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卜安淳的《古灋考释》
【摘要】许慎释灋（法）为刑，流毒深广。从《尔雅》看，法具恒常之性，礼、宪、刑、范、辟、律、矩、则皆属法之范围。法字从水去，灋字从水廌去。取象于天，取法于地。法（灋）是人观察自然物象，取法自然物象，所思所悟而明见之恒常规则，是事物反复变化中不变之规则。此类规则于日常习见于流水之形和奔廌之象，故造字者取此日常习见之形象而构成法（灋）字。人见法字即如睹流水之形，见灋字则似同观流水之形和奔廌之象，而知法（灋）字所示者乃事物变化中之不变规则。灋中之廌是麋而非豸。然自东汉始，獬豸渐成法官之图腾，其所象征者乃刑事司法。事法、人法、地法、天法、道法。儒墨道法诸家学者皆有涉法之论。商韩之论重在刑赏，管仲以法为天下之至道，墨子论法天之旨，孟荀诸儒所重者则是礼法，《吕览》《淮南子》错综诸家之说，探寻法之奥义：法治之关键，在于顺时应势，以人为本。后世学者论法，则多属目于刑，不复注意于法之本义。
【关键词】法（灋）；廌；獬豸；刑；赏罚；礼；道
【全文】
一
许慎不慎，其释灋（法）之偏误，流毒深广，为害巨大。《说文》曰：“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佱,古文。”（1）许氏释灋为施刑，廌为施刑之兽，应受刑罚之“不直者”由其触而去之。此体现刑罚之公平，所以灋字有水傍。再读《说文》之释“廌”：“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从豸省，凡廌之属皆从廌。” 据此，廌的工具作用又不是用于施刑，而是用于决讼，是决讼过程中被用于辨别是非曲直者。依此后一解释，灋似应为讼而非刑。又，《说文》：“辠，犯灋也，从辛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辠似皇，故改为罪。”据此一说法，灋更不宜释为刑。刑是犯灋后应受之罚，是辠（罪）之应得，是执法者对于犯法获罪者加以处罚，即《说文》所谓“刑，罚辠也”；而辠（罪）为犯灋，灋乃罪前之存在物。郝懿行《尔雅义疏》：“辠，古罪字。《说文》云：‘辠，犯法也。’《墨子·经上》篇云：‘罪，犯禁也。’按：犯禁为罪，加之刑罚亦为罪。故《吕览·仲秋》篇云：‘行罪无疑’。高诱注：‘罪，罚也。’”犯法因而获罪，受刑则称受罪（施刑则为加罪）。许慎之解释不辨辠（罪）之二层义涵，浑沌作解，将犯法禁而获罪与受刑罚而苦辛混为一义，实有望文生义之嫌。
再读《说文》：“笵，法也，从竹氾声，竹简书也。古法有竹刑。”古法有竹刑，但不能说竹刑即是古法或古法即是竹刑。且竹刑可能并非上古之物。段玉裁注：“左传曰，郑驷 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者，刑罚科条载于竹简也。”是知“竹刑”曾为邓析所作刑律之专名。即使竹刑泛指上古书于竹简之刑法，此类竹刑虽属于法，却不应称为笵。段注：“通俗文曰，规模曰笵。玄应曰，以土曰型，以金曰镕，以木曰模，以竹曰笵。一物材别也。”据此，笵与型、镕、模等相类，是制作器物之模具，其特别之处在于以竹制成。因此，若笵可释为法，应是方法之法，即制器之法，而非刑法之法。《说文》释“型”曰：“型，铸器之灋也。从土，刑声。”或因古无“土刑”之说，许氏未作牵扯。值得注意，许氏释“笵”是“法”而非“灋”。另，其释“式”曰：“式，法也，从工弋声。”段注曰：“廌部法作灋。灋，刑也，引伸之义为式，用也。按周礼，八灋八则九式，异其文。注曰：则亦法也。式谓用财之节度。”法、灋异文并列，实是古籍所常见，从清代阮元主持校刻之宋本《十三经注疏》来看，《尔雅》中“法”皆不写成“灋”，其他经中或“法”“灋”互见。故《说文》“法，今文省”之说，或可置疑。
许慎之释法为刑，抑或有因。《尚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若断章取义，似可断言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梁启超治学谨严，然其《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曰：“我国之法系，其中一部分，殆可谓继受苗族之法系而来。盖我国文明，实滥觞于扬子江流域。若刑法者，我之受之于彼，又载籍所明示。《书·吕刑》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是五刑为苗族所创，其迹甚明。”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乃历史之实情，但中国古代刑法是否苗民所首创则另需考证。《尚书·吕刑》所言苗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实是指出苗民之罪行，即其仅以刑为法，而不顾法应有之其他内容，遂致使“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这是以五虐之刑取代法，虐害无辜，涂毒生灵，本属违法犯罪，岂能说是创制刑法！所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即《舜典》所谓“窜三苗于三危”。帝舜据以处罚苗民者应该是法，而具体处罚之依据应是刑法。刑并非即是法，但刑用于维护法（正法），即《易·蒙》所谓“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或《周礼·天官》所谓“不用灋者，国有常刑”。舜帝用刑惩罚苗民，正是维护其法。
二
法不是刑，法是何物？《说文》释灋（法），其义乖乱，但读者或可从中理出些头绪：一是获罪因犯法，可知法乃确定是否获罪之准则；二是刑罚亦需有法，此应为刑法；三是制器需有法，今谓之方法。再据段注所言，则经国治吏理财皆需有法。
《尔雅·释诂》：“典、彝、法、则、刑、範、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法是“常”之一种，何解？其疏曰：“法、则者，《天官·冢宰》：‘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郑注云：‘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则亦法也。典、法、则所用异，异其名也。’”《周礼》成书可能晚于《尔雅》（2），以其内容释《尔雅》文字，或难取信。《尚书·大禹谟》有：“禹曰：惠迪吉，従逆凶，惟影响。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従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孔颖达疏：“正义曰：禹曰益言谋及世事，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吉凶之报，惟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其无不报也。益闻禹语，惊惧而言曰，吁，诚如此言，宜诚慎之哉。所诫者当儆诫其心，无億度之事，谓忽然而有，当慎诫之。无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无违常也。……曲礼云：凡为人子者，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戒于无形见之事，言备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是其慎无形也。法度当执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又，《尚书·盘庚上》有：“盘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注：“斅，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孔颖达疏：“正义曰：前既略言迁意，今复并戒臣民。盘庚先教于民云，汝等当用汝在位之命，用旧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从其臣言也。民从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无有敢伏绝小人之所欲箴规上者。”慎守法度，持之有恒；民从上命，即是常法。这从两方面说明法之恒常性质。
《尔雅·释诂》：“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疏：“释曰：此亦谓常法，转互相训。柯者，执以取法也。宪者，《大雅·桑扈》云：‘百辟为宪’。辟，罪法也。刑、範、律、矩、则，皆谓常法也。”“柯者，执以取法也。”其据源于《诗·豳风·伐柯》。其诗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注：“柯者，柄也。礼义者，也治国之柄。”“笺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类求其类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当使贤者先往。”孔颖达疏：“毛以为柯者为家之器用，礼者治国之所用。言欲伐柯以为家用当如何乎，非斧则不能以兴；欲取礼以治国者当如何乎，非周公则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为家用，喻周公能行礼，得礼而治国。能执治国之礼者，唯周公耳。……正义曰：《考工记·车人》云：柯长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首。注云：首六寸为关头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礼义。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礼。柯所以供家用，礼可以供国用。故云礼义者治国之柄也。是以柯喻礼，则知斧喻周公。虽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执之，是人与斧共喻周公也。人执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执柯以营家用，喻周公能得礼，既能得礼，周公又能执礼以治国。以此美周公也。”以柯喻礼，其意或谓礼亦属于法。若此说成立，礼、宪、刑、范、辟、律、矩、则等等，皆属法之范围。
《尔雅·释训》：“宪宪泄泄，制法则也。”注：“佐兴虐政，设教令也。” 疏：“释曰：李巡曰，皆恶党为制法则也。孙炎曰，厉王方虐，谄臣并为制作法令。《大雅·板》篇云：‘天之方难，无能宪宪。天之方蹶，无能泄泄。’毛传云：‘宪宪，犹欣欣也；蹶，动也；泄泄，犹沓沓也。’郑笺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艰难天下之民，又方变更先王之道，臣乎，女无宪宪然，无沓沓然，为之制法度，达其意以成其恶。’皆是佐兴虐政设教令也。”毛传：“《板》，凡伯刺厉王也。”所谓“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是讽刺周厉王兴虐政，制恶法。西方分析法学认为，恶法亦法。从《尔雅》这部分文字及其注疏看，周厉王之恶法，亦被称为“法则”、“政”、“教令”、“法令”或“法度”。此正如苗民之“五虐之刑”亦称为法。可知中国古代之所谓法者，超越于善恶等道德内容。
三
《尚书·大诰》：“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注：“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立屋乎。不为其易，则难者可知。”孔颖达疏：“正义曰：子孙成父祖之业，古道当然。王又言曰，今顺古昔之道，我其往东征矣。我所言国家之难备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为喻，若父作室，营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敢为之堂，况肯构架成之乎。”此乃以造屋之法喻治政之法。《大诰》又云：“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注：“于天辅成汝天下，是知无敢易天法，况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国叛乎。” 孔颖达疏：“正义曰：既言四国无救之者，王曰又言叹今伐四国必克之，故告汝众国君及于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国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谓民献十夫来佐周家。此人既来，克之必也。于我天辅，诚信之故。汝天下是知无敢变易天法者。若易法无信，则上天不辅，故无敢易法也。况今天下罪于周国，使四国叛逆，惟大为难之人，谓三叔等，大近相伐于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为易天法也。彼变易天法，君不早诛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变易也。”此种论说所强调者乃天定之法。从造屋之法至治政之法再至天定之法，法之种类及其内容不同，其法之性质有无共同之点？
