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0后（二）
从我开始上小学起，有个名词就一直跟着我，直到高中毕业。那就是“议价”（四川话），说白了，就是“择校费”。因为爸妈都上过大学，自然重视孩子的教育（事实上，就算没上过大学的父母，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因此在我不到六岁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送我去读当地最好的小学。在当时，小孩是不能随便上学的，不满7岁的孩子就算户口在当地，也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当然，这些都是摆在台面上给人看的东西，凡事皆有通融之处，而金钱则是最好的润滑剂。只是这个润滑剂在当时看来显得贵了那么一点──五千元，要知道，当时在四川东部一个较高双工资家庭的月入也只有不到五百元而已。不过五千块放现在就真的不算啥，我认识一个阿姨，去年为了让她女儿进入成都最好的高中就读，花了整整十万块。
总之开学那天，我跟所有小孩儿一样，背着书包，牵着妈妈的手，跨进了校门。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就为大家准备了厚礼──入学考试。从那天起，考试跨越了整个学生生涯，和择校费一起成为了我头顶上盘旋的幽灵。当时的小孩流行上“学前班”，说白了就是提前学些小学的东西，所以考卷上那些对我来讲如同天书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结果呢？当然是惨不忍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班里有二十多号人都拿了双百分，而我两门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因为当时老师是可以光明正大体罚学生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地被饱以老拳。所幸的是这个下马威并没有让我自暴自弃地痛恨中国教育，反而在心里明白了“落后是要挨打的”这个硬道理。如何不让老师手里那条半米长的竹鞭抽到手心上？那就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不过还好，除了择校费，考试和竹鞭以外，学校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一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考得不错，班主任大喜，误以为我是可造之材，结果我稀里糊涂地就变成了少先队员，带上了红领巾。少先队员这个称号我特别满意，但红领巾这个形式主义我特别不满意。因为小孩子大多丢三落四，每到星期一早上集会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了上星期自个儿把那条红布扔哪儿去了，于是只好从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中挤出一块去校门口的小摊上再买一条──万恶的红领巾。
然而顶着“第一批少先队员”这个头衔，我在同学眼中简直是革命先烈一般的存在。因为有这个“政治资本”，我先是顺理成章地当选班长，然后是大队委，大队委是可以戴三道杠的袖章的！成为大队委后，享受的权利可多了去了──起码我可以决定班里谁要在大冬天里顶着寒风去校门口站岗，可以没收那些在上课偷看漫画的同学手里的书，可以在自习课上代替老师趾高气扬地呼来喝去。“官大一级压死人”，班长因此在同学们眼里变成了空气。别的不说，每到元旦的时候，我的课桌里就会塞满贺卡和明信片──你看，在中国就算是小孩子，也能领会到官场的奥义。
在经历八十年代的狂奔剧变以后，九十年代上半年显得平淡了些，房子大多还是分配的。我家分到的房子在郊区，当时觉得自己根本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因为从家里到学校就算乘车也得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呢！这对一个小城市的小孩子来说，基本不亚于从北京到广州了。当然，这对于现在生活在北京，每天早上花一个钟头上班的我来说，近得仿佛从客厅走到卧室。当时我非常懊悔，觉得早上不能睡懒觉了，然而很幸运的是，从二年级开始，以前每周一天半的假期变成了双休日！于是，我每周又多出半天时间来看机器猫，七龙珠和玩红白机了。每周周五我的保留项目就是，约上一大批人去家里打魂斗罗和街霸。
小学时候，有些懵懂的情绪开始发育，当时我和一个女生走得很近，那个女生很优秀，作文写得很好，会钢琴，成绩也非常优秀，我每周都给她送花，她则会欣喜地把那些花儿在其她女生面前炫耀一番。这事儿在班上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为此双方家长还被班主任请去喝了次茶。五年级的时候开了健康教育课，每次女生上课的时候，男生就会被轰去操场自由活动，不过大多男生会选择把耳朵贴在教室墙上偷听。当时班里男生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打赌班里谁会第一个来月经──赌注是小浣熊干脆面里的卡片一张。
小学第一次熬夜是97年香港回归那天，我说，今晚无论如何也要看直播，要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样子，结果没撑住，还是睡着了。97年也是让我开始真正关注家国大事的一年，因为那年的金融危机，我爸的生意陷入死胡同，我妈投资的股票一泻千里，家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有段时间，家里的电器都被一件一件地卖了出去。虽然诸如”金融“”股票“之类的东西，在当时的我看来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名词，但是它让我明白了，生活不可能只会永远向上走。当年邓爷爷去世了，我们由此知道了改革开放，同时也知道了原来中国还有一个爷爷姓江，据说也很了不起。
1999年，澳门也回归了，这次没有了香港回归的激动。只是记得有首歌很好听，和”相约九八“一样好听，不过不知道是谁唱的，反正肯定没有王菲出名就是了──当时我并不喜欢王菲，觉得她的发型总是很诡异。班里当时有个男生喜欢王菲，那个男生很瘦很高，说话细声细气的，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是个gay.
