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上海人及其他
友人寄来范迁关于上海的一个话题《我看上海》，文章见微知著，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亦庄亦谐，入木三分刻画了对上海的近观。糅合熊灿亭、张一一各写的一篇《丑陋的上海人》及余秋雨的《上海人》、《尴尬上海人》等，联系自己来来往往的上海行，觉得上海人的确尴尬。
且看：
范迁的《我看上海》
好不容易回一趟上海，发觉自己真正地落伍了。
你以前熟悉的马路弄堂被拆得一干二净，造起像碰门板似的高层楼房。小时候专门吃二分的阿三头递过来的名片上也带个什么“长”，你却还记得过去他拖鼻涕打弹子的样子，不知与这个踌躇满志的大人物如何应对。以前喜欢的平民食物被包装得面目全非，价钱则是几个跟斗翻上去，味道呢，远不如过去。刚来美国用人民币来估算生活指数，现在你在上海用美金来换算商店里的天价商品，付钱时心里满是被宰的感觉，贵是一回事，离谱又是一回事。你在朋友间不敢随便开口，一开口就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弄得人家斜白了眼看你，问你生活在哪个世纪？走在路上你不敢过街，车行如飞，行人如蚁，好像压死几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心惊胆战、躲躲闪闪地总算到达对街，一回头，那擦过你身边的司机目光简直可以击落苍蝇。
你不敢上亲戚家去，人家说的都是谁谁谁买了几套房子，动辄就是几百万的数目，轻松得好像到小菜场买两斤咸黄鱼似的；你不由得想起在美国这些年真是白活了，到现在还在辛辛苦苦地还房贷。你走进路边小店，生煎馒头端上来显得过分地白白胖胖，不由疑惑店家是否放了地沟油洗衣粉，一双筷子就下不去了。你也不敢赴宴，门口一溜八个礼仪小姐，旗袍襟开到大腿根上。饭店里不是当令也有鳝鱼大闸蟹，避孕药喂大的。上海人吃饭欢喜掼派头，满桌稍动筷子的菜肴就被撤下去。你甚至不敢说是美国回来的，人家满脸关怀地问你在金融风暴中日子是否还过得下去，就差问你回来的机票是否用救济金买的。
真是买块豆腐撞死的心情都有。
要做个现代上海人不容易，银子身家户口做派调头花腔搞浆糊本事缺一不可。千万不要以为你生在此地就可以算上海人的，这个城市日新月异，做一个上海人的标准也与日俱进。像你这种几年回来一趟的老兄，首先路就不认得。人家请你吃饭，这个广场、那个大楼报上来就够使你头晕了。好不容易摸到那里，人家已经吃得差不多，服务员在上酒酿圆子了。如果人家再热情些请你到“屋里厢”去白相，那更是艰巨任务一桩，马路的名字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查了地图打了电话下了地铁再乘计程车兜了半天，最后崇明司机阿哥把你扔在小区门口，看看手里的地址----B区南门东6幢7弄5号28楼A座4室，绕口令似的。几十幢房子都设计得一模一样，跟阿里巴巴在门口画圆圈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办法，硬了头皮到门卫处询问，大盖帽绿制服的保安使你想起以前的户籍警叔叔，莫名其妙先怯了几分。保安看到你缩头缩脑的样子，一口苏北官腔就上来了：找哪个？嗯。如果你被他一吓，期期艾艾答不上来，你一紧张，大盖帽警惕起来，走出岗亭来，手背在身后，不知捏了什么防暴武器。还好急中生智，掏出通讯录，一个电话打上去，才得以放行，乘电梯上楼后，敲开房门第一件事体是问主人借厕所，憋不牢哉。
房子是上海人最大的硬件，楼高二十八层，据说夏天蚊子都飞不上来的。踏进门先换拖鞋，拖鞋的造型是兔宝宝唐老鸭出口转内销，可爱极了，老头子老太太穿了可以上大世界唱滑稽去的那种。主人先请你看客厅窗外的风景，望出去灰蒙蒙的天空，几十幢一模一样碰门板似的楼，对面人家的太阳房里晾著长袜短裤历历在目，远看高架桥上汽车像蚂蚁似地爬来爬去，极目之处（近视眼免谈）隐隐约约算是有一点市中心的影子，实在看不出所以然，但礼貌还是要的，你言不由衷地赞美了几句。主人一高兴，领了你各个房间参观一下，不收你门票。先是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去年多少铜钿买进的，现在又涨了多少钞票。再介绍地板是巴西进口的硬木，厨房是全套日本进口的炊具，汰浴间里嘘嘘用的钵斗是美国进口的，头上吊灯是捷克水晶的，而红木家具是义大利原装的，挤得满满当当一房间，炒什锦似地充分体现了跟世界接轨精神。如果主人跟你再热络些，会凑在你耳边说这样的房子他还有好几套，全部是在普陀、七宝、松江等上只角地区，其中一套是为他三岁的儿子准备的，那还有几套呢？他只是嘿嘿一笑，给你留下充分的想像空间。
罗兰•巴特说过：一只笼子在等一只鸟。上海人深得其中精髓；笼子得准备好几只，空著没问题，时机一到，自会有金丝雀飞进来。
