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访谈-存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马戎戎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电影节来了很多贵宾，但是最热的明星就是你。你是目前中国电影导演们最羡慕的人。你自己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安：很温暖，但大家这么喜欢我，我可能就会被绑住了。像这次拍《色戒》，就已经有很多专家在等着看我怎么拍。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觉得你已经成为一座桥梁，又懂中国，又懂美国。
李安：桥梁对我来说，是一种结果，不是我的本意。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了解，我自己了解自己，了解观众的生存方式，如果只是为了票房，或者得奖，我就可以退休了。
其实，共通性非常重要。我入行15年，在各地拍片。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告诉我两件事情，一方面他们会告诉我，我们是特殊的，我们北京人怎样怎样，上海人怎样怎样，犹太人怎样怎样。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告诉你，我们上海人不是这样，我们北京人不是这样，我们也是普通人，你这样拍不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导演，拍美国牛仔的故事，在瑞士卖钱，那这里面就一定有共通性。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我能在好莱坞立足，不是因为我英文特别好，我也不见得有多懂得美国文化。但是我是在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观察比较特殊。
既要有共通性，又要有特色，这两点要很好把握才行。我心里有故事要讲，要告诉观众，这是我了解世界，和世界沟通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和公务员不一样的是，我们总是在寻找突破，寻找新鲜的东西，心里像小孩子一样，永远对世界充满了新鲜感。我们不能总假装自己是处女，而要把我们最真实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品头论足，这是我们要讲的事情。我不喜欢把电影叫做Films，太严肃，我喜欢叫做Movie，有童心在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动作片似乎是中国唯一既有共通性，又有特色的片种。
李安：动作片很好卖，因为都是肢体语言，没有文化差异。我觉得中国除了第五代、第六代艺术片，真正能进入西方市场而且比较好的，除了功夫片目前确实还没有别的。很多人觉得动作片是武术，我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才知道，是舞蹈，从京剧里来的。香港所有的武术指导都是学京剧出身，是戏班而不是武行出来。从京剧，到广东大戏，到邵氏公司的武打片借鉴日本武士道电影，制造出一种片型，最后发展出一种武打美学，不只在编排上有独到之处，电影本体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为一种电影美学。这是我们的国粹。
但在这些被好莱坞学去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科技上面，当可以用电脑动作来取代真人动作之后，我们又用什么来抗衡呢？我下一步想让他们看到，戏剧性的中国、文艺性的中国，中国的挣扎，中国的故事，这也是大家需要努力的，还需要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样看待中国电影人普遍存在的好莱坞情结？最近出现了很多投资很大的大片，它们的目标性非常明确。
李安：我一直说，好莱坞是把这种共通性做得最好的地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电影语言是西方人定下的，片型也是西方人定下的。一旦中国和西方的格式不符，就会出现水土不服。还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中国人其实也不看国片。200多年来，我们革命也革了，我们还一直在适应期。电影有它独特的问题，出了这个格式，不只是西方观众难以接受，你们也不接受。所以所谓的导演都有好莱坞情结，其实是一种心理，只有到了好莱坞这个世界电影的大联盟里面，才能受到全世界关注。作为一个被大众认同的标志来说，好莱坞完整的机制、工作方式和平台，确实有吸引力。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急功近利，在压力下有点好大喜功，要一下子跳到西方电影的前面。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明显事实，中国的电影100年和美国的电影100年是差很多的。不可能一下子跳过去。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好莱坞，片型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在国内，片种和观众之间一直缺乏约定俗成的关系，观影习惯还没建立，导演再有才华也没有用。我对冯小刚很佩服，因为只有他能建立起这个习惯。你今天要我来做大陆市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电影是集体创作的智慧。我其实很同情国内的同行，又要得奖，又要卖座、道德上又要受许可，又要探索人性。全世界100年来也没有人做到这样的电影，我觉得大家需要耐心。文化正在转型，我们正在建立自己的规则。电影其实拍的不仅仅是电影，盖大楼可以要求速度，文化可不行，需要耐心。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绿巨人》在你创作中的位置？似乎大多数美国影评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部电影的共通性。
