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曲与直——我看《李白》

       人艺观剧读史之《李白》年逾六十，请缨从军，漫漫看开去，却感叹舞台上站着的不是李白，却是其他什么一张张看不清楚脸面，只有一个人格在灯光下晃动，应当是古时中国的文人了。然而，用李白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却有些不妥，太白而非子美，而非放翁，更非稼秆。子美才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放翁才会“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稼秆才能“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青莲虽傲“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或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却无兼济天下之心怀。剑阁峥嵘，则遥想谢公；天梯石栈，则登青云梯；世间行乐亦如此，与尔同销万古愁哉！不得处庙堂之高，则不忧其军；虽处江湖之远，亦非忧其民，却看破古来万事东流水，逝者如斯夫。其直且刚，则亦断，仰天大笑酒中仙，虽直也迂。迂回百转寻妙处，身有直骨不得屈。
    郭启宏说：“李白历来被人们称作诗仙，留下一个飘然太白的形象，其实他一直在仕与隐，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藐视权位，又热衷功名；既有傲骨，也有媚态；既坦荡荡，又常戚戚……”。
    白作为一个诗人，虽有诗人的良知，但是他天才的生命使得一切帝王将相不过成为这种精神豪情的陪衬，一种美丽生命欲扬先抑的彰显，而非对着皇帝御赐的锦袍感激涕零的儒士，也非仗剑走天涯金戈铁马的武夫，而是放纵于诗酒，潇狂于山水的青莲居士。这是我所认识的太白，不是先生，不是夫子，也不知道是否是一个好丈夫。所以，如果郭沫若先生写蔡文姬是在写自己的话，郭启宏老师写李白就是在写中国传统的文人了。不农不商，彬彬君子，欲隐欲仕，悠悠天下。中国的文人自古就在曲与直的矛盾中进退维谷，曲则趋炎附势，有愧于天地之玄黄，宇宙之宏光，但其心中永远有对直的向往，无论是惠仲明暗中打点，还是栾泰欲偿良心债，抑或是腾空子的求福诵经，其内心所依归的都是李太白的铮铮铁骨与不羁的豪情。然而依归也仅仅是依归而已，不是衣食之父母，更非光耀之门楣，功与名，权与利，才是祖上之荣光，后世之福祉的一批中国文人，陷落在曲直维谷的狭缝中喘息不能。或另一批，如屈原，如太白，如五穆，为民敢谏，无视权贵，披荆斩棘，为人入仕直入绳墨，方如规矩却或逐，或贬，或杀，为饱一家之老小，以正自身之清明“随之”亦“胁之”。
    子曾经曰过：“不得中行也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唯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已乎！然则何可得行为中？庸者用也，中无定体，但求“恰如其分”。则何者为分？分不可夺，中既游离无根，夫子没有曰了。荀况子解答：“曷谓中？礼义是也”。而礼义，又不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悖其论也。苟以义，谓之仁，为兼容并包之外在与温和中道之内在，才得以是中国文人人格得以独立、闪光的内圣外王之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