由此“天法”，读者或许可想到老子《道德经》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或写成“王法地”，故人法即是王法，也就是治政之法。若加上造屋法、铸器法之类事法，或可列出一个法之序列：事法、人法、地法、天法、道法。从此一序列看，法应是何物？老子说，人法源于地法，地法源于天法，天法源于道法，道法则没有来源，自然形成。如果补充一下，事法当源于人。老子之说，令人思及西方中世纪之托马斯·阿奎那。人定法、神法、自然法、永恒法之类分，很似人法、地法、天法、道法之类分。其根本区别在于永恒法是上帝之法，体现唯一神之理性、智慧和意志，道法则是宇宙自生规则，并非出自神之理性、智慧或意志。因此，天法、地法作为中国古代之自然法，乃源于作为宇宙规则之道法，只是不似道法之无形无象。天地有形象，故可为人所取法，所以人法不仅源于地法，实亦源于天法。《易·贲》：“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礼记·三年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
取象于天，取法于地。法（灋）字之结构正体现其义。法字从水去，灋字从水廌去。《说文》认为水象平，但平水应是止水，非流动之水，与去无涉。（3）此处之去者，水之流动离去之义也。《说文》：“去，人相违也。从大，凵声。凡去之属皆从去。”段注：“违，离也。人离，故从大。大者，人也。”去不应仅指人相违离，物之与人违离亦应为去。大地之有水流，水流离人远去，是人寻常习见之形象。水流就下，滔滔汩汩，自然取势，正是人取法之对象。水流之与人似乎永呈离去之形象，兽之与人似乎亦永是会离去（为避免兽之违离于人，人不得已而圈禁之）。因此，理解水离去之法，理解水与兽一同离去之灋，皆应无多大隔碍。（4）
四
一个重要问题：灋中之廌为何兽？许慎认为，廌为解廌兽，似牛而一角。王充《论衡》则说：“觟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牛字羊字之篆书写法皆显示双角，其字形笔划皆较简单，牛字双角上翘，羊字则双角下弯。如真有一角牛，其字之写法应似今之简体“牛”字；一角羊之字形也应似羊字而一角下弯，似皆不应写作廌。廌字顶部虽为一点，其实并不能据之即认为是指一角之兽。鹿字之顶部亦为一点。廌与鹿头角相同，廌并非独角兽。廌与鹿之最大区别应是其下部之不同。鹿字强调鹿腿脚之长而灵活，字之下部为比字，廌字则强调廌腹尾似马似驴，字之下部正似马（馬）字之下部。问：头角似鹿而腹尾似马驴之动物应为何兽？似只有一个较合理答案：廌是麋鹿。麋鹿俗称四不象，头似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驴。廌字大尾，正是强调其尾似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司马相如《上林赋》有“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之语。《集解》曰：“骃案：汉书音义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可得而弄也。”《汉书·司马相如传》所录《上林赋》其句同。颜师古注曰：“张揖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中则生於朝，主触不直者，可得而弄也。”《汉书音义》著者韦昭（5），三国吴人。张揖是《广雅》著者，三国魏人。两人说法同一，可见汉末学者多认为“主触不直者”之解豸为独角鹿。当然，古人亦有谓麋似牛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上林赋》有句曰“沈牛麈麋”，注曰：“麋似水牛。”以此可知许慎何以谓廌“似牛”。
麋鹿于今已成稀有动物，然在上古之世，中国大地似乎到处皆有麋鹿。麋鹿生活离不开水流草地，故水边麋鹿飞奔而去是人所常见之形象。流水之形变化多端，奔廌之象似难捉摸，然皆有迹可循，恒常有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6）“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7）此正《尔雅》之所谓法者常也。《说文》又以“佱”为灋之古文。《康熙字典》列法之古文尚有“ ”。“ ”或可谓从水从千从止，可理解为水边众多足趾（或足趾之印迹）。佱或可谓从今从止，可理解为今时之趾印足迹。故从 字或亦可见奔兽之象和流水之形，从佱字亦可窥见兽或人之行迹。法、灋、佱、 字形虽异，其取象于地之旨或当一致。
法是人观察自然物象，取法自然物象，所思所悟而明见之恒常规则，是事物反复变化中不变之规则。此类规则于日常习见于流水之形和奔廌之象，故造字者取此日常习见之形象而构成法（灋）字。人见法字即如睹流水之形，见灋字则似同观流水之形和奔廌之象，而知法（灋）字所示者乃事物变化中之不变规则。
五
许慎何以谓廌为能“令触不直者”之“似牛一角”之兽？考之旧籍，最早言及解豸者似为司马相如。从《史记》所录《上林赋》之“弄解豸”至三国时注释者之“主触不直者”之独角鹿，中间过度应是神话之编撰。
段玉裁注《说文》，于“廌”字条下写道：“《神异经》曰：东北荒中有兽，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名曰獬豸。《论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按古有此神兽，非必皋陶赖之听狱也。”《神异经》是志怪之书，《隋书·经籍志》称其为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既不见录于班固《汉书·经籍志》，也不见录于刘向《七略》，今人以为当是六朝文人伪托之作。全书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8）。东方朔是“滑稽之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9）。无论《神异经》出自东方朔或只是他人托其名而撰作，所记皆多为不可凭信之事物。其实，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所描述之内容亦属虚造。然相如之赋见爱于汉武帝，上之所好，下则风靡，解豸之事至东汉遂由虚而实。（10）许慎据以释“灋”，王充引以论辩。此皆东汉初年之事。其名《说文》称“解廌”，《论衡》曰“觟 ”。《论衡》之称“觟 ”，或因其认为此兽乃“一角之羊”。《说文》：“觟，牝羊角者也，从角，圭声。”母羊有角者名为觟，然觟并非独角。又，《说文》：“ ，角倾也，从角，虒声。”角倾指角歪斜不正。据此，从字面义看，觟 应为长歪角之母羊，并非独角之羊。或许因此歪角母羊不雅，汉后文人皆改用“獬豸”之名。
廌与豸相联系，始于《说文》之廌字“象形，从豸省”。《尔雅·释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合称虫豸者，泛指虫类。《史记·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蟲蛾”。《索隐》曰：“蛾音牛绮反，一作豸。言淳化广被及之。”《正义》曰：“蛾音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蚁，蚍蜉也。尔雅曰：有足曰蟲，无足曰豸。”然《说文》释“豸”：“长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杀形。凡豸之属皆从豸。”段注：“凡兽欲有所伺杀，则行步详寀，其脊若加长。豸豸然，长貌。文象其形也。……许言兽者，谓凡杀物之兽也。释虫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按，凡无足之虫体多长，如蛇蚓之类，正长脊义之引伸也。”从《说文》豸属诸字来看，豹、豺、貘、貂、貉、貛……其兽皆头无角而有利齿，腰身长而体劲健，为肉食之“杀物之兽”。此与鹿首马体驴尾之廌很不相类。豸之省略应为夕或勿，廌字之下部应为馬之省略。许氏说廌字“象形，从豸省”，应是其心有解豸故事，且必使之与灋字相涉，故有意曲解之。
又，豸字或与解字相通。《左传·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余将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尔従二三子唯敬。乃请老，郤献子为政。”杜注曰：“豸，解也，欲使郤子逞从政快志以止乱。……解音蟹，此训见方言。”《方言》乃扬雄所著，是知汉时豸与解或音义相通。如此，则豸字可有虫豸之豸与解弛之豸，后一义之豸或可称为“解豸”。故扬雄《太玄·难》有“角解豸终”。其注曰:“解豸者,直兽也。”
《说文》无“獬”字，其释“解”字：“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兽也。”解廌之义乃呼应“廌”字之释，释“解”为“刀判牛角”则很牵强。《礼记·月令》：“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鹿角之解，麋角之解，皆应是脱落蜕解，而非以刀判解。牛角终生不蜕解，人欲解之需以刀相判。然鹿麋之角每年自然蜕解，只是鹿角蜕解于夏，麋角蜕解于冬，时令有别而已。故解廌者或应理解为解角之廌，即冬后蜕角之麋。然有角之麋食草，豸属动物食肉。食肉兽无角，解豸似不可理解为蜕角之豸。或正因此矛盾，汉后诸书皆称“獬豸”而不复言“解豸”或“解廌”。
六
獬字或原与觟字通借。《淮南子·主术训》：“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许慎注本“獬冠”作“觟冠”。许注曰：“觟冠，今力士冠。”（11）所谓力士原指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之任力之士，即杀鲁桓之彭生、刺赵盾之鉏麑一类人。博狼沙中，与张良同击秦皇者，操铁椎重百二十斤，亦为力士。《汉书·叙传》：“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据此，汉至王莽时，力士已成朝中仪仗卫士，穿黄衣，戴黄帻。帻者，原为裹发之头巾。《说文》：“发有巾曰帻。”蔡邕《独断》：“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至王莽，内加巾，故言王莽秃帻施屋。”《后汉书·舆服下》：“古者有冠无帻。秦加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尚书赜收方三寸，名曰纳言。未冠童子帻无屋。”据此，所谓力士冠或应为力士帻，即一种专为力士所戴的短耳黄帻。如此，楚文王所戴之觟冠应与解廌或獬豸之类无甚关联。
