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提议不说不快
这两天参加了三场学术报告：邓正来，风笑天，陈映芳，感觉沉寂已久的“贱”又上来了。
特别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举起手来，没有对话成，陈映芳回应其他同学的问题，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是在那里天马行空的组织自己的语言，刚刚有了一个大致，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咽回去，这让我心里难受，不妨一股脑就说出来吧。
国家社科的结果昨天出来了，社会学系中了四个，很恐怖，细节就不说了。
陈映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家庭-国家-个人的关系在1959-1979年期间“知青政策”的体现，即国家无力负担福利，转嫁给家庭，负担个体的“被安排关系”。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现代，即养老福利，转嫁给家庭，由家庭负担养老，“今天在农民工政策、城市住房政策等制度设置中都有触目惊心的复制和新发挥。”“导致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道德资源透支、家庭成员普遍陷入种种伦理困境”。
目前，研究生都在写孝文化和农村养老问题，大概是阎云翔开辟的“私人领域的变迁”话题，我指导的本科生写农村养老问题，有一段话是我夹在她的讨论部分，上文是学生的表述，下文是我的回应。
如今的农村养老现状是，老人们依然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和自己的祖辈一样，接受儿女的供养和尊重；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子女们一直力图割裂自己的小家与“大家”的关联。物质上养老资源的匮乏，精神上传统孝道的衰落，只有政府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才可能扭转这一现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只注重了发展生产力而忽视人文价值，就会出现片面性。当如今种种不孝现象出现之后，掌握着话语权的当权者在谴责当事人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自我反省。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子女和老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你没有特别回应从你的民族志反映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核心家庭的价值观并没有完全在农村占据主流，或者说来自大家庭或家族的庇护制度还是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客观上延缓了核心家庭扩张的进程、延缓了农村差序格局解体的进程。你的民族志发现的这一事实也和阎云翔的《私人领域的变迁》形成了“相左”的声音，阎云翔认为个体主义主导下的核心家庭的成长力量使得差序格局发生了极大的解体，农村的传统孝道衰落。你的民族志还是尝试表达农村孝道衰落的大背景下仍旧有（宗族/父权）庇护制度的力量存在，因此呈现出了不统一的基于个体家庭“理性”选择的差异。同时，也引发了农村孝道衰落的深一层的伦理困境：如果分担“外面的世界”自由主义经济风险的家庭“共有”资源继续流失，那么供养乡村老人的乡村互惠资源又由谁来反哺或者支持？政府，亦或是家庭，还是在外打工的子女？本身处于城市养老福利制度之外的乡村养老条件就因薄弱而劣势，多方力量的分化兼利益的交织、血缘的相连使得乡村养老的伦理困境越来越加深，而非改善。民族志尝试揭示这重农村养老伦理困境，在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基础上探讨普适的趋向平等的农村养老问题的“公共化”改善，从而缓解因为私人领域的分化而阻碍国家承担农村养老主要责任的进程。（另外插一句话，光是空喊道德口号，灌输儒家孝文化这一套意识形态改变孝文化的衰落是迂腐的，我觉得你的论文关于五四、文革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批判，是以不理解革命、否定革命的解读方式来达成你的表述的合法性的，不妨让我们问：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什么？我不再多说了，因为说了也等于没说）
所以，当我看到陈映芳的这个观点的时候，陈映芳一再强调“国民待遇普适化”，她的原话是落实国民待遇，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表达了她的政治民主期待。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知青政策背后家庭的支持作用和生活机会的家庭捆绑），我感到有回应，有震动，原来私人领域的力量还是这么强大。
