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关系新论
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关系新论
郑 若 玲
高考是进入高等教育的“敲门砖”，既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生源质量，又直接关乎考生的前途命运。高考自建制伊始便一直甚为社会所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考规模的迅速增长，高考的社会影响愈来愈大，加之已实行五十余年，其弊端越来越显现，引发的争议也越发激烈。然而，许多人除诟病高考自身弊端外，还情绪化地将诸多与高考无关的教育和社会弊端也“追根溯源”到其处，高考因此承受着不公正对待，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便是典型例子。以往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对这一问题虽议论颇多，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研究甚至还有相当深度，但对其与高考之关系探讨，却多停留在感性层面。对高考与素质教育及应试教育之关系的非理性看法不仅引发了高考这一“举国大考”的生存危机，而且不利于教育问题的正确解决。笔者认为有必要理性深思这些问题，还高考以客观评价，使其发挥出对教育的应然功能。
一、高考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
批评高考的许多观点认为，高考的弊端造成了应试教育，“应试”源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即所谓的“片追”），而“片追”最主要的攀比追逐对象便是高考的升学率，高考因此被看成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从人们对应试教育的界定便可看出二者被明显“捆绑”在一起：应试教育是“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实际存在的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围绕‘应考’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
无可否认，应试教育的直接原因是“片追”，是中小学校为了提高考试（尤其是高考）升学率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若追溯“片追”问题的来龙去脉，便不难发现高考只是导致“片追”和应试教育的表层原因或“导火线”。“片追”现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十七年，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尚小，但普通教育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超过高等教育，导致高考录取率逐年下降，1952年录取率高达90.35%，1965年的46.92%与之相比已下跌将近一半。特别是1962年，由于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经济严重滑坡而不得不大幅度压缩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因纠正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压缩性调整，该年度的高考录取率跌至“文革”前的最低谷，仅为27.43%。“片追”和应试教育正是在这样一种竞争状态下开始出现。在高等教育机会极为有限、社会竞争压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片追”现象愈演愈烈，应试教育自然也难以抑止。可见，“片追”所追逐的实际上是稀缺社会资源，高考竞争或应试教育都只是社会竞争的一种表象或结果。
刘海峰对高考竞争的本质曾做过深透的研究，认为当今教育领域的许多弊端从表面上看是高考造成的，但其实问题的根源与本质并不在高考，高考只是使一些问题突显出来；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和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因此备受争议。对于应试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少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有人认为，应试教育的机制有着支持它的社会条件系统，如社会向上流动（升迁）的压力很大，社会所提供的升迁机会极小等，只要社会还在为高学历者提供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试教育”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条件就不可能消除；由于高考功能被放大成超教育化、社会化（政治化、经济化），形成了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现象是教育供求关系失衡（需求远大于供给所引起的畸形竞争）的结果，只要教育供求关系的失衡现象依然存在，则应试教育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笔者认为，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竞争手段，考试本身是中性的。“应试”对于“教育”本无可厚非。教育学将狭义的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而判断受教育者是否发生了“预期的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均需借助考试才能了解。因此，考试是评价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如果考试因为给人们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学习负担而被认为是一种“罪恶”，那也是一种“必需的罪恶”。
有考试即有应试，应试的作用积极与否，取决于考什么和如何考，正如王策三在评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时，针对高考的应试教育成分所指出的：“（应试教育）有两面性，除了不当的消极一面，还有正当的积极的一面，尤其在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更是如此。……升学是应试，就业也是应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充满了考试，人类和每个个人一生都在应试。再极而言之，应试和应试教育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考试固有其局限性，无论怎样改进考试，也不能完全得到克服。但“在教育领域中，由于教学内容基本是已经确认的东西，运用以一斑窥全豹的原理，用考试的办法，来代替实践的检验，它用的时间短，收效快，结果确定。”