但高诱注《淮南子》曰：“獬冠，如今御史冠。”据《太平御览》，高诱注文应为：“獬冠，獬薦之冠，如今御史冠。”（12）獬薦或是獬廌之误。御史乃古法官之一种，御史冠亦为法冠之一种。《后汉书·舆服下》：“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纚为展筩，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法冠原或为依礼法所制之冠，即法服之一种。《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邢昺注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礼法，不敢僭上偪下。”其疏中曰：“言大夫委质事君，学以从政，立朝则接对宾客，出聘则将命他邦，服饰言行需遵礼典，非先王礼法之衣服则不敢服之于身，若非先王礼法之言辞则不敢道之于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于身。”法服、法言，乃合于礼法之服和合于礼法之言，故法冠当亦为合于礼法之冠。（13）《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集解》曰：“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索隐》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 汉后人附会，法冠便成为法官之冠。此后，法冠与獬豸冠渐趋同一。《晋书·舆服志》：“法冠，一名柱后，或谓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为展筒。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也。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凡执法官皆服之。或谓獬豸神羊，能触邪佞。《异物志》云：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广曰：《春秋左氏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曰，南冠而絷者谁也？南冠即楚冠。秦灭楚，以其冠服赐执法臣也。”《宋书·志第八》：“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后，一名獬豸。说者云：獬豸兽知曲直，以角触不正者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法官。”《隋书·礼仪志·七》：“法冠，一名獬豸冠，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角形。法官服之。”“獬豸冠，案礼图曰：法冠也，一曰柱后惠文。如淳注：汉官曰，惠，蝉也，细如蝉翼。今御史服之。礼图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董巴志曰：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应劭曰：古有此兽，主触不直，故执宪者，为冠以象之。秦灭楚，以其冠赐御史。此即是也。开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无此色。新制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夫以金，治书侍御史以犀，侍御史已下，用羚羊角，独御史、司隶服之。”《旧唐书·舆服志》：“御史、司隶二台，法冠。” 注：“一名獬豸冠。”“《武德令》：侍臣服有衮、鷩、毳、绣、玄冕，及爵弁，远游、进贤冠，武弁，獬豸冠，凡十等。”“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之形。左右御史台流内九品以上服之。”獬豸成为法官之图腾，法官司法必服獬豸之冠（类似于英国法官之戴假发），不仅成为习惯，且为法令所规定。又，其后世之御史台以獬豸画像为饰，衙前则立獬豸雕像。宋代，不仅司法官戴獬豸冠，獬豸还成为司法官袍服、车辂、旗帜等之装饰图案。（14）清代，司法官之补服饰以獬豸图案。（15）由汉而清，中国法制中，獬豸成为公正司法之象征物。
七
獬豸所象征者乃司法（治理狱讼），所司之法为刑法。然法者并非仅是刑法。且如前文所述，法之成立，本与獬豸无关。考之先秦儒墨道法诸家所述，皆无涉于獬豸（解廌、觟 ）者。王充所谓觟 之说出于儒者，其儒当是汉儒。王充曰：“儒者说云：觟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曰：夫觟 则复屈轶之语也。羊本二角，觟 一角，体损于群，不及众类，何以为奇？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案能与贲不能神于四足之龟鳖。一角之羊何能圣于两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天性能一，不能为二。或时觟 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恶受罪者之为厌服，因觟 触人则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齿无怨言也。夫物，性各有所知，如以觟 能触谓之为神，则狌狌之徒皆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如以觟 谓之巫类，则巫何奇而以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杖钺把旄，号其众曰仓兕。仓兕者，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仓兕害汝。则复觟 之类也。河中有此异物，时出浮扬，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缘河有此异物，因以威众。夫觟 之触罪人犹仓兕之覆舟也，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16）汉儒喜谈瑞应之事，代表人物是鼓吹天人感应之董仲舒。虽董氏《春秋繁露》无涉于獬豸（解廌、觟 ），然其不仅专论符瑞，且强调《春秋》之法、孔子之旨是彰显“五帝三王之治天下，……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而周衰之世则“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獬豸之说虽不出于董氏，仁君贤臣立法正执法公会有天地兆瑞神明相佑之思路实肇始于董氏。陋儒剿其说，奇诡怪异之论不一而足，此正是王充所痛恨并一一批驳之者。
但王充所驳并无成效，反而促进獬豸神话之传播。所谓该兽助皋陶治狱之说，今所见最早记载者乃为《论衡》。驳缪而传缪，或为王充始料所未及。此后獬豸作为瑞兽之一，为汉后各代所尊崇，与龙凤麒麟同伍，或者干脆称其为麒麟之一种，即上文《隋志》所谓蔡邕云如麟而一角者也。
八
汉前儒墨道法诸家学者无言及獬豸（解廌、觟 ）者，《尚书》记述皋陶故事亦无神兽助狱（讼、刑）之说。然诸家学者皆有涉法之论，其中法家所论最多最细，其余儒墨道诸家亦皆有所论述。儒墨道法，学术旨趣不同，其论法之观点和思路亦不相同，然从其各各不同之论法话语中或可探索出中国古法之奥义。
秦孝公与公孙鞅、甘龙、杜挚商讨应否变法。公孙鞅力主变法，甘龙、杜挚反对变法，秦孝公采纳公孙鞅意见，决定变法。四人之不同在要否变法，而不在于是否要法。甘龙曰：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公孙鞅曰：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秦孝公之打算则是：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四人皆强调法之重要。（17）然法为何物？读《商君书》，可知商鞅之所谓法者，明分、赏功、罚罪、教民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义，故民不争。”（18）“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19）
韩非子既习商鞅之法，又习申不害之术，合二者之所长而成其法术之论。而其论法，所强调者亦是“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20）。“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21）故其曰：“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22）与此相类，兵家除将其用兵之道统称为兵法外，其所谓法者亦皆主要指赏罚。
法家之祖当推管仲，一部《管子》全面论法，涉及法理之论颇多，如：“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23）“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24）“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25）“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26）“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27）法者天下之至道，相类之语亦见于《墨子》。墨子论其“兼相爱、交相利”，曰：“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28）
法与道相涉，读者自然难忘老子《道德经》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今释此语者多以为法当释为效法，即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然老子以为道乃超越宇宙，是先天地生之最大者（29）。道者无上，不应有道之上之“自然”存在。故释法为效法，于此难通。然法之为道，道之为法，管仲有言，墨翟有论。《墨子·法仪》：“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圣王法天，天道为法。尽管墨子之论旨在兼爱，但其所阐论涉于天道之所以成为王法之原理。
儒家典籍亦有相似之论，只是缺乏系统。如：《易·系辞上》：“效法之谓坤。”注：“效坤之法。”疏：“正义曰：谓画卦效坤之法。拟坤之顺，故谓之坤也。” 又：“子曰：……崇效天，卑法地。”注：“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孔颖达疏：“正义曰：知既崇高，故效天；礼以卑退，故法地也。”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礼记·郊特牲》：“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三年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
九
儒者重礼不重法，但礼有礼法，合乎礼亦可称法。《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注：“孔曰：人有过以正道告之，口无不顺从之，能必自改之，乃为贵。”疏：“正义曰：此章贵行也。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者，谓人有过，以礼法正道之言告语之，当时口无不顺从之者，口虽服从，未足为贵，能必自改之，乃为贵耳。” 礼源于古之圣贤君王，故古之圣贤君王之行可称法。《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疏曰：“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此尧戒舜以为君之法也。……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总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权，秤也；量，斗斛也，谨饬之使钧平。法度，谓车服旌旂之礼仪也，审察之使贵贱有别无僭偪也。官有废阙复修治之，使无旷也。如此则四化政化兴行焉。”
孟子不仅重视遵循古圣贤仁政之法，还重视现世君臣之践行为当代及后世垂法。“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30）即使仅论及教育，亦强调要为天下所取法。“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31）此义《礼记•中庸》所述最明：“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荀子同样主张“法先王，隆礼义”（32），强调“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33），“故非礼，是无法也”（34），但法、礼有别，即所谓“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35）。其于法亦有较广泛具体之理解：“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为人师，是王者之法也。”（36）法不仅为礼法，于儒家其他典籍亦可窥见此义。《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季夏之月）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无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另，《礼记》专述祭祀之法，称为《祭法》。