我原来在和alu合写“上海旧城改造的绅化趋势对私人领域的变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不懂私人领域是什么，只是将它理解为住房制度和住房政策，以及住房资源分配和占有，它包括了历史的维度，以及现实的逻辑起点，这两点也是陈映芳的研究特点。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我对私人领域的使用是非常欠思考的，或者说欠理解的。私人领域在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状态，还需要现实的回落。不过集中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上海旧城改造的绅化趋势对私人领域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威权体制解体后，国家-个人-家庭的关系实际上发生了严重的失序：弱国家（政府与权贵资本结合，市场化启动的房地产市场改革使得中产阶级成为上升的消费主体，新人的呼声呼之欲出）和核心家庭的价值观同构，在这种情况下，我强烈感觉到公共领域的萎缩和缺失——这也是威权体制不再的时代的个体的迷惘和意义的解构。如果在社会主义时期任何时候，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家庭都起到了或者压抑，或者“推出”的“角色地位”作用，个体与出身家庭的关系的未分化状态实际上从来没有退出资源、利益和生活机遇的影响中，虽然“子女接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是找工作的机遇还是有代际维系的地方权力关系的辐射范围。我越来越承认，出身家庭实际上从未失去它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阶层边界乃至特权阶级利益的阶级壁垒。
关于特权阶层的利益排斥边界或排斥制度是我和alu在安徽合肥的漫游过程中从公安局等特权机构的“岿然不动”引申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消费领域正在打造特权阶层的优越感，这是去政治化的时代遗留的计划经济时期特权阶层的膨胀，不同的是，品味与格调成为替代性的文明标志。”
也正是陈映芳所说的“阶级文化与阶级制度的紧张”，在改革开放“品味与格调”意识形态上升并渗透的“宫廷化”文明进程的延续——以上海区县镇政府吸纳景观设计的“会所化”园林风格为例。
关键是要回应什么，似乎还是没有真正对接起来。我不得不组织自己的语言，这样表达道：我一直想寻找祛除关系网影响下的个人-出身家庭关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结构的延续性，就像在论文指导中所说的“民族志尝试揭示这重农村养老伦理困境，在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基础上探讨普适的趋向平等的农村养老问题的“公共化”改善，从而缓解因为私人领域的分化而阻碍国家承担农村养老主要责任的进程。”这是一个民主的革命逻辑的反复质询，无论其间私人领域的阻力有多么大。当然这也是一个悖论：每一次激进革命的打碎家庭的表述，都会带来家族势力的复辟和庇护（工厂政治也是家族权威的模仿，这是walder的观点），生产小组和单位又重构了共同体的构成关系，威权体制的解体，也带走了个体与国家相连的劳动价值的幸福感，那么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型的当下，个体-家庭-国家的关系是否始终面临认同的危机呢？我原来还表述为城市空间在重塑过程中对“个人-出身家庭关系”真正指涉的阶级意识的切断（break-up），就像在黄宝妹的见面会上，chris提问的我们为谁劳动，我们到哪里找到劳动的幸福感。这样尖锐的问题，是威权体制下隶属于特权阶层的劳动模范的黄宝妹等工人阶级个体无法面对的，若是没有一个解决劳动意义的政权的解释，即阶级主体的重构，是始终不得不在核心家庭价值观——号召工人回到家庭以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持的白领奋斗传奇之间徘徊。历史在悖论中跳跃，我们却缺乏一种整合的能力，或者始终回应实质问题的能力，两个个体隔着三十年产权制度改革的鸿沟重逢的时候，出现的不理解，出现的彼此观照的他者，恰恰构成了一种学术的生长活力：学术的解释要在现实逻辑的起点和历史逻辑的维度之间建立起表述体系，在私人领域的扩大（包括被转嫁的家庭担负的个体责任）和自由主义劳动市场要素（我不要买房捆绑在金融债务上，我要投资人力资本加强流动性，做国际性的高端劳动力，一位南京大学学员的大声表白）的强化，伴随着芒福德所说的城市无限自我扩大和复制的资本本性，实际上始终“卡住”的是社会主义时期不断实践、不断失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可惜，我没有听到太多陈映芳给出的答案，后者转向了身份地位、利益表达、角色期待以及全民福利的方向上去，我想自身之所以滞留原因还在于：我是工人阶级的子女，为什么在个体选择的过程中（强化人力资本）背叛了家庭出身。
最后，我想把开头就讲的提议说出来，供大家讨论：alu的豆瓣漫游活动已经很长时间，实践的路线非常好，可是欠缺理论的总结性，研讨性，虽然之前提出过读书会的建议，但是因为非正式组织的关系，大家忙于自己的私人事情：翻译、工作、写作和其他，都没办法允出精力和时间，来投入公共领域的建设，实际上大家都有心，都有热情，真心渴望一个平台能够暂时缓一缓走路的脚步，坐下来说一说什么，说什么，相信我们总能找到主题，之前和组长讨论过的观看工人、工厂的纪录片、电影，真的不希望这些想法就这么流失，我倡议从漫游活动延伸一个公共领域的平台，可以一个月一次，可以其他时间临时召集，我们能够把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渐渐汇集到表述体系中来，这也是我们豆瓣小组以非学术权威的方式，以草根的方式，从事这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工作。
倡议人愿意用被延期的优青课题为小组服务（它已经部分资助过笔者的课堂讲座）。
接下来的几天有什么学术动态，继续报道。
