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情感如何可能？

以前读过汪荣祖一篇文章，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历史学求真的可能性。里头有一段转引《管锥编》的论述，认为孙盛记述司马孚枕帝（曹髦）尸而哭，是仿《左传》所记。司马孚枕股而哭，事在《三国志》卷十一陈泰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晋春秋》谓：“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於股，号哭尽哀。”卷四《三少帝本纪》中裴注引《魏氏春秋》，只提到司马孚，而不及陈泰。
《左传》中“枕尸股而哭”的记载，大概是指襄公二十五年晏子之事。阅读时对汪荣祖引的这段话，心下觉得未必如此。河内司马孚、颍川陈泰都出身儒学世家，史载司马孚“博涉经史 ”，其侄孙司马炎贵为天子，亦公开宣称“吾本诸生家”，陈泰也是如此。由家世出身及本传所载，他们所受的教育及文化熏染，可想而知，对于晏子“枕尸股而哭”的记载必不陌生。而曹髦之死，即便在司马氏自作家门多年的曹魏晚期，也仍然是一件极具冲击力的事情。作为儒生的司马孚和陈泰，情绪激荡之下，有此反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未必可以据这点，判断为孙盛在记述上模仿《左传》。（没读过《管锥篇》，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事证。）
 
当然，我要说的并不是孙盛的是非问题，而是由这个事例想到，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是都是一种模仿。甚至是最个人化的情感体验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模仿，复与后天教育的熏染密不可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那段经典的描述，提到法国革命中的模仿，也是如此，当然，法国革命中的行为存在更加复杂的政治动机。纯粹以个人来说，教育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其起源可能是本乎“人情”，比如“礼”。但是沉淀为一种文化传统，也就可能内化成为人的行为、情感来源。
 
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2008年4月我祖母去世之前，我一直在读《晋书》，六朝士人特别宣扬“孝”。《晋书》中的各篇传记，也连篇累牍的充斥着传主本人对亲人的孝养，以及服丧期间对礼制的遵循。关于服丧中的表现，常用的描述是“哀毁过礼”，或者“毁不灭性”一类的劝诫。我在家给祖母守丧时，一边痛哭，一边回想着晋朝士人面对亲人离逝场景时的表现，像是王安丰、司马攸、殷仲堪等等。
      
這一二重性的情感体验，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使我对自身产生怀疑。我对祖母离去的格外哀痛，是因为彼此亲缘上的密切，常年生活累积的共同记忆，以及面对逝者时的无助和伤感，所以如此？还是更多来自于，已经接受的教育和规范中，向我展示了面对了这种场景时，应当如此面对。
我至今都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即后天的规范和训导，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着自身的情感体验。隔着许许多多依靠文本流传所获得经验，我们的情感流动，是否还能够通往本心，那个直接的、清晰的、意义个人化的“本心”，也就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或者说，在一个几千年累积而成的文明体之中生长，“本心”和自然的情感，是否还能够成为一种可能？
 
类似的问题和困扰，在之后几年内，常常出现于各种情感体验之中。比如爱情，撇开本能性的欲求之外，在恋爱中的追求、爱慕、甜蜜，失恋之后的哀伤。其中许多场景，都可以在小说、电影、音乐中获得印证。后者的大量存在，使爱情变得普遍化，所有人都在经历或者谈论爱情。同时，更多人被纳入到一个同质的“爱情”体验之中。爱情的表达，以外部视角观之，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和福特汽车的流水线是一致的，它们驳杂不一的外表和结局，并不能掩饰整个过程的类似，情感依循着预设好的路径前进。剧本在一开始便已写好，尽管剧本存在许多种可能性。
当然，这个问题绝非是单个人独特的经验。类似的紧张，礼与情，名教于自然，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之中。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古人，情感往往是已经被事先定义了的。但是对于置身不同语境中的个体而言，这一事先的定义，以及情感在相应意义坐标中的位置又并不相同。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伴随着意义关联的饱受质疑和瓦解，各种情感诉求和体验，已经被宏大的叙事所剥除。譬如“孝”，便失去了作为教化层面的公共意义，而退回到纯粹个人的领域，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它所蕴含的意义由此变得暗淡、隐晦。对于情感的事先定义与原生性的体验之间的紧张，也就显得格外焦灼。
然而，对于这种规范的质疑，却可能只是起源于另外一种习得的知识或规范。我们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于后现代的学习，而非对原生性情感体验的捕捉。未来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前景，后天规范的情感体验的意义黯淡，其结果未必是原生性的情感冲破阻滞，重新塑造主体的情感体验，可能不过是一种新恐怖平衡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