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序言

我自己翻译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_^
  事物和行为都是其所是，而它们的结果将是它们所应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求被欺骗？
                                                          ——巴特勒主教
 
 在十九世纪，没有哪个思想家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人类有如此直接的，深远的和强有力的影响。不管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他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比他的追随者更优秀，在那个民主的民族主义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培育了万众瞩目的英雄和烈士的时代里，那些浪漫的，几乎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和文字支配着人们的想象力，创造了欧洲新的革命传统。不过，马克思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被称作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热门人物；当然，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作家或演说家。它广泛地写，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作品并没有被广泛地阅读；而到了70年代后期，当他的部分作品终于可与公众见面后，他们阅读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对其内在品质的认可，而是由于其作者在运动中被确定并积累的声望或恶名。
 马克思缺乏作为一个伟大的公众领袖或煽动者应有的素质，他不是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那样的天才宣传家，不具有巴枯宁那样华丽的口才，他绝大部分的工作生涯是相对默默无闻地在伦敦渡过，在他的写字台前或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几乎不为大众所知，而在他生命的尽头，他作为一个强大的国际运动的领导者被认可被尊敬时，在他的生命或个性中，找不到什么能激起想象或唤起跨越国界的忠诚，那种强烈的几乎是宗教的崇拜，就像科苏特、马志尼，甚至晚年的拉萨尔被他们的追随者所顶礼膜拜那样。
 他在公众面前的露面及说不上频繁，也说不上是格外的成功。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他出席宴会或参加公共会议的场合，他的发言充满了问题，他的言辞单调乏味且粗鲁唐突，他强求听众的尊敬而不是唤起听众的兴趣。他在气质上是一个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并且本能的避免与大众的直接接触，虽然他一生都致力于他们的利益。在很多他的追随者心中，他扮演了一个固执己见的、说教的日耳曼教师的形象，他愈发尖锐的一遍遍重复他的论点，直到论点的本质被不可动摇的扎根于他的信徒们的头脑里。他大部分经济学说的初次表达是在为工人举行的讲座上，他在这些场合的详细阐述被人们认为是通俗易懂且富有良知的。但是他的写作是缓慢而痛苦的，就像一个敏锐而博学的思想者有时会面对的那样，他几乎不能跟上自己思维的速度，一时间为表达一个新的学说而预先阻止所有可能的反驳而焦虑；已出版面世的论述总体上是枯燥乏味的、笨拙的，并且在细节上是晦涩难解的，尽管其核心信条从未被严肃的怀疑过。他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曾经把自己比作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试图画出已成形于他脑中的一个幻象，他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在画布上涂抹修改，最终当他觉得自己似乎表达出了他想象中的画面时，他只堆垒出一纸不成形的颜色块而已。他置身的时代培育了比前辈更尖锐，更偏激的思想，他周围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想法比事实更真实，私人的关系比外界的事件更重要。他们用他们丰富细致的个人经验，去理解并诠释公共生活。马克思本质上不是个内省的人，并且对个人或国家的心灵或灵魂漠不关心。如此多的他同时代人在评估他们时代的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性时，将失败归因于突飞猛进的技术和激增的财富，以及同时社会文化的错位和混乱，而这仅仅激起了他的愤怒和蔑视。
 他被赋予了一个强大的、活跃的、无情的头脑，对不公正的敏锐触觉，和少到可被忽略的感性。他排斥虚饰且情绪化的知识分子和愚蠢且自满的资产阶级。前者在他看来是漫无目的的喋喋不休者，他们脱离实际，而且，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他们都令人着恼；后者则是伪善和自欺欺人的，沉溺于寻求财富和高位，而对时代的显著特点视而不见。