还有一个新的动态是：现代化已经转变为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传统工业向创意产业转变的趋势，这一动态，我们通过上海的创意园的田野系列考察已经注意到了，并且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记录。上海作为前沿始终没有失去西方学者的兴趣，也没有失去它的“全国看上海”的前瞻地位。在这一情境下，弗罗里达的“刺儿头”说法又给人力资本增加了新的含义，自由性，流动性和创意产业的身份政治。进而又有了政府孵化的机制。上海经验告诉我们，当个体的身份政治引入新人的建构体系当中的时候，福柯的“来自个体的政治与审美的双重反抗”转化为（行为艺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模糊了自由主义的劳力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威权体制之间的边界，成为只能模棱两可的用爱国主义召唤或者“凝聚”的个体主义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想想，中产阶级的概念构成的真正变化是什么？是用变化的现象（自变量）来改变自变量呢？还是坚持自变量的结构性边界。创意园的失败告诉我们，无论中产阶级在消费占据鳌头，还是在第三产业发挥了软资本的作用，中产阶级的领导权都需要实质的厘清。
按照李路路对威权政体的分析，个体主义的自由职业者，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很难界定，是阶级分类的模糊地带，即，结构化的等级化的分析模式没办法界定个体主义的自由职业者，那么“利益碎片化”的观点就能够解释。我们也可以说是阶级结构的稀释，如果能对从事创意产业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做一个田野调查，假设：集体行动不存在（因为是个体的存在，有没有工会的组织形式），阶级集体不存在（自由主义的生活状态，个体化的存在方式），资本的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结构也不存在（不作为白领在外企工作，又不受组织或单位的统治），那么在哪重意义认知呢？爱国主义可能都是无力的（国际化的视野或合作使其不加入民族主义青年的行列）。所以，第三产业，或者后工业社会，兼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结构转型，使得创意产业和景观社会的结合，正成为消费领域涌现出来的阶级意识的成长动力。同时也解构了以工作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因为以工作为中心还是有决定性的结构作用。到底阶级意识是怎样的？消费方式与经济地位的错位，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无疑阶级发生了极大的模糊——那么阶级范式怎么解释呢？
特别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举起手来，没有对话成，陈映芳回应其他同学的问题，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是在那里天马行空的组织自己的语言，刚刚有了一个大致，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咽回去，这让我心里难受，不妨一股脑就说出来吧。
国家社科的结果昨天出来了，社会学系中了四个，很恐怖，细节就不说了。
陈映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家庭-国家-个人的关系在1959-1979年期间“知青政策”的体现，即国家无力负担福利，转嫁给家庭，负担个体的“被安排关系”。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现代，即养老福利，转嫁给家庭，由家庭负担养老，“今天在农民工政策、城市住房政策等制度设置中都有触目惊心的复制和新发挥。”“导致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道德资源透支、家庭成员普遍陷入种种伦理困境”。
目前，研究生都在写孝文化和农村养老问题，大概是阎云翔开辟的“私人领域的变迁”话题，我指导的本科生写农村养老问题，有一段话是我夹在她的讨论部分，上文是学生的表述，下文是我的回应。
如今的农村养老现状是，老人们依然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和自己的祖辈一样，接受儿女的供养和尊重；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子女们一直力图割裂自己的小家与“大家”的关联。物质上养老资源的匮乏，精神上传统孝道的衰落，只有政府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才可能扭转这一现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只注重了发展生产力而忽视人文价值，就会出现片面性。当如今种种不孝现象出现之后，掌握着话语权的当权者在谴责当事人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自我反省。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子女和老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你没有特别回应从你的民族志反映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核心家庭的价值观并没有完全在农村占据主流，或者说来自大家庭或家族的庇护制度还是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客观上延缓了核心家庭扩张的进程、延缓了农村差序格局解体的进程。