至于《周礼》所述，除冬官《考工记》外，其天地春夏秋五官之各项职官几乎皆为掌法之官。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其中“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以八则治都鄙”，其中“二曰法则，以驭其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 。其下如宰夫“掌治朝之法”，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掌次“掌王次之法”，大府以式法颁财，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九嫔“掌妇学之法”，典妇功“掌妇式之法”。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测土深。小司徒则“掌建邦之教法”。其下如各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载师“掌任土之法”，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春官则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大卜“掌三兆之法”，眡祲“掌十煇之法”，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夏官大司马“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小司马之职掌“如大司马之法”。其下如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量人“掌建国之法”。秋官中，除大小司寇等职官据邦法听讼断狱外，士师“掌国之五禁之法”，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司盟“掌盟载之法”，司隶“掌五隶之法”。《周礼》之编撰者似视举国上下所有机构职官皆据法理政，依法治事，故所谓周礼或可因此称为周法。
先秦之儒乏论于法理，汉儒论法却较有深义。董仲舒治《春秋》，发明其旨，归纳为“春秋之法”。其所谓法者，“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37）“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38）“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39）尽管董氏所论杂以阴阳之说，如“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40）然其论法实有所发明。《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之法，义之法：法者何物？规则乎，道理乎？“春秋之法”董氏据以折狱，则以董氏之见，此法很类于英美判例法之法理规则。
十
秦汉诸家论法各别。杂家则错综众说，不可不读。
《吕氏春秋》：“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41）此不可改易之先王之法，当是天地之道。“天地不能两，而况於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42）然天地之道虽不可改移，时势却不断变化，故不可固执于先王之法。“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43）时势变异，人心本同。察今知古，鉴古明今。省己以知人，察人以明己。故择法而治之关键，在于顺时应势，以人为本。
《淮南鸿烈》之所论法，颇与此相类。其《精神训》曰：“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其《主术训》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其《齐俗训》曰：“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事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如此阐论，不仅有利于今人理解法为何物，于今之法学法理亦当不无启示。
纵观先秦至汉诸家学者之论法，法固不仅为刑法。然何以至汉之后，凡言法者几乎必涉于刑？
“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或可谓中国古法之特质。其赏罚之中，刑只是一方面。“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44）上古各代之法籍应非皆为刑法之籍。秦王征灭六国统一寰宇之功业，“烈藏庙堂，著于宪法”（45）。既称宪法，当亦并非刑法。《尚书》所述之“洪范”虽类宪法，但不名以法；“吕刑”虽名之以刑，但只是刑论，实非刑法，皆可置而不论。《左传》所谓周文王之法，楚之仆区之法，晋之唐叔之法、文公被庐之法、范武子之法、士蒍之法，等等，皆应不仅为刑法。（46）“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47）“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48）夏、商、晋之图法、魏之官事之法虽皆不必如《周礼》所述之详备，但皆定非仅书刑律之法。
商鞅变法本亦非仅务于刑法，然后人所关注者是其“变法修刑”，即《史记·秦本纪》所谓“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自商鞅始，秦国被视为严刑峻法之国。尽管秦始皇曾“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全面建设法制，并取得积极成效。“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49）但后人所注意者乃“秦政不改，反酷刑法”（50）。贾谊《过秦论》之观点颇有代表性：秦“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强秦严刑峻法，天下人所感知者：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故秦朝摧毁，高祖入于秦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51）此约法无疑属于刑法。随后，汉代秦立，秦法仍行，汉朝诸君主遂务于省刑约法。《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有司言淮南王长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 自此，所谓法者主要指刑法。班固著《汉书》，设《刑法志》，后世之学者论法，遂多属目于刑，不复注意于法之本义矣。
[本文是“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6）参会论文，会后稍有修改]
【注释】（1）《说文》此处刑字原写做 。段玉裁注曰：“ 者，罚辠也。《易》曰：‘利用 人，以正法也。’”然《说文》另释之罚辠之刑写做 ，曰：“ ，罚辠也，从刀井，《易》曰：井者法也。井亦声。”《说文》另有 字，释曰：“ ，刭也，从刀幵声。”段注曰：“按 者，五 也。凡 罚、典 、仪 皆用之。 者，刭颈也，横绝之也。此字本义少用。俗字乃用 为 罚、典 、仪 字。不知造字之旨既殊，井声幵声各部。凡井声在十一部，凡幵声在十二部也。”然据《康熙字典》所引，古经史中，如《易·丰卦》之“君子以折狱致刑”，《礼记·王制》之“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礼记·乐记》之“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礼记·礼运》之“刑仁讲让”，《尔雅·释诂》之刑，常也，法也，《尚书·召诰》之“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及其注：“王有首天下之德，民皆仪刑用德于下，王德益显”，《诗·大雅》之“尚有典刑”及“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周礼·天官·内饔》之“羞脩刑膴”，《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啜土刑”，等等，刑皆应写做 。今习常所见之古经史，如清阮元主持校刻之宋本《十三经注疏》、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其中刑皆不写做 。正如《康熙字典》释刑所言，“今经史皆通作刑”。 、 、 、刑之别当另文考释，此处及下文为行文之便，不作细分，皆写做刑。
（2） 汉郑玄《驳五经异义》：“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魏张揖《上广雅表》：《尔雅》之一篇为周公所著，“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父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不能明也。”今人或称《尔雅》为秦汉间人所作，乃多位学者采集训诂注释，递相增益而成。另，自宋至清，许多学者认为《周礼》乃汉人伪作。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周礼非周公书”条：“《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
（3）《庄子·德充符》曾籍口孔子之语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其意为取法于停平之水可既保于内又不荡于外。此论无为之旨，非关乎“法”字之构造也。
（4）蔡枢衡认为，“法字的本义是流”，即灋字指“解廌触定，水上流去的法”。其意亦是认为，灋（法）是一种刑罚，是“水上流去”之刑。但他认为，灋中之水应指流水，“水以流为常态。水平与流去，不能同时并存。法字本无公平意义。后人不知‘平之如水’四字出于补缀，遂误解为法字表示公平。”参见蔡枢衡着：《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30-232页。
（5）《隋书·经籍志》：“《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汉书音义》十二卷国子博士萧该撰。”韦昭，三国吴人。萧该，南朝梁末人。裴骃为南朝宋人，不可能引用梁末萧该之《汉书音义》。
（6）《论语·子罕》。
（7）苏轼：《前赤壁赋》。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9）班固：《汉书·东方朔传》。
（10）《晋书·舆服志》：“《异物志》云：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据《隋书•经籍志》，《异物志》一卷，后汉议郎杨孚撰，另有《南州异物志》一卷，吴丹阳太守万震撰。据《晋书·儒林传》，晋续咸著有《异物志》十卷行于世。故《晋志》所引述獬豸故事之《异物志》，其早或为后汉人所著，其迟或为晋代人所著。
（11）见孙冯翼辑：《许慎淮南子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问经堂丛书本排印）本。
（12）见孙冯翼辑：《许慎淮南子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问经堂从书本排印）本。
（13）《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
（14）《宋史·志一○一》：“其绣衣文：清道以云鹤，幰弩以辟邪，车辐以白泽，驾士司徒以瑞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太常卿以凤，县令以雉，乐工以鸾，余悉以宝相花。”《宋史·志一○三》：“亲王群臣车辂之制……其绯幰衣、络带、旗戟、绸杠绣文：司徒以瑞马，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太常卿以凤，驾士衣亦同。”“其轮衣、帘、旗、韬杠、络带绣文：开封牧以隼，大司乐以凤，少傅以瑞马，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开封牧建绣隼旗，太常卿建绣凤旗，司徒绣瑞马旗，御史大夫绣以獬豸，兵部尚书绣以虎，皆副之以闟戟。”《宋史·志一○五》：“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御史大夫、中丞则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单。”
