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
当他们谈论电影时都在说些什么
文 老晃
1、赵半狄在说什么
无论中国电影怎样的伟大或者幼稚，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认真工作，不计后果，暗自许下承诺。已经不止一次，十次八次，说过太多不满和自以为是的批评，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
尽管如此，每当看到有悖常理的愚蠢，还是很难视作不见——有时候你只恨兜里没装着魔法石，一下打在肇事者头上，令其显出原形。
然而自由与民主之地，是不该拒绝和傻子一道吃饭的，更不能打他们。
地震，让中国人习惯于蜷缩的性格在一夜之间绽放，并不可避免地伴随少数病态者的抽搐，即使有足够心理准备，其猥琐也相当令人费解。
我说的不是“范跑跑”，这人我觉得有趣，可惜和电影八杆子打不着，著名词人王兆山也在名单之外，我想说的是著名行为非艺术贩卖者，赵半狄。
在荒诞透顶的“抵制《功夫熊猫》事件”之前，赵半狄带着他从浙江义乌小批发市场花15块人民币买来的玩具熊猫闯荡江湖，一直从事动机可疑但行为可爱的公益事业，内容从环境保护到针砭时弊不一而足。他的公众形象，也因此一直和一头小熊绑在一起，直到他和“他的朋友”想出了抵制《功夫熊猫》这个匪夷所思的点子。网上把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称为脑残。有一定道理。
和以往所有时令新闻一样，整个事件开始于一个恶作剧，结束于一场疲惫不堪的讨论。当所有声音终于再度含混不清的时候，另一则热门新闻自会应运而生。然而所有荒唐之中最荒唐的是，从来日理万机的广电总急（不要误会，这是我们对该机构行事风格的昵称），居然在事件中推波助澜，堂而皇之地安排接见了恶作剧赵先生，这一接见不可避免地带有妥协性质，并最终导致院线经理们无奈地推迟了《功夫熊猫》在四川的上映。
拿自己的无聊让公众消遣和消费，这本是可歌可泣的事业，但抵制《功夫熊猫》和抵制家乐福相比，实在更为荒谬和缺乏诗意，人人都明白，遭受损失的最终不可能是好莱坞，充其量是四川院线首轮发行的收入。即便院线不值得同情，那稀里糊涂卷进这场闹剧的四川观众，也实在应该窝火——不经意间，利用公众逐渐退烧的同情心，傻子们伙同媒体，又把他们消费了一次。
如果中国人只会胡闹，那么全世界最会搞抗议的，就只能是韩国人。
2、贾樟柯在说什么
很遗憾，没能响应贾樟柯的号召，去看《24城记》，原因是我就纳了闷儿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能和捐款扯上关系？要知道，混搭，很容易造成情感上的混淆。
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至今没看这部电影，以至失去了评论文本的资格。
据那些去看电影的人讲，这部电影的意义超越了电影本身，贾樟柯不仅找到了一条有迹可循的新型融资方式，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史做出了严肃思考。”
这一度让我很后悔，以为错过了一个巧妙融入情节的《铁西区》。
不用看电影，我也知道贾樟柯的高明，在于他唤醒集体记忆的时候，越来越懂得拿捏分寸。我猜他会一辈子这么干下去，尽管这不像真正的大师所为，但如果作品能像《三峡好人》一样纯粹而饱满，我也打算心服口服。然而据说不是。
北京有个影评人叫张小北，向来心直口快，他就敢说“这是我看过的最糟糕的贾樟柯电影。”考虑到这家伙我认识多年，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判断，尤其是当他说，“我看到的是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东西，浮皮潦草的纪录部分，和做作的剧情部分生硬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片子中，演员的任何表演都非常可笑，虽然她们很努力，但在纪录部分的对比下，她们的表演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矫揉造作。”
这是可以想象的错误。
小北的文章，在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影片在纪录和表演两者不可对接造成的错位（我也听到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之后，把观点落在这儿，“如果把《三峡好人》也算上的话，贾樟柯已经是第三次干这种事了——《无用》、《24城记》都是拿了品牌的钱，兜兜转转地又想做艺术又要做宣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趋势。”
很同意最后一句话。这话使我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喜欢这部电影，和越来越不喜欢贾樟柯。
贾樟柯和张艺谋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两种成功，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两种妥协、两种投机。
3、徐克在说什么
徐克拍了《深海寻人》，不幸我看得早，结果足足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气得想乐。这电影，怎么会是徐克拍的？