你的民族志发现的这一事实也和阎云翔的《私人领域的变迁》形成了“相左”的声音，阎云翔认为个体主义主导下的核心家庭的成长力量使得差序格局发生了极大的解体，农村的传统孝道衰落。你的民族志还是尝试表达农村孝道衰落的大背景下仍旧有（宗族/父权）庇护制度的力量存在，因此呈现出了不统一的基于个体家庭“理性”选择的差异。同时，也引发了农村孝道衰落的深一层的伦理困境：如果分担“外面的世界”自由主义经济风险的家庭“共有”资源继续流失，那么供养乡村老人的乡村互惠资源又由谁来反哺或者支持？政府，亦或是家庭，还是在外打工的子女？本身处于城市养老福利制度之外的乡村养老条件就因薄弱而劣势，多方力量的分化兼利益的交织、血缘的相连使得乡村养老的伦理困境越来越加深，而非改善。民族志尝试揭示这重农村养老伦理困境，在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基础上探讨普适的趋向平等的农村养老问题的“公共化”改善，从而缓解因为私人领域的分化而阻碍国家承担农村养老主要责任的进程。（另外插一句话，光是空喊道德口号，灌输儒家孝文化这一套意识形态改变孝文化的衰落是迂腐的，我觉得你的论文关于五四、文革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批判，是以不理解革命、否定革命的解读方式来达成你的表述的合法性的，不妨让我们问：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什么？我不再多说了，因为说了也等于没说）
所以，当我看到陈映芳的这个观点的时候，陈映芳一再强调“国民待遇普适化”，她的原话是落实国民待遇，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表达了她的政治民主期待。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知青政策背后家庭的支持作用和生活机会的家庭捆绑），我感到有回应，有震动，原来私人领域的力量还是这么强大。
我原来在和alu合写“上海旧城改造的绅化趋势对私人领域的变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不懂私人领域是什么，只是将它理解为住房制度和住房政策，以及住房资源分配和占有，它包括了历史的维度，以及现实的逻辑起点，这两点也是陈映芳的研究特点。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我对私人领域的使用是非常欠思考的，或者说欠理解的。私人领域在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状态，还需要现实的回落。不过集中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上海旧城改造的绅化趋势对私人领域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威权体制解体后，国家-个人-家庭的关系实际上发生了严重的失序：弱国家（政府与权贵资本结合，市场化启动的房地产市场改革使得中产阶级成为上升的消费主体，新人的呼声呼之欲出）和核心家庭的价值观同构，在这种情况下，我强烈感觉到公共领域的萎缩和缺失——这也是威权体制不再的时代的个体的迷惘和意义的解构。如果在社会主义时期任何时候，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家庭都起到了或者压抑，或者“推出”的“角色地位”作用，个体与出身家庭的关系的未分化状态实际上从来没有退出资源、利益和生活机遇的影响中，虽然“子女接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是找工作的机遇还是有代际维系的地方权力关系的辐射范围。我越来越承认，出身家庭实际上从未失去它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阶层边界乃至特权阶级利益的阶级壁垒。
关于特权阶层的利益排斥边界或排斥制度是我和alu在安徽合肥的漫游过程中从公安局等特权机构的“岿然不动”引申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消费领域正在打造特权阶层的优越感，这是去政治化的时代遗留的计划经济时期特权阶层的膨胀，不同的是，品味与格调成为替代性的文明标志。”
也正是陈映芳所说的“阶级文化与阶级制度的紧张”，在改革开放“品味与格调”意识形态上升并渗透的“宫廷化”文明进程的延续——以上海区县镇政府吸纳景观设计的“会所化”园林风格为例。
关键是要回应什么，似乎还是没有真正对接起来。我不得不组织自己的语言，这样表达道：我一直想寻找祛除关系网影响下的个人-出身家庭关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结构的延续性，就像在论文指导中所说的“民族志尝试揭示这重农村养老伦理困境，在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基础上探讨普适的趋向平等的农村养老问题的“公共化”改善，从而缓解因为私人领域的分化而阻碍国家承担农村养老主要责任的进程。”这是一个民主的革命逻辑的反复质询，无论其间私人领域的阻力有多么大。当然这也是一个悖论：每一次激进革命的打碎家庭的表述，都会带来家族势力的复辟和庇护（工厂政治也是家族权威的模仿，这是walder的观点），生产小组和单位又重构了共同体的构成关系，威权体制的解体，也带走了个体与国家相连的劳动价值的幸福感，那么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型的当下，个体-家庭-国家的关系是否始终面临认同的危机呢？