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说集锦
墨子，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
“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 “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 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 ”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墨子名言选粹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中》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
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非攻上》
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耕柱》
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天志下》
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
墨子的政治主张
墨子的政治主张体现在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个方面。
兼爱——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尚贤——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尚同——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
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节葬——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非命——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天志——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在上述十个方面中，除天志和明鬼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外，其余八个方面都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墨子的政治主张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其一贯的宗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方略。
墨学军事思想及其意义
墨学军事思想是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如同整个墨家学说一样，不仅在当时具有“显学”特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现代化的具体意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是其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非攻、守御”是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和训练原则，特别是它的积极防御的坚定主张，均具有时代意义。
一、墨家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意义
墨学军事思想是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兼相爱、交相利”。有学者说，墨家的反对攻伐掠夺的“非攻”观念，实际上是墨家所理解的平民道德的引申与扩大。并明确指出“兼相爱、交相利”是从当时庶民的朴素道德观念中概括出来的。这就是说，“兼相爱、交相利”是一个道德性的范畴。笔者认为，不能把“兼相爱、交相利”只看作是道德性的范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墨家积极防御的“非攻”、“善御”军事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可以说明，“兼相爱、交相利”既与墨家的正义观在思想实质上是相通的，又是墨家的社会政治历史观的一种表现，是墨家军事观的思想理论基础。
墨家主张“非攻”、“守御”战争观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不是论战争而战争。
墨家的这种战争观是与孔孟主张的“慎战”的战争论是不同的，孔孟儒家对战争的区分，是以是否“犯上”为标准，如属“犯上”行为，就予以“征伐”。墨家对战争性质正义与否的区分标准，是以劳动人民利益的是否受损为标准的。同样，墨家的战争观与老子提倡的“不争”的战争观点相比较，是高于老子战争观的全面性战争观。当时法家对战争的主张，虽然强调按照社会经济的“势”与“数”的变化，研究其对应政策，但却把战争看做推动社会历史变化的源泉。故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这是对战争作用绝对化的片面性观点。孙武的战争论虽为古今中外兵家所奉仰，其哲学层面也丰富深刻，但从其战争论之政治层面的具体性、针对性来看，不如墨家鲜明。因此，我们认为，墨家主张的“非攻”、守御”的战争论，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善，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二、墨家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特征
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基础上的墨家军事思想，其核心内容是“非攻，守御”。围绕这一核心内容提出了破“七患”、立“三备”的主张。墨家的这种军事战略与战术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积极防御的根本宗旨。墨子所列“七患”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就是揭露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大量搜刮与耗费民财，以满足其奢糜生活的需要，是造成国家危亡的主要祸源。就“七患”具体内容，可分为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因此，墨家主张对内要强化国内守城及防御技术的研制与实施，对外必须加强和平外交。墨家学派为此而积极实践和游说。
三、以积极防御战术育人是胜利之本。
墨家的积极防御之战术是非常丰富的，在当时来说也是属于先进的战术，乃至影响后代兵家战术的制定和应用。墨家学派不只是对积极防御战术的建构和游说，而且还有竭力践行者，对其学派成员实施教育和训练。故称墨家学派是具有军事性的学术团体。墨家规定其门徒，平时按照统一的规章制度，进行学说研读，从事各自的事业，接受“非攻”、“守救”之培训。一旦发生战争，即可组成一支能参予防御战的胜利军。自《备城门》以下各篇，既体现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又反映出墨家备战御敌、克敌制胜的胆略与才智，为积极反对攻伐的非正义战争，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提出了一整套军事教育与训练的方案。墨子要求门徒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从事包括学军和从军，军事科目是墨学的基本科目之一，均要修习。在学习军事科目中，除了熟练地掌握各种防御战术，更为主要的是培养“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勇敢精神。墨家认为勇敢精神是有正确地方向性的，是以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为勇与不勇的检验标准的。在墨家那里，勇与智是相结合、相统一的，有勇无谋，不讲策略的勇，不是真正的勇。因为这种勇对“义”的整个事业是不利的。如在《鲁问》篇中，墨子同其门徒孟山关于评论王子闾的对话中，生动地体现了墨家关于勇的这种思想。事实上，墨家的许多门徒如禽滑厘就是以这种勇敢精神培育出来的智勇双全的帅才，他们是当时城池防御战中的骨干力量，起着中坚的作用。墨家的这种思想精神，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四、墨家军事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今时代虽然与墨家所处时代根本不同，但不同时代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某些“相似”的特点。因而就存在着古今相通的种种联系，传统与现时代不是绝对隔绝的。所以，研究古代不是就古论古，而是为今。因此，墨家的军事思想，如同它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思想一样，是有当今意义的。
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征，虽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世界的现实仍存在“大攻小、强执弱、富侮贫”的局面，世界性的大战很小，但局域性的非正义战争还不断发生。因此，墨家提倡的“非攻”、“救守”仍有其现时代意义。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不是“和平主义”者，在当今存在着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的世界，发达国家欺压、剥削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就要积极吸取墨家的“非攻”、“救守”的思想主张，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原则，以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当今时代战争本身的主要物质条件，均以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因此，重视和加强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非攻”、“救守”的主张，就是以技术的研制和应用为前提的。所以说，墨家重视技术在积极防御战略中的应用，至今对我们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意义。
再次，墨家重视技术在军事中的巨大意义，但却不是技术至上的崇拜者，而是把兵士的素质和能力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这也为今天的现代战争具有较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墨子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
