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香港也唱红歌
原文：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0efd7d888b67ff9e
红歌不是重庆特区的专利，我们香港特区也唱红歌——当然我指的不是每晚六点半新闻之前香港电视台必奏的国歌，伴随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出现的是中环兢兢业业的白领；也不是尖沙咀海旁那些怀旧的六十年代遗老载歌载舞与自由行游客做的艳俗互动。很奇怪，我在香港认识唱“红歌”最多的是摇滚青年和社运人士。
其实如果看过诸如蒙敏生先生的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就会知道香港有过一个真正唱红歌的年代，那是香港传统左派最兴旺的六十年代。这是香港最复杂的历史话题，香港老左曾经为低下阶层发声抗争、对抗殖民统治，一度颇得民心，但随着他们对文革的盲目追隨，最后甚至发动六七暴动（也称六七起义，两个角度的叙述）滥放炸弹伤及无辜市民时，老左的民心顿失，暴动被殖民政府镇压下来，老左的理想主义也受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否定，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香港左派自此大致分裂为二，一是固守亲中、配合总路线的一批，他们冒着被称为土共的嘲讽，“忍辱负重”到回归后终于重返政治舞台；另一批则与国际新左派思维结合，扎根基层社会运动，坚持对权贵的不合作态度，至今仍是民间的活跃力量。
在香港的老镜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老左们红光满面引吭高歌的镜头，照片无声，但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不外乎《洪湖水浪打浪》、《东方红》、《公社是朵向阳花》等等，这些歌本来和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维多利亚港不是洪湖，洋行也不是公社，可是因为这些歌本来脱胎于旋律优美的传统民歌，所以与老左血液里的草根美学呼应起来了，使得这些歌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广泛传唱，连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老百姓、或者刚刚开始反思殖民教育的中学生也琅琅上口。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富含中原旋律的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向往祖国的有志青年所能得到最感性的情感滋养——他们曾经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又发起“认祖关社”运动（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也可以视作这么一种纯精神层面的乡愁的延续。革命的冲动最初往往来自美感，要不是那些传统红歌有那么优美的旋律，估计也不能感染那么多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超现实的一景，身陷资本主义丛林里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北京的金山》的旋律来想像西藏、通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来想像新疆，并且歌颂一个与己无关的救世主——虽然红歌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当超现实延续，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八十年代，朋克音乐来袭，香港的年青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们，用另一种方式改编革命歌曲，反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思传统左派的僵化和盲从。比如著名的黑鸟乐队，他们改编了《东方红》，里面唱到“东方黑了，鸟儿飞，我们看见了星下坠，冰藏他，我们路线改，哈哈我们的生活要自己来主宰……”红歌唱成黑歌了；他们还在1986年和1989年两度改编《国际歌》，前者如主唱郭达年自叙是一首Jimi Hendrix方式弹奏的国际歌，后者改了几句歌词，使它更符合《国际歌》原版的精神了：“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我们要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与此同时，大陆也流行起类似的摇滚改编传统革命歌曲，他们称之为“红色摇滚”，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仁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当年以黑胶唱片和磁带流传到香港也成为很多摇滚青年的稀罕货。现在看来《红色摇滚》不算很摇滚，却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与八九后的消沉形成一个微妙的应和：这些红歌唱得越高亢，听众越觉得是嘲讽——比如说张楚声嘶力竭地嚎出来的《社会主义好》。除了还是那首《国际歌》，依旧回肠荡气，因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依然没有解放，香港也不例外。
1994年，香港的摇滚中青年才正面被摇滚版的《国际歌》震撼，那就是著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馆演唱会，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作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的狂奔，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真正应了毛泽东“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那“悲”的本义。这个版本的国际歌，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中年叔叔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唱。
以红歌之节奏明快旋律易记，的确很适合在社运现场歌唱——但当然，今天的社运人士都很清楚地知道此左非彼左、此红非彼红也。所以不少传统革命歌曲在今天香港落地时，都被改编得本土化和自由化，并彻底杜绝那些鼓吹个人崇拜、集团崇拜的。最先这么做的也许是台湾人，台湾著名抗议乐队“黑手那卡西”首先演唱了台语版的《国际歌》，那是1993年台湾工人吴锦明创作的；后来香港的社运乐队“噪音合作社”也作出了粤语版的《国际歌》，更多的参考了原文中没有被瞿秋白翻译出来的部分——也即更无政府主义的部分，同时也加上了很多结合香港在地斗争的部分。
除了《国际歌》，在香港社会运动现场被重新唱起的还有《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文和中文版，但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斗争歌——我们记得，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而不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这样来说，真正的红歌，就在香港。
