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陈寅恪批评雷海宗的学术背景—上海东方早报
陈寅恪和雷海宗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坛的两位名家，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同事。陈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已是名声赫赫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雷海宗先生三十年代初，才就职清华，故相对陈先生，雷海宗自然属晚辈。据三十年代就学于清华历史系的何炳棣先生回忆，在他就学期间，陈寅恪对雷海宗的中国史课程颇有不满之处。他还以一个大学同屋的亲耳所闻以为佐证：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一九三七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诉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绝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版，下同，页115）
作为一位深为雷海宗器重而又对雷氏学识敬佩备至的学生，何炳棣先生字里行间，不无为老师抱不平之意。大概在他看来，陈寅恪先生的所言，至少是有些失态了吧。以何炳棣先生记忆力之惊人，治学之严谨，复以将此事收入晚年所著的回忆录的郑重态度，我们无需怀疑这次不和的真实性。在何先生的回忆录大陆版出版后，网上很快出现了“陈寅恪另一面”的话头。至于陈寅恪为什么对雷海宗的学术持如此保留的态度，倒很少有人深究。
何炳棣先生没有直接谈及这次风波的原因，不过，就我肤浅的感觉，他在同一书中已通过比较陈雷异同，委婉地给出问题的答案。他说，“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重大的综合。”（页68）换言之，两人的冲突实际上是考证和综合的对立。 不错，陈寅恪先生不少著作是以考或证而命名的。他本人对史学研究中史料丰富性和准确性的讲求，是二十世纪史学家中罕有其比的。不过，他在考证之外，有着更高远而宏通的学术关怀和追求。因此，尽管确实没有留下通史型著作，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或轻视宏观和综合研究。且不论他本人，据其挚友俞大维回忆，他有撰写中国通史的抱负，对志在综合的两位史学家张荫麟钱穆的态度亦足以说明这一点。张是陈的学术知己，尽管张更偏好陈寅恪兴趣缺然的史学理论，但这并未影响陈对张的欣赏。张荫麟逝世后，陈寅恪特意写诗痛悼。三十年代末年，钱穆完成《国史大纲》一书，据他后来回忆，陈一读之后，既揄扬不遗余力。显而易见，所谓考证综合对立根本解释不了陈雷之争。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最好先看一下雷氏中国历史叙述的特点。
1933、34年间，雷海宗到清华任教后不久，编写过一部《中国通史选读》（以下简称《选读》），供教学之用。七十多年后，这部书于2006年由北京大学首次公开出版，使我们有机会了解雷氏中国史的风格。这部长达七百页的讲义，共四十三章，章下分节，涵盖从传说时代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中国历史。每一章前面有著者按语，阐明著者对该段历史的看法，然后分节收入相关历史资料。如最后一章讨论传统文化的解体，论及清朝灭亡，就引用朱寿朋《东华续录》、夏燮《中西纪事》等书中的有关片段。著者认为自己的史观与援引的文献相互参证，因而每一论述，均注明相应的文献。
雷的《选读》在近年出版后曾博得一些书评的喝彩，称让学生或读者有机会领略中国历史的原汁原味。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本书著者所面向的读者，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其读者很多具有当今高中毕业生缺乏的文史基础。因此，在讨论雷书的得失时，我们不应以当代本科生入学时的文史水平为参照系，而应当放到三十年代的学生旧籍修养背景下，从它是否有助于学生的史学理解能力的提升角度，加以讨论。对一个初涉史学殿堂的学子来说，一本好的通史资料，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以提供基本清楚系统准确的历史线索，二是介绍史学研究的基本路数，如何谓原始文献，如何运用一手和二手文献，理解和研究历史现象。
雷海宗先生秉持六经注我式的历史认识论，他认为，人类不可能发现历史真相，即使发现也没有意义，因为历史知识从来是由不同时代的人按照个人特性或时代精神建构的。在他看来，“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 （《历史过去的释义》）因此，从三十年代回国到四十年代，雷先生试图透过建立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中国未来的趋势。这不能不塑造他中国史的研究特点，包括其长处和缺憾。