李安：《绿巨人》是我唯一在好莱坞做的一部真正像好莱坞的作品，但观众的批评比较多。《卧虎藏龙》之后，我希望继续延伸我的创作，把一些俗文化的东西，从艺术的角度切入。《绿巨人》其实是一个终极自由的作品。拍艺术片，你说创作自由，可是没有钱，就是不自由，《绿巨人》用了1.6亿美元去拍，玩具很大，很过瘾。《绿巨人》其实是我挑战好莱坞的一部作品，我对电影的那种叛逆性，对美国主导世界不安的感觉都通过它表现出来，我用恐怖片去做，很过瘾。只是在发行方面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次为什么要决定拍摄张爱玲的《色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创作因素是什么？
李安：我觉得是剧本，剧本是中国电影最弱的一环，所以很多导演都在等好剧本，很多演员都在等好角色。对我来讲，剧本第一是选材、不是故事，我觉得故事很好编，角色也很容易塑造。但我需要一个题材让我能带着一群人保持一年的兴奋、很兴奋，让我觉得我必须拍一部电影来寻找答案，享受过程。本身的元素要让我能关心人生的很大问题。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色诱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电影是要吸引观众到一个黑盒子里来，要花钱花时间，必须要有新意才能让观众聚精会神地盯着大银幕，看两个钟头，这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对道德标准的突破对你来说足够兴奋么？在很多人看来，在电影导演里，你是少见特别自律的人，但你也能拍出《断背山》。
李安：道德对我不构成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勇气。到最后你有没有勇气触摸人性最幽微的地带？你怎样去触摸它。我的个性比较温和，我不会去做比较悲怆或者比较绝的事情，可是我的勇气和诚意让我可以去触摸这些题材。我不是很温柔的人，我觉得做人可以很温柔很中庸，做艺术不能手软。我喜欢像鹅的脖子一样，很圆润，但是底下折了三折，这样我觉得比较安心和对得起观众。这是我的个性。探索题材要大胆、要深，言别人不能言，掷地有声。
三联生活周刊：父亲形象为什么能一直成为你的创作主题，其实我觉得你的电影很多都在探讨男人和男人的关系。
李安：我最想做的，就是我所不了解的。父子关系就是这样。父亲对我来说代表着一种父权的传统，在台湾这样的多元化变化中慢慢失去权威。我是长子，压力比较大，我父亲就是我高中时的校长，老希望我教书。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教书，而是想拍电影，两个人耗了几十年，家门不幸，最终我还是拍了电影。一直到最近拍《断背山》前。我做电影做得心力憔悴，他还问我，想不想教书呢？我还是咬牙说，我不教。我爸爸就劝我不要沮丧，要带着沮丧往前冲。他这辈子只鼓励我这一次，所以我终究拍了《断背山》。
父亲对我的压力，我拍了三部电影之后才慢慢释放出来，第三部电影的时候我比较皮一点，给他安排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让他找到第二春，算是把父亲的形象送走了。拍《绿巨人》的时候，那种压力感又回来了，父子之间，非常强烈，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我是拍完这部片子后，才明白父亲对我的影响，不光是在文化教养上，甚至是在基因上。我觉得男性和男性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父子之间必须要用毁灭才能看到本质。《绿巨人》拍完后，我父亲过世了。所以在这部电影的结束，我把父亲的形象炸掉了。父子关系难道一定要用爆炸毁灭的方式来表达么？我自己也有很多深思。我觉得男性身上有动物生存很阳刚的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也许你还愿意谈谈你蛰居纽约的6年。我很好奇，那6年间，你是不是真的那么耐得住性子？
李安：耐得住性子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心里像油煎一样。这是我在等待机会的6年。在美国，导演是一个领导者，从事的是一个创作的角色，除非你能提出新的想法，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而在销售我的Idea方面由于我性格很弱，就只好等了6年。在这段时间我也写过剧本，但是一次次地被退了回来，不过这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成长是对编剧工作和市场运作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太太头半年很辛苦，甚至觉得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我父母对我也都放弃了。看到太太哭我也觉得自己很没出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特长的，怎么就落得秦琼卖马？当然也想过转行，但是除了拍电影我也没有其他长处，别的工作都做得不像样，就这样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生活着，不过也只有没有选择的人才能做导演，打死都要坚持做下去的人不需要鼓励。
这6年还有一个好处，我的家庭很稳固。我现在只要呆在家里就会买菜做饭，出门前会把烧好的东西放在冰箱里。我出来拍一年的片子家庭也不会散掉。其实我现在就是在拿银行里的利息，积蓄都是在这6年里存下来的。-