 这种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庸俗的世界上的感觉，可能因为一个他不喜的事实更为强烈：它是一个犹太人，这增大了他天生的强硬和好斗，并使他在大众的想象中形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形象。最崇拜他的人也会发现他难以维持一个善解人意的好脾性的形象，或者以任何方式关心一下与他接触的人；在他看来，大部分与他接触的人，不是傻瓜就是阿谀者，而对他们他公开地表现出怀疑与蔑视。不过，虽然他在公共场合是咄咄逼人的和冒犯的，但在他的家人和朋友组成的小圈子里时，他感到是完全安全的，他体贴而温柔；他的婚姻生活美满和谐，他与孩子们温和地交往，他对待他终生的朋友和合作者——恩格斯，报以一以贯之的忠诚和奉献。他是一个缺乏魅力的男人，他的行为往往是粗野的，但是即便是他的敌人，也为他人格中的强力和气势，他率直的见解，以及他对时局分析的广度和深度而着迷。
 在同时代的革命家中，他一生都保持一个古怪的孤立的形象。对其他的革命家，他敌对他们的人，他们的方法和他们的目的。然而，他的孤立并不仅仅是由于脾性或者由于地域和时间的差异。无论欧洲民主主义者们在个性、目标或历史环境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能在一个基本属性上达成共识，这使他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是在原则上——有了可能性。说到底，不管他们是否相信暴力革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并且呼吁将之划为全人类的道德标准。他们批评和谴责人类现存的先入为主的幻想和体系，至少他们的孜孜以求的愿景是不需要示范的，因为对于所有拥有正常道德观念的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差别在于其计划在实践中实现的可能性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划为乌托邦。在终极追求上，所有的民主派别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而在提议手段的有效性，在道德或实践上与当权者妥协的可行性，具体的社会制度的角色和价值，以及对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等等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就某种意义来说，但他们实质上是改革者，他们相信没有什么不能被主义的坚定信仰所改变，他们同样相信，强有力的精神目标是行动的不竭动力。他们用一些普世的价值，而非诉诸事实来为自己辩护。首先，确定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其次，必须考虑在此基础上现有的社会结构有大部分应该被保留，多大部分应该被抛弃；最后，他们应该为完成必要的转变寻求最有效的手段。
 上述看法是所有革命家和改革家所公认的。以之为出发点，出于完全的同情，马克思出现了。他相信，人类的历史是由规律控制的——就像自然规律掌控自然那样——不可能被个人所干预，或被某种理想所操纵。他相信，人们用来证明他们目标的正当性的内在体验，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仅仅是一个产生迷思和幻觉的本能依赖，远不能解释某种特殊的道德的或宗教的真理。在与生俱来的物质条件的约束下，人们倾向于相信任何在客观真理的外衣掩护下的神话，它们的欺骗性的影响，使人们错误地解释了自己所处的世界，误解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并因此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与他人的力量对比以及自己与敌人斗争的结果。与当时占据主流的非民主主义理论家相反，马克思认为不能在脱离事实的情况下思索价值，价值评价必须取决于对事实的观察。对历史规律要进行真正深入其本性的洞察，而不借助孤立的世俗的道德标准；对于一个理性的人，要明确什么规律是他应当去适应的，也就是说，适应最适合于他所属历史阶段的秩序。所以，马克思没有将新的道德或社会理想强加于人类；他没有寻求一种换心手术，他认为，换心手术是必要的，但它只是一系列幻想的替代物。至少在他个人看来，他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伟大的理论家不同，他呼吁纯粹的理性和实用的智识，谴责知识的罪恶和盲目。他坚持认为，为了把自己从一团混乱中挣脱出来，所有的人必须了解他们所处的实际境况；他相信，对社会各势力之间的精确制衡作正确的估计是理性的追求。马克思用历史，而不是用空想来抨击现存秩序：马克思抨击它不是因为它是坏的或是不幸的，或归因于人性的丑陋和愚蠢，而是由于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导致的，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的相应阶段，一个阶级会一无所有并被另一个阶级所剥削。