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徐学 -- 当代台湾散文中的生命体验
一
以人为中心号称人学的文学需要从认识自我中去探究人类那真实和神秘的情感世界；偏向于借助“我”的眼睛来观照世界、抒写情怀、剖析现实，较之其它文类主观色彩更为浓厚的散文，尤其适宜于挖掘人类及自我的生命内涵。社会大变动时代的散文家，为回应时代的挑战，解决社会及自我的困惑更是不可回避地留下许多具有生命意识的散文作品。
台湾４０年来，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动，西方存在哲学与传统伦理的冲突激荡，个体独立意志与生存危机感的日益加强，唤醒和刺激了散文家的生命意识。在台湾散文中，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对生、老、病、死等生命情境的感受，对生命形态的剖析和描述，对个体生命出路的追求与回味，蔚为大观。虽然在这种种应答与感受中，有深有浅，有高昂有低沉，有进取有困惑，但它确是存在的，并成为当代台湾散文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因此笔者尝试对此现象作一粗略勾勒。
所谓生命体验，即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从一己他人最富于生命力或饱含人生况味的种种片断（情境）中导出独特的具有哲思色彩的体验了悟。在当代台湾散文中，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对于生命存在的诸种形态的感知。（二）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三）对于生与死的思索。后者虽然与前二者相互交叉，但对于死亡的思索，可以说是对生命存在形态一种最强烈的感知，也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探寻。因此，本文将它单独拈出来集中论述。在一些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那里，喜好从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出发，以文学作品作为哲学的注脚。他们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直接而形象地描述，如为大家所熟知的萨特的《恶心》及卡谬的《局外人》。在台湾散文中，要找到达到如此哲学高度的作品当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但也许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也许是儒学内省传统的发扬，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家将笔墨集中于对自我存在状态的剖析上，孤独与寂寞的体验被许多散文家反复地表现。
孤独是生命中常有的情况。但在中国传统中，作家常不愿去接触这个苦涩的题材，因为那并不能给人带来温謦，也与伦常日用为本的传统人际生活相去甚远。６０年代，曾在巴黎学习多年，出过三本法文诗集的胡品清，回到台湾，蛰居于华岗。在独处的日子里，她写下了许多散文，细腻地写下她隔离与封闭的心境：她在不眠中听着风雨。夜象一座黑色的坟墓，把人活生生埋在里面……她在山径上徘徊。山是如此高，如此深，给人封闭在石窟里的感觉……她多日未进食也不整理房间，“听着雨，痴痴的坐在沙发椅子上。痴痴的想，想我自己是谁”。她害怕阴湿，因为“哭丧着脸的天空，增长心底的悒郁”；她害怕星期天，因为假日的喧哗与悠闲增加她的寂寞与无奈……她大胆地吐露她在孤独中的爱与恨，勇敢而真纯地剖析生命中的真实［（１）］。
另一位描绘孤独的作家是洛夫，他的散文不多，但却随时在日常生活中品味孤独直寻生命。在《蛊惑》中，写一个孤独者。对一切都疑惑。包括自己在内，面对瞬息万变的周围世界，“我”一方面想把它当作工具或材料来为我自己的存在服务，一方面又感到这个世界无法把握或控制，它是那样捉摸不定，于是一种荒谬感油然而生。他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这个孤独者。这孤独者在桥上听鞋声，从鞋声的不同分辨行人的性别、年龄、个性及身份。但他忽然听到一种声音：“那简直不像是鞋声，而是从墙外经过时，一片偶然飘落在头发上的叶子，或者台上一位舞者在毫不经心之下弄出的一个旋舞，感到它的力量而抓不住它的存在，悠悠忽忽，他感到非常之熟悉而又说不出它的形质和来历。他隐隐体悟到这脚步下的空茫，像是浮云，或从旷野飘来的一声呼唤。最终，他发现这是“无意中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鞋声是如此幽微而空旷，他竟掩面哭泣起来”。洛夫还写独饮，从中突然悟到人生有如酒杯中泛起的小泡沫，闪烁了一阵便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堆闪烁发光的泡沫，所不同的只是大泡沫与小泡沫之别而已。……如能闪烁发光，哪怕是极其短暂的一闪而没，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意义。”［（２）］亮轩的《密语》则描写了妻儿到海外度假时，一人独居时生理与心理的种种变化，首先是可以任意玩弄时间，“夜晚灯光通明，白日帘幕深垂”，可以在任何时间睡或醒或不睡不醒，早上吃了一点牛奶，到午夜一点再给自己作晚餐……切断电话，便从经验世界中游离出来。突然听到说话的声音，可立刻发现出声的正是自己时，猛然清醒过来……可以放心地照镜子，因为不会有人干扰，在镜中的那个人驱走了纯然的孤独……”。他一层层地写出自己对孤独亦真亦幻的体验，问着自己，是孤独使生命变形，还是不孤独早已变形了生命［（３）］？
有些人描写并非独处的寂寞。周围有许多朋友和关怀，但却仍然有不为人解难与人言的根植于内心的某种悲凉与不安。余光中的《落枫城》、《九张床》、《塔》、《望乡的牧神》都传达出他异国讲学时心中的寂寞。面对满座的金发与碧瞳，面对玛利亚与维纳斯的儿女们，吟起“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烟笼十里堤”。但美国的垂扬不知六朝，也未闻台城；在旅馆、友人或校舍的床上，无寐，无鼾，辗转反侧，投倒影在李白樽中的古月，将清光泼翻满床……直到曙色这块海绵，吸干一切。寂寞使他感到：“天上地上，只剩他一人，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与期待之间，象伽俐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而又永远不能逸去。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
余光中的寂寞在异国，晓风的寂寞则在家中，在社会、家庭、性别的限制中。《也是水湄》这篇散文描写了自己某日在夜阑人静时的寂寞。为着平凡琐细且不能完全免于庸俗的生活忙碌了一天，“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开始思索自己生存的意义，“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色彩暗淡的词汇，单调、枯燥、重复的句法传达出“我”的不快，及在身份、性别、家庭、社会共同组成的命运之网束缚下产生的停滞感与沉闷感［（４）］。