我原来还表述为城市空间在重塑过程中对“个人-出身家庭关系”真正指涉的阶级意识的切断（break-up），就像在黄宝妹的见面会上，chris提问的我们为谁劳动，我们到哪里找到劳动的幸福感。这样尖锐的问题，是威权体制下隶属于特权阶层的劳动模范的黄宝妹等工人阶级个体无法面对的，若是没有一个解决劳动意义的政权的解释，即阶级主体的重构，是始终不得不在核心家庭价值观——号召工人回到家庭以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持的白领奋斗传奇之间徘徊。历史在悖论中跳跃，我们却缺乏一种整合的能力，或者始终回应实质问题的能力，两个个体隔着三十年产权制度改革的鸿沟重逢的时候，出现的不理解，出现的彼此观照的他者，恰恰构成了一种学术的生长活力：学术的解释要在现实逻辑的起点和历史逻辑的维度之间建立起表述体系，在私人领域的扩大（包括被转嫁的家庭担负的个体责任）和自由主义劳动市场要素（我不要买房捆绑在金融债务上，我要投资人力资本加强流动性，做国际性的高端劳动力，一位南京大学学员的大声表白）的强化，伴随着芒福德所说的城市无限自我扩大和复制的资本本性，实际上始终“卡住”的是社会主义时期不断实践、不断失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可惜，我没有听到太多陈映芳给出的答案，后者转向了身份地位、利益表达、角色期待以及全民福利的方向上去，我想自身之所以滞留原因还在于：我是工人阶级的子女，为什么在个体选择的过程中（强化人力资本）背叛了家庭出身。
最后，我想把开头就讲的提议说出来，供大家讨论：alu的豆瓣漫游活动已经很长时间，实践的路线非常好，可是欠缺理论的总结性，研讨性，虽然之前提出过读书会的建议，但是因为非正式组织的关系，大家忙于自己的私人事情：翻译、工作、写作和其他，都没办法允出精力和时间，来投入公共领域的建设，实际上大家都有心，都有热情，真心渴望一个平台能够暂时缓一缓走路的脚步，坐下来说一说什么，说什么，相信我们总能找到主题，之前和组长讨论过的观看工人、工厂的纪录片、电影，真的不希望这些想法就这么流失，我倡议从漫游活动延伸一个公共领域的平台，可以一个月一次，可以其他时间临时召集，我们能够把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渐渐汇集到表述体系中来，这也是我们豆瓣小组以非学术权威的方式，以草根的方式，从事这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工作。
倡议人愿意用被延期的优青课题为小组服务（它已经部分资助过笔者的课堂讲座）。
接下来的几天有什么学术动态，继续报道。
还有一个新的动态是：现代化已经转变为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传统工业向创意产业转变的趋势，这一动态，我们通过上海的创意园的田野系列考察已经注意到了，并且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记录。上海作为前沿始终没有失去西方学者的兴趣，也没有失去它的“全国看上海”的前瞻地位。在这一情境下，弗罗里达的“刺儿头”说法又给人力资本增加了新的含义，自由性，流动性和创意产业的身份政治。进而又有了政府孵化的机制。上海经验告诉我们，当个体的身份政治引入新人的建构体系当中的时候，福柯的“来自个体的政治与审美的双重反抗”转化为（行为艺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模糊了自由主义的劳力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威权体制之间的边界，成为只能模棱两可的用爱国主义召唤或者“凝聚”的个体主义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想想，中产阶级的概念构成的真正变化是什么？是用变化的现象（自变量）来改变自变量呢？还是坚持自变量的结构性边界。创意园的失败告诉我们，无论中产阶级在消费占据鳌头，还是在第三产业发挥了软资本的作用，中产阶级的领导权都需要实质的厘清。
按照李路路对威权政体的分析，个体主义的自由职业者，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很难界定，是阶级分类的模糊地带，即，结构化的等级化的分析模式没办法界定个体主义的自由职业者，那么“利益碎片化”的观点就能够解释。我们也可以说是阶级结构的稀释，如果能对从事创意产业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做一个田野调查，假设：集体行动不存在（因为是个体的存在，有没有工会的组织形式），阶级集体不存在（自由主义的生活状态，个体化的存在方式），资本的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结构也不存在（不作为白领在外企工作，又不受组织或单位的统治），那么在哪重意义认知呢？爱国主义可能都是无力的（国际化的视野或合作使其不加入民族主义青年的行列）。所以，第三产业，或者后工业社会，兼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结构转型，使得创意产业和景观社会的结合，正成为消费领域涌现出来的阶级意识的成长动力。同时也解构了以工作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因为以工作为中心还是有决定性的结构作用。到底阶级意识是怎样的？消费方式与经济地位的错位，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无疑阶级发生了极大的模糊——那么阶级范式怎么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