从《选读》不难看出，雷氏对中国历史的大势的理解，仍然受斯氏的影响，把秦汉以降视为中国历史的停滞期，视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为“两千年来所种下的业缘至此要收获的必然苦果（页677）。反映于标题之中，就是好用“死亡”、“衰颓”之类的字眼。在读本的目录中，有二十多处使用“死亡”、“衰颓”等类似的词汇。体现于内容上，就是很少注意魏晋及其以后的政治制度、社会机构的演变。因为在他看来，它们仅是简单的循环和重复。据何炳棣回忆，他一次谈及历代兵制时，认为秦汉以下兵制没有变化，也不值得研究叙述。这种说法显然是武断的，在未有具体研究之前，凭什么可以说秦汉以下的兵制没有演变？这段回忆足可以印证前面引用的他主观主义立场的史学观。可以看出，在雷氏治史方法核心中，史家和历史的对话是单向的。史实的取舍，是为历史学者的史观所决定的。至于史实是否和如何纠正史家的诠释，是雷氏不很留意的。这与传统的六经注我，和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流行的 史从论出，可谓如出一辙。
既然雷氏选择六经注我的治史途径，史料甄别和考证的重要性，在他学术视野中就变得相当次要了，这明显反映于他的《选读》对原始文献的选择上。有关上古的部分，首先出现历来争议颇多的《周礼》。据蒋天枢先生回忆，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周礼》乃真伪参半之作。因此，《周礼》未尝不可用，如果用的好，介绍一点历代学术争议，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堂生动的史学方法论启蒙。可惜，雷氏未做任何交代，只是简单地引用其中某些片段，透露出他对当时上古史研究状况的隔膜。难怪陈寅恪先生要表示不满呢。再看隋唐和明清部分，我在看《选读》目录时，曾推测雷著可能会选点敦煌卷子，或明清档案，让学生接受点二十世纪中国文明研究的历史性发现。一查有关章节，却只字未提。论及隋唐，只引用一般的正史，到了清代部分，依靠的竟然只是《东华续录》夏燮《中西纪事》等二手文献。他虽提及清代文字狱，但没有使用当时已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 著者对当日中国史研究如此重大的突破性成果，竟如此冷淡，让事先读过许多称颂雷氏学术文章并生发敬佩之心的笔者大跌眼镜。
更令人惊讶的是著者自己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如前所述，他认为晋代儒学衰落之至，从他本人提供的出处可知，这是本自《晋书•儒林列传序》。《晋书》未尝不可引用，不过，其《儒林传序》是唐人的观点，根本算不上一手文献，著者未用一手资料分析批判其是否成立，就视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实在是有悖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则。而其将类似的文献材料，如历朝正史等，不加甄别地收入读本，更会给学生一种误解，似乎只要是古籍，就可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当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仍然是著者史从论出式的方法论，既然文化形态说和由此派生秦汉以降停滞论已经抓住了中国历史的核心，那么，个案分析、史料考证和史实的可信度等就成为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了。结果，著者讲授唐代中外交流时，就把清代才出现的鸦片，列为唐代入口商品。（见朱延晖的听课笔记，已收入《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雷先生尽管装备着“洋枪洋炮”，有时还得求助于本土过时的论说。在论及盛唐的出现与终结时，他除空泛地归结为“历史的时机成熟”之外，还采用相当传统的圣君论和女人祸水论。他说，“唐太宗个人可以说是唐之所以为唐的主要原因。他是文武全才的人物（第五三七节），性情仁恕，最少肯实行仁恕的政策（第五三八节）。并且对各种人才都善于笼络任用（第五三九节），所以，后世的人把贞观之治理想化，并非无因。玄宗继承前业，大致能维持盛时的旧貌，但衰微的征兆渐渐明显（第五四〇节）衰乱的引线就是汉朝以来皇帝政治所永难避免的女祸（第五四一节）。” （《选读》页482）笔者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不禁有一种时光倒转的感觉，想不到一位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海归教授，在解释历史时，竟要求助于当日史学界已很少通行的帝制时代私塾先生中流行的说法。
不过，雷先生停滞循环论的内在困境，一定会使雷先生迈出这一步。试想一下，既然隋唐仅是秦汉历史的向下重复，唐代强盛就是成为无法解释的异常，在这种情形下，求助于“人君的文武全才”、“女祸”，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文武全才的君主何止于唐太宗？女祸，即使在其传统意义上，何限于唐代？既如此，又当如何理解唐代文明的新突破。从这个意义，笔者倒突然体悟到陈寅恪先生从种族文化视角对唐史解释的真正魅力。把陈雷两家唐史论说放到一起比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二者水准的悬殊，是天壤之别这类的形容词都无法形容的。我相信，雷先生的隐忍不发，与其说是基于什么学术自信和道义，倒不如是有自知之明。