当然，号称“菩萨心肠魔鬼文章”的张晓风对生命形态的描绘并不限于寂寞，也不拘束于有限的红毯之上。在她众多的散文集中，随处可见她对各种生命形态的欣赏和探究，她以大地人间山川草木为广阔背景持续地写着生命的感动—大悲大喜，成功与挫败、贪恋和舍弃。她在花草树木里，发现生命的无常，她写道：“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她也从历史及现世里发现生命的无常。博学孤绝的艺术家蔡邕在混乱的政局中下狱，不但焕发饱满的艺术才华永不为人知，且身后成了民间戏剧中的负心郎，被街上的盲艺人侮辱不休；与帝国一同辉煌过的秦相李斯，曾是多么的傲视天下，可临刑却黯然地羡慕一个农夫的幸福［（５）］。……懂得了生命的无常，她便能够在生命高潮的波峰享受，也能在生命低潮的波谷忍受。另外，她也深知由行动、奋斗、热情、冲突相激荡而生的力量就是生命。因此，她在散文中常抓住各种矛盾的现象来刻画生命。她懂得，这个世界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在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主要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因此，在她的散文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爱的小人物和平淡无奇不为文豪所注目的街头景象；灶下捧读古文观止的胖厨师，在沙地上划方程式教学生的代数老师，违章建筑里的小女孩，连一个坐在人行道上割橘子吃的老人，也有着美丽的生命光辉。在这些绘声绘色描写的背后，作者似乎在说，不凡的生命诚然可敬可佩，而结结实实的生命则更可爱可钦。在《玉想》中，她则用象征的手法，说出生命的平凡与高贵实是密不可分的，她从玉中体味出生命中完美与瑕疵是并存的。因此，她希望自己的生命平凡而落实，温柔而有份量。她写道：“我每看到粗糙的石器总忍不感动，它的每一分粗砺都由于谷物的投入和舍身而变成为一种沉重的有份量的温柔。透过压碎和研磨，曾经饱满的属于谷物的骄傲，已低抑为一种卑微的自我献祭，而每一块活过悠悠太古的石块也终于落实成为人间的一件器皿——我愿我自己的生命历程也是这样的”。晓风至今仍在持续着写着生命中的各种形态，探究着生命的底蕴。在她看来，生命有如地泉，无处不在。作者只要于其立脚之地挖掘下去，便可汲出一挑挑一担担透明的诗，那喷涌的生命。而在我们看来她就是泉源，可以被凿成池，也可以汲成井，引成圳，输为自来水，或者只是野溪自横。
“生命中有很多特定的刹那都象一个极短篇：没有起始，没有终结。因此，那挑选出来的一刹那就比较特别清新而淡远，比较特别苦涩而又甘香。”［（６）］这是席慕蓉散文中的警句，对生命之谜的思索和对各色生命情境的感悟，一直是席慕蓉散文创作的重心，作品多亦不乏佳作。７０年代迄今，席慕蓉不断地在形形色色的生活片断中捕捉自己生命中的花蝴蝶，在不经意的回顾中恍然于生命中种种曲折路途种种美丽的牵绊。她以摇曳多姿的生活细节为例，步步剖析自己的心理。终于得出自己所了悟的生命哲理：“一切所能得到，所能拥有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幸福和快乐，一切不能得到不能拥有的，反而永远在眼前展露一种炫人的无法企及的美丽，在一生中不断引诱我去探索。”［（７）］《雾里》从雾中写生命的迷茫；《黄梁梦里》从渡头的潮水、老树的清香、历史人物活生生的贪嗔痴爱中求取生命的美丽与真纯；《写给生命》通过自己艺术历程中的一个个平凡的片断，描绘艺术生命的澄澈，艺术生命的局限与极致，艺术家生命中的原始呼唤和不断追求；《红尘》则通过了四个家居生活的小插曲探讨人处于荒谬中时生命的变形；呆滞境界中生命的无奈，机缘到来时生命的迸发……
席慕蓉的散文以浅白明丽词语写飘浮思绪小小悲欢，其作品单纯明净精巧细微，但少有激情与深广。有些作品因命意浅显而有一览无余之病。从总体上看，她的生命意识与生命体验还不够深刻，但她善于从生活中平淡无奇的场景与细节中寻求生命的悸动与惊喜，从个人细微的情感和稍纵即逝的心理震颤中去捕捉各种生命形态体悟人生。当我们打开席慕蓉的散文集，就仿佛有一条平静缓慢清澈纯净的生命之流向我们漫漫涌来，虽偶有阴晴，却总见鲜花夹岸，香气弥漫、芳草萋萋……也许她对人生的解索从哲学高度来看不免浮泛轻飘，甚至琐碎纤弱，但却因真诚单纯而显示出一种青春的洁净温馨，席慕蓉善画，在散文创作中能以作画般的色彩线条勾勒周围的景物。（这在她那一系列写花的散文中尤为突出）加之作者那简洁晓畅的句式缠绵悱恻的语调，清丽爽朗的词藻，使其作品自具风格，深为市民及大中学生所喜爱。与席慕蓉相似的还有张曼娟，８０年代在台湾岛内风靡一时，她的散文集《缘起不灭》，写自己生命途中的种种机缘，洋溢着青春的芳香，也时有神秘的心灵颤动。
二
死亡，唯一可以与生存相提并论的哲学命题，也是文学艺术中长演不衰的永恒主题。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性与死，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两大禁忌。谈性色变，惟恐祸水泛滥；谈死色变，生怕一语成谶。多少年又多少代，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轮回转世；与此同时，人们又怀有一种被抑制而愈发强烈的欲望，借助各种形式来窥探死亡——观看你死我活的角斗，尸首分离的处决，以死者的痛苦与灾难来反衬和抚慰平庸的幸福、幸福的平庸，将人血馒头作为治疗痼疾的药方……。在对痛苦与死亡的态度中，表现出一人一群以至一族的精神胆魄，也表现出一时一地文学的思想艺术的深广度。
１９７９年，台湾《爱书人》杂志拟了一个惊险而有趣的题目：假如还有三十天可活，你将如何度过？并将它广泛征文于岛内，有大中学生、演员、歌手、教师、作家、公务员、家庭主妇、各种宗教信徒等多方人士撰文应答，以后从中选出５４篇，结集为《生命的冲刺》。入选此书的作家有林清玄、张拓芜、杏林子、吴念真、三毛、丹扉、蒋勋、小民、袁琼琼、向阳、高大鹏等多位。在他们的散文里，以豁达无讳的态度对死亡加以调侃。有人说，这不过是乔迁之喜，如徐志摩诗中所描绘“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有人说对于这一问题，我是不会怕的，“胆早就被切除了——不怕吓破胆”；有人说，在残存的日子里应该微笑，忧愁是拥有悠长生命之人的权利；有人说，应该写首现代诗献给阎王爷及牛头马面，预作打点。
不过，他们也并非寡情，对于人间亦有无限留恋、亲情、友情、爱情、山水情，处处不舍，一往情深，总要珍惜分分秒秒，为亲情尽责效力，将友情再三回味，多多祝福自己深爱的异性，还要多多的吟诗作画，携美酒游山玩水，特别是故乡旧地必要重游一番，对自己的一生功过也要彻底反省，尽早补过，须止于至善，遗爱人间，方可瞑目，象袁琼琼所说的“从生到死，如果是一种完成，我希望我真正做完了，我心中有着自己该当到达的目标，好象是我一生中的功课，始终蹉跎着，因为觉得时光无尽，现在应当加紧去做，而且希望自己能达成。”
死亡问题的提出，使他们分外深刻地感受到生存时间之可贵，而突然发现真正的人生应该具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随时意识到自己是活在一秒钟里的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要尽力尽责，尽善尽美。这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具有一种深刻的“死亡意识”，才能打破浑浑噩噩的混世态度，激跃起生命力的腾跃向上，至于生命应该如何了结，则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推崇自我结束，象林清玄以为“死亡其实也可以是很美的”、“如果一个人的消逝反而可以增加美的流传和扩散，在我的天平中，她的美将比死更可贵”、如果为了追求一种新的速度，“为了那个速度，死也可以无憾”。吴念真也说：“我将在生命结束我之前先结束它，因为我说过是我掌握住它”。另一种则强调与死神奋力抗争，张拓芜与杏林子二位残疾作家，多年在死亡线上挣扎，却毫无畏惧地与死神周旋，培养出开朗豁达，珍爱生命的性格，张拓芜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一线生机，有这么一根线在掌握里，我就不会松开手”。杏林子也说“不论我的生命还有一年、一个月或一天，我都热爱它，珍惜我所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竭尽所能地献出一切，而当上帝召唤时，我也绝不犹豫”。两相比较，笔者更赞赏后一种态度，流星于夜空灿烂的一逝而去，固然眩目夺魄；而坚守脚下一方土地的老树，倔强峥嵘于风霜雷电中屹立不摇，那痕痕累累，斑迹重重的躯干，则更令人敬重。也许，“震憾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韧性的战斗”（鲁迅语），更符合中国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吧。
８０年代以后，许多作家在思考死亡问题中写出了散文精品，如苏伟贞的《来不及长大》，截取了患血癌的小女孩面临死亡前的种种心境和场面；赵云的《永远不会有第二次》细腻刻划濒于死亡的经验，而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孟祥森和李黎。
李黎在１９９０年出版了怀念亡儿的散文集《悲怀书简》。１９８９年５月，星期六的黄昏，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与伙伴在公园的草坪上快乐地追逐嬉戏。突然，他体内的隐患爆发了，从不为人所知的先天性疾病使他在几秒钟内死去，对这偷袭式的死亡，连一丝抢救和抗争机会也不给的生命掠夺，他的母亲李黎，这个敏感多情的作家如何承受这一切？《悲怀书简》正是这个受伤者温柔地舔吮自己生命伤口的一种姿势，交织在这些悲诉中有理的悟亦有情的痴，有对猝死儿子过往的一切思念，也有对自己生命中无可分割一部分的一去不回的感悟，由于死亡和无常，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人应尽力去追求自己所能得到的，也有勇气去接受自己所不能改变的；她悟出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只是平衡和秩序，而并非人所希翼的公平和完美，也就是从这一高度出发，作者在书中对生命的意义作出有力的提示，懂得了这世上许多纷纷扰扰身外之物的可有可无，也同时懂得了，应该珍惜那仍然拥有的宝贵生命。
