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问题-读梁老师的《寄小学友书》

我知道，“洋为中用”是你出来求学的用意，但我希望你先多了解“洋为洋用”，然后才决定“中用”。在研究“洋用”中要特别留意洋现象和洋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是否真的能够解释这个现象，真的能够支持这个政策？它是来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哪一个层面上去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是怎样跑出来的，它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认清洋东西的真面貌，才可以考虑“中用”。
这是梁鹤年老师的《寄小学友书》中的一段。2007年4月。
很遗憾，没有早看到，没有在去ETH之前看到。也很幸运，在快写出论文前看到了。
C老师在我去IDB学习之前说的最多的也是把欧洲对IH的方法领会了，解决中国的问题，譬如东外滩的问题。当我在ETH的IDB学习的时候，这个问题狠狠地纠缠了我一番。当时看了那么多的IA/IH的书，发现与我们实践中看得，做的，说的完全不同。心想着，完全没有希望达到老师的目标了。
IA（Industrial Archeology）的发源与我们不同，IR（Industrial Revolution）的过程也相去甚远，IH（Industrial Heritage）中的建筑的品质更是十万八千里。那么我们的IH究竟是什么呢？
前两天翻出最早几次的论文提纲，赫然写着“他们说”与“我们说”，打算把西方关于IA研究的问题与我们近年的IH研究对比。现在再读，“洋为洋用”的过程还没厘清之前，想要说明“洋为中用”只能导致肤浅的批判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问题自有他产生的路径与根源，与西方IH/IA的基础不是一个路线的。
当想清楚之后，又花了2年时间读IA的原著/调研中国的实践。希望最终成果会有”洋为洋用“+一些“洋为中用”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