当日清华的学生是如何看待雷氏的通史课，因为史料无征，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从后来的回忆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雷氏纪念文集或文章中的，这类文章，目的是扬善，讲雷氏史学的魅力，或称颂雷氏使自己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缺陷，明白近代消极挨打的原因，或介绍自己如何为雷氏对人名地名的精确记忆力而倾倒，二者都未涉及雷氏史学方法论。还有一类是自己回忆录中偶尔提到的。尽管简短，却直抒胸臆，不无对雷氏史学的评价。如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就感到雷的解释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的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中，对雷的讲授，干脆用用一个“扯”字概括。“雷呢，大概以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六十年后，我至今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课老师一上课就念诵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到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赵先生后来治史，以重视综合，强调理论为特色，与雷先生的路数更接近。连他对雷氏史学仍有如此强烈的保留，恐不能简单地归于个人成见吧。
学生的印象如此，就更不用说作为同事且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先生。就其所秉持的史中求史识的学术理想看，他与当日追求理论性诠释的诸多史家，在寻求对历史的贯通性理解，并无二致。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后者是要用中国的历史史实迁就西洋模式，而他则认为，西方理论，仅是其历史经验生发的“地方性知识”，不能生搬硬套于中国历史研究中。他毫不客气而又幽默地将那种拘泥西方理论附会出来中国历史的著作，称为金圣叹杜撰的古本《水浒传》。他在《刘叔雅庄子补正序》写到，“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这段话虽写于四十年代，但所批评的学术问题，却是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痼疾。体现于教学上，就是强调一手文献的重要性，重视对最新成果的接纳。据卞僧慧先生所记，他在三十年代的“晋至唐文化史”和“晋至唐史”两门课上强调，“历史重在准确，不怕琐碎。。。。学习的方法，要看原书，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他还批评当时的教科书“皆不能利用新材料，”也即新发现的古代文书和档案。（《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62-3。）如果从陈先生的学术标准看，雷海宗先生的上述的中国史框架，何尝不是金圣叹古本水浒传式的中国历史叙述，而陈先生不能容忍，又何尝不是意料之中而又可以理解的吗？
不过，雷先生后来在清华的发展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从1937年到1949年，他一直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后还担任系主任一职，这固然与前任系主任蒋廷黻举荐有关，但如果没有陈先生那样的系内学术前辈的接纳，恐怕也是难以成事的。因此，若说这次批评及后续发展有益我们对义宁之学理解的话，那也展示出陈先生的认真和风度。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一九三七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诉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绝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版，下同，页115）
作为一位深为雷海宗器重而又对雷氏学识敬佩备至的学生，何炳棣先生字里行间，不无为老师抱不平之意。大概在他看来，陈寅恪先生的所言，至少是有些失态了吧。以何炳棣先生记忆力之惊人，治学之严谨，复以将此事收入晚年所著的回忆录的郑重态度，我们无需怀疑这次不和的真实性。在何先生的回忆录大陆版出版后，网上很快出现了“陈寅恪另一面”的话头。至于陈寅恪为什么对雷海宗的学术持如此保留的态度，倒很少有人深究。
何炳棣先生没有直接谈及这次风波的原因，不过，就我肤浅的感觉，他在同一书中已通过比较陈雷异同，委婉地给出问题的答案。他说，“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重大的综合。”（页68）换言之，两人的冲突实际上是考证和综合的对立。 不错，陈寅恪先生不少著作是以考或证而命名的。他本人对史学研究中史料丰富性和准确性的讲求，是二十世纪史学家中罕有其比的。不过，他在考证之外，有着更高远而宏通的学术关怀和追求。因此，尽管确实没有留下通史型著作，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或轻视宏观和综合研究。且不论他本人，据其挚友俞大维回忆，他有撰写中国通史的抱负，对志在综合的两位史学家张荫麟钱穆的态度亦足以说明这一点。张是陈的学术知己，尽管张更偏好陈寅恪兴趣缺然的史学理论，但这并未影响陈对张的欣赏。张荫麟逝世后，陈寅恪特意写诗痛悼。三十年代末年，钱穆完成《国史大纲》一书，据他后来回忆，陈一读之后，既揄扬不遗余力。显而易见，所谓考证综合对立根本解释不了陈雷之争。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最好先看一下雷氏中国历史叙述的特点。