毕业于哲学系的孟东篱，也时时观照死亡体验，以此来更深刻地理解人生。在他的《殷海光的最后夜晚》一文中，他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去世前的风骨。在死亡的阴影下，身上那样痛，那么虚竭，还有余力和闲情跟青年学子谈理想抱负。在《死的联想》一文里，他更描写了历史上许多动人的奇特的死亡场景，有政治领袖、著名作家、高士僧人……他欣赏的是那些能安然受死的人，那视生死如同儿戏的得道者，他以为那是一种“生命之极致”，“那种精神的机灵与超脱，足可在茫茫太虚中上下蹦跳，无窒无碍”。他认为，“一个人怎样面对死，大致可以看出他怎样面对生”，“因为面对死亡，必须时时矫正自己的步伐，确定它的价值与稳定性。”［（８）］
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９）］唯有面对死亡，才能充分展示生命极脆弱又极强韧的丰富内核—其不能解的无常无奈与其不可逼视的庄严与尊贵。死亡体验，是生命过程中一切体验的最高峰。台湾当代散文家在这方面的大胆探索，打破了传统文学“未知生焉知死”的框架，也标志着散文家的哲学思索和文学的挖掘可能拥有着更广阔的天地。
三
“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这句冷隽的话，震撼了许多台湾散文家，他们并不都赞同张爱玲的论断，但那个动荡时代的倔强生命的喟叹，启迪着许多台湾散文家去追寻生命的意义。
在这种追寻中，依年龄与炼历的不同，大约可分为两类：在涉世未深的年青人那里写的是生命的觉醒，在饱经风霜者的笔下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回味。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它们分开来阐述。
“我已然开始了长年的迷途，生之命题封锁我，觥筹交错的知识酒杯灌醉我、爱与欲的逻辑困惑我，生活的椿木打击我……，我来到这里，与你对坐，你是否愿意提示我，哪里是黎明的东方？”这是台湾新生代散文家简ｚｈēｎｇ＠①写在她第一本散文集《水问》中的句子，它鲜明地托出青春生命觉醒时困惑而又充满活力的心境。在台湾，这种青春生命的觉醒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对人的生存的深层思索与对自我选择的推崇增强了新一代自我塑造的自信，鼓动他们大胆无畏地迈向自己认定的人生之旅，即便因此而与家庭伦理相悖，向社会习俗挑战也在所不惜。
这里，必须从６０年代谈起，从三毛谈起，三毛风靡文坛虽然是在７０年代，可她登上文坛发表作品却是６０年代。她的作品首次发表是在《现代文学》上，她受到“现代文学”同仁及五月画会的影响，现代文艺思想的熏陶，加之家庭中任她个性自由发展的良好教育，使她敢于坚持一己持有的人生理想和不断探索不俗的生活道路。她丰富而奇异的生命阅历，独到的人生观察，潇洒奔放的情怀和顽皮不羁的语言风格，使她的作品拥有一种魅力。
三毛并没有对生命意义的完整论述，她的个性不喜欢对自己的一生与文章作定性的阐释与抽象的论说。成名后她曾说过：“印度诗哲泰戈尔有句散文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句话对于那个叫做三毛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解释”。［（１０）］三毛不愿将自己的生命作落实的概括，而出以空灵语，并非有意故弄玄虚，而是她自己一直在追寻，一直处于困惑与飘泊之中。流浪，或说自我放逐，也许就是对她不凡生命的最好界定与描述。她生命的光彩和魅力正是缘于此，就在于一种不确定的飘泊之中，就象那首她作词的歌《橄榄树》所唱的那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她总在追寻那遥不可及的精神家园。在她的早期作品中，表现的是青春期的焦躁迷乱，困惑与彷徨。象《惑》、《极乐鸟》、《月河》，反映的都是一种悲观的情绪，为了急于获得一个“自我”的肯定而把自己否定了又否定。成年以后的三毛，在闯荡世界多年之后，表面上情绪渐趋于平和与快乐，珍惜着自己生命过程中每一个小小的喜悦与感动。然而，那流浪的心境依旧根深蒂固地挥之不去。仿佛每一次欢乐后面都隐藏着巨大的悲哀，短暂的幸福总象在酝酿着某种不可知的悲剧，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了她的一生，她终于没有成为一滴落实的雨，而始终是一朵飘逸的云。然而，她的生命确实绚烂过，正如台湾著名作家司马中原对她的评价：“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烂、它的光彩、它的变幻和浮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密或是悲凄，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被文明捆绑的人，大多习惯于世俗的烦琐，迷失而不自知，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象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她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明的智慧和极大勇气的”。［（１１）］
年轻的简媜生于台湾兰阳平原上一座海边小村，她的生命探寻比起三毛更为落实也更加执着。她写道：“我在生命最活泼的前十五年完整地生长在与世无争的平原乡村，听懂天空与自然的密语，窥视山峦与云雾的偷情，熟悉稻原与土地的缱绻、参与海洋与沙岸的幽会、牢记民俗与节庆的礼仪，也学会以叔伯兄嫂一路喊遍全村每一个人。……贫穷却娟秀的小村赋予我生命的第一度肯定，潜育你的性情、人格与尊严，启蒙我去追求美、爱。”［（１２）］
简媜的第一本散文集《水问》，内容大都为大学时代的心灵独白，《月碑》描写了她生命追寻中的几个侧面，她到台北不久，便发现知识与生活、生命理想与人生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行走世间，象偷窃生命之果，盗汲智慧之泉的人，无时不刻，要受到现实的缉捕、拷问……”。然而，在这种种冲突中她还是要努力得出自我存在的意义，她不无惶恐地发觉，从小至大加诸自己身上所谓存在的意义，一层层剥出，原来都是别人的想法经由学习的方式堆积在自身上，她无法忍受自我生命只是一本空白日记。生命的孤独使她曾经试图接纳异性追求者，可却发现那并不是一种充满灵性的激情；于是热恋创作，却屡遭退稿。她孤独地坐在台大傅园的墓碑下，思索着自己是否也能如这呈四面锥形拔地而起的碑，收摄四面的意义汇聚成箭尖，形成射日的雄姿。写于大学毕业前夕的《凤凰季节》，对自我生命的意义已有了较清晰的感悟，她写下这样的句子：“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乎四海之外，这雏凤受命必须折翅散羽，自坠于人间炼土，所有的坠陨都是不能抗拒的命令，不能化解的辛酸”。在这篇散文中她也记载了她从那些踏实的凡人中得到启迪：扫径的老人刚把落叶扫成堆立即又被风吹散，但老人并不气馁抱怨，只是默默地又将叶扫拢。站定自己的位置，执着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以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方式，自强不息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价值。这一种从中国民间直贯知识体系的精神，与本来就颇具草根性的她非常合拍，因此，她早早摆脱了青春梦幻，直寻那自己的生命本原。大学毕业后，她一度在高雄佛光山寺院从事撰述工作，在那里，她对生命的探寻从自我剖析转为观察分析他人，从佛家子弟的身世与性格中她发掘出更丰满的生命形态，她据此写下了《只缘生在此山中》，在那本散文集中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已染上一层佛学的色彩。
