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以自由看待发展

经济学专业一直趋于偏离对自由的关注，转而聚焦于效用、收入和财富。
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
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
赫胥黎在《科学与文化》中写道：“新的真理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
“是的，我们已经成功地废除了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废除封建主义。”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在共产主义政权刚在波兰建立起来的时候说。
就人力资源而言，它们取得收获是因为先播了种。
预先假设政治自由和满足基本经济需要之间存在深刻的对立，是这一推论的重要前提。
在具有民主制的政府和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体的任何独立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饥荒。
很少能发现一场饥荒会影响到5%或10%以上的人口。
甚至在今天，爱尔兰的人口还是显著少于它在1845年饥荒开始时的人口。
当一场非共同分担的危机形成时，民主的空白使他们的声音被压抑并毫无效果。
对发展的挑战，包括既要消除持续的地方性剥夺，也要防止突然发生的严重贫困。
没有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即政治权利和权力的不平等。
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甚至更早一点发生在韩国的危机为例，人们也许会奇怪，一个国家在几十年经济增长5%或10%以后，为什么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年中下降5%或10%对它会是如此灾难性的事情。从总体水平来说，它的确不是典型的灾难局面。但是，如果5%或10%的下降不是由全部人口平均分担，而是主要压在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身上，那么这一部分人就不会有什么收入了（无论过去那些年总增长的成就如何）。像饥荒一样，这样的经济总危机在“魔鬼袭击落后最后的人”基础上展开。
许多政治学家，特别是功利主义者，总是否定权利可以具有自身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先于法制的——价值。
孔多塞：如果他们对未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存在，而是给他们以幸福。
发展是最好的节育手段。
没有先于立法的权利。
马克思所坚持的观点，即权利不可能真的先于政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