(感谢上影集团任仲伦先生支持，部分问题根据李安在复旦大学所做讲座整理)
记者◎马戎戎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电影节来了很多贵宾，但是最热的明星就是你。你是目前中国电影导演们最羡慕的人。你自己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安：很温暖，但大家这么喜欢我，我可能就会被绑住了。像这次拍《色戒》，就已经有很多专家在等着看我怎么拍。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觉得你已经成为一座桥梁，又懂中国，又懂美国。
李安：桥梁对我来说，是一种结果，不是我的本意。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了解，我自己了解自己，了解观众的生存方式，如果只是为了票房，或者得奖，我就可以退休了。
其实，共通性非常重要。我入行15年，在各地拍片。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告诉我两件事情，一方面他们会告诉我，我们是特殊的，我们北京人怎样怎样，上海人怎样怎样，犹太人怎样怎样。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告诉你，我们上海人不是这样，我们北京人不是这样，我们也是普通人，你这样拍不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导演，拍美国牛仔的故事，在瑞士卖钱，那这里面就一定有共通性。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我能在好莱坞立足，不是因为我英文特别好，我也不见得有多懂得美国文化。但是我是在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观察比较特殊。
既要有共通性，又要有特色，这两点要很好把握才行。我心里有故事要讲，要告诉观众，这是我了解世界，和世界沟通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和公务员不一样的是，我们总是在寻找突破，寻找新鲜的东西，心里像小孩子一样，永远对世界充满了新鲜感。我们不能总假装自己是处女，而要把我们最真实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品头论足，这是我们要讲的事情。我不喜欢把电影叫做Films，太严肃，我喜欢叫做Movie，有童心在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动作片似乎是中国唯一既有共通性，又有特色的片种。
李安：动作片很好卖，因为都是肢体语言，没有文化差异。我觉得中国除了第五代、第六代艺术片，真正能进入西方市场而且比较好的，除了功夫片目前确实还没有别的。很多人觉得动作片是武术，我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才知道，是舞蹈，从京剧里来的。香港所有的武术指导都是学京剧出身，是戏班而不是武行出来。从京剧，到广东大戏，到邵氏公司的武打片借鉴日本武士道电影，制造出一种片型，最后发展出一种武打美学，不只在编排上有独到之处，电影本体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为一种电影美学。这是我们的国粹。
但在这些被好莱坞学去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科技上面，当可以用电脑动作来取代真人动作之后，我们又用什么来抗衡呢？我下一步想让他们看到，戏剧性的中国、文艺性的中国，中国的挣扎，中国的故事，这也是大家需要努力的，还需要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样看待中国电影人普遍存在的好莱坞情结？最近出现了很多投资很大的大片，它们的目标性非常明确。
李安：我一直说，好莱坞是把这种共通性做得最好的地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电影语言是西方人定下的，片型也是西方人定下的。一旦中国和西方的格式不符，就会出现水土不服。还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中国人其实也不看国片。200多年来，我们革命也革了，我们还一直在适应期。电影有它独特的问题，出了这个格式，不只是西方观众难以接受，你们也不接受。所以所谓的导演都有好莱坞情结，其实是一种心理，只有到了好莱坞这个世界电影的大联盟里面，才能受到全世界关注。作为一个被大众认同的标志来说，好莱坞完整的机制、工作方式和平台，确实有吸引力。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急功近利，在压力下有点好大喜功，要一下子跳到西方电影的前面。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明显事实，中国的电影100年和美国的电影100年是差很多的。不可能一下子跳过去。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好莱坞，片型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在国内，片种和观众之间一直缺乏约定俗成的关系，观影习惯还没建立，导演再有才华也没有用。我对冯小刚很佩服，因为只有他能建立起这个习惯。你今天要我来做大陆市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电影是集体创作的智慧。我其实很同情国内的同行，又要得奖，又要卖座、道德上又要受许可，又要探索人性。全世界100年来也没有人做到这样的电影，我觉得大家需要耐心。文化正在转型，我们正在建立自己的规则。电影其实拍的不仅仅是电影，盖大楼可以要求速度，文化可不行，需要耐心。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绿巨人》在你创作中的位置？似乎大多数美国影评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部电影的共通性。