高大鹏在《追求》中也细腻地描述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此文写的是自己芳草朝阳般少年岁月中对生命的片刻感悟，及由此开始的追寻，从外在环境的变迁一直探寻到内在自我的肯定，从少年时的乡间一直到工业化的都市，从花木毫无顾忌的成长到人由芦苇而为万古磐石。作者写道：“人的一生往往决定于年少时的倏忽的一念，这一念来无端，去无边，象风，随自己的意思吹，象水，随它自己的意志流。”［（１３）］这种青春觉醒的经验既朦胧又偶然，如风流水动，会有多少不能预期的天光水影在眼中心底晃过；少年时的觉醒常决定了一生的路向，创作者更需要自我生命的感悟。这有时是一幕翻天复地的内心政变，有时是某种外在刺激唤醒了千百代遗传于体内的潜能，作品正是生命觉醒后收割的原始风景。台湾散文家对青春生命觉醒的细致分析与大胆吐露，对成长中的一代代人不无启迪。
四
在中老年散文家那里，生命意识多表现为对生命的玩味。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旷达的情怀、和谐的境界，与年青一代相比，显得更为含蓄，有一种炉火纯青的光彩，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以琦君、子敏、林文月三位散文家为例。
琦君３０年代末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在那里受到著名文学家、江南大词人夏承焘的谆谆教诲，夏先生培育了琦君高超的诗词造诣，并在怎样作人与作文上给琦君以无穷的启迪。多年以后，琦君还铭记着夏老师的一句词：“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琦君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别老师后，他的词与他的诲谕时时在心。抗战期间，我尝尽了生离死别之苦，避乱穷乡，又经历了许多惊险。在工作中，我也领略到人间炎凉与温暖的滋味。我渐渐的长成了，我懂得，人要挣扎着生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却是多么值得赞美。我也懂得如何以温存的心，体味生活中的一花一木所给予我的一喜一悲”（《写作回顾》）。
琦君早年历经战乱家变，中年又在法院工作多年，她并非在蜜糖罐里长大的，也不是没有见过世界和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但她愿意以祥和宁静之心去观察生命，描绘人生。她的散文善于在极细小的生命波动上，寻觅温暖，记述温情，散播温馨，持一种毫不造作的东方式的淡泊宽容态度。大半生饱经忧患得来的生命体验，一一化为笔下的仁爱与智慧。朴实厚重中透出淡淡的情味，平易近人里流露着洞识和哲思，形成自己特有的动静适度雍容典雅的生命境界。这境界既出自她真挚孰厚的秉赋气质，也得力于她深受儒家忠恕之道影响老师的教诲，还有饱沾慈悲为怀佛家色彩母亲的感染。这几个因素构成了琦君的生命意识。凭借着它，琦君支撑起自己忠诚恳切的人生态度和宽容善良的道德准则，维系着对于宇宙万物及人性终将经久不渝地完美发展的期许与信念。
名列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中的子敏，散文创作的数量虽不如他的童话创作那么丰富，却自具风格。他的散文大都以孩子、家庭及大男子作家不屑提及的身边琐事作题材。在他笔下种种颇具童话色彩的散文闪烁着智者的生命意识，就如他自己所概括的四个字——“和谐人生”。
劫数难逃，每一代人都有他们注定要承受的苦难与忧患。自少年时代起，子敏也饱尝战乱之苦。但是艰辛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变得暴躁、自私、多疑、狭隘，没有使他永别了笑容，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在生活的铁砧上锻炼智慧，从苦涩的现实中品出生之乐趣，他保持了纯真与淳朴。他能在只有一间简陋的平房的家中找到幸福，能在妻子的管束、孩子的“骚扰”中找到诗。在家里，他从不扮演严峻岸然的父亲与独断专行的丈夫，他总是一个最能容忍，克己和谅解的朋友。在事业上，勤勉坚毅地进取；对他人，则保持“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涓涓滴滴地流入他细腻的感觉世界和宽大无边的爱心，在那儿激起滚滚滔滔的情感的波澜。
子敏告诉我们，生命的成熟决不是“多疑”、“虚伪”、“自私”、“狭隘”的代名词。成熟应该是——智慧培植起来的纯真，能用赤诚的襟怀和纯洁的心胸去接纳世界万相，才称得上是一种最高智慧。大仁大智者与投机取巧之辈、聪明小慧之徒的区别就在这里。真正成熟的人有赖于这样的纯真，得以在任何境况下保持内心的和谐和快乐，从嘈杂苦涩的人生中听到和谐、味出甘美。
林文月的散文作品数量虽不算多，但凭借中日文的语言功力和丰厚的文学根底，加上创作态度严谨，善于描写心境，观照生命，作品亦颇为引人注目。林文月散文中的生命体验亦多取自美好的一面，她善于捕捉内心生活中瞬间的颤动，将它与个体生命的变幻莫测联系起来。《一本书》写的只是一本书的偶然到手。可作者能从买书的机缘中体会到生命遭逢的奇妙；体会到以平和宁静、随遇而安的态度去接受已成的事实，并欣赏其中的情趣与美。她写道：“其实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与明天也不会有两样，一个人要下决心做点事情，只要当机立断做去就是”。一本书，也是如此，买也可，不买亦可；读亦可，不读也可；随缘而已。这里显示的正是一种纯真率性、纵性而为的生命旨趣。［（１４）］《遥远》一文堪称林文月的代表作，写的也是面对一连串偶然，感到生命的奇妙与虚幻。作者在安排得十分紧凑的工作日程中，意外地捡到一个下午的空白。在家经常失眠的她居然会在宾馆午睡得很香，醒后独自登楼眺望，在远山近水中体验到生命的新境，作者起初试图在周遭捕捉、寻觅、追索某种意义，终于让自己停驻在惝恍窃冥的境界里。周遭安静朦胧，一切似真似幻。“好象在想一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是在想什么，但心中分明不是空洞的；我知道有些情绪自心底深处冉冉升起，但又瞬即飘忽逸去；似乎在怀念着什么，然而更象在忘怀着什么。”最后作者放弃一切刻意与推敲，轻快潇洒地说道：“这种心情该如解说呢？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字眼来形容，也许可以说是遥远，就称做‘遥远’吧。”［（１５）］全篇结束于一种空灵幽静的氛围中，氛围里有一种若真若幻似隐还现的生命意识。这种境界贯串于林氏散文创作的各个时期，写于８０年代中期的《步过天城隧道》，亦是写生命如幻，在充实中有虚空、虚空中又有鲜活的悸动；但写的更为深入细腻。林文月的散文中，常将飘渺的情绪转换为实在的体悟，并让体悟的过程，清晰地呈现，使生命观照化为鲜活的感受。为此，她常赋予心绪于某种象征意义，使之成为作者由“执”而“悟”的甬道，成为联系着作者有限自我与无限时空的脐带。
在这三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中，展现的大都是温謦怡人的境界，在这境界的深层正是一种旷放达观的生命意识。三位作家对生命的诠释略有不同，琦君更多得力于儒家的忠恕之道和佛学的悲悯情怀，子敏有他和谐风趣的赤子之心，林文月的亦幻亦真颇有道家风骨庄子神韵。但在生命深处都是执着人生热爱人间，而非虚无飘渺的游仙或匍匐在神灵脚下；处于忧患之中，而能维系起对人间真情的期许，对宇宙和谐相生的信念。他们笔下有哀伤，但不是浮泛的悲观；有积极，但不是幼稚的浪漫。此类生命观照与体悟。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中国哲人在存在主义之先就已认识到，每一个真实的生命都是一首独特的歌，都应拥有一己独特的人生。但他们也懂得，个人是生存在无边的“未知”之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凉之感在每个有为的中国艺术家身上都常不自觉的流露出来。与西方悲剧英雄不同的是我们之中的大勇者，从不以激烈的外部冲突方式在毁灭自己中完成自我，而总是执着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站定自己的位置。知其不可而为之地自强不息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价值，即使陷入巨大的不幸中，他们也极少否定人生，走进宗教，更多的是保全生命，坚持节操，用艺术代替宗教来抚平心灵的创伤。在陶渊明那些并不纯然静穆的田园诗里，冲淡里见勃郁，达观里有执着，虽写饥寒苦辛却怡然自得并不忧戚；在苏东坡的诗文里，虽有流放海角天涯之咏叹，却豁达开朗。中国的音乐，绘画里，那些摧尽肝肠，震惊魂魄之物事，常被看得极淡，总是以一种泰然平和的心境加以艺术处理，这种洞照人生苦难的智慧，是一种自觉承担苦难又在苦难中得到升华了的生命境界，是一种兼有庄重肃穆之美的生命意识。
