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集序》到魏晋风骨

被大学语文逼着写作文了。。
 中学的时候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对宇宙、人生和死亡的感悟之深刻，每每读到，都感叹不已。林语堂说，“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得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的悲哀的诗意情调”。 人生不能永恒，因此要趁其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享受，尘世是唯一的天堂。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也曾如斯感叹。我对于王羲之和他身后的魏晋时代肃然起敬。
  宗白华先生对于魏晋时代概括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本文将由《兰亭序》作为切入点，在不同的维度上理解作品背后所透露出来的魏晋风度、生死观、个体自觉、山水意识、酒、审美。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在高远的角度俯瞰渺小的人生，而极于死生之痛，抒发了对人生无常、物是人非的怅惘和痛惜。王羲之在山水之乐中，乐尽背来，又融入自己一生经历的感叹，再归于说理，批判庄子，表达了他对人生深沉的热爱。
一、 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的名士是以对传统的反叛和对个性的张扬而著称。汉末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黑暗。使得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在精神上、人生观上发生了深刻的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作为治国之纲本的儒家思想体系不能根本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的精神平衡，使得他们对它的价值、信仰以及在其规范下形成的习俗、传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儒家思想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道德理想、价值观，使得人们崇尚舍生取义，以社会、道义的价值为价值。而到此时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倾覆了，而此时文人士大夫们发现长期以来被冷落的老庄。闻一多先生指出：“一到魏晋，庄子的声势忽浩大起来……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思想、生活、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 人们开始对个体生命的反思，以个人的生活、享乐为价值，人们意识到空洞、虚幻的社会理想是靠不住的。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清淡之风的大兴，使得社会思想和美学精神产生重大转折，产生“任性放达、风神萧朗、不扬于礼法，不拘泥于形迹，追求超然绝俗、简约玄澹”的人生境界，即所谓“魏晋风度”。它改变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价值准则，不像汉代那样重人物的外在功业、经学造诣和品性道德，而关注人的虚静超俗、睿智才情等内在的精神和溢发于表的风度。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以为，魏晋文士的文章是以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为特色的，而且“因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二、 生死意识的觉醒
现实和精神的压迫使得魏晋南北朝的名士们萌发出由生存引发的对死亡的悲剧性的认知，这种深刻的自省使得他们成为最深刻的生命的体验者。在东汉以前，死亡的概念是模糊而神秘的，孔子虽然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叹息，但是采取了“未知生，焉知死”的讳莫如深的态度，儒家精神的入世使然。而庄子则模糊了生死的边界，他的处世是玩世的，没有对生命的严峻做出深刻的反思。而屈原则选择用死亡来作为对国家和理想的伟大的殉葬。到了汉代，为了大一统的需要，制造出一个以鬼神为中心的虚妄的世界，自然的生死观就沉落了。东汉末年，大一统瓦解，死亡的命题才步入世人的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连连，人作为茫茫宇宙中一个客体，人生不能自我把握的无力感便涌动起来，弱者不乏生的哀愁，英雄也常有失路之感。在魏晋人的作品中，最普遍深挚的，便是对时光逝去和人生短暂的伤悼，《古诗十九首》里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孔融的《杂诗》有“人生所有常，但患年岁暮。“曹操就在诗歌中悲凉的唱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而其子曹植也有同样的哀叹：“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成山丘。” 阮籍在《咏怀》里感叹“朝为美少年，夕成暮丑老”。文士的作品里，都浸透着死生之痛这个主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寿命普遍较短，有的墓志上称四十为高寿。因此人们特别重视生命，士人们到了中年，往往有一种生命的危机感。因为这是人生最敏感的阶段，生命走向衰弱，悲从中来。只要一接触到外物，总要想到生命的凋零，想到死亡，这种心理具有一种广及宇宙的悲情。名士们对于死去的亲朋好友、志士豪杰总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感，《世说新语》中的“伤逝”表现了这种感受。庄子齐生死，等荣辱，对待死亡的态度豪放到了极点，但是又透露出对生的眷恋。对于生命的重视，在魏晋南北朝愈加强化。于是人们力图超越有限的人生，超越生死，表现为对玄学的热衷和老庄般的醉生梦死。
三、 酒
生存的疲惫和死亡的悲哀，使得酒被引入士林生活中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士人们用酒来寻求解脱的途径。人在酒精的作用下，常常神思飘忽，朦朦胧胧，这与“道”的状态很相似。由于诗人的心灵天马行空，人格超脱于世，因此当诗人与酒相亲，便灵思飘动。三杯两盏淡酒，可以帮助人感受外物。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在微醺的状态下一气呵成之作，据说醒来之后，连作数十篇都无法达到当时的书法境界。
由酒所酿成的醉意俨然成为士人们的生命之源，他们在酒中傲视王侯，睥睨世俗，陶冶性灵，沟通外物，天人合一，酝酿出一种大丈夫的气概。刘伶的《酒德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都书写了这种精神。
四、 士的个体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繁荣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的自觉”，主体生命意识被唤醒，不再相信儒学。余英时论汉晋时人的思想变迁，有“士之群体自觉”与“士之个体自觉”，而与艺术关系密切的是后者。所谓“士之个体自觉”“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己之独特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也” 。其中比较重要的转变是，不拘礼法；跌宕放言、任情不羁，对个体自我之生命与精神的珍视；避世，追求长生、怡情山水、雅好文艺的人生理想。
五、 山水意识的觉醒
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山水之好始自东汉，山水为失意文人“不得已之慰藉” 。仲长统云“优游偃仰，可以自娱”，张衡云“于焉逍遥，聊以娱情”，石崇《金谷诗序》云山水田园为“娱目欢欣之物”，宗炳面对山水图画，“卧以游之”“畅神而已”，王微《叙画》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 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山水的赏爱以及山水诗文、山水画的创作，都是源于自我精神的需要，是他们内心的自觉。因为对于人生的重视和热爱燃起了他们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重视，而山水是巨大的、永恒的，是借以感悟宇宙和生命意识的最佳载体。
六、 文学与书法的交融
魏晋以后，书法虽仍然具有实用的功能，但对于士大夫文人而言，则主要是寄托性情的一种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书法艺术合二为一的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后世文学、书法合璧之佳作堪与之相媲美者，唯有苏轼的《黄州寒食诗》一篇而已。
七、 名士风流
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一文中指出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概括了名士风流的四个条件，第一，必有玄心。玄心是一种超越感，“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生死，都不足以介其意。”如妙选东床中的王羲之，闻觅婿人来，坦腹独卧，旁若无人，不以成败祸福介意，表现了其超越的一面。第二，必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底知识。”洞见的语言，不能太长，只几句话或几个字即可明白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名言隽
语，是风流底人的言语。”如阮修的“将无同”，乐广等人的言约旨远，皆为有洞见的表现。第三，必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如支道林养马，重其神骏。第四，必有深情。“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对于万物，有一种深厚底同情。”如桓温北征，见此前种柳皆已十围，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是真名士自风流”，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对魏晋名士最好的形象概括。
  
  我认为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名士风流，山水清觞，早已消逝，今之视昔，唯余高山仰止。
参考文献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