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中美主流文化的维度比较

      辜鸿铭在其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提出了一种文化比较的模式。他于序言中讲到中华文明的四种性格特征：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Deep, Broad, Simple, and Delicacy)。 辜鸿铭认为，美国人要想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大多博大，纯朴， 但不深沉。英国人则一般说来深沉，纯朴， 却不博大。德国人则深沉，博大，却不够纯朴。于是，辜的观点即为：只有法国人最可能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虽法国人在深沉，博大，纯朴这三项上并无优势，但他们拥有一种非凡的，其它西方民族所缺乏的精神特质——灵敏。
 
   可以看出的是辜鸿铭的这套比较模式主观色彩浓重。辜既精通西方的文艺和哲学又熟读孔孟儒学，既喜爱《失乐园》和《浮世德》又钟情于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在治学上辜鸿铭偏好标榜极端。辜对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特性》（1890）书中列举中国人"不讲求精确"，"好面子"，"不诚实" 等"特性"极为不满。以上所举的文化性格特征比较，即为辜的愤怒回应。
 
 
   另一位北大教授，号称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其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文化比较的模式。林提出了四个文化维度， 既现实，夢想，幽默，和敏感（Realism, Dreams, Humor, and Sensitivity)。他给以下六个国家的人在这四个维度上的打分依次为：
                 现实 夢想 幽默 敏感
中国人 4， 1， 3， 3
美国人 2， 3， 2， 2
德国人 2， 4， 1， 2
法国人 2， 3， 3， 3
俄国人 2， 4， 1， 1
日本人 2， 3， 1， 1
 
     总分的排列上中国人和法国人各得11分，美国人和德国人各得9分， 俄国人得8分，日本人得7分。由此可知，在林语堂眼中，中国人缺少夢想，德国人的不足在于缺乏幽默感，俄国人和日本人则在幽默和敏感两项上略逊一筹。
 
林语堂对这四个维度做了一番分析。结果可用以下等式表达：
現實 - 夢想 = 動物性
現實 + 夢想 = 理想主義
現實 + 幽默 = 實用主義
夢想 - 幽默 = 狂熱
夢想 + 幽默 = 奇思異(妙)想
現實 + 夢想 + 幽默 = 智慧
 
   维度打分综合以上的表达式可知，中国人有高度的实用主义倾向， 但如果学会如何做梦则会变得更加智慧。在我看来，林语堂模式与人们的直观感觉是比较亲和一致的。
 
   近代荷兰的人力资源专家，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对文化差异做了较为现代性的研究。从管理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霍夫斯塔德 (1980) 对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的员工进行了调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霍夫斯塔德发现民族文化对雇员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维度上：
 
（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2）恐惧不确定性/容忍不确定性
（3）政治权力分治/政治权力集中
（4）发展方向稳定期较长/发展方向稳定期较短
（5）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这五个维度分别对应着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
   举例来讲，美国员工在所有40个国家中的个人主义分数最高，而权力距离得分低于平均值，不確定性迴避得分低于平均值 （对不確定性耐受性较高)，在生活数量方面得分高于平均值，在長遠導向上则得分较低。
 
   与美国员工相比，中国员工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但权力距离得分较高，对不确定性迴避得分居中，生活数量和质量上的得分平均， 而在長遠導向上则得分较高。中国员工的得分分布似乎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等级式集体主义以及为人处事的"中庸之道"。中国文化既不主张偏激也不主张退缩。 所谓"中庸之道" 并不意味着妥协。朱熹的注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既不走极端，又不易帜，不易主，不易信仰， 要有所坚持。不确定性回避在中美文化中的体现应不尽相同。可以推论的是，中国文化的"玄"使得中国人在信息的不确定性上有更高的耐受性；而美国文化的求实性使得美国人在行动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上有更高的耐受性。
 
   再来看看人类学家佛萝伦丝. 克拉克洪 （Florence Kluckhohn）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的工作。太平洋战争尚如火如荼之时，美战争情报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着手组建一个约30人的专家队伍，研究不同文化的价值，民心，和士气。 其目的之一是为战后对占领和管理日本提供帮助。这支包括克拉克洪在内的队伍通过对日本民族的分析，向美政府提出了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罗斯福三次严词拒绝，直到获得继位者杜鲁门的批准。
 
    二战后不久，哈佛加强了对文化价值维度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资助克拉克洪等人在德州一片有五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社区共存的方圆40英里的土地上展开了一项研究。此研究的主要成果即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的五种价值取向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了五个价值维度，每个价值维度又各有三种价值取向：
 
价值维度 价值取向
 
与自然的关系 顺从 和谐 控制
时间的着眼点 过去 现在 未来
对人的本质的判断 善 混合 恶
活动的目的 顺从自我 完善自我 表现自我
                               （随心所欲） （修身养性） （建功立业）
社会关系 等级的 群体的 独立的
 
   由此可知美主流社会在这五个维度上的价值取向。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美国人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在时间的着眼点上他们更关注未来，在对人的本质的判断上大多认为人性的本质上是好的，但是人性的善恶是可以互变的，在活动的目的上美国人追求建功立业，在社会关系上他们提倡独立自主。
 
   因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的研究不多，缺乏试验依据。以下是某位人士的初步判断：在与自然的关系，时间的着眼点，对人的本质的判断，和活动的目的上中美文化的价值取向十分相似。这种价值取向也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例如，人定胜天； 高瞻远瞩， 未雨绸缪；人之初性本善；大丈夫修身，齐家，平天下。在社会关系的维度上，中国人更认同等级关系。这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都着眼未来， 美国人比中国人更看重现在，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重视过去的传统。 比如，虽然都是为子女的发展着想， 美国的家长们更关心孩子们现在的兴趣与快乐，而中国的家长们则更关注孩子们将来的出息。在美国父母带着孩子们穿梭于各种比赛场馆之间的时候，中国的父母们多半在押送着孩子们返于各种补习班之间。他教导孩子们要懂得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却不知当得人上人，苦恼更缠身。
 
 
   尽管有种种不同，中美文化的共性还是相当高的。旁证即为：对阿拉伯人的价值取向的研究表明他们在上述五个维度上的价值取向都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比如阿拉伯人大多认为人性有的善有的恶，但无法互相转换。他们认为人类应当顺从自然。 他们更尊重传统和古训。在活动的目的上更强调顺其自然和内省。在社会关系上更遵守等级的制约。
 
   在伦理价值的取向上中美文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各自不同的偏重。美国文化强调正义, 自由, 诚实； 而中国文化强调仁义, 礼仪, 善良。美国文化强调人权， 而中国文化强调人情。然而，所谓的人性管理需要的是两者兼而顾之。也就是说，人性 = 人权 +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