1933、34年间，雷海宗到清华任教后不久，编写过一部《中国通史选读》（以下简称《选读》），供教学之用。七十多年后，这部书于2006年由北京大学首次公开出版，使我们有机会了解雷氏中国史的风格。这部长达七百页的讲义，共四十三章，章下分节，涵盖从传说时代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中国历史。每一章前面有著者按语，阐明著者对该段历史的看法，然后分节收入相关历史资料。如最后一章讨论传统文化的解体，论及清朝灭亡，就引用朱寿朋《东华续录》、夏燮《中西纪事》等书中的有关片段。著者认为自己的史观与援引的文献相互参证，因而每一论述，均注明相应的文献。
雷的《选读》在近年出版后曾博得一些书评的喝彩，称让学生或读者有机会领略中国历史的原汁原味。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本书著者所面向的读者，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其读者很多具有当今高中毕业生缺乏的文史基础。因此，在讨论雷书的得失时，我们不应以当代本科生入学时的文史水平为参照系，而应当放到三十年代的学生旧籍修养背景下，从它是否有助于学生的史学理解能力的提升角度，加以讨论。对一个初涉史学殿堂的学子来说，一本好的通史资料，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以提供基本清楚系统准确的历史线索，二是介绍史学研究的基本路数，如何谓原始文献，如何运用一手和二手文献，理解和研究历史现象。
雷海宗先生秉持六经注我式的历史认识论，他认为，人类不可能发现历史真相，即使发现也没有意义，因为历史知识从来是由不同时代的人按照个人特性或时代精神建构的。在他看来，“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 （《历史过去的释义》）因此，从三十年代回国到四十年代，雷先生试图透过建立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中国未来的趋势。这不能不塑造他中国史的研究特点，包括其长处和缺憾。
从《选读》不难看出，雷氏对中国历史的大势的理解，仍然受斯氏的影响，把秦汉以降视为中国历史的停滞期，视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为“两千年来所种下的业缘至此要收获的必然苦果（页677）。反映于标题之中，就是好用“死亡”、“衰颓”之类的字眼。在读本的目录中，有二十多处使用“死亡”、“衰颓”等类似的词汇。体现于内容上，就是很少注意魏晋及其以后的政治制度、社会机构的演变。因为在他看来，它们仅是简单的循环和重复。据何炳棣回忆，他一次谈及历代兵制时，认为秦汉以下兵制没有变化，也不值得研究叙述。这种说法显然是武断的，在未有具体研究之前，凭什么可以说秦汉以下的兵制没有演变？这段回忆足可以印证前面引用的他主观主义立场的史学观。可以看出，在雷氏治史方法核心中，史家和历史的对话是单向的。史实的取舍，是为历史学者的史观所决定的。至于史实是否和如何纠正史家的诠释，是雷氏不很留意的。这与传统的六经注我，和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流行的 史从论出，可谓如出一辙。
既然雷氏选择六经注我的治史途径，史料甄别和考证的重要性，在他学术视野中就变得相当次要了，这明显反映于他的《选读》对原始文献的选择上。有关上古的部分，首先出现历来争议颇多的《周礼》。据蒋天枢先生回忆，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周礼》乃真伪参半之作。因此，《周礼》未尝不可用，如果用的好，介绍一点历代学术争议，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堂生动的史学方法论启蒙。可惜，雷氏未做任何交代，只是简单地引用其中某些片段，透露出他对当时上古史研究状况的隔膜。难怪陈寅恪先生要表示不满呢。再看隋唐和明清部分，我在看《选读》目录时，曾推测雷著可能会选点敦煌卷子，或明清档案，让学生接受点二十世纪中国文明研究的历史性发现。一查有关章节，却只字未提。论及隋唐，只引用一般的正史，到了清代部分，依靠的竟然只是《东华续录》夏燮《中西纪事》等二手文献。他虽提及清代文字狱，但没有使用当时已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 著者对当日中国史研究如此重大的突破性成果，竟如此冷淡，让事先读过许多称颂雷氏学术文章并生发敬佩之心的笔者大跌眼镜。
更令人惊讶的是著者自己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如前所述，他认为晋代儒学衰落之至，从他本人提供的出处可知，这是本自《晋书•儒林列传序》。《晋书》未尝不可引用，不过，其《儒林传序》是唐人的观点，根本算不上一手文献，著者未用一手资料分析批判其是否成立，就视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实在是有悖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则。而其将类似的文献材料，如历朝正史等，不加甄别地收入读本，更会给学生一种误解，似乎只要是古籍，就可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当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仍然是著者史从论出式的方法论，既然文化形态说和由此派生秦汉以降停滞论已经抓住了中国历史的核心，那么，个案分析、史料考证和史实的可信度等就成为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了。结果，著者讲授唐代中外交流时，就把清代才出现的鸦片，列为唐代入口商品。（见朱延晖的听课笔记，已收入《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雷先生尽管装备着“洋枪洋炮”，有时还得求助于本土过时的论说。在论及盛唐的出现与终结时，他除空泛地归结为“历史的时机成熟”之外，还采用相当传统的圣君论和女人祸水论。他说，“唐太宗个人可以说是唐之所以为唐的主要原因。他是文武全才的人物（第五三七节），性情仁恕，最少肯实行仁恕的政策（第五三八节）。并且对各种人才都善于笼络任用（第五三九节），所以，后世的人把贞观之治理想化，并非无因。玄宗继承前业，大致能维持盛时的旧貌，但衰微的征兆渐渐明显（第五四〇节）衰乱的引线就是汉朝以来皇帝政治所永难避免的女祸（第五四一节）。” （《选读》页482）笔者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不禁有一种时光倒转的感觉，想不到一位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海归教授，在解释历史时，竟要求助于当日史学界已很少通行的帝制时代私塾先生中流行的说法。
