期）探讨清代皖北府（直隶州）、县（散州）的设置与变动，认为区划的变动过程，也是国家控制力量在空间配置、调整的过程。陆韧《清代直隶厅解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
地图。蓝勇、金兰中《清乾隆〈金沙江全图〉考》（《历史研究》5期）认为该图对研究金沙江沿途历史，特别是对于研究清代金沙江航运、沿途自然环境变化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N.哈斯巴根《传教士与康熙朝蒙古舆图的绘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3期）具体考察了此次蒙古地区实地测量的时间、参与人员、具体地点及舆图的版本等问题。马琦、韩昭庆、孙涛《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复旦学报》6期）借助古地图、地名学等方法和GIS手段，以贵阳府和安顺府为重点，复原清末贵州插花地，并探讨其分布特征和成因。
八、中外关系
国家、政权关系。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清朝对外关系置于中国地域、环中国地域及世界范围的地理背景之下，对清朝对外关系诸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将这些问题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讨论维度中，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与评价。
关于与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的研究有：吴伯娅《清代礼仪与中西外交》（《清史论丛》2010年号）考察了清代“三跪九叩”之礼的相关规定和清中前期与西方国家交往时“三跪九叩”的施行情况及影响。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对这一期间俄国来华的11支外交使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研究，还辟专章对有关俄国档案文献进行了汇集整理、甄别辨析。肖玉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清史研究》2期）认为监护官不仅负责教务活动，更以俄国政府派出的情报员、主管对华事务的外交官的身份，在清代中俄关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欧阳哲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6期）着重分析使团成员对北京的叙述，及其对日后中英关系乃至整个中西关系的影响。张坤《“夷情”的误读——道光九年英船“延不进口”案评述》（《苏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清政府对“夷情”的大面积误读以及双方信息占有不对称的情况，反映出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的一个重要缺陷。陈忠纯《论传教士利胜与郑氏集团的关系——以利胜的外交使命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期）探讨了郑氏集团与西班牙占菲律宾当局以及天主教的关系。
关于宗藩体制的研究有：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期）考察了清朝在与外国开展政治关系时建立朝贡制度的最初目的，认为清朝所构建的朝贡制度具有谋求自身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显著用意，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陈龙、〔韩〕沈载权《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张明富《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西南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乾隆五十五年中安宗藩关系全面修复过程中福康安所起的重要作用。
传教及教案。吴伯娅《嘉庆十年旗人奉教案探析》（《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嘉庆年间，虽已禁教百年，天主教仍暗中流传，并有众多的旗人阖家信奉，屡禁不改。贾永梅《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非传教行为”研究——以第一位来华新教士马礼逊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早期新教传教士与英国商人、政府的关系及在对华交涉中的作用。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5期）考察了自明末清初以来西洋医学背景下的传教士在语言、知识结构及民族文化感情的差异中如何看待中医，尤其是他们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疗理性及现代价值。汤斌《耶稣会士汪达洪的在华活动》（《清史论丛》2010年号）通过汪达洪个案研究，探讨了耶稣会取缔前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尴尬境地，以及法国耶稣会士内部矛盾关系的实质。郭丽娜《论清代中期四川的民教关系》（《暨南学报》3期）探讨了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四川官民因“礼仪”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矛盾，指出随着教会的发展，民教冲突不仅不断升级，而且反教模式从群众自发逐渐转变为官吏主导。相关研究还有，王银泉《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云南大学学报》5期）、夏伯嘉《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复旦学报》5期）等。
文化交流。黄兴涛《〈（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1期）探讨了该书的编纂由来、背景和内涵特点，考察辨析了当时“西洋馆”的设立和中国人“西洋”观的演变。葛兆光《“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北京大学学报》1期）认为通过燕行文献中各种戏剧的丰富记载，可以进一步探讨清帝国的民族与文化政策，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及清中叶人们聚会与交往场所与欧洲所谓“公共领域”的不同。刘玉才《清初渡海遗民与中日文化认知——以〈张斐笔语〉、〈霞池省庵手简〉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4期）认为通过上述两本书中涉及制度、学问、史事、风土物产等内容，可见中日间文化之关切与认知程度，将两书置诸清初渡海遗民的历史背景下加以释读，可以发掘此间文化寓意。范金民《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1期）探讨清代前期江南书籍输日的数量，书籍的出港地，输日书籍的内容、价值，以及江南书籍刻印与流通市场等问题。〔英〕张勇进著，颜震译《中欧文明文化碰撞的另一页：1514—1793》（《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认为在“前现代”，欧洲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在政治、文化和商贸上对中华帝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参与，取决于欧洲人对中华世界秩序中的规范、价值观和机制的适应、跟进和接受情况。潘玮琳《19世纪的表述中国之争：以密迪乐对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的批评为个案》（《史林》4期）通过对《中华帝国纪行》、当时英国期刊上书评以及密迪乐的评论等文本的解读，分析二者的矛盾焦点及矛盾产生的历史语境。姚斌《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中小学教科书里的中国》（《清史论丛》2010年号）认为这一时期美国教科书是影响当时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形象”的最有力的媒介。
对外贸易。曹雯《明治时期日本在华的调查状况和对华贸易的调整》（《清华大学学报》4期）通过对几部中国纪行的整理、分析，揭示出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在华贸易中由盲目出击到有序经营的转变。荆晓燕《试论康熙时期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期）具体探讨了康熙时期对日较为积极的贸易政策。李金明《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广东社会科学》2期）认为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九、综述和论文集
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1期）回顾了1999年至2008年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石涛、马国英《清朝前中期粮食亩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2期）回顾了对该时段亩产研究的历史过程和研究方法的演变，点评了当前亩产研究的范式，指出固有的成说或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亩产量的计算。此外综述类研究，还有刘文鹏《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学术界》7期），张兵、张毓洲《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5期）、许颖《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研究现状述评》（《西南大学学报》2期）、赵志强《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概述》（《清史论丛》2010年号）等。
本年度有一批清史研究的论文集出版，主要有王政尧《清史初得》（辽宁民族出版社）、郭松义《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中国农业出版社）、张研《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陈峰《清代财政史稿》（商务印书馆）、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30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中华书局）、〔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中华书局）等。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相关成果和动态详见各期《清史研究》中的专栏和“中华文史网”中的相关板块，本文不再重复。由于写作范围和角度的局限，本年度许多优秀的清史研究成果未能及时收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全体同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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