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法国文学
巴黎是个风流的都市和流亡者的第二故乡，海明威、乌纳穆诺、亨利·米勒都曾经客居于此，只要提起普鲁斯特、塞利纳、纪德、莫里亚克这些鼎鼎大名的作家，不管他们是否获得过诺贝尔奖，都会让人肃然起敬。然而，自从萨特、加缪、马尔罗等具有国际声望的文化大师纷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法国文学的好梦似乎也结束了。1964年，萨特拒绝领取诺贝尔奖，似乎激怒了瑞典评委们，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法国本土仅有西蒙在1985年尝到了甜头，这位“新小说”的怪才一直被认为是获奖的冷门。去年华裔作家高XX的突围表演，多少带有政治色彩，并不能够为法国文学增添什么光彩。
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 ）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笑的是，在法国文化界，该奖经常跟梅迪西斯奖、勒罗多奖“抢人”，这也侧面地说明了真正优秀的小说远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多，虽然涌现了以图尼埃、莫迪亚诺等为主的“新寓言小说”作家群，但是统揽近三十年来历届龚古尔奖获得者的名单，我们大致能够勾勒出法国当代小说逐渐滑坡的发展轨迹。
龚古尔文学奖屡屡遭人诟病，布瓦岱弗尔的《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直言不讳：“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一位作家时，既不颁给他的处女作又不是颁给他的最佳作品”，这位满腹怨火的批评家一口气例举了十个被龚古尔奖乱点鸳鸯谱的作家及作品，似乎还觉得不解恨，他又搬出了吉奥诺、萨特、加缪、尼米埃、萨冈等法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这些人惟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被有眼无珠的大奖评委们给遗漏了。
假如说，70年代的龚古尔奖得主让人们依稀看到了法国文学复兴的希望，但是到了1984年，红颜衰老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以《情人》一书获奖，并且创下了“新小说”作家最受读者欢迎的空前记录，事实上已经预示了法国文坛的断层，或者说获奖作品的质量每况愈下。
1970年，米歇尔·图尼埃的长篇小说《桤木王》新鲜出炉，一扫60年代龚古尔奖作品充斥水货的局面，这位更像德国哲学家的法国人着实是个异类，他对二战的控诉显然更为有力，主人公迪弗热对社会充满着仇恨，甘当纳粹的俘虏和帮凶，从而成为一个吃人魔鬼。该书显然是对歌德名诗《魔王》的戏仿，亦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受到了爱伦·坡的杰作《安娜蓓尔丽》的启发。1975年，埃米尔·阿雅尔以《如此人生》一书获得龚古尔奖，并且被拍摄成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让人惊讶不已的是，1980年著名作家罗曼·加里自杀的遗嘱，透露了阿雅尔其实就是自己的化名。这也是加里自《根深蒂固的天性》（1956）之后又一次获奖，他跟龚古尔奖评委们开了个令对方尴尬的玩笑。
1976—1978年，格兰维尔、德库安、莫迪亚诺等一批二战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作家相继获得了龚古尔奖，他们的长篇小说《火焰树》、《约翰魔鬼》和《暗铺街》或许不是个人的最佳作品，但无疑是十分优秀的。特别是《暗铺街》（又译为《寻我记》）对于王朔、王小波等国内作家的借鉴意义十分明显。
这本只有150多页的杰作套用了私人侦探小说的形式，这是由于莫迪亚诺非常欣赏比利时的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的缘故。据分析，莫迪亚诺之所以在二战后的法国文坛大受瞩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小说始终围绕战争时期的气氛主题展开，着重表现下层人的失魂落魄和进退两难的处境，加之现实主义的通俗写法，使得那些被实验小说折磨得半死不活的读者，终于感触到了一丝清新的文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莫迪亚诺的小说多以地名来命名，他似乎在追问：我们在哪里丢失了自己？那些遗弃了自己的身份、回望青春岁月和饱经战争与爱情创伤的人们，何时才能重新出发，迎着黎明的霞光上路。