以人为中心号称人学的文学需要从认识自我中去探究人类那真实和神秘的情感世界；偏向于借助“我”的眼睛来观照世界、抒写情怀、剖析现实，较之其它文类主观色彩更为浓厚的散文，尤其适宜于挖掘人类及自我的生命内涵。社会大变动时代的散文家，为回应时代的挑战，解决社会及自我的困惑更是不可回避地留下许多具有生命意识的散文作品。
台湾４０年来，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动，西方存在哲学与传统伦理的冲突激荡，个体独立意志与生存危机感的日益加强，唤醒和刺激了散文家的生命意识。在台湾散文中，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对生、老、病、死等生命情境的感受，对生命形态的剖析和描述，对个体生命出路的追求与回味，蔚为大观。虽然在这种种应答与感受中，有深有浅，有高昂有低沉，有进取有困惑，但它确是存在的，并成为当代台湾散文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因此笔者尝试对此现象作一粗略勾勒。
所谓生命体验，即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从一己他人最富于生命力或饱含人生况味的种种片断（情境）中导出独特的具有哲思色彩的体验了悟。在当代台湾散文中，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对于生命存在的诸种形态的感知。（二）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三）对于生与死的思索。后者虽然与前二者相互交叉，但对于死亡的思索，可以说是对生命存在形态一种最强烈的感知，也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探寻。因此，本文将它单独拈出来集中论述。在一些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那里，喜好从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出发，以文学作品作为哲学的注脚。他们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直接而形象地描述，如为大家所熟知的萨特的《恶心》及卡谬的《局外人》。在台湾散文中，要找到达到如此哲学高度的作品当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但也许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也许是儒学内省传统的发扬，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家将笔墨集中于对自我存在状态的剖析上，孤独与寂寞的体验被许多散文家反复地表现。
孤独是生命中常有的情况。但在中国传统中，作家常不愿去接触这个苦涩的题材，因为那并不能给人带来温謦，也与伦常日用为本的传统人际生活相去甚远。６０年代，曾在巴黎学习多年，出过三本法文诗集的胡品清，回到台湾，蛰居于华岗。在独处的日子里，她写下了许多散文，细腻地写下她隔离与封闭的心境：她在不眠中听着风雨。夜象一座黑色的坟墓，把人活生生埋在里面……她在山径上徘徊。山是如此高，如此深，给人封闭在石窟里的感觉……她多日未进食也不整理房间，“听着雨，痴痴的坐在沙发椅子上。痴痴的想，想我自己是谁”。她害怕阴湿，因为“哭丧着脸的天空，增长心底的悒郁”；她害怕星期天，因为假日的喧哗与悠闲增加她的寂寞与无奈……她大胆地吐露她在孤独中的爱与恨，勇敢而真纯地剖析生命中的真实［（１）］。
另一位描绘孤独的作家是洛夫，他的散文不多，但却随时在日常生活中品味孤独直寻生命。在《蛊惑》中，写一个孤独者。对一切都疑惑。包括自己在内，面对瞬息万变的周围世界，“我”一方面想把它当作工具或材料来为我自己的存在服务，一方面又感到这个世界无法把握或控制，它是那样捉摸不定，于是一种荒谬感油然而生。他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这个孤独者。这孤独者在桥上听鞋声，从鞋声的不同分辨行人的性别、年龄、个性及身份。但他忽然听到一种声音：“那简直不像是鞋声，而是从墙外经过时，一片偶然飘落在头发上的叶子，或者台上一位舞者在毫不经心之下弄出的一个旋舞，感到它的力量而抓不住它的存在，悠悠忽忽，他感到非常之熟悉而又说不出它的形质和来历。他隐隐体悟到这脚步下的空茫，像是浮云，或从旷野飘来的一声呼唤。最终，他发现这是“无意中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鞋声是如此幽微而空旷，他竟掩面哭泣起来”。洛夫还写独饮，从中突然悟到人生有如酒杯中泛起的小泡沫，闪烁了一阵便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堆闪烁发光的泡沫，所不同的只是大泡沫与小泡沫之别而已。……如能闪烁发光，哪怕是极其短暂的一闪而没，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意义。”［（２）］亮轩的《密语》则描写了妻儿到海外度假时，一人独居时生理与心理的种种变化，首先是可以任意玩弄时间，“夜晚灯光通明，白日帘幕深垂”，可以在任何时间睡或醒或不睡不醒，早上吃了一点牛奶，到午夜一点再给自己作晚餐……切断电话，便从经验世界中游离出来。突然听到说话的声音，可立刻发现出声的正是自己时，猛然清醒过来……可以放心地照镜子，因为不会有人干扰，在镜中的那个人驱走了纯然的孤独……”。他一层层地写出自己对孤独亦真亦幻的体验，问着自己，是孤独使生命变形，还是不孤独早已变形了生命［（３）］？
有些人描写并非独处的寂寞。周围有许多朋友和关怀，但却仍然有不为人解难与人言的根植于内心的某种悲凉与不安。余光中的《落枫城》、《九张床》、《塔》、《望乡的牧神》都传达出他异国讲学时心中的寂寞。面对满座的金发与碧瞳，面对玛利亚与维纳斯的儿女们，吟起“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烟笼十里堤”。但美国的垂扬不知六朝，也未闻台城；在旅馆、友人或校舍的床上，无寐，无鼾，辗转反侧，投倒影在李白樽中的古月，将清光泼翻满床……直到曙色这块海绵，吸干一切。寂寞使他感到：“天上地上，只剩他一人，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与期待之间，象伽俐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而又永远不能逸去。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
余光中的寂寞在异国，晓风的寂寞则在家中，在社会、家庭、性别的限制中。《也是水湄》这篇散文描写了自己某日在夜阑人静时的寂寞。为着平凡琐细且不能完全免于庸俗的生活忙碌了一天，“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开始思索自己生存的意义，“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色彩暗淡的词汇，单调、枯燥、重复的句法传达出“我”的不快，及在身份、性别、家庭、社会共同组成的命运之网束缚下产生的停滞感与沉闷感［（４）］。
当然，号称“菩萨心肠魔鬼文章”的张晓风对生命形态的描绘并不限于寂寞，也不拘束于有限的红毯之上。在她众多的散文集中，随处可见她对各种生命形态的欣赏和探究，她以大地人间山川草木为广阔背景持续地写着生命的感动—大悲大喜，成功与挫败、贪恋和舍弃。她在花草树木里，发现生命的无常，她写道：“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她也从历史及现世里发现生命的无常。博学孤绝的艺术家蔡邕在混乱的政局中下狱，不但焕发饱满的艺术才华永不为人知，且身后成了民间戏剧中的负心郎，被街上的盲艺人侮辱不休；与帝国一同辉煌过的秦相李斯，曾是多么的傲视天下，可临刑却黯然地羡慕一个农夫的幸福［（５）］。……懂得了生命的无常，她便能够在生命高潮的波峰享受，也能在生命低潮的波谷忍受。另外，她也深知由行动、奋斗、热情、冲突相激荡而生的力量就是生命。因此，她在散文中常抓住各种矛盾的现象来刻画生命。她懂得，这个世界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在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主要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因此，在她的散文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爱的小人物和平淡无奇不为文豪所注目的街头景象；灶下捧读古文观止的胖厨师，在沙地上划方程式教学生的代数老师，违章建筑里的小女孩，连一个坐在人行道上割橘子吃的老人，也有着美丽的生命光辉。在这些绘声绘色描写的背后，作者似乎在说，不凡的生命诚然可敬可佩，而结结实实的生命则更可爱可钦。在《玉想》中，她则用象征的手法，说出生命的平凡与高贵实是密不可分的，她从玉中体味出生命中完美与瑕疵是并存的。因此，她希望自己的生命平凡而落实，温柔而有份量。她写道：“我每看到粗糙的石器总忍不感动，它的每一分粗砺都由于谷物的投入和舍身而变成为一种沉重的有份量的温柔。透过压碎和研磨，曾经饱满的属于谷物的骄傲，已低抑为一种卑微的自我献祭，而每一块活过悠悠太古的石块也终于落实成为人间的一件器皿——我愿我自己的生命历程也是这样的”。晓风至今仍在持续着写着生命中的各种形态，探究着生命的底蕴。在她看来，生命有如地泉，无处不在。作者只要于其立脚之地挖掘下去，便可汲出一挑挑一担担透明的诗，那喷涌的生命。而在我们看来她就是泉源，可以被凿成池，也可以汲成井，引成圳，输为自来水，或者只是野溪自横。