总之开学那天，我跟所有小孩儿一样，背着书包，牵着妈妈的手，跨进了校门。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就为大家准备了厚礼──入学考试。从那天起，考试跨越了整个学生生涯，和择校费一起成为了我头顶上盘旋的幽灵。当时的小孩流行上“学前班”，说白了就是提前学些小学的东西，所以考卷上那些对我来讲如同天书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结果呢？当然是惨不忍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班里有二十多号人都拿了双百分，而我两门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因为当时老师是可以光明正大体罚学生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地被饱以老拳。所幸的是这个下马威并没有让我自暴自弃地痛恨中国教育，反而在心里明白了“落后是要挨打的”这个硬道理。如何不让老师手里那条半米长的竹鞭抽到手心上？那就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不过还好，除了择校费，考试和竹鞭以外，学校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一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考得不错，班主任大喜，误以为我是可造之材，结果我稀里糊涂地就变成了少先队员，带上了红领巾。少先队员这个称号我特别满意，但红领巾这个形式主义我特别不满意。因为小孩子大多丢三落四，每到星期一早上集会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了上星期自个儿把那条红布扔哪儿去了，于是只好从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中挤出一块去校门口的小摊上再买一条──万恶的红领巾。
然而顶着“第一批少先队员”这个头衔，我在同学眼中简直是革命先烈一般的存在。因为有这个“政治资本”，我先是顺理成章地当选班长，然后是大队委，大队委是可以戴三道杠的袖章的！成为大队委后，享受的权利可多了去了──起码我可以决定班里谁要在大冬天里顶着寒风去校门口站岗，可以没收那些在上课偷看漫画的同学手里的书，可以在自习课上代替老师趾高气扬地呼来喝去。“官大一级压死人”，班长因此在同学们眼里变成了空气。别的不说，每到元旦的时候，我的课桌里就会塞满贺卡和明信片──你看，在中国就算是小孩子，也能领会到官场的奥义。
在经历八十年代的狂奔剧变以后，九十年代上半年显得平淡了些，房子大多还是分配的。我家分到的房子在郊区，当时觉得自己根本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因为从家里到学校就算乘车也得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呢！这对一个小城市的小孩子来说，基本不亚于从北京到广州了。当然，这对于现在生活在北京，每天早上花一个钟头上班的我来说，近得仿佛从客厅走到卧室。当时我非常懊悔，觉得早上不能睡懒觉了，然而很幸运的是，从二年级开始，以前每周一天半的假期变成了双休日！于是，我每周又多出半天时间来看机器猫，七龙珠和玩红白机了。每周周五我的保留项目就是，约上一大批人去家里打魂斗罗和街霸。
小学时候，有些懵懂的情绪开始发育，当时我和一个女生走得很近，那个女生很优秀，作文写得很好，会钢琴，成绩也非常优秀，我每周都给她送花，她则会欣喜地把那些花儿在其她女生面前炫耀一番。这事儿在班上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为此双方家长还被班主任请去喝了次茶。五年级的时候开了健康教育课，每次女生上课的时候，男生就会被轰去操场自由活动，不过大多男生会选择把耳朵贴在教室墙上偷听。当时班里男生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打赌班里谁会第一个来月经──赌注是小浣熊干脆面里的卡片一张。
小学第一次熬夜是97年香港回归那天，我说，今晚无论如何也要看直播，要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样子，结果没撑住，还是睡着了。97年也是让我开始真正关注家国大事的一年，因为那年的金融危机，我爸的生意陷入死胡同，我妈投资的股票一泻千里，家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有段时间，家里的电器都被一件一件地卖了出去。虽然诸如”金融“”股票“之类的东西，在当时的我看来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名词，但是它让我明白了，生活不可能只会永远向上走。当年邓爷爷去世了，我们由此知道了改革开放，同时也知道了原来中国还有一个爷爷姓江，据说也很了不起。
1999年，澳门也回归了，这次没有了香港回归的激动。只是记得有首歌很好听，和”相约九八“一样好听，不过不知道是谁唱的，反正肯定没有王菲出名就是了──当时我并不喜欢王菲，觉得她的发型总是很诡异。班里当时有个男生喜欢王菲，那个男生很瘦很高，说话细声细气的，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是个g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