（节本发表于南都周刊，此为足本）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0efd7d888b67ff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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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不是重庆特区的专利，我们香港特区也唱红歌——当然我指的不是每晚六点半新闻之前香港电视台必奏的国歌，伴随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出现的是中环兢兢业业的白领；也不是尖沙咀海旁那些怀旧的六十年代遗老载歌载舞与自由行游客做的艳俗互动。很奇怪，我在香港认识唱“红歌”最多的是摇滚青年和社运人士。
其实如果看过诸如蒙敏生先生的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就会知道香港有过一个真正唱红歌的年代，那是香港传统左派最兴旺的六十年代。这是香港最复杂的历史话题，香港老左曾经为低下阶层发声抗争、对抗殖民统治，一度颇得民心，但随着他们对文革的盲目追隨，最后甚至发动六七暴动（也称六七起义，两个角度的叙述）滥放炸弹伤及无辜市民时，老左的民心顿失，暴动被殖民政府镇压下来，老左的理想主义也受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否定，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香港左派自此大致分裂为二，一是固守亲中、配合总路线的一批，他们冒着被称为土共的嘲讽，“忍辱负重”到回归后终于重返政治舞台；另一批则与国际新左派思维结合，扎根基层社会运动，坚持对权贵的不合作态度，至今仍是民间的活跃力量。
在香港的老镜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老左们红光满面引吭高歌的镜头，照片无声，但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不外乎《洪湖水浪打浪》、《东方红》、《公社是朵向阳花》等等，这些歌本来和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维多利亚港不是洪湖，洋行也不是公社，可是因为这些歌本来脱胎于旋律优美的传统民歌，所以与老左血液里的草根美学呼应起来了，使得这些歌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广泛传唱，连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老百姓、或者刚刚开始反思殖民教育的中学生也琅琅上口。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富含中原旋律的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向往祖国的有志青年所能得到最感性的情感滋养——他们曾经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又发起“认祖关社”运动（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也可以视作这么一种纯精神层面的乡愁的延续。革命的冲动最初往往来自美感，要不是那些传统红歌有那么优美的旋律，估计也不能感染那么多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超现实的一景，身陷资本主义丛林里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北京的金山》的旋律来想像西藏、通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来想像新疆，并且歌颂一个与己无关的救世主——虽然红歌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当超现实延续，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八十年代，朋克音乐来袭，香港的年青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们，用另一种方式改编革命歌曲，反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思传统左派的僵化和盲从。比如著名的黑鸟乐队，他们改编了《东方红》，里面唱到“东方黑了，鸟儿飞，我们看见了星下坠，冰藏他，我们路线改，哈哈我们的生活要自己来主宰……”红歌唱成黑歌了；他们还在1986年和1989年两度改编《国际歌》，前者如主唱郭达年自叙是一首Jimi Hendrix方式弹奏的国际歌，后者改了几句歌词，使它更符合《国际歌》原版的精神了：“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我们要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与此同时，大陆也流行起类似的摇滚改编传统革命歌曲，他们称之为“红色摇滚”，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仁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当年以黑胶唱片和磁带流传到香港也成为很多摇滚青年的稀罕货。现在看来《红色摇滚》不算很摇滚，却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与八九后的消沉形成一个微妙的应和：这些红歌唱得越高亢，听众越觉得是嘲讽——比如说张楚声嘶力竭地嚎出来的《社会主义好》。除了还是那首《国际歌》，依旧回肠荡气，因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依然没有解放，香港也不例外。
1994年，香港的摇滚中青年才正面被摇滚版的《国际歌》震撼，那就是著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馆演唱会，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作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的狂奔，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真正应了毛泽东“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那“悲”的本义。这个版本的国际歌，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中年叔叔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唱。
以红歌之节奏明快旋律易记，的确很适合在社运现场歌唱——但当然，今天的社运人士都很清楚地知道此左非彼左、此红非彼红也。所以不少传统革命歌曲在今天香港落地时，都被改编得本土化和自由化，并彻底杜绝那些鼓吹个人崇拜、集团崇拜的。最先这么做的也许是台湾人，台湾著名抗议乐队“黑手那卡西”首先演唱了台语版的《国际歌》，那是1993年台湾工人吴锦明创作的；后来香港的社运乐队“噪音合作社”也作出了粤语版的《国际歌》，更多的参考了原文中没有被瞿秋白翻译出来的部分——也即更无政府主义的部分，同时也加上了很多结合香港在地斗争的部分。
除了《国际歌》，在香港社会运动现场被重新唱起的还有《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文和中文版，但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斗争歌——我们记得，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而不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这样来说，真正的红歌，就在香港。
（节本发表于南都周刊，此为足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