“生命中有很多特定的刹那都象一个极短篇：没有起始，没有终结。因此，那挑选出来的一刹那就比较特别清新而淡远，比较特别苦涩而又甘香。”［（６）］这是席慕蓉散文中的警句，对生命之谜的思索和对各色生命情境的感悟，一直是席慕蓉散文创作的重心，作品多亦不乏佳作。７０年代迄今，席慕蓉不断地在形形色色的生活片断中捕捉自己生命中的花蝴蝶，在不经意的回顾中恍然于生命中种种曲折路途种种美丽的牵绊。她以摇曳多姿的生活细节为例，步步剖析自己的心理。终于得出自己所了悟的生命哲理：“一切所能得到，所能拥有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幸福和快乐，一切不能得到不能拥有的，反而永远在眼前展露一种炫人的无法企及的美丽，在一生中不断引诱我去探索。”［（７）］《雾里》从雾中写生命的迷茫；《黄梁梦里》从渡头的潮水、老树的清香、历史人物活生生的贪嗔痴爱中求取生命的美丽与真纯；《写给生命》通过自己艺术历程中的一个个平凡的片断，描绘艺术生命的澄澈，艺术生命的局限与极致，艺术家生命中的原始呼唤和不断追求；《红尘》则通过了四个家居生活的小插曲探讨人处于荒谬中时生命的变形；呆滞境界中生命的无奈，机缘到来时生命的迸发……
席慕蓉的散文以浅白明丽词语写飘浮思绪小小悲欢，其作品单纯明净精巧细微，但少有激情与深广。有些作品因命意浅显而有一览无余之病。从总体上看，她的生命意识与生命体验还不够深刻，但她善于从生活中平淡无奇的场景与细节中寻求生命的悸动与惊喜，从个人细微的情感和稍纵即逝的心理震颤中去捕捉各种生命形态体悟人生。当我们打开席慕蓉的散文集，就仿佛有一条平静缓慢清澈纯净的生命之流向我们漫漫涌来，虽偶有阴晴，却总见鲜花夹岸，香气弥漫、芳草萋萋……也许她对人生的解索从哲学高度来看不免浮泛轻飘，甚至琐碎纤弱，但却因真诚单纯而显示出一种青春的洁净温馨，席慕蓉善画，在散文创作中能以作画般的色彩线条勾勒周围的景物。（这在她那一系列写花的散文中尤为突出）加之作者那简洁晓畅的句式缠绵悱恻的语调，清丽爽朗的词藻，使其作品自具风格，深为市民及大中学生所喜爱。与席慕蓉相似的还有张曼娟，８０年代在台湾岛内风靡一时，她的散文集《缘起不灭》，写自己生命途中的种种机缘，洋溢着青春的芳香，也时有神秘的心灵颤动。
二
死亡，唯一可以与生存相提并论的哲学命题，也是文学艺术中长演不衰的永恒主题。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性与死，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两大禁忌。谈性色变，惟恐祸水泛滥；谈死色变，生怕一语成谶。多少年又多少代，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轮回转世；与此同时，人们又怀有一种被抑制而愈发强烈的欲望，借助各种形式来窥探死亡——观看你死我活的角斗，尸首分离的处决，以死者的痛苦与灾难来反衬和抚慰平庸的幸福、幸福的平庸，将人血馒头作为治疗痼疾的药方……。在对痛苦与死亡的态度中，表现出一人一群以至一族的精神胆魄，也表现出一时一地文学的思想艺术的深广度。
１９７９年，台湾《爱书人》杂志拟了一个惊险而有趣的题目：假如还有三十天可活，你将如何度过？并将它广泛征文于岛内，有大中学生、演员、歌手、教师、作家、公务员、家庭主妇、各种宗教信徒等多方人士撰文应答，以后从中选出５４篇，结集为《生命的冲刺》。入选此书的作家有林清玄、张拓芜、杏林子、吴念真、三毛、丹扉、蒋勋、小民、袁琼琼、向阳、高大鹏等多位。在他们的散文里，以豁达无讳的态度对死亡加以调侃。有人说，这不过是乔迁之喜，如徐志摩诗中所描绘“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有人说对于这一问题，我是不会怕的，“胆早就被切除了——不怕吓破胆”；有人说，在残存的日子里应该微笑，忧愁是拥有悠长生命之人的权利；有人说，应该写首现代诗献给阎王爷及牛头马面，预作打点。
不过，他们也并非寡情，对于人间亦有无限留恋、亲情、友情、爱情、山水情，处处不舍，一往情深，总要珍惜分分秒秒，为亲情尽责效力，将友情再三回味，多多祝福自己深爱的异性，还要多多的吟诗作画，携美酒游山玩水，特别是故乡旧地必要重游一番，对自己的一生功过也要彻底反省，尽早补过，须止于至善，遗爱人间，方可瞑目，象袁琼琼所说的“从生到死，如果是一种完成，我希望我真正做完了，我心中有着自己该当到达的目标，好象是我一生中的功课，始终蹉跎着，因为觉得时光无尽，现在应当加紧去做，而且希望自己能达成。”
死亡问题的提出，使他们分外深刻地感受到生存时间之可贵，而突然发现真正的人生应该具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随时意识到自己是活在一秒钟里的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要尽力尽责，尽善尽美。这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具有一种深刻的“死亡意识”，才能打破浑浑噩噩的混世态度，激跃起生命力的腾跃向上，至于生命应该如何了结，则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推崇自我结束，象林清玄以为“死亡其实也可以是很美的”、“如果一个人的消逝反而可以增加美的流传和扩散，在我的天平中，她的美将比死更可贵”、如果为了追求一种新的速度，“为了那个速度，死也可以无憾”。吴念真也说：“我将在生命结束我之前先结束它，因为我说过是我掌握住它”。另一种则强调与死神奋力抗争，张拓芜与杏林子二位残疾作家，多年在死亡线上挣扎，却毫无畏惧地与死神周旋，培养出开朗豁达，珍爱生命的性格，张拓芜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一线生机，有这么一根线在掌握里，我就不会松开手”。杏林子也说“不论我的生命还有一年、一个月或一天，我都热爱它，珍惜我所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竭尽所能地献出一切，而当上帝召唤时，我也绝不犹豫”。两相比较，笔者更赞赏后一种态度，流星于夜空灿烂的一逝而去，固然眩目夺魄；而坚守脚下一方土地的老树，倔强峥嵘于风霜雷电中屹立不摇，那痕痕累累，斑迹重重的躯干，则更令人敬重。也许，“震憾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韧性的战斗”（鲁迅语），更符合中国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吧。
８０年代以后，许多作家在思考死亡问题中写出了散文精品，如苏伟贞的《来不及长大》，截取了患血癌的小女孩面临死亡前的种种心境和场面；赵云的《永远不会有第二次》细腻刻划濒于死亡的经验，而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孟祥森和李黎。
李黎在１９９０年出版了怀念亡儿的散文集《悲怀书简》。１９８９年５月，星期六的黄昏，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与伙伴在公园的草坪上快乐地追逐嬉戏。突然，他体内的隐患爆发了，从不为人所知的先天性疾病使他在几秒钟内死去，对这偷袭式的死亡，连一丝抢救和抗争机会也不给的生命掠夺，他的母亲李黎，这个敏感多情的作家如何承受这一切？《悲怀书简》正是这个受伤者温柔地舔吮自己生命伤口的一种姿势，交织在这些悲诉中有理的悟亦有情的痴，有对猝死儿子过往的一切思念，也有对自己生命中无可分割一部分的一去不回的感悟，由于死亡和无常，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人应尽力去追求自己所能得到的，也有勇气去接受自己所不能改变的；她悟出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只是平衡和秩序，而并非人所希翼的公平和完美，也就是从这一高度出发，作者在书中对生命的意义作出有力的提示，懂得了这世上许多纷纷扰扰身外之物的可有可无，也同时懂得了，应该珍惜那仍然拥有的宝贵生命。
