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恶（转载）
平庸的恶 作者：陈榕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33年，因参加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其后逃亡法国，继而于1941年流亡美国。阿伦特在法国期间，曾经于1940年被囚禁于居尔集中营，所幸得以出逃，免于其后开始的种族大清洗。身为德国犹太人，阿伦特思考着灭绝人寰的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的根源。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阿道夫·艾希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他的官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1941年，他接受党卫队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艾希曼开始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集中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每天杀害1.2万人。到二战结束，共有580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为此，艾希曼又被称为“死刑执行人”。
在人们的想象中，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阿伦特却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外貌普通。他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他重视权势，从来不会忘记用头衔来呼唤检察官。与其说艾希曼是个与生俱来的恶魔，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办公室里履行职务的官吏。而他也确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发出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指令的人并不是他，他只是遵照这样的指令，保证这一指令能够得到高效实施。艾希曼说：“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他甚至看到犹太人的尸体，都会因恐惧而呕吐。他残杀犹太人，除了为了升职，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以外，看不出其他的动机。
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阿伦特平庸的恶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那么多的德国人成为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参与者。统计数据显示，在二战期间，共有850万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1500万德国人加入纳粹军队。这些德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富有人性，是家里的好父亲、好母亲；在工作中，是好职员，敬业爱岗。然而，当他们加入到纳粹军队之后，却因为服从意识，在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特殊的残忍和冷漠。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中的汉娜，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也可以归结于此。
汉娜是个典型的普通人。她出身一般，是个文盲，在裹挟下参加了党卫队，被分配做了女牢的看守。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当时在德国各大集中营工作的女看守，一共有3000多人。她们大多数来自社会中下层阶级，而汉娜也是其中一员。汉娜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到了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型集中营。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娜并不是个冷血的人，就像作者施林克所说，“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恶魔”。汉娜初次遇到米夏，米夏因为得了黄疸而在路边剧烈呕吐，汉娜和他素昧平生，却主动上前帮助他清洗，给他以照顾。即便是在监狱当看守，她对身体较为柔弱的女囚犯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关心，为了让她们走向死亡的路不那么艰难，她为她们减轻劳动量，让她们吃得好一些，住得舒适一些。然而，她所在的集中营，每月需要向奥斯维辛集中营输送60名囚犯，以接纳新来的囚犯。她的职责之一就是从自己管辖的犯人中挑出合适的人选。她当然知道，将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就是将她们推向死亡。当法官询问她是否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她给出的答案是：“当然知晓，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腾出地方。”
除此以外，汉娜还亲自参与制造了一场致使数百名犹太人丧生的惨剧。战争末期，在囚犯转移过程中，汉娜等看守带领数百名囚犯西行，夜间在一家教堂过夜。半夜遭遇轰炸，教堂着火，只有打开大门，犯人们才能逃生。可是犹太囚犯人多，看守人少，大门一开，看守们便无法实施对犯人的有效管理，犯人势必出逃。因此汉娜和其他看守听任数百名囚犯全部被活活烧死，只有一对母女侥幸得以逃生。在汉娜看来，不让犹太人逃走，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
在《朗读者》中，汉娜面对指控，曾经两度询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面对汉娜的诘问，法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确，《朗读者》中的汉娜，面对着的是一个伦理难题——一边是服从，一边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一定都会体会到抉择的艰难。
然而，抉择艰难，并不等于应该放弃抉择。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清晰地指出，虽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恶，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阿伦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人们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平庸的恶，依然是恶，它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读者》2009第13期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33年，因参加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其后逃亡法国，继而于1941年流亡美国。阿伦特在法国期间，曾经于1940年被囚禁于居尔集中营，所幸得以出逃，免于其后开始的种族大清洗。身为德国犹太人，阿伦特思考着灭绝人寰的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的根源。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阿道夫·艾希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他的官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1941年，他接受党卫队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艾希曼开始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集中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每天杀害1.2万人。到二战结束，共有580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为此，艾希曼又被称为“死刑执行人”。
在人们的想象中，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阿伦特却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外貌普通。他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他重视权势，从来不会忘记用头衔来呼唤检察官。与其说艾希曼是个与生俱来的恶魔，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办公室里履行职务的官吏。而他也确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发出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指令的人并不是他，他只是遵照这样的指令，保证这一指令能够得到高效实施。艾希曼说：“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他甚至看到犹太人的尸体，都会因恐惧而呕吐。他残杀犹太人，除了为了升职，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以外，看不出其他的动机。
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阿伦特平庸的恶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那么多的德国人成为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参与者。统计数据显示，在二战期间，共有850万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1500万德国人加入纳粹军队。这些德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富有人性，是家里的好父亲、好母亲；在工作中，是好职员，敬业爱岗。然而，当他们加入到纳粹军队之后，却因为服从意识，在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特殊的残忍和冷漠。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中的汉娜，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也可以归结于此。
汉娜是个典型的普通人。她出身一般，是个文盲，在裹挟下参加了党卫队，被分配做了女牢的看守。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当时在德国各大集中营工作的女看守，一共有3000多人。她们大多数来自社会中下层阶级，而汉娜也是其中一员。汉娜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到了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型集中营。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娜并不是个冷血的人，就像作者施林克所说，“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恶魔”。汉娜初次遇到米夏，米夏因为得了黄疸而在路边剧烈呕吐，汉娜和他素昧平生，却主动上前帮助他清洗，给他以照顾。即便是在监狱当看守，她对身体较为柔弱的女囚犯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关心，为了让她们走向死亡的路不那么艰难，她为她们减轻劳动量，让她们吃得好一些，住得舒适一些。然而，她所在的集中营，每月需要向奥斯维辛集中营输送60名囚犯，以接纳新来的囚犯。她的职责之一就是从自己管辖的犯人中挑出合适的人选。她当然知道，将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就是将她们推向死亡。当法官询问她是否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她给出的答案是：“当然知晓，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腾出地方。”
除此以外，汉娜还亲自参与制造了一场致使数百名犹太人丧生的惨剧。战争末期，在囚犯转移过程中，汉娜等看守带领数百名囚犯西行，夜间在一家教堂过夜。半夜遭遇轰炸，教堂着火，只有打开大门，犯人们才能逃生。可是犹太囚犯人多，看守人少，大门一开，看守们便无法实施对犯人的有效管理，犯人势必出逃。因此汉娜和其他看守听任数百名囚犯全部被活活烧死，只有一对母女侥幸得以逃生。在汉娜看来，不让犹太人逃走，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
在《朗读者》中，汉娜面对指控，曾经两度询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面对汉娜的诘问，法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确，《朗读者》中的汉娜，面对着的是一个伦理难题——一边是服从，一边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一定都会体会到抉择的艰难。
然而，抉择艰难，并不等于应该放弃抉择。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清晰地指出，虽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恶，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阿伦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人们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平庸的恶，依然是恶，它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读者》2009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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