肯定应试教育的远不止教育理论研究者。作家梁晓声在“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一文中谈到，“考试自然不是择优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最好方式，但的确是最公平的方式。”“教育的方式，未见得一受‘应试’所导向，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定就差，一定就劣，一定就大成问题。‘应试’的智力资本和心理基础，难道不也是‘综合素质’的两个主要方面么？”政协委员、有46年执教经历的中学校长吴昌顺也曾在2002年的“两会”上指出，如果应试教育没有可取之处，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培养的一切人才。
应该看到，我国的应试教育主要是由教育和社会竞争所引发，高考只不过为其提供了凭藉。事实上，应试教育并非中国的“特产”，也存在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教育报告1991》中，就曾把“应试教学”专门作为一个讨论与分析的项目。英国学者蒙哥马利也曾在谈到英国的教育考试时认为，虽然考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和认可，取得了良好的功效，但“它扰乱了中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使教学跟着考试转。
事实上，自学校教育开始采行严格的考试并以分数评定等级，整个教育就转向了所谓的“应试教育”，也开始成为一种被评分制度所掣肘的教育。“只要我们不能逃离尊崇科学、注重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去考虑教育问题，只要我们仍在坚持用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规训教育，那么学校就或明或暗还得围着分数转……所谓素质教育对于应试教育而言也只能是改良品种，谈不上改革。只要素质教育本身的效用最终也得接受评分制度的评估，这应试教育的根就拔不掉。”
既然应试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科学知识的传递问题，通过这种传递形式，使得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的认识水准得以巩固”，它的存在也就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即使应试教育问题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也主要是因中国的教育和社会资源更为稀缺以及重视考试的传统文化所致。笔者以为，把高考说成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似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
二、高考是不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
许多人认为，“片追”作为对高考教育评价功能的一种反应，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制造应试教育，阻碍素质教育，并造成中小学“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扎扎实实进行应试教育”的奇怪现象。在对“应试”的声讨中，人们最终往往将矛头指向高考，而且中小学教育中其它的“应试行为”也多半由高考的激烈竞争所致。许多人因此将高考看成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认为不废除高考就难以推行素质教育。
那么，废除了高考果真就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吗？从文化素质看，历史已经证明，高考促进了社会文化素质和水平的提升，考分高的人普遍比考分低的人的文化素质要高，高分低能和成绩差但素质好的学生毕竟都只是极少数，在高考题型朝考能力发展的今天就更如此。不经过考试竞争就升学的做法可能导致素质更低，甚至会造就出新文盲。中国人往往爱走极端，一考试便拼命，一不考试则“放羊”，难怪乎有些家长把孩子们不好好学习的行为都归罪于素质教育。
在被认为学习环境宽松、素质教育成功的美国，就曾因升学考试太过容易而出现教育质量问题。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在21-25岁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当中，只有不到60%的人阅读水平达到高二程度，即使在有大学学历的人中，也仅有80%的人达到这一程度。有2/3被调查的大学教师抱怨说，他们越来越多的是为大学生补中学课程。2006年3月1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机构ACT在高等教育界影响最广泛的杂志《高等教育编年》（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公布的一项有关高中毕业生阅读水平的调查报告也显示，2005年度参加ACT考试的120万高中生中，仅有51%的人具备接受大学教育或职业训练项目所需的阅读水平。调查还发现，学生在整个高中阶段的阅读水平非升反降。有识之士忧虑地表示，这将导致一个“沉默的国家”，并呼吁改进高中的阅读教育，提高中学阅读要求和课本的质量。美国大、中学水平低下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中学水平低，所以大学生源水平不高，而大学为了迁就这一现实降低招生标准，反过来又使中学生不愿努力学习。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人对自己的考试制度大加挞伐之时，美国却对我们的考试制度赞赏有加。2006年6月，美国公布的一份有关“国际数学和科学学习趋势”的教育报告指出，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已远远落后于东亚地区的同龄人，报告认为，东亚教育体系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有能够激励学生的考试。