上海人一向对房子的热情无可比拟，以前常看到鲜花插在牛粪上，往往是这位牛粪拥有亭子间里几个平方米的结婚面积，使得鲜花心甘情愿地托付终身。也看到住在叠床架屋小空间里的兄弟姊妹们为了一间遗产房打破头。更看到大龄青年整夜在黄浦江边荡马路，只是为了无处可去。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像挨过饿的老鼠下意识地储存食物，上海人家里只有一套房子心中是不会安定的。现在上海常住人口二千万，每家手里捏个二、三套，结果市中心像一锅粥溢出来了，只好往郊外发展，莘庄、闵行、昆山现在也人满为患，像松江这种鸟不生蛋的乡下头，房子也卖到一万七八千一平方，农民伯伯的嘴巴也笑得歪掉了，钞票从天上飘飘扬扬落下来，叫伊哪能再肯去种庄稼。听著，买不起市区房子的人，此地银行钱庄百货杂用菜场餐馆小吃酒庄旅店录像网吧汰浴修脚按摩发廊敲背应有尽有，再一次插队落户来吧，就是做“阿乡”，也要做个“有房的阿乡”。
上海人一直流行“几大件”，房子当然是其一，还有大家别苗头的大件是车子，上海路窄车多，上下班时高架桥上堵车两三个钟头小意思。好在地铁四通八达，计程车像过江之鲫。私家车，说句老实话；聋子的耳朵，招摇的成分大于实用。不过房子都买下来了，地库里划给你的车位却空著，自己看看都不好意思。牙关一咬，买！还不能买太差，否则人家当你是跑单帮的。查了无数次电脑，逛了无数的4S店，老婆老公吵了无数次相骂，结果买下一部高丽棒子车，都说是“性价比”不错。车位上终于有部汽车停著了，半夜里醒过来还要跑下车库去看看，听听车子里的音响，隔天要打次蜡，车厢里香水要喷足。上海这地方，养部汽车不比养个小囡便宜，至少比养个二奶还贵不少，牌照费保险费养路费修车费停车费汽油铜钿，用来上下班是不合算的，唯一的用处是半夜之后开到高架桥上看风景。
房子车子算是上海人的硬件，软件就说不清了，这地方一天一变的花头经，像你这种国外回来的老兄是拎不清的。比如说；老婆算硬件还是软件？情人呢？记牢一点，登记在名下不能替换的算硬件，随时可以搭配的算软件。所以，有人请你赴宴，你跑进饭店看见主人身边的女士千万不要乱叫某夫人、某太太，场面尴尬不说，还被人认为“洋盘”有份。现在上海人的正牌娘子很少带上台面，或是因为面孔上零件装配没有到位，或是新式夫妇各管各大家白相。聚会出游吃饭K歌麻将购物逛街看电影喝咖啡，红男绿女假凤虚凰，年轻漂亮风流摩登身材一流，人人手上钻戒真假难辨，人人拎只LV，人人手上一支摩尔烟，称呼随便你拣；朋友知己同事秘书代理助手家教相好腻友小蜜红粉达令......不一而已。关于上海人的这套软件，你尽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像力，但是不要傻头傻脑问人家女士要名片，否则下次再没人请你吃饭。
最近世博举行了，喔哟，大事啊！上海人开口闭口就是SB，兴奋得觉也睡不好。政府带头，几千个亿花下去眼睛眨都不眨，拓宽道路，大兴土木，半老徐娘头上插满花似的。卖力是卖力的，但常常要露出点破绽来的；人民广场附近什么时候造了这批一层楼的仿古房屋？现在乡下“楼倒倒”式的房子都卖到二、三万一平方，市中心更是寸土寸金了。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叫计程车阿哥停下看个明白，走近才发现这仿古建筑是画在三夹板上的，不过描绘真是精细，描金门楣雕花窗台青石台阶琉璃飞檐威武石狮喜庆宫灯，中国文化掩盖了背后凌乱狼藉的拆迁工地。上海啊上海，世博不就是一个展览嘛，值得这样子“冒充金刚钻”？坊间说得更为离奇，说是在世博前后期间，凡是到商店买菜刀一律实行身分证实名制，要买老鼠药的也在管制之列，乖乖隆地咚，好像在巴格达也没如此紧张。这种天方夜谭也只有小儿科的上海人做得出来。
不要以为这只是政府行为，上海人现在的心态像爆炒米花似地膨胀得不得了，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外国这种地方有啥搞头？赶快回来吧。回来做啥？回来白相啊！现在上海日子好过啊！（编者注：上海话“白相”为愚弄、玩乐之意）
也许吧，上海现在就是个放大几千倍的黄金荣大世界，戏法人人会变，吃喝白相样样俱全；你可以吃到地沟油烧出来的鲍翅全席，你也可以喝到美味的三鹿奶粉，工业酒精勾兑的茅台名酒，你有钱可以白相楼花股票，你没钱可以白相手机黄段子，你是大款可以白相明星，你是小赤佬可以白相发廊女，当了官的，可以白相老百姓，你不幸当了平头老百姓，至少可以白相自己，意淫一下；生逢盛世。
可惜盛世不是自己讲了就作数的。将来历史学家会不会把一个极少数人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时期叫做“盛世”，大有疑问。如果这个社会再是道德败坏，信念无存，巧取豪夺，环境破坏，假货充斥，人心流失，那可以肯定；不要说盛世了，末世还差不多。
唉，算了吧，阿哥你们自己白相得开心就好了，我们这些洋盘呢，生不逢时，还是做个业余上海人，偶尔来白相相就心满意足了。
再看熊灿亭的《丑陋的上海人》
上海人渊源于吴越之正统。掺杂各路蛮夷之精华之地。
上海是本无历史可言的。所以，单一的上海是历史的荒漠，更是文化的沙漠。当然，这只是对于上海本地人而言。
