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要道德
微博一天有市场，我们的网民就一天不会寂寞。瞧吧，近日，“打假斗士”方舟子与知名法律学者贺卫方在网络上又掐起了架。方舟子首先发力，通过转发网友微博指控贺卫方：“既然20年不发论文，他是怎么当的北大法学教授？靠时评、演讲，还是像以前发现的那样，靠反复发表旧论文？与其拿纳税人的钱尸位素餐，何不辞职搞法普？”“贺卫方20年来基本不发表学术论文，2005年起拒绝指导研究生，岗位职责4个去了2个，北大法学教授的名头却越来越响，当了公知就是有柿油特权啊。”
随后，贺卫方奋起反击，在其博客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发表的40来篇文章，并在微博留言：“本院对于发表论文采取稍微宽泛的考量，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与评论均视为论文。”
不过，方舟子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论文，都是一些随笔、杂感、翻译、评论，甚至是一些演讲稿，跟论文没什么关系的”。
名家对垒，看客无数。
贺卫方的追随者们因为方舟子对其偶像的穷追猛打，怒从心头起，他们不仅列举贺卫方论文数量以证明“方教主”胡说八道，还开始质疑打假斗士此番动机。在方舟子发布《一个北大学生眼中的贺卫方》暗嘲其“聪明着呢”之后，一位“早已当贺老师为先生”的出版人更是发出决斗书，斥责方舟子“不择手段、编造谣言、喋喋不休、转移民众对公权力视线、甘做鹰犬”。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盛气凌人的道德批判、无端骂人，甚至人身攻击开始充斥泛滥于网络空间，如火如荼的论战也势不可挡地燎原到了正式出版物上。然而，事实上的是非恩怨又是一本搞不清楚的烂帐。隔岸观火的批评者永远清高风凉，当事人则在水深火热之中。
窃以为，无论什么情况，一旦与道德问题挂上了勾，事情就会变得无比复杂而扑朔迷离。所以，可以用技术解决的问题，不宜先扯上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距离只会越来越远”，如此则骂人文化盛行，大家都不愿意参与改善，也就谈不上凝聚力和争议的解决了。
所幸的是，在这些滔滔不绝、大义凛然、幸灾乐祸、怒火中烧的话语与立场中，从来都不会缺乏理性的审慎的建设性的冷静头脑。
比如《观察者网》就同时为徐贲和徐开彬两位辩论者提供了言说的机会，推出《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和《从贺卫方事件谈中国文科学术的出路》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试图扭转事件的焦点和大众的观瞻，希望大家把目光聚集在“整个学术体制和传媒生态的问题上”，以求能够深化触及知识界的深层次问题，推动中国学术体制的改革。
其中，美国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开彬《从贺卫方事件谈中国文科学术的出路》一文，从中、美学术体制比较的角度分析贺卫方学术评价的体制意义，个人以为切中肯綮，入情入理，正是上文所谓“用技术解决的问题”的典范。
徐开彬认为方舟子与贺卫方的争论体现了中美两国对学术研究评价的巨大差距：“方舟子作为在美国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了解一篇真正学术论文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一篇学术论文（不管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首先要系统梳理涉及此课题的他人已做过的研究和成果（就是所谓的文献综述），然后检讨还有什么尚待研究或现存研究的缺陷，从而确立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必要性，接着介绍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如何系统分析所搜集的数据或资料，然后详述研究的结果，最后讨论研究结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指出不足和将来研究的方向。这样一篇内容系统的文章，基本都有1万字或者印刷出来20页左右。而国内的文科期刊，则充斥着那种脑袋一拍、发感想式的缺乏系统论证的评论式文章，往往也只有那么3至6页纸，也被计入“学术论文”之中。基于这样的差距，再看贺卫方的论文，也就容易理解两位的争论了。”
同时他也表示：“鉴于贺卫方教授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其学术训练是在80年代完成，而且也没有读博士的经历，也是能够理解的。”
对于徐文中提出的观点，稍微熟悉国内学术界之乱象的人大概都会感同身受。
接着，徐先生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介绍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对教授的评价体系：“首先，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但只有250来所研究型大学（也就是有资格招收和培养博士的大学），美国的主要科学研究也都出自这250所大学。另外的3000来所大学属于教学型，只承担本科和硕士的培养。相应地，这3000来所教学型大学，对教授的评价主要以教学为主，对研究的要求很低甚至根本没有，教授的工作压力比研究型大学小，收入比研究型大学也相应要低些，学术荣誉也少些。而250所研究型大学，对教授的评价，主要以研究为主，而研究则主要以发表在本领域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来评价，包括期刊的档次和影响因子。一般来说，人文社科领域刚博士毕业的助理教授，每年要在本领域学术期刊发表1.5至2篇左右的文章，并且应该有2篇或以上发表在最顶尖的期刊，6年后才能升为副教授并同时拿到终身教授（tenure）职位，否则必须走人（达不到要求被迫离开的大约占60%，竞争残酷）。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要求也是如此。那些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的副教授和教授，虽然终身教席让他们可以不必再发表文章，但是，如果没有研究课题并与最新的研究保持同步，没有博士生会找这个教授指导，也会被同事鄙视和背后议论，所以他们也会自觉地经常发表学术论文。”