中国推行素质教育，如果不正确引导，难保不像美国这样出现新的文盲、半文盲现象。正如有中学校长直言不讳地认为，高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是绝对不可取消的。作为中学校长，就该理直气壮抓“升学率”。“率”绝对是学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一个标准。不怕考试，敢于考试（因为今后到社会上需要应付的考试太多）也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内容。
从道德素质看，不经过考试竞争而升学，极易导致特权关说，弄虚作假，请托送礼等歪风盛行，学生身处其间，耳濡目染，很难想象能培养出多高的道德素质。关于高考对素质教育的积极作用，刘海峰认为，高考至少可以提高考生的文化素质、学习能力、心理素质，此外，还能在磨练意志、培养合作精神、面对失败、知恩图报等方面培养考生的品德。
素质教育也并非不要考试。只要考试仍然作为教育过程的重要环节而存在，则无论何种教育都摆脱不了考试的“紧箍咒”。问题的关键并非“应试”本身，而在于如何正确运用考试的教育功能，在于考试的内容、方法以及对考试结果的使用等。尽管当今中国确有许多学校一门心思扑在应试教育上，并由此带来很多问题，但并不能对其成绩尤其是在知识教育上的成就全盘否定。素质教育之所以难以顺利推行，“根源并不在高考，而是重视教育和学历、信奉读书至上的社会传统文化。而且，围绕高考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也不在高考本身，甚至不在教育本身，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应试教育和高考只不过是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很多时候，教育的问题并不能仅从教育本身去寻求解决之道，而应将之置于社会大背景下思考。因为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不能仅“就教育谈教育”，素质教育也一样，它是一项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需要一定的社会结构为支撑。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与其说是高考，毋宁说是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
从表面上看，高考只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但其背后亦兼具政治与社会功能。这一切，使得高考承载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而巨大的社会责任又造成高考竞争的异常激烈。当社会矛盾凸显而无法解决时，人们便将矛头指向高考。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被放置在“社会”这个显微镜下，任何微小的瑕疵都可能被放大若干倍，甚至周围社会的污点，也被位移到高考身上，高考因此招致了激烈的社会批评。高考因激烈竞争所招致的同样激烈的社会批评其实是在“替人受过”。高考既与应试教育没有天然的“血缘”，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也并非素质教育的“天敌”或“绊脚石”。这些关于高考的误读都是由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所引起。2007年即将迎来恢复高考30周年，是该为长期“替人受过”的高考“正名”的时候了。
（本文刊于《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7-8月合刊）
郑 若 玲
高考是进入高等教育的“敲门砖”，既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生源质量，又直接关乎考生的前途命运。高考自建制伊始便一直甚为社会所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考规模的迅速增长，高考的社会影响愈来愈大，加之已实行五十余年，其弊端越来越显现，引发的争议也越发激烈。然而，许多人除诟病高考自身弊端外，还情绪化地将诸多与高考无关的教育和社会弊端也“追根溯源”到其处，高考因此承受着不公正对待，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便是典型例子。以往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对这一问题虽议论颇多，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研究甚至还有相当深度，但对其与高考之关系探讨，却多停留在感性层面。对高考与素质教育及应试教育之关系的非理性看法不仅引发了高考这一“举国大考”的生存危机，而且不利于教育问题的正确解决。笔者认为有必要理性深思这些问题，还高考以客观评价，使其发挥出对教育的应然功能。
一、高考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
批评高考的许多观点认为，高考的弊端造成了应试教育，“应试”源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即所谓的“片追”），而“片追”最主要的攀比追逐对象便是高考的升学率，高考因此被看成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从人们对应试教育的界定便可看出二者被明显“捆绑”在一起：应试教育是“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实际存在的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围绕‘应考’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
无可否认，应试教育的直接原因是“片追”，是中小学校为了提高考试（尤其是高考）升学率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若追溯“片追”问题的来龙去脉，便不难发现高考只是导致“片追”和应试教育的表层原因或“导火线”。“片追”现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十七年，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尚小，但普通教育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超过高等教育，导致高考录取率逐年下降，1952年录取率高达90.35%，1965年的46.92%与之相比已下跌将近一半。特别是1962年，由于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经济严重滑坡而不得不大幅度压缩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因纠正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压缩性调整，该年度的高考录取率跌至“文革”前的最低谷，仅为27.43%。“片追”和应试教育正是在这样一种竞争状态下开始出现。在高等教育机会极为有限、社会竞争压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片追”现象愈演愈烈，应试教育自然也难以抑止。可见，“片追”所追逐的实际上是稀缺社会资源，高考竞争或应试教育都只是社会竞争的一种表象或结果。