上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号为城市的地方。自十九世纪中末开埠以来。上海商贾云集，经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更有海外蛮夷横争圈地，本土各路神仙顺水掺和。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已是东方的纽约。现代工业规模已不可小觑。
上海人本性刁钻，习性奸猾。自视为傲然一切，鄙视一切。好于钻营取巧，包囊私欲。言谈尖刻，不留情面。性吝啬，好占小便宜。排外而自不量力。男人不像男人，倒有女人的脂粉相；女人倒像女人，但过多有风月相。
上海本地虽然不出英杰。但很多英杰却出在上海，非本地人也，只是利用了本地的优势跳板而已。所以，上海人是可怜又可悲的。唯一的能聊以自慰的，就是它那个能装点门面华而不实的时尚城市而已。
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包容性较差，方言盛行，外地人很难融入，复旦大学也快成阿拉大学了。幸亏不是首都，否则连北京人都看不起，上海人喜欢称自己为"沪上"，外地人一律都是"乡下的"，不过上海历史无非才一百多年，有三分之一是宁波一带的移民（据说最早的上海人居然是从河南来的，上海人常为此愤愤不平）。
上海女人举止得体，装束淡雅，言谈柔和，很有女人味，但却没有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女人不会嫁给外地人的，女孩子哈日哈韩，嫁给日本人是很多人的理想。上海男人小气自私，斤斤计较，街头吵架经常半个钟头，胆子小怕老婆，甚至帮老婆洗内裤，常被丑化为"小男人"（近几年终于出了两个伟大的男人：姚明、刘翔，他俩的形象只能用来代言中国男人，上海男人不配拿来自比。毕竟有钱就能培养出精英的，他俩的成功跟上海男人这个群体没有关系）。其实，从另个角度来说也体现出上海男人很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
上海人私交比较理智，你可以找到精神上的知音，却别指望两肋插刀的哥们。所以出了不少银行家、商人和学者，却难出诗人、武将和侠客。上海商人都是精明的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上海人很有品位，小资盛行，对生活很讲究，也很守信用，遵纪守法，做事精致，上海的产品质量全国第一。上海人不占别人的便宜，这倒很适合做朋友，不过首先得让他瞧的起你。中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算不错了。
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上海滩，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金融贸易中心的大城市，上海人”和“中国人”几乎不是同一概念。
然而上海人确是中国毛病最多中国人，与中华文明显然不太协调，冷漠虚伪浮躁吝啬清高自大、算计、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没有团队精。上海人个个是“葛朗台”，上海人个个是“守财奴”，在一个轻狂自富海派文化和不洋不土的小资文化里形成了怪异的上海人。
上海人与生俱来有一种优越感喜欢卖弄，翻开上海人的历史就知道上海人非常畸形，历史从来就没有出过什么真正名人，好不容易出个巴金结果还是个四川人。
那个年代那个人造就了丑陋的上海人，在六七十年代中国领导人为了解决城市人就业问题，开始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大批的城市青年送去农村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是当时政府以农村为主把所有的城市人逐渐分散到农村的战略，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一个中国最大城市，成了当时年轻人城市就业最突出的问题，当年中国体制似乎让城市无法生存，不准做小生意更不允许个人经商，城市里一不能种田二不能经商，可怜的城市人只能靠进入国家单位工作去维持生活，然而上海当时近千万人口靠一两批年轻人上山下乡是解决不了上海人就业问题。所以国家把几乎所有的日用品生产计划分给了上海，致使上海的日用品成为了国人的主要供应商，所以全国各个地方的商业网点排队抢购上海货，成为了那个年代中国地方经济来源。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能买到上海货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上海的自行车上海电池牙膏上海的热水瓶，就连火柴香烟都要票供应，随着上海货的吃香上海也变的牛B了，得宠的上海人从此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了。上海自认为上海是中国唯一的城市人别人都是乡下人了。