（15）《清史稿·舆服志二》：“文一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补服前后绣鹤，惟都御史绣獬豸。”“文三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上衔蓝宝石。吉服冠顶亦用蓝宝石。补服前后绣孔雀，惟副都御史及按察使前后绣獬豸。”“文四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蓝宝石一，上衔青金石。吉服冠顶亦用青金石。补服前后绣雁，惟道绣獬豸。”“文五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水晶石。吉服冠顶亦用水晶。补服前后绣白鹇，惟给事中、御史绣獬豸。”
【关键词】法（灋）；廌；獬豸；刑；赏罚；礼；道
【全文】
一
许慎不慎，其释灋（法）之偏误，流毒深广，为害巨大。《说文》曰：“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佱,古文。”（1）许氏释灋为施刑，廌为施刑之兽，应受刑罚之“不直者”由其触而去之。此体现刑罚之公平，所以灋字有水傍。再读《说文》之释“廌”：“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从豸省，凡廌之属皆从廌。” 据此，廌的工具作用又不是用于施刑，而是用于决讼，是决讼过程中被用于辨别是非曲直者。依此后一解释，灋似应为讼而非刑。又，《说文》：“辠，犯灋也，从辛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辠似皇，故改为罪。”据此一说法，灋更不宜释为刑。刑是犯灋后应受之罚，是辠（罪）之应得，是执法者对于犯法获罪者加以处罚，即《说文》所谓“刑，罚辠也”；而辠（罪）为犯灋，灋乃罪前之存在物。郝懿行《尔雅义疏》：“辠，古罪字。《说文》云：‘辠，犯法也。’《墨子·经上》篇云：‘罪，犯禁也。’按：犯禁为罪，加之刑罚亦为罪。故《吕览·仲秋》篇云：‘行罪无疑’。高诱注：‘罪，罚也。’”犯法因而获罪，受刑则称受罪（施刑则为加罪）。许慎之解释不辨辠（罪）之二层义涵，浑沌作解，将犯法禁而获罪与受刑罚而苦辛混为一义，实有望文生义之嫌。
再读《说文》：“笵，法也，从竹氾声，竹简书也。古法有竹刑。”古法有竹刑，但不能说竹刑即是古法或古法即是竹刑。且竹刑可能并非上古之物。段玉裁注：“左传曰，郑驷 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者，刑罚科条载于竹简也。”是知“竹刑”曾为邓析所作刑律之专名。即使竹刑泛指上古书于竹简之刑法，此类竹刑虽属于法，却不应称为笵。段注：“通俗文曰，规模曰笵。玄应曰，以土曰型，以金曰镕，以木曰模，以竹曰笵。一物材别也。”据此，笵与型、镕、模等相类，是制作器物之模具，其特别之处在于以竹制成。因此，若笵可释为法，应是方法之法，即制器之法，而非刑法之法。《说文》释“型”曰：“型，铸器之灋也。从土，刑声。”或因古无“土刑”之说，许氏未作牵扯。值得注意，许氏释“笵”是“法”而非“灋”。另，其释“式”曰：“式，法也，从工弋声。”段注曰：“廌部法作灋。灋，刑也，引伸之义为式，用也。按周礼，八灋八则九式，异其文。注曰：则亦法也。式谓用财之节度。”法、灋异文并列，实是古籍所常见，从清代阮元主持校刻之宋本《十三经注疏》来看，《尔雅》中“法”皆不写成“灋”，其他经中或“法”“灋”互见。故《说文》“法，今文省”之说，或可置疑。
许慎之释法为刑，抑或有因。《尚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若断章取义，似可断言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梁启超治学谨严，然其《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曰：“我国之法系，其中一部分，殆可谓继受苗族之法系而来。盖我国文明，实滥觞于扬子江流域。若刑法者，我之受之于彼，又载籍所明示。《书·吕刑》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是五刑为苗族所创，其迹甚明。”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乃历史之实情，但中国古代刑法是否苗民所首创则另需考证。《尚书·吕刑》所言苗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实是指出苗民之罪行，即其仅以刑为法，而不顾法应有之其他内容，遂致使“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这是以五虐之刑取代法，虐害无辜，涂毒生灵，本属违法犯罪，岂能说是创制刑法！所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即《舜典》所谓“窜三苗于三危”。帝舜据以处罚苗民者应该是法，而具体处罚之依据应是刑法。刑并非即是法，但刑用于维护法（正法），即《易·蒙》所谓“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或《周礼·天官》所谓“不用灋者，国有常刑”。舜帝用刑惩罚苗民，正是维护其法。
二
法不是刑，法是何物？《说文》释灋（法），其义乖乱，但读者或可从中理出些头绪：一是获罪因犯法，可知法乃确定是否获罪之准则；二是刑罚亦需有法，此应为刑法；三是制器需有法，今谓之方法。再据段注所言，则经国治吏理财皆需有法。
《尔雅·释诂》：“典、彝、法、则、刑、範、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法是“常”之一种，何解？其疏曰：“法、则者，《天官·冢宰》：‘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郑注云：‘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则亦法也。典、法、则所用异，异其名也。’”《周礼》成书可能晚于《尔雅》（2），以其内容释《尔雅》文字，或难取信。《尚书·大禹谟》有：“禹曰：惠迪吉，従逆凶，惟影响。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従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孔颖达疏：“正义曰：禹曰益言谋及世事，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吉凶之报，惟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其无不报也。益闻禹语，惊惧而言曰，吁，诚如此言，宜诚慎之哉。所诫者当儆诫其心，无億度之事，谓忽然而有，当慎诫之。无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无违常也。……曲礼云：凡为人子者，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戒于无形见之事，言备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是其慎无形也。法度当执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又，《尚书·盘庚上》有：“盘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注：“斅，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孔颖达疏：“正义曰：前既略言迁意，今复并戒臣民。盘庚先教于民云，汝等当用汝在位之命，用旧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从其臣言也。民从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无有敢伏绝小人之所欲箴规上者。”慎守法度，持之有恒；民从上命，即是常法。这从两方面说明法之恒常性质。
《尔雅·释诂》：“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疏：“释曰：此亦谓常法，转互相训。柯者，执以取法也。宪者，《大雅·桑扈》云：‘百辟为宪’。辟，罪法也。刑、範、律、矩、则，皆谓常法也。”“柯者，执以取法也。”其据源于《诗·豳风·伐柯》。其诗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注：“柯者，柄也。礼义者，也治国之柄。”“笺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类求其类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当使贤者先往。”孔颖达疏：“毛以为柯者为家之器用，礼者治国之所用。言欲伐柯以为家用当如何乎，非斧则不能以兴；欲取礼以治国者当如何乎，非周公则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为家用，喻周公能行礼，得礼而治国。能执治国之礼者，唯周公耳。……正义曰：《考工记·车人》云：柯长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首。注云：首六寸为关头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礼义。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礼。柯所以供家用，礼可以供国用。故云礼义者治国之柄也。是以柯喻礼，则知斧喻周公。虽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执之，是人与斧共喻周公也。人执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执柯以营家用，喻周公能得礼，既能得礼，周公又能执礼以治国。以此美周公也。”以柯喻礼，其意或谓礼亦属于法。若此说成立，礼、宪、刑、范、辟、律、矩、则等等，皆属法之范围。
《尔雅·释训》：“宪宪泄泄，制法则也。”注：“佐兴虐政，设教令也。” 疏：“释曰：李巡曰，皆恶党为制法则也。孙炎曰，厉王方虐，谄臣并为制作法令。《大雅·板》篇云：‘天之方难，无能宪宪。天之方蹶，无能泄泄。’毛传云：‘宪宪，犹欣欣也；蹶，动也；泄泄，犹沓沓也。’郑笺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艰难天下之民，又方变更先王之道，臣乎，女无宪宪然，无沓沓然，为之制法度，达其意以成其恶。’皆是佐兴虐政设教令也。”毛传：“《板》，凡伯刺厉王也。”所谓“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是讽刺周厉王兴虐政，制恶法。西方分析法学认为，恶法亦法。从《尔雅》这部分文字及其注疏看，周厉王之恶法，亦被称为“法则”、“政”、“教令”、“法令”或“法度”。此正如苗民之“五虐之刑”亦称为法。可知中国古代之所谓法者，超越于善恶等道德内容。
三
《尚书·大诰》：“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注：“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立屋乎。不为其易，则难者可知。”孔颖达疏：“正义曰：子孙成父祖之业，古道当然。王又言曰，今顺古昔之道，我其往东征矣。我所言国家之难备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为喻，若父作室，营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敢为之堂，况肯构架成之乎。”此乃以造屋之法喻治政之法。《大诰》又云：“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注：“于天辅成汝天下，是知无敢易天法，况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国叛乎。” 孔颖达疏：“正义曰：既言四国无救之者，王曰又言叹今伐四国必克之，故告汝众国君及于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国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谓民献十夫来佐周家。此人既来，克之必也。于我天辅，诚信之故。汝天下是知无敢变易天法者。若易法无信，则上天不辅，故无敢易法也。况今天下罪于周国，使四国叛逆，惟大为难之人，谓三叔等，大近相伐于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为易天法也。彼变易天法，君不早诛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变易也。”此种论说所强调者乃天定之法。从造屋之法至治政之法再至天定之法，法之种类及其内容不同，其法之性质有无共同之点？