刘海峰对高考竞争的本质曾做过深透的研究，认为当今教育领域的许多弊端从表面上看是高考造成的，但其实问题的根源与本质并不在高考，高考只是使一些问题突显出来；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和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因此备受争议。对于应试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少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有人认为，应试教育的机制有着支持它的社会条件系统，如社会向上流动（升迁）的压力很大，社会所提供的升迁机会极小等，只要社会还在为高学历者提供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试教育”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条件就不可能消除；由于高考功能被放大成超教育化、社会化（政治化、经济化），形成了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现象是教育供求关系失衡（需求远大于供给所引起的畸形竞争）的结果，只要教育供求关系的失衡现象依然存在，则应试教育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笔者认为，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竞争手段，考试本身是中性的。“应试”对于“教育”本无可厚非。教育学将狭义的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而判断受教育者是否发生了“预期的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均需借助考试才能了解。因此，考试是评价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如果考试因为给人们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学习负担而被认为是一种“罪恶”，那也是一种“必需的罪恶”。
有考试即有应试，应试的作用积极与否，取决于考什么和如何考，正如王策三在评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时，针对高考的应试教育成分所指出的：“（应试教育）有两面性，除了不当的消极一面，还有正当的积极的一面，尤其在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更是如此。……升学是应试，就业也是应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充满了考试，人类和每个个人一生都在应试。再极而言之，应试和应试教育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考试固有其局限性，无论怎样改进考试，也不能完全得到克服。但“在教育领域中，由于教学内容基本是已经确认的东西，运用以一斑窥全豹的原理，用考试的办法，来代替实践的检验，它用的时间短，收效快，结果确定。”
肯定应试教育的远不止教育理论研究者。作家梁晓声在“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一文中谈到，“考试自然不是择优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最好方式，但的确是最公平的方式。”“教育的方式，未见得一受‘应试’所导向，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定就差，一定就劣，一定就大成问题。‘应试’的智力资本和心理基础，难道不也是‘综合素质’的两个主要方面么？”政协委员、有46年执教经历的中学校长吴昌顺也曾在2002年的“两会”上指出，如果应试教育没有可取之处，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培养的一切人才。
应该看到，我国的应试教育主要是由教育和社会竞争所引发，高考只不过为其提供了凭藉。事实上，应试教育并非中国的“特产”，也存在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教育报告1991》中，就曾把“应试教学”专门作为一个讨论与分析的项目。英国学者蒙哥马利也曾在谈到英国的教育考试时认为，虽然考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和认可，取得了良好的功效，但“它扰乱了中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使教学跟着考试转。
事实上，自学校教育开始采行严格的考试并以分数评定等级，整个教育就转向了所谓的“应试教育”，也开始成为一种被评分制度所掣肘的教育。“只要我们不能逃离尊崇科学、注重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去考虑教育问题，只要我们仍在坚持用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规训教育，那么学校就或明或暗还得围着分数转……所谓素质教育对于应试教育而言也只能是改良品种，谈不上改革。只要素质教育本身的效用最终也得接受评分制度的评估，这应试教育的根就拔不掉。”
既然应试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科学知识的传递问题，通过这种传递形式，使得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的认识水准得以巩固”，它的存在也就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即使应试教育问题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也主要是因中国的教育和社会资源更为稀缺以及重视考试的传统文化所致。笔者以为，把高考说成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似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
二、高考是不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