剥削者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被压迫者的蓄意报复，而是来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注定将很快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然而，尽管他的理论是凭智力来构思的，他的语言却更像一位使者或先知，他以世界普遍规律的名义——而不是以人类的名义——来说话。他试图不去通过拯救或改善，而是通过警告和谴责，在万有之上揭示真理，反驳谬误。Destruam et &dificabo（我将毁灭，我将建造）——这是蒲鲁东写在他一本著作开头的话。它非常准确地描述了马克思对自己指定的任务的构思。在1945年他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计划，并且在自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发现自己并认识自己。他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虽然方式会有所不同，但其中的一个必然会在斗争中胜出：进步将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的节节胜利，而在社会的进程中，一个与进步阶级保持一致的人是理性的。或者，他完全抛弃自己的过去而投身其中；或者，历史已经将他置于其中，而他在历史的指引下思想和行事。
 因此，当马克思意识到，在他的时代，无产阶级将会在阶级斗争中胜出之后，他的余生都致力于规划并引导他们走向胜利。这个胜利无论如何将会发生在历史的进程中，但人类的勇气、决心和聪明才智可以加速它的实现，并且减少转变的阵痛，使转变的过程伴随着更少的摩擦和更少人类财富的浪费。从那以后，他成为了一个指挥官，实际地从事一项运动，因此他从未不断地号召自己和他人去说明从事一场斗争的理由，或者号召支持某一方，而不是其他：斗争的状态和一个人在其中的位置是注定的；它们是事实，需要被接受和检验，而不是被质疑；一个士兵的唯一使命是战胜敌人；所有其它问题是基于不切实际假设的学术问题，因此都是离题的。因此，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几乎见不到对基本原则的讨论，也见不到为反对资产阶级而做的辩护。敌人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如果没有敌人或斗争不存在将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在斗争过程中毫无意义。在实际战斗中引入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只会转移其支持者对他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的注意力，并因此削弱他们抵抗的力量。
 在实际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准确了解己方和敌方的资源情况，同样不可或缺的是了解早先社会的历史和决定社会进程的规律。《资本论》提供了上述分析的一个尝试。在这本书中，明确的道德争论、良心上或原则上的诉求几乎缺席，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集中精力论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后，这本书并没有详细阐述斗争胜利后将会发生什么。不管个人在阶级斗争中的立场如何，自然权利和良心的观念被当做自由的幻想而被拒绝：社会主义运动不取悦于人，它施令于人。它不依法律说话，而是依着新的生活形式说话。在这种新形势不可阻挡的迫近下，旧的社会结构已明显开始瓦解。道德、政治、经济观念和理想的改变一点也不比社会境况的改变要少，社会境况的改变是一切改变的前奏：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当作普遍的、永恒的就等于相信他们的现存秩序——也就是资产阶级秩序——是永恒的。而这个谬论渗透在18世纪以来理想的人道主义者关于道德和心理的学说之中。因此，马克思对这些自由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共同假设的鄙视和厌恶爆发出来。这些人认为，由于所有人的利益最终总是相同的，所以每个人拥有的善良和仁慈将使总体上的妥协和解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斗争是真实的，这些利益将是完全不相容的。对这一事实的拒绝，可能由于愚蠢和愤世嫉俗、对事实的无视，这种特殊的罪恶——伪善和自欺欺人，一次次被历史的胶片曝光。这个看法上的根本区别，不单单是世界观的不同或性情和天赋的差异，它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乌托邦清晰地划清界限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与这些愤怒并困惑着的人战斗，他粗野地辱骂，不停地斗争长达四十余年。