《暗铺街》总共有47个片断组成，时间跨度20多年，私家侦探居伊·罗朗数年前在偷越边境时丧失了记忆，他决定利用侦探的职业技术，找回自己的真实身份。茫茫人海一身藏，罗朗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在意大利罗马的暗店街2号有一座他生活过的旧居，这是罗朗解开身份之谜的最后一站，小说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莫迪亚诺的很多小说都明显带有自传性质。哥哥的不幸早夭、孤独的童年（父亲常年在外经商，母亲是个演员）以及犹太人的凄惨遭遇，给莫迪亚诺的作品抹上了一层吹不散的灰暗色调。给人印象最深的语段是该书的首尾，充满着象征和抒情意味：“我飘飘无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的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
遗憾的是，眼下他们的创作似乎在走下坡路，例如格兰维尔的《世界末日，一个女人藏起了我》、《永恒的暴君》，德库安的《露易丝》都是90年代后期创作的长篇，新意无多，反响平平。莫迪亚诺更是很久未能拿出有份量的作品了，2000年，他与印度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共同被聘请为戛纳电影节的两位文学评委。诸如此类的社交活动，极大牵扯了作家们的精力。
杜拉斯的《情人》是80年代初涌现的超级畅销书，跟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香水》、意大利作家埃科（又译名艾柯）的《玫瑰的名字》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但从文本的意义上看，《情人》较之《琴声如诉》、《副领事》等杜拉斯早期的小说，显然屏弃了对于“新小说”形式的探索，而采用了断断续续的口语体叙述，让读者不再感到“害怕”杜拉斯。1985年，盖菲雷克的《野蛮的婚礼》勉强还属于合格的获奖小说，蒙羞的母亲把仇恨统统发泄到儿子身上，让人感觉不寒而栗。但其后呢，法国文坛似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局面，短短十年间，竟然有三位外籍的作家攻陷本土作家的获奖领地，他们分别是《神圣的夜晚——一个男装少女的奇遇》（1987）的作者本·杰伦（摩洛哥）、名不见经传的黎巴嫩人马卢素福（1993）和俄罗斯裔的小说家马奇诺（又译名马金尼）。马奇诺的《法兰西遗嘱》甚至同时摘取了龚古尔奖和梅迪西斯奖，让本土的法国小说家们颜面扫地。
世纪末的法国小说的确亮点不多，除去涌现了一个爱吃腐烂水果的比利时坏女孩阿梅丽·诺冬，以及作风大胆出位的乌洛贝克，其余的乏善可陈。贡斯坦的《心心相诉》（1998）的水准并不比当年18岁的萨冈出道之作《你好，忧伤》要精彩多少；“新小说”作家艾什诺兹的《我走了》（1999）之所以获奖，也颇有争议。艾什诺兹丢弃了以往的那种侦探小说、流浪汉小说和间谍小说的模式，而延续了80年代的两部小说《出征马来亚》和《高大的金发女郎》中人物失踪的故事结局，情节的可读性则更强，让人联想起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探险、女人、逃避和命运等主题就像一粒粒棋子，被艾什诺兹运用得恰当好处。这位聪明的奥朗日人凭借着查阅“探险家们的回忆故事，地理学简图，人种志论文”，以及看电影、进行录音采访等办法，竟然活灵活现地虚构出了一片苍茫的冰雪世界。这一回，艺术画廊老板费雷，决心离开自己的妻子，前往北极的一条船上找寻一批被浮冰围困了大半个世纪的古董，几经波折，终于如愿地携带珍宝重返巴黎，却发现昔日的生活乐趣减少了，当初为了追求刺激而进行的冒险是否值得呢。
2000年夺魁的雅克·舒尔干脆就是懒惰的家伙，此前漫长的三十年间只写了两本小说，他的获奖作品《英格丽·卡文》讲述了女明星妻子的生活，不无暴露隐私的嫌疑。最让人吃惊的是，畅销书作家诺冬也差一点获得了龚古尔奖，不过最终还好，诺冬的《诚惶诚恐》只是摘走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乌洛贝克的《基本粒子》一书背负着色情小说之骂名，而且在艺术技巧上根本不能与雷蒙·格诺等同好前辈相比，但人们也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甚至有评论家为《基本粒子》落选1998年的龚古尔奖而鸣冤。