当年户籍制度及中国人工作范畴决定了城市人与农村的差别，中国的城乡差别从此开始大距离的拉开，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成为了那个年代身份的标志，农村人就象套上了奴隶的枷锁在城市人眼里就成了下等人，所以上海人觉得自己有着优越感就怕别人说他不是上海人，排外情绪高涨所有的上海都有了一个共同语言“乡下人”。
上海的发达和繁华毋庸置疑,倚靠的却是千千万万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移民的力量,和外国人留下了城市基础支撑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他们才是真正构建了现在和未来的上海的蓝图。
上海八特别喜欢说话唠叨卖弄语言，你在大街上会看到许多外地人就象去动物园一样，直着眼睛树着耳朵在看着上海人说话，也就是这样说话成为了上海人莫大的荣耀，所以你在上海到处都是上海人唧唧嘎嘎标榜自己的语言，奇怪的是这种自富语言仅巨限于上海，出了上海上海说话就好象嘴里嚼个大舌头吐不灵光了。
上海人贪便宜是举世无双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六亲不认，为了一点利益愿意做一辈子奴才，宁愿一家三代挤在20平方狭小笼屋，也不愿意去广阔乡下住上宽广的高楼，上海喜欢排队到处都有上海排队的情景，爱讨便宜的上海人一旦有人排队马上就会去凑热闹，有一次去看到许多上海人排队我过去一看原来一个厂家在发免费的卫生纸，两毛钱的卫生纸上海人花了两个小时排队，在公共汽车上两个男人为了五分钱大打出手，吵的脸红脖子粗的。
外地女人千万不要嫁给上海男人，上海表面是爱干净爱做饭会计划善戴女人，可是如果你要是和他一起生活那你就倒了八辈子霉了，我保证你天天会被搞的神经错乱，吃饭不能多吃，煮饭不能多煮一点，那怕多了几粒米他就会和你争吵不休，花钱更不说了，少了一毛钱或者你忘记一毛钱是怎么花的你就等着被骂吧，尤其上海人家里的物品纯粹的摆设，电视只能看一个小时，一组进口音响天天擦就从来不用，在上海下雨时候你会看到许多上海人扛着自行车走路，我不知道上海人是否想过下雨天背汽车回家。
精明的上海人有估算天赋很手失算的，想赚上海人的钱你就准备做几次孙子吧，上海是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也是唯一人口负增长的城市，这也说明了上海是人情味最差的城市，上海女人更不用说了，是只有性没有爱的回锅肉。然而歧视标志自悲，这种自卑心理导致上海人特别崇尚外国人。也就是这样丑陋的上海人才会有中国这么多的洋奴才。
张一一的《丑陋的上海人》
我前面已写过《丑陋的湖南人》和《丑陋的北京人》，但那都只是抛砖引玉或者说鸣锣开道，一旦你和上海人打上交道，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丑陋。
一、阳盛阴衰
上海这个城市有着四张“文化名片”，分别是刘翔、姚明、韩寒和余秋雨。有意思的是，这四个最有名的上海人，无一例外都是男人，在这里，你根本无法看到任何有关“男女平等”的痕迹。
然而，刘翔、姚明、韩寒和余秋雨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作为运动员的刘翔和姚明，他们的商业运作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别忘了，在“奥运会金牌大户”中国，我们并不缺乏好的运动员；而在现阶段的中国，有思想的，能搞好经济建设的人才，才是最为紧缺和必需的资源，对刘翔和姚明的过度炒作，只会让更多的年轻人迷失方向。而作为上海另外两张“名片”的韩寒和余秋雨，就显得更加的荒唐和可笑，一个是侥幸出了本自传炒作成功的，一个是就会写几篇无病呻吟散文、甚至连自传这样长篇都写不出来俨然还以“大师”和“儒宗”自居的，这两位的“成功”，远不仅仅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悲哀，更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悲哀。
从刘翔、姚明、韩寒、余秋雨这诠释着上海城市文化的四个上海男人身上，我们读懂了什么叫“浮躁”。
二、崇洋媚外
上海人管北京人、广东人、江浙人以及其它所有凡上海人以外所有的内地人都叫“乡下人”、“农民”或者“瘪三”，他们显是早已忘了，他们的爷爷奶奶曾都是从苏北乡下和浙江农村逃荒出来的“乡下人”、“农民”和“瘪三”。
上海人的子女几乎从不会到上海以外的地区去上学，当然，成绩特水货家境特糟糕实在没办法的除外。上海人的子女留学多在日本，上海话、日语和国语，是上海的三种“官方语言”。在上海，往往只要有一个日本人在场，所有人立马就舍弃他们平素奉为玉语纶音的在上海话而改用日语交谈，在上海，日语的普及程度会让你感到惊讶。