 他讨厌任何形式的浪漫主义、感情主义和人道主义，并且，为了避免对观众理想主义情绪的任何煽动性作用，他系统地将旧的民主主义词汇在他宣传社会运动的著作中删除出去。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被迫或主动地作出让步，他没有进入任何可疑的政治联盟,因为他拒绝了所有形式的妥协。在很多宣言的手稿中，在忠实的信念和行动的计划旁，他附上他的名字，面对辛辣偏激的评论他首当其冲，在这些手稿中他试图避免所有牵涉到那个时代关于民主运动的短语：像永恒的正义、人的平等,个人或国家的权利,自由的良心,对文明的争取以及其他廉价的词汇（虽然它们曾经真正体现了民主的理想）；他把这些视为没用的伪善言辞，它们只能显示出思想的混乱和行动的捉襟见肘。
 这场斗争必须发生在各个领域，而当代社会在政治上是有组织的，这就注定了一个政党的建立的根基必须服从历史发展规律，并且应该为成为统治阶级而出现。他们必须不断地受到这种教育：看似稳定的现存社会是注定要迅速灭亡的。但由于那个垂死挣扎的阶级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道德、宗教、政治以及经济条件方面和信仰上的巨大阻碍，以掩盖这个即将迫近的命运，导致这个事实使人难以理解。要理解它，必须具备理智的勇气，用锐利的目光穿透这层迷雾，认识到构成事件的本质所在。旧社会将在混乱的场面和迫近的危机中灭亡，它将说服每一个头脑清醒的、好奇的观察者去行动。每一个人——只要不是死人或垂死的人——在社会的命运面前都不会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因为他们的命运被这个社会所捆绑，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做些什么。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不是由一种内在的异象导致的各人主观价值观的不同，而是对事实本身的了解，决定了一个行为的合理性。一个被认为是进步的，值得人们去支持的社会，是一个有能力在最初的方向上扩展，而没有变更它的整个基础的社会。而对于一个反动的社会，当它不可避免的迈向一个死胡同时,尽管尽最绝望的努力求生，仍无法避免内部的混乱和最终的崩溃，它为了自己的最终稳定，费心地制造非理性的信念，这是所有濒临死亡的体制用来欺骗自己的止痛药。然而，所有被历史——马克思的得力助手——所谴责的，终究必然会历史的洪流卷走：那些认为它们是应该被拯救的说法，是在否认万有宇宙的合理性计划。对马克思来说，批评事实本身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幼稚行为，这种行为出于一种病态的肤浅的人生观，出于对这样或那样的德行或习俗抱有的不理性的偏爱；这种行为表现出对旧世界的依赖，是一种价值标准有待彻底解放时所表现出的症状。在他看来，在诚挚博爱的感觉的掩饰下，不易察觉的软弱与欺诈正在悄悄生根发芽，那就是与反动分子达成妥协的基本欲望，是对事实，对万丈光芒下的革命的一种隐秘的恐惧。人道主义拥有的只是软弱，和顾全面子的让步，原因在于他们力图逃避公开斗争的危险，甚至避开赢得胜利的风险和责任。然而，真理不允许妥协的存在，没有什么能像怯弱胆小一样激起他这么强烈的暴怒：因此，在提到怯弱时他的语气变得狂暴而粗鲁，这形成了他严厉的“唯物主义”风格，这种令人感到完全陌生的风格使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著作引起了关注。特别是在稍后的那一代俄国作家中间，这种“赤裸裸的客观性”采取了这种形式：寻找最尖锐的言辞，最朴实的形式，最令人震惊的说法，来为有时并不十分惊人的命题作润饰。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马克思开始建立他新的体系是源于一次几乎称之为意外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843年：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激进报纸的编辑，在与政府的一次关于地区性经济问题论战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他对历史和经济的发展原则的无知。而到了1848年，他受到的完整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教育，使他成为了一名相关领域的思想家。凭借罕见的深入的洞察力，他建立了一个涉及社会及其演变过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绝对精确地给出了所有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以及寻求和找到这些答案的方法。这个体系的原创性曾经常被质疑。但它的确是原创的，当然，这里的原创性不是艺术作品层面上的：当被作者融入进一些尚未公开的个人经历之后，一件艺术作品所拥有的原创性；而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提到的原创性：当作者通过修改并结合现有的观点形成一个新的假设，并最终提出一个新办法来解决至今还没有解决问题时，体现出的原创性。马克思从未企图否认他对其他思想家成果的借用：他曾高尚地声明，“我正在履行历史的正义，并会给予每个人他所应有的补偿”。但是他也的确宣称过，对于前人曾经错误地理解，或没有充分明晰地给出解答的问题，他第一个提供了完全的充分的解答。马克思寻求的不是高贵，而是真理。在他早年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地方——巴黎的日子里，每当他在他人的作品中发现他寻求的真理，他都竭力使自己的假设与这份发现融合成新的理论。结果的原创性并不要求任何单个构成环节的独创，而是指他们在中心论点周围相互联系，以致各环节在一个系统的整体下相互遵循、相互支撑。