由此看来，法国严肃小说的前途堪忧，克莱齐奥虽然被读者评为当代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但他的小说从来不被龚古尔奖评委所相中。我们不禁要问，龚古尔文学奖的门槛到底是太高了，还是太低了。
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 ）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笑的是，在法国文化界，该奖经常跟梅迪西斯奖、勒罗多奖“抢人”，这也侧面地说明了真正优秀的小说远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多，虽然涌现了以图尼埃、莫迪亚诺等为主的“新寓言小说”作家群，但是统揽近三十年来历届龚古尔奖获得者的名单，我们大致能够勾勒出法国当代小说逐渐滑坡的发展轨迹。
龚古尔文学奖屡屡遭人诟病，布瓦岱弗尔的《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直言不讳：“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一位作家时，既不颁给他的处女作又不是颁给他的最佳作品”，这位满腹怨火的批评家一口气例举了十个被龚古尔奖乱点鸳鸯谱的作家及作品，似乎还觉得不解恨，他又搬出了吉奥诺、萨特、加缪、尼米埃、萨冈等法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这些人惟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被有眼无珠的大奖评委们给遗漏了。
假如说，70年代的龚古尔奖得主让人们依稀看到了法国文学复兴的希望，但是到了1984年，红颜衰老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以《情人》一书获奖，并且创下了“新小说”作家最受读者欢迎的空前记录，事实上已经预示了法国文坛的断层，或者说获奖作品的质量每况愈下。
1970年，米歇尔·图尼埃的长篇小说《桤木王》新鲜出炉，一扫60年代龚古尔奖作品充斥水货的局面，这位更像德国哲学家的法国人着实是个异类，他对二战的控诉显然更为有力，主人公迪弗热对社会充满着仇恨，甘当纳粹的俘虏和帮凶，从而成为一个吃人魔鬼。该书显然是对歌德名诗《魔王》的戏仿，亦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受到了爱伦·坡的杰作《安娜蓓尔丽》的启发。1975年，埃米尔·阿雅尔以《如此人生》一书获得龚古尔奖，并且被拍摄成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让人惊讶不已的是，1980年著名作家罗曼·加里自杀的遗嘱，透露了阿雅尔其实就是自己的化名。这也是加里自《根深蒂固的天性》（1956）之后又一次获奖，他跟龚古尔奖评委们开了个令对方尴尬的玩笑。
1976—1978年，格兰维尔、德库安、莫迪亚诺等一批二战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作家相继获得了龚古尔奖，他们的长篇小说《火焰树》、《约翰魔鬼》和《暗铺街》或许不是个人的最佳作品，但无疑是十分优秀的。特别是《暗铺街》（又译为《寻我记》）对于王朔、王小波等国内作家的借鉴意义十分明显。
这本只有150多页的杰作套用了私人侦探小说的形式，这是由于莫迪亚诺非常欣赏比利时的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的缘故。据分析，莫迪亚诺之所以在二战后的法国文坛大受瞩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小说始终围绕战争时期的气氛主题展开，着重表现下层人的失魂落魄和进退两难的处境，加之现实主义的通俗写法，使得那些被实验小说折磨得半死不活的读者，终于感触到了一丝清新的文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莫迪亚诺的小说多以地名来命名，他似乎在追问：我们在哪里丢失了自己？那些遗弃了自己的身份、回望青春岁月和饱经战争与爱情创伤的人们，何时才能重新出发，迎着黎明的霞光上路。