上海人开得最多的是日本车，去商场买东西，售货员会盛气凌人难抑骄傲地跟你说：“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原装货，便宜又耐用”，说着说着，口水便要流将出来，那语气，仿佛大日本帝国就是他们的亲爹。
三、冷漠自私
如果要评选中国“最没有人情味”的城市，那一定非上海莫属。如果在上海你骑自行车摔了个头破血流，千万别指望有人会帮上你一把，只要还不曾听见后边有人一边在拼命地摁车铃，一边极不耐烦地骂骂咧咧：“哪能啦，侬快点啦，阿拉还要上班啦！”这就是对你最好的人道主义救助。
行色匆匆的上海人从不知红绿灯为何物，走大路如同他们自个儿家里客厅，所以上海的交通事故发生频率是最高的，据说有关方面正考虑在上海的十字路口引进北京披黄马褂的交通协管员，这好歹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上海的公交和地铁永远都是“先上后下”，3年前张一一先生在上海曾有过一次乘地铁的美好经历，到站后又过了三站还没法脱颖而出冲出车门，只好绝望地大呼“救命”，这才有人极不情愿地让出一条羊肠小道，让我在过了四站后才如逢大赦遍体鳞伤地挤下车，从此谈上海地铁色变。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有网友拍到姚明的父母乘地铁去五棵松体育馆看篮球比赛，我当时就想，要是把这五棵松体育馆搬到上海去，我保证姚明他爹妈一定看不到那场比赛。后来，我又听说张曼玉也乘坐北京的地铁了，我又想，曼玉姐有本事你去上海坐上两回试试，没准还没十月就能让你做妈咪！王志文和戴娆合唱的一首情歌这样唱道：“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是的，我确实很有些在意。
四、没有文化
我曾说过湖南人没文化，但那毕竟是气话，是对近些年湖湘文化的日渐没落的恨铁不成钢。倘若以上海人作为参照系的话，湖南人其实个个称得上“鸿儒”的了。湖南好歹还有几千年高天厚土的文化沉淀，但作为上海这样一个舶来城市，头重脚轻根底浅，如同美国人一般上溯两三百年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了，正如同周迅那挺爷们的歌喉所唱：“你飘啊飘，我摇啊摇，无根的水草”，根基相当地浅薄，根本就无从谈起什么文化的底蕴，所以像韩寒和余秋雨这样最没有文化的两个人，都能大步流星堂而皇之地跻身上海最著名的“文化人”，成为上海的城市象征和文化名片，真是没有办法。
上海人嗓门特大，有个掌故说，一老外看到俩上海人在激烈地吵架，热心肠走过去排解，原来这俩上海人不过是在说悄悄话。这掌故虽然有些“臭”上海人的意思，但也能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上海人内心的惶恐和空虚，因为没有文化的支撑，因为内心空虚和不够自信，所以上海人才拼命要从大嗓门中去寻找安全感。
上海人的“没文化”，还表现在他们行为的浅薄，上海人是出了名的势利眼，唯物质论，上海人对货币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情有独钟，上海女人宁可每天在家啃咸菜馒头也要挎个LV包出门，实在是让人敬佩又落泪。
骄傲的上海人呵，什么时候，能低下你们并不高贵的头颅呢？
余秋雨的《上海人》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的《尴尬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比较而言，余秋雨久居上海，对上海的了解及描述比较中肯。范迁的调侃虽然刻薄，但有几分实在。而其余两位过分了，差不多是胡言乱语。
且看：
范迁的《我看上海》
好不容易回一趟上海，发觉自己真正地落伍了。
你以前熟悉的马路弄堂被拆得一干二净，造起像碰门板似的高层楼房。小时候专门吃二分的阿三头递过来的名片上也带个什么“长”，你却还记得过去他拖鼻涕打弹子的样子，不知与这个踌躇满志的大人物如何应对。以前喜欢的平民食物被包装得面目全非，价钱则是几个跟斗翻上去，味道呢，远不如过去。刚来美国用人民币来估算生活指数，现在你在上海用美金来换算商店里的天价商品，付钱时心里满是被宰的感觉，贵是一回事，离谱又是一回事。你在朋友间不敢随便开口，一开口就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弄得人家斜白了眼看你，问你生活在哪个世纪？走在路上你不敢过街，车行如飞，行人如蚁，好像压死几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心惊胆战、躲躲闪闪地总算到达对街，一回头，那擦过你身边的司机目光简直可以击落苍蝇。
你不敢上亲戚家去，人家说的都是谁谁谁买了几套房子，动辄就是几百万的数目，轻松得好像到小菜场买两斤咸黄鱼似的；你不由得想起在美国这些年真是白活了，到现在还在辛辛苦苦地还房贷。你走进路边小店，生煎馒头端上来显得过分地白白胖胖，不由疑惑店家是否放了地沟油洗衣粉，一双筷子就下不去了。你也不敢赴宴，门口一溜八个礼仪小姐，旗袍襟开到大腿根上。饭店里不是当令也有鳝鱼大闸蟹，避孕药喂大的。上海人吃饭欢喜掼派头，满桌稍动筷子的菜肴就被撤下去。你甚至不敢说是美国回来的，人家满脸关怀地问你在金融风暴中日子是否还过得下去，就差问你回来的机票是否用救济金买的。