由此“天法”，读者或许可想到老子《道德经》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或写成“王法地”，故人法即是王法，也就是治政之法。若加上造屋法、铸器法之类事法，或可列出一个法之序列：事法、人法、地法、天法、道法。从此一序列看，法应是何物？老子说，人法源于地法，地法源于天法，天法源于道法，道法则没有来源，自然形成。如果补充一下，事法当源于人。老子之说，令人思及西方中世纪之托马斯·阿奎那。人定法、神法、自然法、永恒法之类分，很似人法、地法、天法、道法之类分。其根本区别在于永恒法是上帝之法，体现唯一神之理性、智慧和意志，道法则是宇宙自生规则，并非出自神之理性、智慧或意志。因此，天法、地法作为中国古代之自然法，乃源于作为宇宙规则之道法，只是不似道法之无形无象。天地有形象，故可为人所取法，所以人法不仅源于地法，实亦源于天法。《易·贲》：“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礼记·三年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
取象于天，取法于地。法（灋）字之结构正体现其义。法字从水去，灋字从水廌去。《说文》认为水象平，但平水应是止水，非流动之水，与去无涉。（3）此处之去者，水之流动离去之义也。《说文》：“去，人相违也。从大，凵声。凡去之属皆从去。”段注：“违，离也。人离，故从大。大者，人也。”去不应仅指人相违离，物之与人违离亦应为去。大地之有水流，水流离人远去，是人寻常习见之形象。水流就下，滔滔汩汩，自然取势，正是人取法之对象。水流之与人似乎永呈离去之形象，兽之与人似乎亦永是会离去（为避免兽之违离于人，人不得已而圈禁之）。因此，理解水离去之法，理解水与兽一同离去之灋，皆应无多大隔碍。（4）
四
一个重要问题：灋中之廌为何兽？许慎认为，廌为解廌兽，似牛而一角。王充《论衡》则说：“觟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牛字羊字之篆书写法皆显示双角，其字形笔划皆较简单，牛字双角上翘，羊字则双角下弯。如真有一角牛，其字之写法应似今之简体“牛”字；一角羊之字形也应似羊字而一角下弯，似皆不应写作廌。廌字顶部虽为一点，其实并不能据之即认为是指一角之兽。鹿字之顶部亦为一点。廌与鹿头角相同，廌并非独角兽。廌与鹿之最大区别应是其下部之不同。鹿字强调鹿腿脚之长而灵活，字之下部为比字，廌字则强调廌腹尾似马似驴，字之下部正似马（馬）字之下部。问：头角似鹿而腹尾似马驴之动物应为何兽？似只有一个较合理答案：廌是麋鹿。麋鹿俗称四不象，头似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驴。廌字大尾，正是强调其尾似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司马相如《上林赋》有“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之语。《集解》曰：“骃案：汉书音义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可得而弄也。”《汉书·司马相如传》所录《上林赋》其句同。颜师古注曰：“张揖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中则生於朝，主触不直者，可得而弄也。”《汉书音义》著者韦昭（5），三国吴人。张揖是《广雅》著者，三国魏人。两人说法同一，可见汉末学者多认为“主触不直者”之解豸为独角鹿。当然，古人亦有谓麋似牛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上林赋》有句曰“沈牛麈麋”，注曰：“麋似水牛。”以此可知许慎何以谓廌“似牛”。
麋鹿于今已成稀有动物，然在上古之世，中国大地似乎到处皆有麋鹿。麋鹿生活离不开水流草地，故水边麋鹿飞奔而去是人所常见之形象。流水之形变化多端，奔廌之象似难捉摸，然皆有迹可循，恒常有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6）“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7）此正《尔雅》之所谓法者常也。《说文》又以“佱”为灋之古文。《康熙字典》列法之古文尚有“ ”。“ ”或可谓从水从千从止，可理解为水边众多足趾（或足趾之印迹）。佱或可谓从今从止，可理解为今时之趾印足迹。故从 字或亦可见奔兽之象和流水之形，从佱字亦可窥见兽或人之行迹。法、灋、佱、 字形虽异，其取象于地之旨或当一致。
法是人观察自然物象，取法自然物象，所思所悟而明见之恒常规则，是事物反复变化中不变之规则。此类规则于日常习见于流水之形和奔廌之象，故造字者取此日常习见之形象而构成法（灋）字。人见法字即如睹流水之形，见灋字则似同观流水之形和奔廌之象，而知法（灋）字所示者乃事物变化中之不变规则。
五
许慎何以谓廌为能“令触不直者”之“似牛一角”之兽？考之旧籍，最早言及解豸者似为司马相如。从《史记》所录《上林赋》之“弄解豸”至三国时注释者之“主触不直者”之独角鹿，中间过度应是神话之编撰。
段玉裁注《说文》，于“廌”字条下写道：“《神异经》曰：东北荒中有兽，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名曰獬豸。《论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按古有此神兽，非必皋陶赖之听狱也。”《神异经》是志怪之书，《隋书·经籍志》称其为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既不见录于班固《汉书·经籍志》，也不见录于刘向《七略》，今人以为当是六朝文人伪托之作。全书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8）。东方朔是“滑稽之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9）。无论《神异经》出自东方朔或只是他人托其名而撰作，所记皆多为不可凭信之事物。其实，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所描述之内容亦属虚造。然相如之赋见爱于汉武帝，上之所好，下则风靡，解豸之事至东汉遂由虚而实。（10）许慎据以释“灋”，王充引以论辩。此皆东汉初年之事。其名《说文》称“解廌”，《论衡》曰“觟 ”。《论衡》之称“觟 ”，或因其认为此兽乃“一角之羊”。《说文》：“觟，牝羊角者也，从角，圭声。”母羊有角者名为觟，然觟并非独角。又，《说文》：“ ，角倾也，从角，虒声。”角倾指角歪斜不正。据此，从字面义看，觟 应为长歪角之母羊，并非独角之羊。或许因此歪角母羊不雅，汉后文人皆改用“獬豸”之名。
廌与豸相联系，始于《说文》之廌字“象形，从豸省”。《尔雅·释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合称虫豸者，泛指虫类。《史记·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蟲蛾”。《索隐》曰：“蛾音牛绮反，一作豸。言淳化广被及之。”《正义》曰：“蛾音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蚁，蚍蜉也。尔雅曰：有足曰蟲，无足曰豸。”然《说文》释“豸”：“长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杀形。凡豸之属皆从豸。”段注：“凡兽欲有所伺杀，则行步详寀，其脊若加长。豸豸然，长貌。文象其形也。……许言兽者，谓凡杀物之兽也。释虫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按，凡无足之虫体多长，如蛇蚓之类，正长脊义之引伸也。”从《说文》豸属诸字来看，豹、豺、貘、貂、貉、貛……其兽皆头无角而有利齿，腰身长而体劲健，为肉食之“杀物之兽”。此与鹿首马体驴尾之廌很不相类。豸之省略应为夕或勿，廌字之下部应为馬之省略。许氏说廌字“象形，从豸省”，应是其心有解豸故事，且必使之与灋字相涉，故有意曲解之。
又，豸字或与解字相通。《左传·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余将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尔従二三子唯敬。乃请老，郤献子为政。”杜注曰：“豸，解也，欲使郤子逞从政快志以止乱。……解音蟹，此训见方言。”《方言》乃扬雄所著，是知汉时豸与解或音义相通。如此，则豸字可有虫豸之豸与解弛之豸，后一义之豸或可称为“解豸”。故扬雄《太玄·难》有“角解豸终”。其注曰:“解豸者,直兽也。”
《说文》无“獬”字，其释“解”字：“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兽也。”解廌之义乃呼应“廌”字之释，释“解”为“刀判牛角”则很牵强。《礼记·月令》：“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鹿角之解，麋角之解，皆应是脱落蜕解，而非以刀判解。牛角终生不蜕解，人欲解之需以刀相判。然鹿麋之角每年自然蜕解，只是鹿角蜕解于夏，麋角蜕解于冬，时令有别而已。故解廌者或应理解为解角之廌，即冬后蜕角之麋。然有角之麋食草，豸属动物食肉。食肉兽无角，解豸似不可理解为蜕角之豸。或正因此矛盾，汉后诸书皆称“獬豸”而不复言“解豸”或“解廌”。
六
獬字或原与觟字通借。《淮南子·主术训》：“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许慎注本“獬冠”作“觟冠”。许注曰：“觟冠，今力士冠。”（11）所谓力士原指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之任力之士，即杀鲁桓之彭生、刺赵盾之鉏麑一类人。博狼沙中，与张良同击秦皇者，操铁椎重百二十斤，亦为力士。《汉书·叙传》：“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据此，汉至王莽时，力士已成朝中仪仗卫士，穿黄衣，戴黄帻。帻者，原为裹发之头巾。《说文》：“发有巾曰帻。”蔡邕《独断》：“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至王莽，内加巾，故言王莽秃帻施屋。”《后汉书·舆服下》：“古者有冠无帻。秦加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尚书赜收方三寸，名曰纳言。未冠童子帻无屋。”据此，所谓力士冠或应为力士帻，即一种专为力士所戴的短耳黄帻。如此，楚文王所戴之觟冠应与解廌或獬豸之类无甚关联。
但高诱注《淮南子》曰：“獬冠，如今御史冠。”据《太平御览》，高诱注文应为：“獬冠，獬薦之冠，如今御史冠。”（12）獬薦或是獬廌之误。御史乃古法官之一种，御史冠亦为法冠之一种。《后汉书·舆服下》：“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纚为展筩，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法冠原或为依礼法所制之冠，即法服之一种。《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邢昺注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礼法，不敢僭上偪下。”其疏中曰：“言大夫委质事君，学以从政，立朝则接对宾客，出聘则将命他邦，服饰言行需遵礼典，非先王礼法之衣服则不敢服之于身，若非先王礼法之言辞则不敢道之于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于身。”法服、法言，乃合于礼法之服和合于礼法之言，故法冠当亦为合于礼法之冠。（13）《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集解》曰：“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索隐》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 汉后人附会，法冠便成为法官之冠。此后，法冠与獬豸冠渐趋同一。《晋书·舆服志》：“法冠，一名柱后，或谓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为展筒。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也。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凡执法官皆服之。或谓獬豸神羊，能触邪佞。《异物志》云：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广曰：《春秋左氏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曰，南冠而絷者谁也？南冠即楚冠。