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书评节选：“时间落伍的计时机”：老时钟和戏剧化效果

文/ 王艳
 
在孙柔嘉和方鸿渐的家里，有一台老式自鸣钟。是方老先生送给两人的新婚乔迁礼物。这座自鸣钟，“是专为作家感悟到时间的理趣与禅机而设置的”[i]。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时间的标度却是人为决定的。这台老式自鸣钟，每点钟走慢七分，可方老先生却仍说“这只钟走得非常准”[ii]。这是一种矛盾的思维。看似幽默，但是作为说话者的方老先生确实很认真的。
 
孙柔嘉嘲笑方鸿渐“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跟这只钟的轮廓很像”[iii]。还说方鸿渐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iv]。两人以这台钟作为说笑的出发点，“仿佛世界上没有夫妻反目这一回事”。这段话是发自于这台时钟的。在小说的结尾，方鸿渐的婚姻破裂，恰好与这里形成了相反的对照。他们对于时钟的玩笑，被作者处理成为了一种戏剧性的“报复”。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继续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的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首先，在这段话中为我们展示了两个并行的时间片段。方鸿渐决心要让夫妻和睦，而孙柔嘉也期待丈夫和姑母和好如初。这是五个钟头之前——六点钟的事情。但是这台老时钟在五个钟头之后，也就是夜晚十一点的时候才敲响迟来的钟点。这是作者蓄意制造的戏剧效果，时间倒退这不仅让一切都成为了一场空，也讽刺了时间和生活的不相容。事情总是充满突变的，人总是在最后一刻才会决定自己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情。而过去的每一个瞬间，都成为了定格。当方鸿渐听见这台自鸣钟迟到的钟点时，必定是五味杂陈的心情。二人的婚姻最终走向破裂，但是这台自鸣钟却依旧“从容自在”。这就是时间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时间是无关乎感情的事物，它无法体味人心的复杂。但它却以一个客观存在体的形式，充当了方鸿渐与孙柔嘉之间争吵与一开始所有善念的旁观者。
 
自鸣钟是一个无言的时间载体，作者将其独立于夫妻二人之外，又架空于二人之上。人是无法超越时间的，因而时间在此具有一种全知全能性。既能够回顾过去，又能够凝视当下。即使每个钟点都走慢七分，它依旧“从容自在”地细数自己的时间。
 
在《槐荫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这本论文集中，其中的一篇文章《<围城>主题：单相思（中）》内，作者张明亮认为方老先生所说的每点慢了七分与“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是毫不冲突的。因为方老先生所带来的自鸣钟来自于东七区，而孙柔嘉所校准的时间是东八区的时间。这样的时间差异是人为确定的，以此来论证钟表的机械性和人为规定性。
 
在此处，我认为结论是没有错的，钟表的确机械地在运动，而时间的快慢是由人为去调整的。即使每点钟慢七分，我们仍旧可以拨动指针使其复位成标准时间。但是，我认为作者在此运用的论证例子是不合理的。
据资料显示，民国7年（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v]
一曰中原时区（GMT+8），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辽宁、黑龙江之龙江、瑷珲以西及蒙古之东部属之。
一曰陇蜀时区（GMT+7），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绥远，蒙古中部、青海及西藏之东部属之：
一曰回藏时区（GMT+6），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蒙古，甘肃、青海及西康等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属之。以上三者皆为整时区也
一曰昆仑时区（GMT+5:30），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新疆及西藏之西部属之。
一曰长白时区（GMT+8:30），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吉林及黑龙江之龙江、瑷珲之东属之：以上二者皆半时区也。
民国8年（1919年），中央观象台出版的《中华民国八年历书》刊登了中国各大城市地理纬度表和所位于的标准时区及其标准时与该城市地方平时的比较表，发表了中国划分五时区的计划，同时提出了标准时如何传递的授时问题。从民国政府一开始的时间制定来看，所划分的五个时区之中，是没有东七区与东八区的差异的。
而方鸿渐和孙柔嘉在上海定居的时候，已经是对华战争时期，在文末钱钟书先生所描述的时局：“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后来跟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vi]法西斯国家在日益膨胀，美国中立主义思潮盛行，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当时内政部于民国28年（1939年）3月9日在重庆召开标准时间会议，会议决定“我国标准时区仍照前中央观象台所划定，分为五区；并请中央研究院制定标准时区图，送由内政部通行各省市，转饬一律遵守”。[vii]方鸿渐老家和方鸿渐同孙柔嘉的居所，都是属于中原时区的。资料表明，中原时区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比格林威治时刻早八小时。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 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辽宁等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市，威海卫行政区，黑龙江之龙江、嫩江、瑷珲等县及其以西各地，蒙古之车臣汗部等地，均属此区。
南京政府内政部批准了天文研究所的修改方案，飭令从民国28年（1939年）6月1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
陇蜀时区为标准时区，则和中原时区相差一个小时。张明亮老师认为，孙柔嘉手表的时间是东八区的“北京时间”，方家祖传老钟来自东七区，是“河内时间”或“乌兰巴托时间”。我认为此处的论证是存在错误的。从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民国政府使用的是陇蜀时区作为标准时刻，若按照经纬度来计算，陇蜀时区的是属于东七区的，而上海在所处的中原时区之中，是今日的东八区。这就和张明亮老师的观点恰恰相反了。如果方家的时钟按照本身所处的时区的时间，应当是快于标准时间的。孙柔嘉的手表时间，不应当是以北京时间作为计时标准。而是应该以陇蜀时区的时间为准。那么应当是比中原时区慢一个小时的时间。孙柔嘉的手表时间本就已经比自鸣钟所在的中原时区慢，但是自鸣钟所显示的时间确实迟于孙柔嘉的手表时间的，也就只有一种可能：自鸣钟自己每点钟走慢七分。或者我们可以假设孙柔嘉的手表时间是以中原时区时间为准的，既然同处一个时区却发现自鸣钟的计时差异，唯一的理由只有自鸣钟自身。两种分析标明，方老先生的话当然不是既是对又是错的。这时间的差异，不在于时区，而在于自鸣钟的老化。所以张明亮老师认为：“遯翁认为每点慢了七分的‘这只钟走得非常准’，实在也说的没错。”[viii]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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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槐阴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张明亮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7页；
[ii] 《围城》：钱钟书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59页；
[iii] 同上，第260页；
[iv] 同上，第260页；
[v]《应用天文学》，夏坚白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1页；
[vi]《围城》：钱钟书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55页；
[vii]《中国标准时区》，选自《宇宙》杂志，陈遵妫， 1939年10月；
[viii] 《槐阴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张明亮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