真是买块豆腐撞死的心情都有。
要做个现代上海人不容易，银子身家户口做派调头花腔搞浆糊本事缺一不可。千万不要以为你生在此地就可以算上海人的，这个城市日新月异，做一个上海人的标准也与日俱进。像你这种几年回来一趟的老兄，首先路就不认得。人家请你吃饭，这个广场、那个大楼报上来就够使你头晕了。好不容易摸到那里，人家已经吃得差不多，服务员在上酒酿圆子了。如果人家再热情些请你到“屋里厢”去白相，那更是艰巨任务一桩，马路的名字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查了地图打了电话下了地铁再乘计程车兜了半天，最后崇明司机阿哥把你扔在小区门口，看看手里的地址----B区南门东6幢7弄5号28楼A座4室，绕口令似的。几十幢房子都设计得一模一样，跟阿里巴巴在门口画圆圈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办法，硬了头皮到门卫处询问，大盖帽绿制服的保安使你想起以前的户籍警叔叔，莫名其妙先怯了几分。保安看到你缩头缩脑的样子，一口苏北官腔就上来了：找哪个？嗯。如果你被他一吓，期期艾艾答不上来，你一紧张，大盖帽警惕起来，走出岗亭来，手背在身后，不知捏了什么防暴武器。还好急中生智，掏出通讯录，一个电话打上去，才得以放行，乘电梯上楼后，敲开房门第一件事体是问主人借厕所，憋不牢哉。
房子是上海人最大的硬件，楼高二十八层，据说夏天蚊子都飞不上来的。踏进门先换拖鞋，拖鞋的造型是兔宝宝唐老鸭出口转内销，可爱极了，老头子老太太穿了可以上大世界唱滑稽去的那种。主人先请你看客厅窗外的风景，望出去灰蒙蒙的天空，几十幢一模一样碰门板似的楼，对面人家的太阳房里晾著长袜短裤历历在目，远看高架桥上汽车像蚂蚁似地爬来爬去，极目之处（近视眼免谈）隐隐约约算是有一点市中心的影子，实在看不出所以然，但礼貌还是要的，你言不由衷地赞美了几句。主人一高兴，领了你各个房间参观一下，不收你门票。先是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去年多少铜钿买进的，现在又涨了多少钞票。再介绍地板是巴西进口的硬木，厨房是全套日本进口的炊具，汰浴间里嘘嘘用的钵斗是美国进口的，头上吊灯是捷克水晶的，而红木家具是义大利原装的，挤得满满当当一房间，炒什锦似地充分体现了跟世界接轨精神。如果主人跟你再热络些，会凑在你耳边说这样的房子他还有好几套，全部是在普陀、七宝、松江等上只角地区，其中一套是为他三岁的儿子准备的，那还有几套呢？他只是嘿嘿一笑，给你留下充分的想像空间。
罗兰•巴特说过：一只笼子在等一只鸟。上海人深得其中精髓；笼子得准备好几只，空著没问题，时机一到，自会有金丝雀飞进来。
上海人一向对房子的热情无可比拟，以前常看到鲜花插在牛粪上，往往是这位牛粪拥有亭子间里几个平方米的结婚面积，使得鲜花心甘情愿地托付终身。也看到住在叠床架屋小空间里的兄弟姊妹们为了一间遗产房打破头。更看到大龄青年整夜在黄浦江边荡马路，只是为了无处可去。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像挨过饿的老鼠下意识地储存食物，上海人家里只有一套房子心中是不会安定的。现在上海常住人口二千万，每家手里捏个二、三套，结果市中心像一锅粥溢出来了，只好往郊外发展，莘庄、闵行、昆山现在也人满为患，像松江这种鸟不生蛋的乡下头，房子也卖到一万七八千一平方，农民伯伯的嘴巴也笑得歪掉了，钞票从天上飘飘扬扬落下来，叫伊哪能再肯去种庄稼。听著，买不起市区房子的人，此地银行钱庄百货杂用菜场餐馆小吃酒庄旅店录像网吧汰浴修脚按摩发廊敲背应有尽有，再一次插队落户来吧，就是做“阿乡”，也要做个“有房的阿乡”。
上海人一直流行“几大件”，房子当然是其一，还有大家别苗头的大件是车子，上海路窄车多，上下班时高架桥上堵车两三个钟头小意思。好在地铁四通八达，计程车像过江之鲫。私家车，说句老实话；聋子的耳朵，招摇的成分大于实用。不过房子都买下来了，地库里划给你的车位却空著，自己看看都不好意思。牙关一咬，买！还不能买太差，否则人家当你是跑单帮的。查了无数次电脑，逛了无数的4S店，老婆老公吵了无数次相骂，结果买下一部高丽棒子车，都说是“性价比”不错。车位上终于有部汽车停著了，半夜里醒过来还要跑下车库去看看，听听车子里的音响，隔天要打次蜡，车厢里香水要喷足。上海这地方，养部汽车不比养个小囡便宜，至少比养个二奶还贵不少，牌照费保险费养路费修车费停车费汽油铜钿，用来上下班是不合算的，唯一的用处是半夜之后开到高架桥上看风景。