李安：《绿巨人》是我唯一在好莱坞做的一部真正像好莱坞的作品，但观众的批评比较多。《卧虎藏龙》之后，我希望继续延伸我的创作，把一些俗文化的东西，从艺术的角度切入。《绿巨人》其实是一个终极自由的作品。拍艺术片，你说创作自由，可是没有钱，就是不自由，《绿巨人》用了1.6亿美元去拍，玩具很大，很过瘾。《绿巨人》其实是我挑战好莱坞的一部作品，我对电影的那种叛逆性，对美国主导世界不安的感觉都通过它表现出来，我用恐怖片去做，很过瘾。只是在发行方面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次为什么要决定拍摄张爱玲的《色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创作因素是什么？
李安：我觉得是剧本，剧本是中国电影最弱的一环，所以很多导演都在等好剧本，很多演员都在等好角色。对我来讲，剧本第一是选材、不是故事，我觉得故事很好编，角色也很容易塑造。但我需要一个题材让我能带着一群人保持一年的兴奋、很兴奋，让我觉得我必须拍一部电影来寻找答案，享受过程。本身的元素要让我能关心人生的很大问题。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色诱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电影是要吸引观众到一个黑盒子里来，要花钱花时间，必须要有新意才能让观众聚精会神地盯着大银幕，看两个钟头，这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对道德标准的突破对你来说足够兴奋么？在很多人看来，在电影导演里，你是少见特别自律的人，但你也能拍出《断背山》。
李安：道德对我不构成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勇气。到最后你有没有勇气触摸人性最幽微的地带？你怎样去触摸它。我的个性比较温和，我不会去做比较悲怆或者比较绝的事情，可是我的勇气和诚意让我可以去触摸这些题材。我不是很温柔的人，我觉得做人可以很温柔很中庸，做艺术不能手软。我喜欢像鹅的脖子一样，很圆润，但是底下折了三折，这样我觉得比较安心和对得起观众。这是我的个性。探索题材要大胆、要深，言别人不能言，掷地有声。
三联生活周刊：父亲形象为什么能一直成为你的创作主题，其实我觉得你的电影很多都在探讨男人和男人的关系。
李安：我最想做的，就是我所不了解的。父子关系就是这样。父亲对我来说代表着一种父权的传统，在台湾这样的多元化变化中慢慢失去权威。我是长子，压力比较大，我父亲就是我高中时的校长，老希望我教书。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教书，而是想拍电影，两个人耗了几十年，家门不幸，最终我还是拍了电影。一直到最近拍《断背山》前。我做电影做得心力憔悴，他还问我，想不想教书呢？我还是咬牙说，我不教。我爸爸就劝我不要沮丧，要带着沮丧往前冲。他这辈子只鼓励我这一次，所以我终究拍了《断背山》。
父亲对我的压力，我拍了三部电影之后才慢慢释放出来，第三部电影的时候我比较皮一点，给他安排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让他找到第二春，算是把父亲的形象送走了。拍《绿巨人》的时候，那种压力感又回来了，父子之间，非常强烈，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我是拍完这部片子后，才明白父亲对我的影响，不光是在文化教养上，甚至是在基因上。我觉得男性和男性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父子之间必须要用毁灭才能看到本质。《绿巨人》拍完后，我父亲过世了。所以在这部电影的结束，我把父亲的形象炸掉了。父子关系难道一定要用爆炸毁灭的方式来表达么？我自己也有很多深思。我觉得男性身上有动物生存很阳刚的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也许你还愿意谈谈你蛰居纽约的6年。我很好奇，那6年间，你是不是真的那么耐得住性子？
李安：耐得住性子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心里像油煎一样。这是我在等待机会的6年。在美国，导演是一个领导者，从事的是一个创作的角色，除非你能提出新的想法，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而在销售我的Idea方面由于我性格很弱，就只好等了6年。在这段时间我也写过剧本，但是一次次地被退了回来，不过这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成长是对编剧工作和市场运作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太太头半年很辛苦，甚至觉得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我父母对我也都放弃了。看到太太哭我也觉得自己很没出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特长的，怎么就落得秦琼卖马？当然也想过转行，但是除了拍电影我也没有其他长处，别的工作都做得不像样，就这样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生活着，不过也只有没有选择的人才能做导演，打死都要坚持做下去的人不需要鼓励。
这6年还有一个好处，我的家庭很稳固。我现在只要呆在家里就会买菜做饭，出门前会把烧好的东西放在冰箱里。我出来拍一年的片子家庭也不会散掉。其实我现在就是在拿银行里的利息，积蓄都是在这6年里存下来的。-
(感谢上影集团任仲伦先生支持，部分问题根据李安在复旦大学所做讲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