终于等到影片上映，香港影评人列孚先生写文章大赞徐克，叫人大跌眼镜。说实话，文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即使我非常欣赏的内地影评人红鱼先生，再次使用其恰到好处的狡黠，选择了一种谁也无法反驳的理由巧妙为徐克开脱——他把《深海寻人》的混乱支离、语焉不详，统统解释成徐克个人情感大波动的反映，《深海寻人》的“难看”，也很难叫人立刻原谅。
但他说的实在有鼻子有眼，更重要的是，行文煞是好看，他是这么讲的，“不是老怪拍不出来，而是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毕竟，前半辈子讲的，都是别人的刻骨铭心，而这一次他要拍的，则是自己的故事。而这部看似神神鬼鬼的《深海寻人》，其实是他在为自己的一段长达三十年的感情作结。而两个人之间的个中况味，本就不足对外人道。所以，也许在我们看来，这部《深海寻人》只不过是一部加强版的《蝴蝶飞》，但徐克自己却并不在乎外界的讥讽——也许，这部电影，他本就是只拍给一个女人看的。”
这个解释究竟有多少是浪漫的猜测和想象，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考证，但思来想去，唯有接受，才顿感释然。还是继续喜欢徐克吧。为什么不呢？
这个典故很自然地让我想到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的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和巩俐正逢情变，身心俱疲。那电影也相当难看，满是昏聩的迷茫。
一部电影拍砸了，总有理由，可有时候电影的有趣，竟然也能蕴藏于此。奇妙。
4、吴宇森在说什么
《赤壁》失火是本月一大新闻，作为制片人，张家振很无奈，他的解释是，负责烟效的韩国人放了火就跑了，直接导致了这起事故。听上去像个笑话，但笑话里死了人，没有人还笑得出来。
吴宇森很沮丧，推掉许多工作，连答应好给我们的专访，也婉言拒绝了。我们理解。
然而没有人真的看重这条新闻，就好像，没人真的能体会吴宇森此时的心情——他必须硬着头皮把下面的事情全做完。上帝啊，这是多么缺乏快感的一次拍电影的经历啊。
这则新闻背后，暴露的当然是中国电影工业基础的断裂。这是老话题，所有人都不爱听。
中国电影快速发展了十年，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市场越做越大，银幕数逐年递增，票房、票价水涨船高……自上而下的改革，一直倾向于把力量用在做大市场上，好像市场形成了，市场化自然能解决各个技术关节的破裂，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现实是，这么做的隐患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暴露出来，如同本末倒置、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守株待兔、杀鸡取卵……
可见所有的寓言，都白写了。
5、陈可辛在说什么
上海电影节的“发现中国电影资本市场”论坛上，陈可辛再次对国内电影市场过分朝大片集中表示忧虑，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本土市场，不足以支撑超一亿元投资的大片。”
说这话可是要得罪人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任何行业的大发展都要求速战速决，因为慢，不足以体现大国崛起。
但陈可辛却认为，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的这种现状，不但危险，而且限制了导演创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有小片；90年代要么是很大的片子，要么是很小很偏的小片；新世纪很偏的小片也被影院淘汰了。我们要拍一种可能不是导演擅长的题材，才能占领市场。如果能在达到目前票房的前提下，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可以远离香港电影这20年的噩梦。一个国家的电影要发展，一定要它本身的购买力足够支持这部电影的成本，这样才能多元化，才不会一窝蜂去拍大片。”
我相信陈可辛的忧虑不是针对《赤壁》的。
我更相信，有梦和利益驱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电影。而且全是大片。
6、陈丹青在说什么
画家陈丹青在出席上海电影节“主席论坛”的时候，也说了几句话，被媒体翻译成“对内地影片的评价并不高，认为第五代统治中国影坛的时间太长，十年后也未必出得了杨德昌、蔡明亮那样水准的影片。”翻译水平有限。
我其实更看重陈丹青的另一个观点，他说“性、欲望、暴力，一直是广电总局的禁拍题材，而这些其实才是电影的灵魂，这些元素是‘正视普通市民的生活，正视大马路上的生活的结果’”。
翻译仍有断章取义的可能，不过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陈丹青以一个局外人的轻松，道出当代电影人最常见的心绞痛——我们只能在带着镣铐跳钢管舞和闭着眼睛做团体操之间，二选其一。这怎么可能拍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库布里克早在从影之初就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对电影来说，拍什么比怎么拍更重要。他从没在这件事上走过弯路，而中国电影，几十年来，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徒绕迷宫。
我又在龃龉体制？别开玩笑了，这玩笑一点儿也不可笑。