 因此，追踪任何一个马克思先进思想的源头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工作，而这正是许多评论家正急不可待在做的事。很可能在他的所有见解中，找不出一个观点的雏形不出自早先的或同时代的作家。照这样说，可能在某种不同的形式上，建立在废除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公有制概念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拥有数以万计的信徒了。因此，“马克思是否从马布利或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直接获得了公有制概念”这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太过于学术化以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至于更具体的观点，如历史唯物主义在一个世纪前就在霍尔巴赫的一篇论文得到了充分发展，而追踪溯源他的发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宾诺莎；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时代又被费尔巴哈修改并重述。“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可以在圣西门的著作中找到，并且马克思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同时代的法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蒂埃里和米涅，以及更保守的基佐的说法。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必然性”的科学理论是首先由西斯蒙蒂明确表述的；第四等级（新闻产业-译者注）的崛起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冯·斯坦因和赫斯提出，并在马克思那个年代流行于德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由巴贝夫勾画轮廓，并在19世纪被魏特林和布朗基分别在不同角度上阐释并发展；而在当前和未来的工业国家中工人的地位及重要性这一点，在马克思准备涉足之前，就被路易·布兰科和法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充分计算过了。劳动价值论源于洛克、亚当·斯密和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以及它的补救方式——国家宏观调控，可以在傅里叶和美国社会主义者博雷、汤姆逊和霍奇金的著作中找到。这个名单很容易继续排下去。
 十八世纪尤其不缺少这样的学说。这些学说有的在摇篮中死去，而有的则顺应学术风气的变化，修改其主张并影响着实践。马克思在这些混乱的材料中筛选，并提炼出他认为有独创性的、正确的和重要的部分；在这种去粗取精的工作中，马克思创造了一个社会分析的新工具，它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它的美或一致性，也不在于它那富于思辨和想象的伟大的乌托邦体系所散发的感性或智性的力量，而在于马克思对简单的基本原则、现实和细节的包容和重组。当他提到外界时，他假定个人对社会的直接经验实际上就是外界本身；当他用最简单的形式展开分析时，他的分析如此新颖和敏锐，而他那综合了德国理想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使它们之间相对孤立又彼此呼应的新假说，似乎真正解释了迄今为止所能想到的大量的社会现象。这些分析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框架的具体意义，并产生了流行的口号标语。最重要的是，这使它不仅能够靠深入大众来激起他们不满和反叛的情绪——就像曾经的人民宪章运动那样，仅仅是一个由一些明确但却松散的政治、经济目的构成的结合体而已——它还将这些情绪指引向具有系统内在连接的、直接而可行的具体目标，不将它视为对万世万有都适用的终极目标，而视为一个适合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的革命政党的阶段性目标。
    他以众所周知的实用的方式给出这些理论问题清晰一致的答案，他的阐述占据了人们的思想的维度。马克思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总结它们并应用于实践中时，两者之间的连接并不会显得生硬。而且，它被赋予了非凡的生命力，使它能在与反对者数十年的论战中战胜对手并存活下来。它的大部分理论在1843年-1850年间成形，那时他正在巴黎度过一段苦恼的岁月。那时世界性的危机笼罩着欧洲，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趋势在社会生活的表象下似乎波澜不惊，但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这趋势都在颠覆着现存机构确立的常规框架。当它在一次启明的光辉中突然展露出它的真实身份时，他推动了那个试图掩盖所有问题的暴力机器的崩塌。在这次对社会理论领域进行科学观察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中，马克思受益无穷：的确，对他来说，这整个事件似乎全面肯定了他的假说。