许多人认为，“片追”作为对高考教育评价功能的一种反应，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制造应试教育，阻碍素质教育，并造成中小学“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扎扎实实进行应试教育”的奇怪现象。在对“应试”的声讨中，人们最终往往将矛头指向高考，而且中小学教育中其它的“应试行为”也多半由高考的激烈竞争所致。许多人因此将高考看成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认为不废除高考就难以推行素质教育。
那么，废除了高考果真就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吗？从文化素质看，历史已经证明，高考促进了社会文化素质和水平的提升，考分高的人普遍比考分低的人的文化素质要高，高分低能和成绩差但素质好的学生毕竟都只是极少数，在高考题型朝考能力发展的今天就更如此。不经过考试竞争就升学的做法可能导致素质更低，甚至会造就出新文盲。中国人往往爱走极端，一考试便拼命，一不考试则“放羊”，难怪乎有些家长把孩子们不好好学习的行为都归罪于素质教育。
在被认为学习环境宽松、素质教育成功的美国，就曾因升学考试太过容易而出现教育质量问题。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在21-25岁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当中，只有不到60%的人阅读水平达到高二程度，即使在有大学学历的人中，也仅有80%的人达到这一程度。有2/3被调查的大学教师抱怨说，他们越来越多的是为大学生补中学课程。2006年3月1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机构ACT在高等教育界影响最广泛的杂志《高等教育编年》（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公布的一项有关高中毕业生阅读水平的调查报告也显示，2005年度参加ACT考试的120万高中生中，仅有51%的人具备接受大学教育或职业训练项目所需的阅读水平。调查还发现，学生在整个高中阶段的阅读水平非升反降。有识之士忧虑地表示，这将导致一个“沉默的国家”，并呼吁改进高中的阅读教育，提高中学阅读要求和课本的质量。美国大、中学水平低下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中学水平低，所以大学生源水平不高，而大学为了迁就这一现实降低招生标准，反过来又使中学生不愿努力学习。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人对自己的考试制度大加挞伐之时，美国却对我们的考试制度赞赏有加。2006年6月，美国公布的一份有关“国际数学和科学学习趋势”的教育报告指出，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已远远落后于东亚地区的同龄人，报告认为，东亚教育体系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有能够激励学生的考试。
中国推行素质教育，如果不正确引导，难保不像美国这样出现新的文盲、半文盲现象。正如有中学校长直言不讳地认为，高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是绝对不可取消的。作为中学校长，就该理直气壮抓“升学率”。“率”绝对是学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一个标准。不怕考试，敢于考试（因为今后到社会上需要应付的考试太多）也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内容。
从道德素质看，不经过考试竞争而升学，极易导致特权关说，弄虚作假，请托送礼等歪风盛行，学生身处其间，耳濡目染，很难想象能培养出多高的道德素质。关于高考对素质教育的积极作用，刘海峰认为，高考至少可以提高考生的文化素质、学习能力、心理素质，此外，还能在磨练意志、培养合作精神、面对失败、知恩图报等方面培养考生的品德。
素质教育也并非不要考试。只要考试仍然作为教育过程的重要环节而存在，则无论何种教育都摆脱不了考试的“紧箍咒”。问题的关键并非“应试”本身，而在于如何正确运用考试的教育功能，在于考试的内容、方法以及对考试结果的使用等。尽管当今中国确有许多学校一门心思扑在应试教育上，并由此带来很多问题，但并不能对其成绩尤其是在知识教育上的成就全盘否定。素质教育之所以难以顺利推行，“根源并不在高考，而是重视教育和学历、信奉读书至上的社会传统文化。而且，围绕高考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也不在高考本身，甚至不在教育本身，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应试教育和高考只不过是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很多时候，教育的问题并不能仅从教育本身去寻求解决之道，而应将之置于社会大背景下思考。因为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不能仅“就教育谈教育”，素质教育也一样，它是一项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需要一定的社会结构为支撑。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与其说是高考，毋宁说是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
从表面上看，高考只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但其背后亦兼具政治与社会功能。这一切，使得高考承载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而巨大的社会责任又造成高考竞争的异常激烈。当社会矛盾凸显而无法解决时，人们便将矛头指向高考。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被放置在“社会”这个显微镜下，任何微小的瑕疵都可能被放大若干倍，甚至周围社会的污点，也被位移到高考身上，高考因此招致了激烈的社会批评。高考因激烈竞争所招致的同样激烈的社会批评其实是在“替人受过”。高考既与应试教育没有天然的“血缘”，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也并非素质教育的“天敌”或“绊脚石”。这些关于高考的误读都是由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所引起。2007年即将迎来恢复高考30周年，是该为长期“替人受过”的高考“正名”的时候了。
（本文刊于《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7-8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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