不过，雷先生停滞循环论的内在困境，一定会使雷先生迈出这一步。试想一下，既然隋唐仅是秦汉历史的向下重复，唐代强盛就是成为无法解释的异常，在这种情形下，求助于“人君的文武全才”、“女祸”，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文武全才的君主何止于唐太宗？女祸，即使在其传统意义上，何限于唐代？既如此，又当如何理解唐代文明的新突破。从这个意义，笔者倒突然体悟到陈寅恪先生从种族文化视角对唐史解释的真正魅力。把陈雷两家唐史论说放到一起比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二者水准的悬殊，是天壤之别这类的形容词都无法形容的。我相信，雷先生的隐忍不发，与其说是基于什么学术自信和道义，倒不如是有自知之明。
当日清华的学生是如何看待雷氏的通史课，因为史料无征，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从后来的回忆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雷氏纪念文集或文章中的，这类文章，目的是扬善，讲雷氏史学的魅力，或称颂雷氏使自己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缺陷，明白近代消极挨打的原因，或介绍自己如何为雷氏对人名地名的精确记忆力而倾倒，二者都未涉及雷氏史学方法论。还有一类是自己回忆录中偶尔提到的。尽管简短，却直抒胸臆，不无对雷氏史学的评价。如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就感到雷的解释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的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中，对雷的讲授，干脆用用一个“扯”字概括。“雷呢，大概以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六十年后，我至今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课老师一上课就念诵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到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赵先生后来治史，以重视综合，强调理论为特色，与雷先生的路数更接近。连他对雷氏史学仍有如此强烈的保留，恐不能简单地归于个人成见吧。
学生的印象如此，就更不用说作为同事且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先生。就其所秉持的史中求史识的学术理想看，他与当日追求理论性诠释的诸多史家，在寻求对历史的贯通性理解，并无二致。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后者是要用中国的历史史实迁就西洋模式，而他则认为，西方理论，仅是其历史经验生发的“地方性知识”，不能生搬硬套于中国历史研究中。他毫不客气而又幽默地将那种拘泥西方理论附会出来中国历史的著作，称为金圣叹杜撰的古本《水浒传》。他在《刘叔雅庄子补正序》写到，“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这段话虽写于四十年代，但所批评的学术问题，却是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痼疾。体现于教学上，就是强调一手文献的重要性，重视对最新成果的接纳。据卞僧慧先生所记，他在三十年代的“晋至唐文化史”和“晋至唐史”两门课上强调，“历史重在准确，不怕琐碎。。。。学习的方法，要看原书，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他还批评当时的教科书“皆不能利用新材料，”也即新发现的古代文书和档案。（《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62-3。）如果从陈先生的学术标准看，雷海宗先生的上述的中国史框架，何尝不是金圣叹古本水浒传式的中国历史叙述，而陈先生不能容忍，又何尝不是意料之中而又可以理解的吗？
不过，雷先生后来在清华的发展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从1937年到1949年，他一直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后还担任系主任一职，这固然与前任系主任蒋廷黻举荐有关，但如果没有陈先生那样的系内学术前辈的接纳，恐怕也是难以成事的。因此，若说这次批评及后续发展有益我们对义宁之学理解的话，那也展示出陈先生的认真和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