文 老晃
1、赵半狄在说什么
无论中国电影怎样的伟大或者幼稚，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认真工作，不计后果，暗自许下承诺。已经不止一次，十次八次，说过太多不满和自以为是的批评，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
尽管如此，每当看到有悖常理的愚蠢，还是很难视作不见——有时候你只恨兜里没装着魔法石，一下打在肇事者头上，令其显出原形。
然而自由与民主之地，是不该拒绝和傻子一道吃饭的，更不能打他们。
地震，让中国人习惯于蜷缩的性格在一夜之间绽放，并不可避免地伴随少数病态者的抽搐，即使有足够心理准备，其猥琐也相当令人费解。
我说的不是“范跑跑”，这人我觉得有趣，可惜和电影八杆子打不着，著名词人王兆山也在名单之外，我想说的是著名行为非艺术贩卖者，赵半狄。
在荒诞透顶的“抵制《功夫熊猫》事件”之前，赵半狄带着他从浙江义乌小批发市场花15块人民币买来的玩具熊猫闯荡江湖，一直从事动机可疑但行为可爱的公益事业，内容从环境保护到针砭时弊不一而足。他的公众形象，也因此一直和一头小熊绑在一起，直到他和“他的朋友”想出了抵制《功夫熊猫》这个匪夷所思的点子。网上把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称为脑残。有一定道理。
和以往所有时令新闻一样，整个事件开始于一个恶作剧，结束于一场疲惫不堪的讨论。当所有声音终于再度含混不清的时候，另一则热门新闻自会应运而生。然而所有荒唐之中最荒唐的是，从来日理万机的广电总急（不要误会，这是我们对该机构行事风格的昵称），居然在事件中推波助澜，堂而皇之地安排接见了恶作剧赵先生，这一接见不可避免地带有妥协性质，并最终导致院线经理们无奈地推迟了《功夫熊猫》在四川的上映。
拿自己的无聊让公众消遣和消费，这本是可歌可泣的事业，但抵制《功夫熊猫》和抵制家乐福相比，实在更为荒谬和缺乏诗意，人人都明白，遭受损失的最终不可能是好莱坞，充其量是四川院线首轮发行的收入。即便院线不值得同情，那稀里糊涂卷进这场闹剧的四川观众，也实在应该窝火——不经意间，利用公众逐渐退烧的同情心，傻子们伙同媒体，又把他们消费了一次。
如果中国人只会胡闹，那么全世界最会搞抗议的，就只能是韩国人。
2、贾樟柯在说什么
很遗憾，没能响应贾樟柯的号召，去看《24城记》，原因是我就纳了闷儿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能和捐款扯上关系？要知道，混搭，很容易造成情感上的混淆。
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至今没看这部电影，以至失去了评论文本的资格。
据那些去看电影的人讲，这部电影的意义超越了电影本身，贾樟柯不仅找到了一条有迹可循的新型融资方式，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史做出了严肃思考。”
这一度让我很后悔，以为错过了一个巧妙融入情节的《铁西区》。
不用看电影，我也知道贾樟柯的高明，在于他唤醒集体记忆的时候，越来越懂得拿捏分寸。我猜他会一辈子这么干下去，尽管这不像真正的大师所为，但如果作品能像《三峡好人》一样纯粹而饱满，我也打算心服口服。然而据说不是。
北京有个影评人叫张小北，向来心直口快，他就敢说“这是我看过的最糟糕的贾樟柯电影。”考虑到这家伙我认识多年，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判断，尤其是当他说，“我看到的是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东西，浮皮潦草的纪录部分，和做作的剧情部分生硬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片子中，演员的任何表演都非常可笑，虽然她们很努力，但在纪录部分的对比下，她们的表演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矫揉造作。”
这是可以想象的错误。
小北的文章，在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影片在纪录和表演两者不可对接造成的错位（我也听到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之后，把观点落在这儿，“如果把《三峡好人》也算上的话，贾樟柯已经是第三次干这种事了——《无用》、《24城记》都是拿了品牌的钱，兜兜转转地又想做艺术又要做宣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趋势。”
很同意最后一句话。这话使我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喜欢这部电影，和越来越不喜欢贾樟柯。
贾樟柯和张艺谋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两种成功，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两种妥协、两种投机。
3、徐克在说什么
徐克拍了《深海寻人》，不幸我看得早，结果足足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气得想乐。这电影，怎么会是徐克拍的？
终于等到影片上映，香港影评人列孚先生写文章大赞徐克，叫人大跌眼镜。说实话，文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即使我非常欣赏的内地影评人红鱼先生，再次使用其恰到好处的狡黠，选择了一种谁也无法反驳的理由巧妙为徐克开脱——他把《深海寻人》的混乱支离、语焉不详，统统解释成徐克个人情感大波动的反映，《深海寻人》的“难看”，也很难叫人立刻原谅。