《暗铺街》总共有47个片断组成，时间跨度20多年，私家侦探居伊·罗朗数年前在偷越边境时丧失了记忆，他决定利用侦探的职业技术，找回自己的真实身份。茫茫人海一身藏，罗朗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在意大利罗马的暗店街2号有一座他生活过的旧居，这是罗朗解开身份之谜的最后一站，小说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莫迪亚诺的很多小说都明显带有自传性质。哥哥的不幸早夭、孤独的童年（父亲常年在外经商，母亲是个演员）以及犹太人的凄惨遭遇，给莫迪亚诺的作品抹上了一层吹不散的灰暗色调。给人印象最深的语段是该书的首尾，充满着象征和抒情意味：“我飘飘无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的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
遗憾的是，眼下他们的创作似乎在走下坡路，例如格兰维尔的《世界末日，一个女人藏起了我》、《永恒的暴君》，德库安的《露易丝》都是90年代后期创作的长篇，新意无多，反响平平。莫迪亚诺更是很久未能拿出有份量的作品了，2000年，他与印度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共同被聘请为戛纳电影节的两位文学评委。诸如此类的社交活动，极大牵扯了作家们的精力。
杜拉斯的《情人》是80年代初涌现的超级畅销书，跟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香水》、意大利作家埃科（又译名艾柯）的《玫瑰的名字》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但从文本的意义上看，《情人》较之《琴声如诉》、《副领事》等杜拉斯早期的小说，显然屏弃了对于“新小说”形式的探索，而采用了断断续续的口语体叙述，让读者不再感到“害怕”杜拉斯。1985年，盖菲雷克的《野蛮的婚礼》勉强还属于合格的获奖小说，蒙羞的母亲把仇恨统统发泄到儿子身上，让人感觉不寒而栗。但其后呢，法国文坛似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局面，短短十年间，竟然有三位外籍的作家攻陷本土作家的获奖领地，他们分别是《神圣的夜晚——一个男装少女的奇遇》（1987）的作者本·杰伦（摩洛哥）、名不见经传的黎巴嫩人马卢素福（1993）和俄罗斯裔的小说家马奇诺（又译名马金尼）。马奇诺的《法兰西遗嘱》甚至同时摘取了龚古尔奖和梅迪西斯奖，让本土的法国小说家们颜面扫地。
世纪末的法国小说的确亮点不多，除去涌现了一个爱吃腐烂水果的比利时坏女孩阿梅丽·诺冬，以及作风大胆出位的乌洛贝克，其余的乏善可陈。贡斯坦的《心心相诉》（1998）的水准并不比当年18岁的萨冈出道之作《你好，忧伤》要精彩多少；“新小说”作家艾什诺兹的《我走了》（1999）之所以获奖，也颇有争议。艾什诺兹丢弃了以往的那种侦探小说、流浪汉小说和间谍小说的模式，而延续了80年代的两部小说《出征马来亚》和《高大的金发女郎》中人物失踪的故事结局，情节的可读性则更强，让人联想起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探险、女人、逃避和命运等主题就像一粒粒棋子，被艾什诺兹运用得恰当好处。这位聪明的奥朗日人凭借着查阅“探险家们的回忆故事，地理学简图，人种志论文”，以及看电影、进行录音采访等办法，竟然活灵活现地虚构出了一片苍茫的冰雪世界。这一回，艺术画廊老板费雷，决心离开自己的妻子，前往北极的一条船上找寻一批被浮冰围困了大半个世纪的古董，几经波折，终于如愿地携带珍宝重返巴黎，却发现昔日的生活乐趣减少了，当初为了追求刺激而进行的冒险是否值得呢。
2000年夺魁的雅克·舒尔干脆就是懒惰的家伙，此前漫长的三十年间只写了两本小说，他的获奖作品《英格丽·卡文》讲述了女明星妻子的生活，不无暴露隐私的嫌疑。最让人吃惊的是，畅销书作家诺冬也差一点获得了龚古尔奖，不过最终还好，诺冬的《诚惶诚恐》只是摘走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乌洛贝克的《基本粒子》一书背负着色情小说之骂名，而且在艺术技巧上根本不能与雷蒙·格诺等同好前辈相比，但人们也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甚至有评论家为《基本粒子》落选1998年的龚古尔奖而鸣冤。
由此看来，法国严肃小说的前途堪忧，克莱齐奥虽然被读者评为当代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但他的小说从来不被龚古尔奖评委所相中。我们不禁要问，龚古尔文学奖的门槛到底是太高了，还是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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