毕业于哲学系的孟东篱，也时时观照死亡体验，以此来更深刻地理解人生。在他的《殷海光的最后夜晚》一文中，他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去世前的风骨。在死亡的阴影下，身上那样痛，那么虚竭，还有余力和闲情跟青年学子谈理想抱负。在《死的联想》一文里，他更描写了历史上许多动人的奇特的死亡场景，有政治领袖、著名作家、高士僧人……他欣赏的是那些能安然受死的人，那视生死如同儿戏的得道者，他以为那是一种“生命之极致”，“那种精神的机灵与超脱，足可在茫茫太虚中上下蹦跳，无窒无碍”。他认为，“一个人怎样面对死，大致可以看出他怎样面对生”，“因为面对死亡，必须时时矫正自己的步伐，确定它的价值与稳定性。”［（８）］
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９）］唯有面对死亡，才能充分展示生命极脆弱又极强韧的丰富内核—其不能解的无常无奈与其不可逼视的庄严与尊贵。死亡体验，是生命过程中一切体验的最高峰。台湾当代散文家在这方面的大胆探索，打破了传统文学“未知生焉知死”的框架，也标志着散文家的哲学思索和文学的挖掘可能拥有着更广阔的天地。
三
“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这句冷隽的话，震撼了许多台湾散文家，他们并不都赞同张爱玲的论断，但那个动荡时代的倔强生命的喟叹，启迪着许多台湾散文家去追寻生命的意义。
在这种追寻中，依年龄与炼历的不同，大约可分为两类：在涉世未深的年青人那里写的是生命的觉醒，在饱经风霜者的笔下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回味。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它们分开来阐述。
“我已然开始了长年的迷途，生之命题封锁我，觥筹交错的知识酒杯灌醉我、爱与欲的逻辑困惑我，生活的椿木打击我……，我来到这里，与你对坐，你是否愿意提示我，哪里是黎明的东方？”这是台湾新生代散文家简ｚｈēｎｇ＠①写在她第一本散文集《水问》中的句子，它鲜明地托出青春生命觉醒时困惑而又充满活力的心境。在台湾，这种青春生命的觉醒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对人的生存的深层思索与对自我选择的推崇增强了新一代自我塑造的自信，鼓动他们大胆无畏地迈向自己认定的人生之旅，即便因此而与家庭伦理相悖，向社会习俗挑战也在所不惜。
这里，必须从６０年代谈起，从三毛谈起，三毛风靡文坛虽然是在７０年代，可她登上文坛发表作品却是６０年代。她的作品首次发表是在《现代文学》上，她受到“现代文学”同仁及五月画会的影响，现代文艺思想的熏陶，加之家庭中任她个性自由发展的良好教育，使她敢于坚持一己持有的人生理想和不断探索不俗的生活道路。她丰富而奇异的生命阅历，独到的人生观察，潇洒奔放的情怀和顽皮不羁的语言风格，使她的作品拥有一种魅力。
三毛并没有对生命意义的完整论述，她的个性不喜欢对自己的一生与文章作定性的阐释与抽象的论说。成名后她曾说过：“印度诗哲泰戈尔有句散文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句话对于那个叫做三毛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解释”。［（１０）］三毛不愿将自己的生命作落实的概括，而出以空灵语，并非有意故弄玄虚，而是她自己一直在追寻，一直处于困惑与飘泊之中。流浪，或说自我放逐，也许就是对她不凡生命的最好界定与描述。她生命的光彩和魅力正是缘于此，就在于一种不确定的飘泊之中，就象那首她作词的歌《橄榄树》所唱的那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她总在追寻那遥不可及的精神家园。在她的早期作品中，表现的是青春期的焦躁迷乱，困惑与彷徨。象《惑》、《极乐鸟》、《月河》，反映的都是一种悲观的情绪，为了急于获得一个“自我”的肯定而把自己否定了又否定。成年以后的三毛，在闯荡世界多年之后，表面上情绪渐趋于平和与快乐，珍惜着自己生命过程中每一个小小的喜悦与感动。然而，那流浪的心境依旧根深蒂固地挥之不去。仿佛每一次欢乐后面都隐藏着巨大的悲哀，短暂的幸福总象在酝酿着某种不可知的悲剧，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了她的一生，她终于没有成为一滴落实的雨，而始终是一朵飘逸的云。然而，她的生命确实绚烂过，正如台湾著名作家司马中原对她的评价：“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烂、它的光彩、它的变幻和浮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密或是悲凄，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被文明捆绑的人，大多习惯于世俗的烦琐，迷失而不自知，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象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她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明的智慧和极大勇气的”。［（１１）］
年轻的简媜生于台湾兰阳平原上一座海边小村，她的生命探寻比起三毛更为落实也更加执着。她写道：“我在生命最活泼的前十五年完整地生长在与世无争的平原乡村，听懂天空与自然的密语，窥视山峦与云雾的偷情，熟悉稻原与土地的缱绻、参与海洋与沙岸的幽会、牢记民俗与节庆的礼仪，也学会以叔伯兄嫂一路喊遍全村每一个人。……贫穷却娟秀的小村赋予我生命的第一度肯定，潜育你的性情、人格与尊严，启蒙我去追求美、爱。”［（１２）］
简媜的第一本散文集《水问》，内容大都为大学时代的心灵独白，《月碑》描写了她生命追寻中的几个侧面，她到台北不久，便发现知识与生活、生命理想与人生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行走世间，象偷窃生命之果，盗汲智慧之泉的人，无时不刻，要受到现实的缉捕、拷问……”。然而，在这种种冲突中她还是要努力得出自我存在的意义，她不无惶恐地发觉，从小至大加诸自己身上所谓存在的意义，一层层剥出，原来都是别人的想法经由学习的方式堆积在自身上，她无法忍受自我生命只是一本空白日记。生命的孤独使她曾经试图接纳异性追求者，可却发现那并不是一种充满灵性的激情；于是热恋创作，却屡遭退稿。她孤独地坐在台大傅园的墓碑下，思索着自己是否也能如这呈四面锥形拔地而起的碑，收摄四面的意义汇聚成箭尖，形成射日的雄姿。写于大学毕业前夕的《凤凰季节》，对自我生命的意义已有了较清晰的感悟，她写下这样的句子：“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乎四海之外，这雏凤受命必须折翅散羽，自坠于人间炼土，所有的坠陨都是不能抗拒的命令，不能化解的辛酸”。在这篇散文中她也记载了她从那些踏实的凡人中得到启迪：扫径的老人刚把落叶扫成堆立即又被风吹散，但老人并不气馁抱怨，只是默默地又将叶扫拢。站定自己的位置，执着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以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方式，自强不息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价值。这一种从中国民间直贯知识体系的精神，与本来就颇具草根性的她非常合拍，因此，她早早摆脱了青春梦幻，直寻那自己的生命本原。大学毕业后，她一度在高雄佛光山寺院从事撰述工作，在那里，她对生命的探寻从自我剖析转为观察分析他人，从佛家子弟的身世与性格中她发掘出更丰满的生命形态，她据此写下了《只缘生在此山中》，在那本散文集中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已染上一层佛学的色彩。