秦灭楚，以其冠服赐执法臣也。”《宋书·志第八》：“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后，一名獬豸。说者云：獬豸兽知曲直，以角触不正者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法官。”《隋书·礼仪志·七》：“法冠，一名獬豸冠，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角形。法官服之。”“獬豸冠，案礼图曰：法冠也，一曰柱后惠文。如淳注：汉官曰，惠，蝉也，细如蝉翼。今御史服之。礼图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董巴志曰：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应劭曰：古有此兽，主触不直，故执宪者，为冠以象之。秦灭楚，以其冠赐御史。此即是也。开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无此色。新制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夫以金，治书侍御史以犀，侍御史已下，用羚羊角，独御史、司隶服之。”《旧唐书·舆服志》：“御史、司隶二台，法冠。” 注：“一名獬豸冠。”“《武德令》：侍臣服有衮、鷩、毳、绣、玄冕，及爵弁，远游、进贤冠，武弁，獬豸冠，凡十等。”“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之形。左右御史台流内九品以上服之。”獬豸成为法官之图腾，法官司法必服獬豸之冠（类似于英国法官之戴假发），不仅成为习惯，且为法令所规定。又，其后世之御史台以獬豸画像为饰，衙前则立獬豸雕像。宋代，不仅司法官戴獬豸冠，獬豸还成为司法官袍服、车辂、旗帜等之装饰图案。（14）清代，司法官之补服饰以獬豸图案。（15）由汉而清，中国法制中，獬豸成为公正司法之象征物。
七
獬豸所象征者乃司法（治理狱讼），所司之法为刑法。然法者并非仅是刑法。且如前文所述，法之成立，本与獬豸无关。考之先秦儒墨道法诸家所述，皆无涉于獬豸（解廌、觟 ）者。王充所谓觟 之说出于儒者，其儒当是汉儒。王充曰：“儒者说云：觟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曰：夫觟 则复屈轶之语也。羊本二角，觟 一角，体损于群，不及众类，何以为奇？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案能与贲不能神于四足之龟鳖。一角之羊何能圣于两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天性能一，不能为二。或时觟 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恶受罪者之为厌服，因觟 触人则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齿无怨言也。夫物，性各有所知，如以觟 能触谓之为神，则狌狌之徒皆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如以觟 谓之巫类，则巫何奇而以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杖钺把旄，号其众曰仓兕。仓兕者，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仓兕害汝。则复觟 之类也。河中有此异物，时出浮扬，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缘河有此异物，因以威众。夫觟 之触罪人犹仓兕之覆舟也，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16）汉儒喜谈瑞应之事，代表人物是鼓吹天人感应之董仲舒。虽董氏《春秋繁露》无涉于獬豸（解廌、觟 ），然其不仅专论符瑞，且强调《春秋》之法、孔子之旨是彰显“五帝三王之治天下，……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而周衰之世则“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獬豸之说虽不出于董氏，仁君贤臣立法正执法公会有天地兆瑞神明相佑之思路实肇始于董氏。陋儒剿其说，奇诡怪异之论不一而足，此正是王充所痛恨并一一批驳之者。
但王充所驳并无成效，反而促进獬豸神话之传播。所谓该兽助皋陶治狱之说，今所见最早记载者乃为《论衡》。驳缪而传缪，或为王充始料所未及。此后獬豸作为瑞兽之一，为汉后各代所尊崇，与龙凤麒麟同伍，或者干脆称其为麒麟之一种，即上文《隋志》所谓蔡邕云如麟而一角者也。
八
汉前儒墨道法诸家学者无言及獬豸（解廌、觟 ）者，《尚书》记述皋陶故事亦无神兽助狱（讼、刑）之说。然诸家学者皆有涉法之论，其中法家所论最多最细，其余儒墨道诸家亦皆有所论述。儒墨道法，学术旨趣不同，其论法之观点和思路亦不相同，然从其各各不同之论法话语中或可探索出中国古法之奥义。
秦孝公与公孙鞅、甘龙、杜挚商讨应否变法。公孙鞅力主变法，甘龙、杜挚反对变法，秦孝公采纳公孙鞅意见，决定变法。四人之不同在要否变法，而不在于是否要法。甘龙曰：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公孙鞅曰：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秦孝公之打算则是：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四人皆强调法之重要。（17）然法为何物？读《商君书》，可知商鞅之所谓法者，明分、赏功、罚罪、教民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义，故民不争。”（18）“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19）
韩非子既习商鞅之法，又习申不害之术，合二者之所长而成其法术之论。而其论法，所强调者亦是“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20）。“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21）故其曰：“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22）与此相类，兵家除将其用兵之道统称为兵法外，其所谓法者亦皆主要指赏罚。
法家之祖当推管仲，一部《管子》全面论法，涉及法理之论颇多，如：“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23）“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24）“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25）“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26）“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27）法者天下之至道，相类之语亦见于《墨子》。墨子论其“兼相爱、交相利”，曰：“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28）
法与道相涉，读者自然难忘老子《道德经》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今释此语者多以为法当释为效法，即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然老子以为道乃超越宇宙，是先天地生之最大者（29）。道者无上，不应有道之上之“自然”存在。故释法为效法，于此难通。然法之为道，道之为法，管仲有言，墨翟有论。《墨子·法仪》：“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圣王法天，天道为法。尽管墨子之论旨在兼爱，但其所阐论涉于天道之所以成为王法之原理。
儒家典籍亦有相似之论，只是缺乏系统。如：《易·系辞上》：“效法之谓坤。”注：“效坤之法。”疏：“正义曰：谓画卦效坤之法。拟坤之顺，故谓之坤也。” 又：“子曰：……崇效天，卑法地。”注：“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孔颖达疏：“正义曰：知既崇高，故效天；礼以卑退，故法地也。”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礼记·郊特牲》：“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三年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
九
儒者重礼不重法，但礼有礼法，合乎礼亦可称法。《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注：“孔曰：人有过以正道告之，口无不顺从之，能必自改之，乃为贵。”疏：“正义曰：此章贵行也。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者，谓人有过，以礼法正道之言告语之，当时口无不顺从之者，口虽服从，未足为贵，能必自改之，乃为贵耳。” 礼源于古之圣贤君王，故古之圣贤君王之行可称法。《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疏曰：“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此尧戒舜以为君之法也。……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总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权，秤也；量，斗斛也，谨饬之使钧平。法度，谓车服旌旂之礼仪也，审察之使贵贱有别无僭偪也。官有废阙复修治之，使无旷也。如此则四化政化兴行焉。”
孟子不仅重视遵循古圣贤仁政之法，还重视现世君臣之践行为当代及后世垂法。“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30）即使仅论及教育，亦强调要为天下所取法。“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31）此义《礼记•中庸》所述最明：“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荀子同样主张“法先王，隆礼义”（32），强调“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33），“故非礼，是无法也”（34），但法、礼有别，即所谓“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35）。其于法亦有较广泛具体之理解：“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为人师，是王者之法也。”（36）法不仅为礼法，于儒家其他典籍亦可窥见此义。《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季夏之月）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无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另，《礼记》专述祭祀之法，称为《祭法》。
至于《周礼》所述，除冬官《考工记》外，其天地春夏秋五官之各项职官几乎皆为掌法之官。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其中“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以八则治都鄙”，其中“二曰法则，以驭其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 。其下如宰夫“掌治朝之法”，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掌次“掌王次之法”，大府以式法颁财，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九嫔“掌妇学之法”，典妇功“掌妇式之法”。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测土深。小司徒则“掌建邦之教法”。其下如各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载师“掌任土之法”，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春官则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大卜“掌三兆之法”，眡祲“掌十煇之法”，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夏官大司马“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小司马之职掌“如大司马之法”。其下如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量人“掌建国之法”。秋官中，除大小司寇等职官据邦法听讼断狱外，士师“掌国之五禁之法”，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司盟“掌盟载之法”，司隶“掌五隶之法”。《周礼》之编撰者似视举国上下所有机构职官皆据法理政，依法治事，故所谓周礼或可因此称为周法。