    马克思整个的体系最终显露出它庞杂的关系结构和它面对任何战略性攻讦的坚固防卫，直接的攻击无法击倒它，它的城墙里拥有的精密的应变机构可以应对论战中的所有意外事件。他的朋友和敌人，尤其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都受到他的理论的强烈影响。他的理论改变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他的理论出现之后，人们的著述更加严谨缜密。至少从长远来看,他理论的主题没有一个在论战中被击败。在决定人类行为的众多因素中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将经济因素放在首位,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经济史研究的热潮，虽然这项研究过去并没有完全被被忽略，但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强烈推动了相关领域历史研究后，它才达到目前的突出地位，就像黑格尔学说的强有力刺激对上一代人历史研究的巨大推动一样。就像孔德，以及之后的斯宾塞和泰纳所讨论和设想过的，在好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将它总结为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之后，学者们对证据的寻找更热情，对方法的关注更密切，用社会学处理历史问题变成了一个精确的和具体的研究。
    1849年，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来到英国定居，异国的生活几乎对他没有影响。对他来说伦敦仅仅意味着大英博物馆——“资产阶级社会里学生最有力的战略资源”——遗憾的是它的拥有者资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弹药兵工厂的重要性。他几乎完全不受周遭事务的干扰，他把自己包裹在由家人一小群亲密朋友和政治伙伴组成的私人空间里。他也遇到过一些英国人，但他不能理解他们，也从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几乎不受外界影响的人：除了报纸和书籍他几乎没有别的媒介来从外界获得信息，一直到他逝世，他都不了解他周围人生活的质量，也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就他的智性情况而言，他或许倒不如在马达加斯加岛渡过他的流亡岁月，只要定期供应给他书籍和期刊:当然，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伦敦的居民也几乎不可能对他的存在关注更少——他在伦敦实在太默默无闻了。从心理上讲他最引人关注的成形期在1849年就结束了：从那以后，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智力上，他几乎再也没有过改变。当他还在巴黎时，他就构思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和必然灭亡的一整套的理由及其解释。他从1850年春天开始相关工作，他的研究因为日常基本需求和他赖以养家糊口的报社工作而不时中断，他的工作时断时续，一直到他1883年去世。
    依照他新的分析方法，他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撰写的宣传小册、文章和书信构成了一个针对当时政治事件的连贯一致的评论体系。他用通俗而现实，却又尖锐得令人惊讶的语气，抨击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乐观情绪。
 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反对阴谋手段，他认为那是过时的，是不会起作用的，它仅仅能激起公众舆论的愤怒而不能动摇社会的根基。于是，他决心创造一个由新的社会观武装起来的开放的政党。在他的晚年他几乎全身心致力于为自己发现的真理收集证据和传播自己的学说，直到这些学说占据了他所有追随者思想的地平线，直到它们渗入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每一片纹理中。二十五年来他集中他的全部精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在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做到了。