高大鹏在《追求》中也细腻地描述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此文写的是自己芳草朝阳般少年岁月中对生命的片刻感悟，及由此开始的追寻，从外在环境的变迁一直探寻到内在自我的肯定，从少年时的乡间一直到工业化的都市，从花木毫无顾忌的成长到人由芦苇而为万古磐石。作者写道：“人的一生往往决定于年少时的倏忽的一念，这一念来无端，去无边，象风，随自己的意思吹，象水，随它自己的意志流。”［（１３）］这种青春觉醒的经验既朦胧又偶然，如风流水动，会有多少不能预期的天光水影在眼中心底晃过；少年时的觉醒常决定了一生的路向，创作者更需要自我生命的感悟。这有时是一幕翻天复地的内心政变，有时是某种外在刺激唤醒了千百代遗传于体内的潜能，作品正是生命觉醒后收割的原始风景。台湾散文家对青春生命觉醒的细致分析与大胆吐露，对成长中的一代代人不无启迪。
四
在中老年散文家那里，生命意识多表现为对生命的玩味。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旷达的情怀、和谐的境界，与年青一代相比，显得更为含蓄，有一种炉火纯青的光彩，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以琦君、子敏、林文月三位散文家为例。
琦君３０年代末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在那里受到著名文学家、江南大词人夏承焘的谆谆教诲，夏先生培育了琦君高超的诗词造诣，并在怎样作人与作文上给琦君以无穷的启迪。多年以后，琦君还铭记着夏老师的一句词：“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琦君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别老师后，他的词与他的诲谕时时在心。抗战期间，我尝尽了生离死别之苦，避乱穷乡，又经历了许多惊险。在工作中，我也领略到人间炎凉与温暖的滋味。我渐渐的长成了，我懂得，人要挣扎着生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却是多么值得赞美。我也懂得如何以温存的心，体味生活中的一花一木所给予我的一喜一悲”（《写作回顾》）。
琦君早年历经战乱家变，中年又在法院工作多年，她并非在蜜糖罐里长大的，也不是没有见过世界和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但她愿意以祥和宁静之心去观察生命，描绘人生。她的散文善于在极细小的生命波动上，寻觅温暖，记述温情，散播温馨，持一种毫不造作的东方式的淡泊宽容态度。大半生饱经忧患得来的生命体验，一一化为笔下的仁爱与智慧。朴实厚重中透出淡淡的情味，平易近人里流露着洞识和哲思，形成自己特有的动静适度雍容典雅的生命境界。这境界既出自她真挚孰厚的秉赋气质，也得力于她深受儒家忠恕之道影响老师的教诲，还有饱沾慈悲为怀佛家色彩母亲的感染。这几个因素构成了琦君的生命意识。凭借着它，琦君支撑起自己忠诚恳切的人生态度和宽容善良的道德准则，维系着对于宇宙万物及人性终将经久不渝地完美发展的期许与信念。
名列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中的子敏，散文创作的数量虽不如他的童话创作那么丰富，却自具风格。他的散文大都以孩子、家庭及大男子作家不屑提及的身边琐事作题材。在他笔下种种颇具童话色彩的散文闪烁着智者的生命意识，就如他自己所概括的四个字——“和谐人生”。
劫数难逃，每一代人都有他们注定要承受的苦难与忧患。自少年时代起，子敏也饱尝战乱之苦。但是艰辛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变得暴躁、自私、多疑、狭隘，没有使他永别了笑容，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在生活的铁砧上锻炼智慧，从苦涩的现实中品出生之乐趣，他保持了纯真与淳朴。他能在只有一间简陋的平房的家中找到幸福，能在妻子的管束、孩子的“骚扰”中找到诗。在家里，他从不扮演严峻岸然的父亲与独断专行的丈夫，他总是一个最能容忍，克己和谅解的朋友。在事业上，勤勉坚毅地进取；对他人，则保持“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涓涓滴滴地流入他细腻的感觉世界和宽大无边的爱心，在那儿激起滚滚滔滔的情感的波澜。
子敏告诉我们，生命的成熟决不是“多疑”、“虚伪”、“自私”、“狭隘”的代名词。成熟应该是——智慧培植起来的纯真，能用赤诚的襟怀和纯洁的心胸去接纳世界万相，才称得上是一种最高智慧。大仁大智者与投机取巧之辈、聪明小慧之徒的区别就在这里。真正成熟的人有赖于这样的纯真，得以在任何境况下保持内心的和谐和快乐，从嘈杂苦涩的人生中听到和谐、味出甘美。
林文月的散文作品数量虽不算多，但凭借中日文的语言功力和丰厚的文学根底，加上创作态度严谨，善于描写心境，观照生命，作品亦颇为引人注目。林文月散文中的生命体验亦多取自美好的一面，她善于捕捉内心生活中瞬间的颤动，将它与个体生命的变幻莫测联系起来。《一本书》写的只是一本书的偶然到手。可作者能从买书的机缘中体会到生命遭逢的奇妙；体会到以平和宁静、随遇而安的态度去接受已成的事实，并欣赏其中的情趣与美。她写道：“其实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与明天也不会有两样，一个人要下决心做点事情，只要当机立断做去就是”。一本书，也是如此，买也可，不买亦可；读亦可，不读也可；随缘而已。这里显示的正是一种纯真率性、纵性而为的生命旨趣。［（１４）］《遥远》一文堪称林文月的代表作，写的也是面对一连串偶然，感到生命的奇妙与虚幻。作者在安排得十分紧凑的工作日程中，意外地捡到一个下午的空白。在家经常失眠的她居然会在宾馆午睡得很香，醒后独自登楼眺望，在远山近水中体验到生命的新境，作者起初试图在周遭捕捉、寻觅、追索某种意义，终于让自己停驻在惝恍窃冥的境界里。周遭安静朦胧，一切似真似幻。“好象在想一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是在想什么，但心中分明不是空洞的；我知道有些情绪自心底深处冉冉升起，但又瞬即飘忽逸去；似乎在怀念着什么，然而更象在忘怀着什么。”最后作者放弃一切刻意与推敲，轻快潇洒地说道：“这种心情该如解说呢？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字眼来形容，也许可以说是遥远，就称做‘遥远’吧。”［（１５）］全篇结束于一种空灵幽静的氛围中，氛围里有一种若真若幻似隐还现的生命意识。这种境界贯串于林氏散文创作的各个时期，写于８０年代中期的《步过天城隧道》，亦是写生命如幻，在充实中有虚空、虚空中又有鲜活的悸动；但写的更为深入细腻。林文月的散文中，常将飘渺的情绪转换为实在的体悟，并让体悟的过程，清晰地呈现，使生命观照化为鲜活的感受。为此，她常赋予心绪于某种象征意义，使之成为作者由“执”而“悟”的甬道，成为联系着作者有限自我与无限时空的脐带。
在这三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中，展现的大都是温謦怡人的境界，在这境界的深层正是一种旷放达观的生命意识。三位作家对生命的诠释略有不同，琦君更多得力于儒家的忠恕之道和佛学的悲悯情怀，子敏有他和谐风趣的赤子之心，林文月的亦幻亦真颇有道家风骨庄子神韵。但在生命深处都是执着人生热爱人间，而非虚无飘渺的游仙或匍匐在神灵脚下；处于忧患之中，而能维系起对人间真情的期许，对宇宙和谐相生的信念。他们笔下有哀伤，但不是浮泛的悲观；有积极，但不是幼稚的浪漫。此类生命观照与体悟。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中国哲人在存在主义之先就已认识到，每一个真实的生命都是一首独特的歌，都应拥有一己独特的人生。但他们也懂得，个人是生存在无边的“未知”之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凉之感在每个有为的中国艺术家身上都常不自觉的流露出来。与西方悲剧英雄不同的是我们之中的大勇者，从不以激烈的外部冲突方式在毁灭自己中完成自我，而总是执着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站定自己的位置。知其不可而为之地自强不息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价值，即使陷入巨大的不幸中，他们也极少否定人生，走进宗教，更多的是保全生命，坚持节操，用艺术代替宗教来抚平心灵的创伤。在陶渊明那些并不纯然静穆的田园诗里，冲淡里见勃郁，达观里有执着，虽写饥寒苦辛却怡然自得并不忧戚；在苏东坡的诗文里，虽有流放海角天涯之咏叹，却豁达开朗。中国的音乐，绘画里，那些摧尽肝肠，震惊魂魄之物事，常被看得极淡，总是以一种泰然平和的心境加以艺术处理，这种洞照人生苦难的智慧，是一种自觉承担苦难又在苦难中得到升华了的生命境界，是一种兼有庄重肃穆之美的生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