房子车子算是上海人的硬件，软件就说不清了，这地方一天一变的花头经，像你这种国外回来的老兄是拎不清的。比如说；老婆算硬件还是软件？情人呢？记牢一点，登记在名下不能替换的算硬件，随时可以搭配的算软件。所以，有人请你赴宴，你跑进饭店看见主人身边的女士千万不要乱叫某夫人、某太太，场面尴尬不说，还被人认为“洋盘”有份。现在上海人的正牌娘子很少带上台面，或是因为面孔上零件装配没有到位，或是新式夫妇各管各大家白相。聚会出游吃饭K歌麻将购物逛街看电影喝咖啡，红男绿女假凤虚凰，年轻漂亮风流摩登身材一流，人人手上钻戒真假难辨，人人拎只LV，人人手上一支摩尔烟，称呼随便你拣；朋友知己同事秘书代理助手家教相好腻友小蜜红粉达令......不一而已。关于上海人的这套软件，你尽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像力，但是不要傻头傻脑问人家女士要名片，否则下次再没人请你吃饭。
最近世博举行了，喔哟，大事啊！上海人开口闭口就是SB，兴奋得觉也睡不好。政府带头，几千个亿花下去眼睛眨都不眨，拓宽道路，大兴土木，半老徐娘头上插满花似的。卖力是卖力的，但常常要露出点破绽来的；人民广场附近什么时候造了这批一层楼的仿古房屋？现在乡下“楼倒倒”式的房子都卖到二、三万一平方，市中心更是寸土寸金了。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叫计程车阿哥停下看个明白，走近才发现这仿古建筑是画在三夹板上的，不过描绘真是精细，描金门楣雕花窗台青石台阶琉璃飞檐威武石狮喜庆宫灯，中国文化掩盖了背后凌乱狼藉的拆迁工地。上海啊上海，世博不就是一个展览嘛，值得这样子“冒充金刚钻”？坊间说得更为离奇，说是在世博前后期间，凡是到商店买菜刀一律实行身分证实名制，要买老鼠药的也在管制之列，乖乖隆地咚，好像在巴格达也没如此紧张。这种天方夜谭也只有小儿科的上海人做得出来。
不要以为这只是政府行为，上海人现在的心态像爆炒米花似地膨胀得不得了，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外国这种地方有啥搞头？赶快回来吧。回来做啥？回来白相啊！现在上海日子好过啊！（编者注：上海话“白相”为愚弄、玩乐之意）
也许吧，上海现在就是个放大几千倍的黄金荣大世界，戏法人人会变，吃喝白相样样俱全；你可以吃到地沟油烧出来的鲍翅全席，你也可以喝到美味的三鹿奶粉，工业酒精勾兑的茅台名酒，你有钱可以白相楼花股票，你没钱可以白相手机黄段子，你是大款可以白相明星，你是小赤佬可以白相发廊女，当了官的，可以白相老百姓，你不幸当了平头老百姓，至少可以白相自己，意淫一下；生逢盛世。
可惜盛世不是自己讲了就作数的。将来历史学家会不会把一个极少数人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时期叫做“盛世”，大有疑问。如果这个社会再是道德败坏，信念无存，巧取豪夺，环境破坏，假货充斥，人心流失，那可以肯定；不要说盛世了，末世还差不多。
唉，算了吧，阿哥你们自己白相得开心就好了，我们这些洋盘呢，生不逢时，还是做个业余上海人，偶尔来白相相就心满意足了。
再看熊灿亭的《丑陋的上海人》
上海人渊源于吴越之正统。掺杂各路蛮夷之精华之地。
上海是本无历史可言的。所以，单一的上海是历史的荒漠，更是文化的沙漠。当然，这只是对于上海本地人而言。
上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号为城市的地方。自十九世纪中末开埠以来。上海商贾云集，经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更有海外蛮夷横争圈地，本土各路神仙顺水掺和。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已是东方的纽约。现代工业规模已不可小觑。
上海人本性刁钻，习性奸猾。自视为傲然一切，鄙视一切。好于钻营取巧，包囊私欲。言谈尖刻，不留情面。性吝啬，好占小便宜。排外而自不量力。男人不像男人，倒有女人的脂粉相；女人倒像女人，但过多有风月相。
上海本地虽然不出英杰。但很多英杰却出在上海，非本地人也，只是利用了本地的优势跳板而已。所以，上海人是可怜又可悲的。唯一的能聊以自慰的，就是它那个能装点门面华而不实的时尚城市而已。
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包容性较差，方言盛行，外地人很难融入，复旦大学也快成阿拉大学了。幸亏不是首都，否则连北京人都看不起，上海人喜欢称自己为"沪上"，外地人一律都是"乡下的"，不过上海历史无非才一百多年，有三分之一是宁波一带的移民（据说最早的上海人居然是从河南来的，上海人常为此愤愤不平）。
上海女人举止得体，装束淡雅，言谈柔和，很有女人味，但却没有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女人不会嫁给外地人的，女孩子哈日哈韩，嫁给日本人是很多人的理想。上海男人小气自私，斤斤计较，街头吵架经常半个钟头，胆子小怕老婆，甚至帮老婆洗内裤，常被丑化为"小男人"（近几年终于出了两个伟大的男人：姚明、刘翔，他俩的形象只能用来代言中国男人，上海男人不配拿来自比。毕竟有钱就能培养出精英的，他俩的成功跟上海男人这个群体没有关系）。其实，从另个角度来说也体现出上海男人很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