“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 “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 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 ”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墨子名言选粹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中》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
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非攻上》
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耕柱》
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天志下》
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
墨子的政治主张
墨子的政治主张体现在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个方面。
兼爱——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尚贤——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尚同——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
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节葬——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非命——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天志——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在上述十个方面中，除天志和明鬼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外，其余八个方面都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墨子的政治主张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其一贯的宗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方略。
墨学军事思想及其意义
墨学军事思想是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如同整个墨家学说一样，不仅在当时具有“显学”特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现代化的具体意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是其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非攻、守御”是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和训练原则，特别是它的积极防御的坚定主张，均具有时代意义。
一、墨家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意义
墨学军事思想是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兼相爱、交相利”。有学者说，墨家的反对攻伐掠夺的“非攻”观念，实际上是墨家所理解的平民道德的引申与扩大。并明确指出“兼相爱、交相利”是从当时庶民的朴素道德观念中概括出来的。这就是说，“兼相爱、交相利”是一个道德性的范畴。笔者认为，不能把“兼相爱、交相利”只看作是道德性的范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墨家积极防御的“非攻”、“善御”军事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可以说明，“兼相爱、交相利”既与墨家的正义观在思想实质上是相通的，又是墨家的社会政治历史观的一种表现，是墨家军事观的思想理论基础。
墨家主张“非攻”、“守御”战争观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不是论战争而战争。
墨家的这种战争观是与孔孟主张的“慎战”的战争论是不同的，孔孟儒家对战争的区分，是以是否“犯上”为标准，如属“犯上”行为，就予以“征伐”。墨家对战争性质正义与否的区分标准，是以劳动人民利益的是否受损为标准的。同样，墨家的战争观与老子提倡的“不争”的战争观点相比较，是高于老子战争观的全面性战争观。当时法家对战争的主张，虽然强调按照社会经济的“势”与“数”的变化，研究其对应政策，但却把战争看做推动社会历史变化的源泉。故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这是对战争作用绝对化的片面性观点。孙武的战争论虽为古今中外兵家所奉仰，其哲学层面也丰富深刻，但从其战争论之政治层面的具体性、针对性来看，不如墨家鲜明。因此，我们认为，墨家主张的“非攻”、守御”的战争论，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善，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二、墨家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特征
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基础上的墨家军事思想，其核心内容是“非攻，守御”。围绕这一核心内容提出了破“七患”、立“三备”的主张。墨家的这种军事战略与战术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积极防御的根本宗旨。墨子所列“七患”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就是揭露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大量搜刮与耗费民财，以满足其奢糜生活的需要，是造成国家危亡的主要祸源。就“七患”具体内容，可分为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因此，墨家主张对内要强化国内守城及防御技术的研制与实施，对外必须加强和平外交。墨家学派为此而积极实践和游说。
三、以积极防御战术育人是胜利之本。
墨家的积极防御之战术是非常丰富的，在当时来说也是属于先进的战术，乃至影响后代兵家战术的制定和应用。墨家学派不只是对积极防御战术的建构和游说，而且还有竭力践行者，对其学派成员实施教育和训练。故称墨家学派是具有军事性的学术团体。墨家规定其门徒，平时按照统一的规章制度，进行学说研读，从事各自的事业，接受“非攻”、“守救”之培训。一旦发生战争，即可组成一支能参予防御战的胜利军。自《备城门》以下各篇，既体现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又反映出墨家备战御敌、克敌制胜的胆略与才智，为积极反对攻伐的非正义战争，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提出了一整套军事教育与训练的方案。墨子要求门徒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从事包括学军和从军，军事科目是墨学的基本科目之一，均要修习。在学习军事科目中，除了熟练地掌握各种防御战术，更为主要的是培养“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勇敢精神。墨家认为勇敢精神是有正确地方向性的，是以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为勇与不勇的检验标准的。在墨家那里，勇与智是相结合、相统一的，有勇无谋，不讲策略的勇，不是真正的勇。因为这种勇对“义”的整个事业是不利的。如在《鲁问》篇中，墨子同其门徒孟山关于评论王子闾的对话中，生动地体现了墨家关于勇的这种思想。事实上，墨家的许多门徒如禽滑厘就是以这种勇敢精神培育出来的智勇双全的帅才，他们是当时城池防御战中的骨干力量，起着中坚的作用。墨家的这种思想精神，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四、墨家军事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今时代虽然与墨家所处时代根本不同，但不同时代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某些“相似”的特点。因而就存在着古今相通的种种联系，传统与现时代不是绝对隔绝的。所以，研究古代不是就古论古，而是为今。因此，墨家的军事思想，如同它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思想一样，是有当今意义的。
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征，虽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世界的现实仍存在“大攻小、强执弱、富侮贫”的局面，世界性的大战很小，但局域性的非正义战争还不断发生。因此，墨家提倡的“非攻”、“救守”仍有其现时代意义。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不是“和平主义”者，在当今存在着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的世界，发达国家欺压、剥削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就要积极吸取墨家的“非攻”、“救守”的思想主张，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原则，以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当今时代战争本身的主要物质条件，均以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因此，重视和加强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非攻”、“救守”的主张，就是以技术的研制和应用为前提的。所以说，墨家重视技术在积极防御战略中的应用，至今对我们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意义。
再次，墨家重视技术在军事中的巨大意义，但却不是技术至上的崇拜者，而是把兵士的素质和能力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这也为今天的现代战争具有较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墨子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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