 19世纪拥有许多卓越的社会批评家，他们或许马克思更有独创性，更粗暴，更教条主义，但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严格恪守真诚率直，那样一心一意让自己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行为都指向一个单一、直接且实用的目标，对他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牺牲更神圣了。如果在某种意义上他领先于他的时代，在一个同样明确的意义上，他体现了欧洲最古老的传统。他的现实主义，他的经验主义，他对抽象法则的攻击，以及他对每个解决方案必须出自而且适用于实际情况的要求，他对以妥协或渐进主义的方式摆脱激烈暴动的行为的蔑视，他相信大众是最易受欺骗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从傻子和无赖的压迫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使他成为下个世纪那一代更激进的革命实践家的导师，他近乎严苛地相信为了追寻一个崭新的社会体系完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性，他相信一个人可以拯救其他个体，而如果让这些个体自由发展，他们将会在路途中迷失和毁灭，这使他跻身于那些建立新信仰的伟大的独裁主义者、无情的颠覆者和革新者中间，他们从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充满激情的原则下解释这个世界，谴责并摧毁对与之相抵触的一切。他对自己愿景的轮廓中那个遵循秩序和规律的世界充满信心，那个世界注定要当前混乱不堪的社会的自毁中脱颖而出，那个世界将是海阔天空的纯粹的世界，它将消解所有困难，了结一切问题；它带来一种自由观念，这种相似的观念同样出现在16、17世纪信教信仰，以及之后的科学真理和伟大的革命原则之中，出现在德国形而上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如果这些早期的唯理主义者有充分理由被称为是盲信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也是个盲信者。但是他对理性的信念不是盲目的：他在追求理性时，他同样在寻求经验上的证据。历史规律确实是永恒不变的，对这种规律的把握需要形而上学的直觉，但它只有凭借经验事实的证据才能建立起来。他的知识体系是封闭的，其中的一切都是为了符合一个预设的模式，但这个体系是建立在日常的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上的。他没有被任何僵化观念困扰住。他没有暴露出一丝一毫伴随着病态狂热的臭名昭著的症状，在突然的极度兴奋与孤独和烦扰之间转换，而这恰恰是那些远离现实的人们在完全的私人世界里经常产生的症状。
 他最重要的工作的主旨早在1847年就已经成熟了。初步草图出现在1849年，十年后又重拟了一份，但是在掌握其主题所涉及的所有文献直到令自己满意之前，他是不会动笔写作的。由于这一事实，再加上难以找到出版商、养家糊口居家度日的困难，以及过度操劳和随之而来的疾病缠身，使他作品面世的时间一再推迟。在孕育了二十年后，第一卷终于面世了，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这是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进行综合解释的一次尝试，它包括一个历史的视野下的完整的经济理论，和一个不太明确的经济因素决定论。他的行文经常被无产阶级现状的分析和历史剪影所打断，特别是论述从手工业到大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期时。他对他大体的论点作了介绍说明，事实上这展示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历史写作方法:在所有组成部分中最气冲霄汉的，是他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持续不断的详尽的控诉，他控诉它的统治者、它的支持者、它的理论家、它的温顺的奴隶们，他控诉与它的存活有密切关系的一切。他所攻击的资产阶级社会正处于其物质繁荣的最高点，就在同一年，在蓬勃乐观的情绪和踌躇满志的气氛中，格莱斯顿在一次财政预算案演讲词里祝贺他的同胞们近年来取得的令人陶醉的财富和权力增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马克思以一个孤立的、带着强烈敌意的身影存在着，就像早期基督徒或法国革命者一样，他大胆地拒绝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他称它的理想是卑微的，它的德行是罪恶的；他谴责它的那些制度，不是因为它们是错的，而是因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堕落而暴虐的社会，必须彻底摧毁并永远废止之。那个时代能轻易地击败跟它对抗的人，因为它的对手端庄而迟缓，这迫使卡莱尔和叔本华到一个偏远的文明或一种理想化的过去中寻求逃避，这导致它的强大对手尼采变得歇斯底里和疯狂，只有马克思自己，依然安稳而强大。就像古代那些执行上苍给予的任务的先知，马克思拥有一片内心的宁静，他澄澈地坚守未来理性社会的信仰，他在各个方面观察并见证了腐烂和毁灭的迹象。就他看来，这个耄耋之年的衰朽秩序在他面前摇摇欲坠；为加速它的崩塌并减少其濒死时的痛苦，他付出了比所有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