最后，徐先生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国内学术体制改革的意见：“现在国内对什么档次的大学，都要求教师们发表论文，是对他们时间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催生了论文期刊和低质量论文甚至抄袭的泛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划定200所左右大学为研究型大学，其他大学为教学型大学，确定不同的评价体系（如对教学型大学教师90%的考评以教学评估为主，学术论文只占10%甚至更低）。关停大量的专业性不强的综合性期刊（如各省都有多个名为某某社会科学的期刊，这种期刊的编委没有专业能力对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作出评估）和质量不高的专业期刊，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压缩期刊每期的文章数量至5-8篇以内（美国的文科学术期刊大都如此），并在审稿过程中严格采取盲审制度，主编和编委定期选举轮流。只有这样，才能将学术期刊论文质量逐步提高，只让最优秀的论文得以发表，减少垃圾论文。”
读到这里，我想起以前给我们上课的一位教授，她本人是在美国接受的学术训练，面对国内人文社科领域论文滥竽充数、混乱无度的现象，她总是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地抱怨道：“有些学者专门制造垃圾论文，数量之多足以建造一座垃圾山，你是搬也搬不走。”吓得我们都不敢写论文。
我想，美国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不同的评价体系，无疑对国内的大学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再说一句，对于类似的学术争议事件，个人以为，以理性的冷静的眼光和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去认真对待，比一切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谩骂指摘和穷追猛打更有道理，也更多善意。“不是不要道德，而是道德应当远大。”争议双方或许都是带着正义感而来的，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就可能与初心相违，处理学术打假争议如此，对面郭美美卢美美事件也是同样道理。在这一点上，媒体有责任平心审视自己到底该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的民众。
随后，贺卫方奋起反击，在其博客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发表的40来篇文章，并在微博留言：“本院对于发表论文采取稍微宽泛的考量，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与评论均视为论文。”
不过，方舟子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论文，都是一些随笔、杂感、翻译、评论，甚至是一些演讲稿，跟论文没什么关系的”。
名家对垒，看客无数。
贺卫方的追随者们因为方舟子对其偶像的穷追猛打，怒从心头起，他们不仅列举贺卫方论文数量以证明“方教主”胡说八道，还开始质疑打假斗士此番动机。在方舟子发布《一个北大学生眼中的贺卫方》暗嘲其“聪明着呢”之后，一位“早已当贺老师为先生”的出版人更是发出决斗书，斥责方舟子“不择手段、编造谣言、喋喋不休、转移民众对公权力视线、甘做鹰犬”。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盛气凌人的道德批判、无端骂人，甚至人身攻击开始充斥泛滥于网络空间，如火如荼的论战也势不可挡地燎原到了正式出版物上。然而，事实上的是非恩怨又是一本搞不清楚的烂帐。隔岸观火的批评者永远清高风凉，当事人则在水深火热之中。
窃以为，无论什么情况，一旦与道德问题挂上了勾，事情就会变得无比复杂而扑朔迷离。所以，可以用技术解决的问题，不宜先扯上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距离只会越来越远”，如此则骂人文化盛行，大家都不愿意参与改善，也就谈不上凝聚力和争议的解决了。
所幸的是，在这些滔滔不绝、大义凛然、幸灾乐祸、怒火中烧的话语与立场中，从来都不会缺乏理性的审慎的建设性的冷静头脑。
比如《观察者网》就同时为徐贲和徐开彬两位辩论者提供了言说的机会，推出《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和《从贺卫方事件谈中国文科学术的出路》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试图扭转事件的焦点和大众的观瞻，希望大家把目光聚集在“整个学术体制和传媒生态的问题上”，以求能够深化触及知识界的深层次问题，推动中国学术体制的改革。
其中，美国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开彬《从贺卫方事件谈中国文科学术的出路》一文，从中、美学术体制比较的角度分析贺卫方学术评价的体制意义，个人以为切中肯綮，入情入理，正是上文所谓“用技术解决的问题”的典范。