先秦之儒乏论于法理，汉儒论法却较有深义。董仲舒治《春秋》，发明其旨，归纳为“春秋之法”。其所谓法者，“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37）“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38）“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39）尽管董氏所论杂以阴阳之说，如“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40）然其论法实有所发明。《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之法，义之法：法者何物？规则乎，道理乎？“春秋之法”董氏据以折狱，则以董氏之见，此法很类于英美判例法之法理规则。
十
秦汉诸家论法各别。杂家则错综众说，不可不读。
《吕氏春秋》：“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41）此不可改易之先王之法，当是天地之道。“天地不能两，而况於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42）然天地之道虽不可改移，时势却不断变化，故不可固执于先王之法。“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43）时势变异，人心本同。察今知古，鉴古明今。省己以知人，察人以明己。故择法而治之关键，在于顺时应势，以人为本。
《淮南鸿烈》之所论法，颇与此相类。其《精神训》曰：“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其《主术训》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其《齐俗训》曰：“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事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如此阐论，不仅有利于今人理解法为何物，于今之法学法理亦当不无启示。
纵观先秦至汉诸家学者之论法，法固不仅为刑法。然何以至汉之后，凡言法者几乎必涉于刑？
“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或可谓中国古法之特质。其赏罚之中，刑只是一方面。“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44）上古各代之法籍应非皆为刑法之籍。秦王征灭六国统一寰宇之功业，“烈藏庙堂，著于宪法”（45）。既称宪法，当亦并非刑法。《尚书》所述之“洪范”虽类宪法，但不名以法；“吕刑”虽名之以刑，但只是刑论，实非刑法，皆可置而不论。《左传》所谓周文王之法，楚之仆区之法，晋之唐叔之法、文公被庐之法、范武子之法、士蒍之法，等等，皆应不仅为刑法。（46）“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47）“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48）夏、商、晋之图法、魏之官事之法虽皆不必如《周礼》所述之详备，但皆定非仅书刑律之法。
商鞅变法本亦非仅务于刑法，然后人所关注者是其“变法修刑”，即《史记·秦本纪》所谓“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自商鞅始，秦国被视为严刑峻法之国。尽管秦始皇曾“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全面建设法制，并取得积极成效。“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49）但后人所注意者乃“秦政不改，反酷刑法”（50）。贾谊《过秦论》之观点颇有代表性：秦“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强秦严刑峻法，天下人所感知者：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故秦朝摧毁，高祖入于秦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51）此约法无疑属于刑法。随后，汉代秦立，秦法仍行，汉朝诸君主遂务于省刑约法。《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有司言淮南王长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 自此，所谓法者主要指刑法。班固著《汉书》，设《刑法志》，后世之学者论法，遂多属目于刑，不复注意于法之本义矣。
[本文是“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6）参会论文，会后稍有修改]
【注释】（1）《说文》此处刑字原写做 。段玉裁注曰：“ 者，罚辠也。《易》曰：‘利用 人，以正法也。’”然《说文》另释之罚辠之刑写做 ，曰：“ ，罚辠也，从刀井，《易》曰：井者法也。井亦声。”《说文》另有 字，释曰：“ ，刭也，从刀幵声。”段注曰：“按 者，五 也。凡 罚、典 、仪 皆用之。 者，刭颈也，横绝之也。此字本义少用。俗字乃用 为 罚、典 、仪 字。不知造字之旨既殊，井声幵声各部。凡井声在十一部，凡幵声在十二部也。”然据《康熙字典》所引，古经史中，如《易·丰卦》之“君子以折狱致刑”，《礼记·王制》之“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礼记·乐记》之“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礼记·礼运》之“刑仁讲让”，《尔雅·释诂》之刑，常也，法也，《尚书·召诰》之“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及其注：“王有首天下之德，民皆仪刑用德于下，王德益显”，《诗·大雅》之“尚有典刑”及“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周礼·天官·内饔》之“羞脩刑膴”，《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啜土刑”，等等，刑皆应写做 。今习常所见之古经史，如清阮元主持校刻之宋本《十三经注疏》、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其中刑皆不写做 。正如《康熙字典》释刑所言，“今经史皆通作刑”。 、 、 、刑之别当另文考释，此处及下文为行文之便，不作细分，皆写做刑。
（2） 汉郑玄《驳五经异义》：“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魏张揖《上广雅表》：《尔雅》之一篇为周公所著，“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父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不能明也。”今人或称《尔雅》为秦汉间人所作，乃多位学者采集训诂注释，递相增益而成。另，自宋至清，许多学者认为《周礼》乃汉人伪作。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周礼非周公书”条：“《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
（3）《庄子·德充符》曾籍口孔子之语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其意为取法于停平之水可既保于内又不荡于外。此论无为之旨，非关乎“法”字之构造也。
（4）蔡枢衡认为，“法字的本义是流”，即灋字指“解廌触定，水上流去的法”。其意亦是认为，灋（法）是一种刑罚，是“水上流去”之刑。但他认为，灋中之水应指流水，“水以流为常态。水平与流去，不能同时并存。法字本无公平意义。后人不知‘平之如水’四字出于补缀，遂误解为法字表示公平。”参见蔡枢衡着：《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30-232页。
（5）《隋书·经籍志》：“《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汉书音义》十二卷国子博士萧该撰。”韦昭，三国吴人。萧该，南朝梁末人。裴骃为南朝宋人，不可能引用梁末萧该之《汉书音义》。
（6）《论语·子罕》。
（7）苏轼：《前赤壁赋》。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9）班固：《汉书·东方朔传》。
（10）《晋书·舆服志》：“《异物志》云：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据《隋书•经籍志》，《异物志》一卷，后汉议郎杨孚撰，另有《南州异物志》一卷，吴丹阳太守万震撰。据《晋书·儒林传》，晋续咸著有《异物志》十卷行于世。故《晋志》所引述獬豸故事之《异物志》，其早或为后汉人所著，其迟或为晋代人所著。
（11）见孙冯翼辑：《许慎淮南子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问经堂丛书本排印）本。
（12）见孙冯翼辑：《许慎淮南子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问经堂从书本排印）本。
（13）《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
（14）《宋史·志一○一》：“其绣衣文：清道以云鹤，幰弩以辟邪，车辐以白泽，驾士司徒以瑞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太常卿以凤，县令以雉，乐工以鸾，余悉以宝相花。”《宋史·志一○三》：“亲王群臣车辂之制……其绯幰衣、络带、旗戟、绸杠绣文：司徒以瑞马，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太常卿以凤，驾士衣亦同。”“其轮衣、帘、旗、韬杠、络带绣文：开封牧以隼，大司乐以凤，少傅以瑞马，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开封牧建绣隼旗，太常卿建绣凤旗，司徒绣瑞马旗，御史大夫绣以獬豸，兵部尚书绣以虎，皆副之以闟戟。”《宋史·志一○五》：“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御史大夫、中丞则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单。”
（15）《清史稿·舆服志二》：“文一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补服前后绣鹤，惟都御史绣獬豸。”“文三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上衔蓝宝石。吉服冠顶亦用蓝宝石。补服前后绣孔雀，惟副都御史及按察使前后绣獬豸。”“文四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蓝宝石一，上衔青金石。吉服冠顶亦用青金石。补服前后绣雁，惟道绣獬豸。”“文五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水晶石。吉服冠顶亦用水晶。补服前后绣白鹇，惟给事中、御史绣獬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