但他说的实在有鼻子有眼，更重要的是，行文煞是好看，他是这么讲的，“不是老怪拍不出来，而是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毕竟，前半辈子讲的，都是别人的刻骨铭心，而这一次他要拍的，则是自己的故事。而这部看似神神鬼鬼的《深海寻人》，其实是他在为自己的一段长达三十年的感情作结。而两个人之间的个中况味，本就不足对外人道。所以，也许在我们看来，这部《深海寻人》只不过是一部加强版的《蝴蝶飞》，但徐克自己却并不在乎外界的讥讽——也许，这部电影，他本就是只拍给一个女人看的。”
这个解释究竟有多少是浪漫的猜测和想象，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考证，但思来想去，唯有接受，才顿感释然。还是继续喜欢徐克吧。为什么不呢？
这个典故很自然地让我想到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的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和巩俐正逢情变，身心俱疲。那电影也相当难看，满是昏聩的迷茫。
一部电影拍砸了，总有理由，可有时候电影的有趣，竟然也能蕴藏于此。奇妙。
4、吴宇森在说什么
《赤壁》失火是本月一大新闻，作为制片人，张家振很无奈，他的解释是，负责烟效的韩国人放了火就跑了，直接导致了这起事故。听上去像个笑话，但笑话里死了人，没有人还笑得出来。
吴宇森很沮丧，推掉许多工作，连答应好给我们的专访，也婉言拒绝了。我们理解。
然而没有人真的看重这条新闻，就好像，没人真的能体会吴宇森此时的心情——他必须硬着头皮把下面的事情全做完。上帝啊，这是多么缺乏快感的一次拍电影的经历啊。
这则新闻背后，暴露的当然是中国电影工业基础的断裂。这是老话题，所有人都不爱听。
中国电影快速发展了十年，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市场越做越大，银幕数逐年递增，票房、票价水涨船高……自上而下的改革，一直倾向于把力量用在做大市场上，好像市场形成了，市场化自然能解决各个技术关节的破裂，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现实是，这么做的隐患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暴露出来，如同本末倒置、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守株待兔、杀鸡取卵……
可见所有的寓言，都白写了。
5、陈可辛在说什么
上海电影节的“发现中国电影资本市场”论坛上，陈可辛再次对国内电影市场过分朝大片集中表示忧虑，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本土市场，不足以支撑超一亿元投资的大片。”
说这话可是要得罪人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任何行业的大发展都要求速战速决，因为慢，不足以体现大国崛起。
但陈可辛却认为，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的这种现状，不但危险，而且限制了导演创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有小片；90年代要么是很大的片子，要么是很小很偏的小片；新世纪很偏的小片也被影院淘汰了。我们要拍一种可能不是导演擅长的题材，才能占领市场。如果能在达到目前票房的前提下，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可以远离香港电影这20年的噩梦。一个国家的电影要发展，一定要它本身的购买力足够支持这部电影的成本，这样才能多元化，才不会一窝蜂去拍大片。”
我相信陈可辛的忧虑不是针对《赤壁》的。
我更相信，有梦和利益驱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电影。而且全是大片。
6、陈丹青在说什么
画家陈丹青在出席上海电影节“主席论坛”的时候，也说了几句话，被媒体翻译成“对内地影片的评价并不高，认为第五代统治中国影坛的时间太长，十年后也未必出得了杨德昌、蔡明亮那样水准的影片。”翻译水平有限。
我其实更看重陈丹青的另一个观点，他说“性、欲望、暴力，一直是广电总局的禁拍题材，而这些其实才是电影的灵魂，这些元素是‘正视普通市民的生活，正视大马路上的生活的结果’”。
翻译仍有断章取义的可能，不过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陈丹青以一个局外人的轻松，道出当代电影人最常见的心绞痛——我们只能在带着镣铐跳钢管舞和闭着眼睛做团体操之间，二选其一。这怎么可能拍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库布里克早在从影之初就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对电影来说，拍什么比怎么拍更重要。他从没在这件事上走过弯路，而中国电影，几十年来，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徒绕迷宫。
我又在龃龉体制？别开玩笑了，这玩笑一点儿也不可笑。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