徐开彬认为方舟子与贺卫方的争论体现了中美两国对学术研究评价的巨大差距：“方舟子作为在美国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了解一篇真正学术论文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一篇学术论文（不管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首先要系统梳理涉及此课题的他人已做过的研究和成果（就是所谓的文献综述），然后检讨还有什么尚待研究或现存研究的缺陷，从而确立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必要性，接着介绍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如何系统分析所搜集的数据或资料，然后详述研究的结果，最后讨论研究结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指出不足和将来研究的方向。这样一篇内容系统的文章，基本都有1万字或者印刷出来20页左右。而国内的文科期刊，则充斥着那种脑袋一拍、发感想式的缺乏系统论证的评论式文章，往往也只有那么3至6页纸，也被计入“学术论文”之中。基于这样的差距，再看贺卫方的论文，也就容易理解两位的争论了。”
同时他也表示：“鉴于贺卫方教授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其学术训练是在80年代完成，而且也没有读博士的经历，也是能够理解的。”
对于徐文中提出的观点，稍微熟悉国内学术界之乱象的人大概都会感同身受。
接着，徐先生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介绍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对教授的评价体系：“首先，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但只有250来所研究型大学（也就是有资格招收和培养博士的大学），美国的主要科学研究也都出自这250所大学。另外的3000来所大学属于教学型，只承担本科和硕士的培养。相应地，这3000来所教学型大学，对教授的评价主要以教学为主，对研究的要求很低甚至根本没有，教授的工作压力比研究型大学小，收入比研究型大学也相应要低些，学术荣誉也少些。而250所研究型大学，对教授的评价，主要以研究为主，而研究则主要以发表在本领域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来评价，包括期刊的档次和影响因子。一般来说，人文社科领域刚博士毕业的助理教授，每年要在本领域学术期刊发表1.5至2篇左右的文章，并且应该有2篇或以上发表在最顶尖的期刊，6年后才能升为副教授并同时拿到终身教授（tenure）职位，否则必须走人（达不到要求被迫离开的大约占60%，竞争残酷）。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要求也是如此。那些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的副教授和教授，虽然终身教席让他们可以不必再发表文章，但是，如果没有研究课题并与最新的研究保持同步，没有博士生会找这个教授指导，也会被同事鄙视和背后议论，所以他们也会自觉地经常发表学术论文。”
最后，徐先生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国内学术体制改革的意见：“现在国内对什么档次的大学，都要求教师们发表论文，是对他们时间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催生了论文期刊和低质量论文甚至抄袭的泛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划定200所左右大学为研究型大学，其他大学为教学型大学，确定不同的评价体系（如对教学型大学教师90%的考评以教学评估为主，学术论文只占10%甚至更低）。关停大量的专业性不强的综合性期刊（如各省都有多个名为某某社会科学的期刊，这种期刊的编委没有专业能力对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作出评估）和质量不高的专业期刊，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压缩期刊每期的文章数量至5-8篇以内（美国的文科学术期刊大都如此），并在审稿过程中严格采取盲审制度，主编和编委定期选举轮流。只有这样，才能将学术期刊论文质量逐步提高，只让最优秀的论文得以发表，减少垃圾论文。”
读到这里，我想起以前给我们上课的一位教授，她本人是在美国接受的学术训练，面对国内人文社科领域论文滥竽充数、混乱无度的现象，她总是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地抱怨道：“有些学者专门制造垃圾论文，数量之多足以建造一座垃圾山，你是搬也搬不走。”吓得我们都不敢写论文。
我想，美国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不同的评价体系，无疑对国内的大学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再说一句，对于类似的学术争议事件，个人以为，以理性的冷静的眼光和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去认真对待，比一切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谩骂指摘和穷追猛打更有道理，也更多善意。“不是不要道德，而是道德应当远大。”争议双方或许都是带着正义感而来的，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就可能与初心相违，处理学术打假争议如此，对面郭美美卢美美事件也是同样道理。在这一点上，媒体有责任平心审视自己到底该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