上海人私交比较理智，你可以找到精神上的知音，却别指望两肋插刀的哥们。所以出了不少银行家、商人和学者，却难出诗人、武将和侠客。上海商人都是精明的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上海人很有品位，小资盛行，对生活很讲究，也很守信用，遵纪守法，做事精致，上海的产品质量全国第一。上海人不占别人的便宜，这倒很适合做朋友，不过首先得让他瞧的起你。中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算不错了。
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上海滩，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金融贸易中心的大城市，上海人”和“中国人”几乎不是同一概念。
然而上海人确是中国毛病最多中国人，与中华文明显然不太协调，冷漠虚伪浮躁吝啬清高自大、算计、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没有团队精。上海人个个是“葛朗台”，上海人个个是“守财奴”，在一个轻狂自富海派文化和不洋不土的小资文化里形成了怪异的上海人。
上海人与生俱来有一种优越感喜欢卖弄，翻开上海人的历史就知道上海人非常畸形，历史从来就没有出过什么真正名人，好不容易出个巴金结果还是个四川人。
那个年代那个人造就了丑陋的上海人，在六七十年代中国领导人为了解决城市人就业问题，开始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大批的城市青年送去农村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是当时政府以农村为主把所有的城市人逐渐分散到农村的战略，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一个中国最大城市，成了当时年轻人城市就业最突出的问题，当年中国体制似乎让城市无法生存，不准做小生意更不允许个人经商，城市里一不能种田二不能经商，可怜的城市人只能靠进入国家单位工作去维持生活，然而上海当时近千万人口靠一两批年轻人上山下乡是解决不了上海人就业问题。所以国家把几乎所有的日用品生产计划分给了上海，致使上海的日用品成为了国人的主要供应商，所以全国各个地方的商业网点排队抢购上海货，成为了那个年代中国地方经济来源。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能买到上海货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上海的自行车上海电池牙膏上海的热水瓶，就连火柴香烟都要票供应，随着上海货的吃香上海也变的牛B了，得宠的上海人从此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了。上海自认为上海是中国唯一的城市人别人都是乡下人了。
当年户籍制度及中国人工作范畴决定了城市人与农村的差别，中国的城乡差别从此开始大距离的拉开，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成为了那个年代身份的标志，农村人就象套上了奴隶的枷锁在城市人眼里就成了下等人，所以上海人觉得自己有着优越感就怕别人说他不是上海人，排外情绪高涨所有的上海都有了一个共同语言“乡下人”。
上海的发达和繁华毋庸置疑,倚靠的却是千千万万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移民的力量,和外国人留下了城市基础支撑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他们才是真正构建了现在和未来的上海的蓝图。
上海八特别喜欢说话唠叨卖弄语言，你在大街上会看到许多外地人就象去动物园一样，直着眼睛树着耳朵在看着上海人说话，也就是这样说话成为了上海人莫大的荣耀，所以你在上海到处都是上海人唧唧嘎嘎标榜自己的语言，奇怪的是这种自富语言仅巨限于上海，出了上海上海说话就好象嘴里嚼个大舌头吐不灵光了。
上海人贪便宜是举世无双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六亲不认，为了一点利益愿意做一辈子奴才，宁愿一家三代挤在20平方狭小笼屋，也不愿意去广阔乡下住上宽广的高楼，上海喜欢排队到处都有上海排队的情景，爱讨便宜的上海人一旦有人排队马上就会去凑热闹，有一次去看到许多上海人排队我过去一看原来一个厂家在发免费的卫生纸，两毛钱的卫生纸上海人花了两个小时排队，在公共汽车上两个男人为了五分钱大打出手，吵的脸红脖子粗的。
外地女人千万不要嫁给上海男人，上海表面是爱干净爱做饭会计划善戴女人，可是如果你要是和他一起生活那你就倒了八辈子霉了，我保证你天天会被搞的神经错乱，吃饭不能多吃，煮饭不能多煮一点，那怕多了几粒米他就会和你争吵不休，花钱更不说了，少了一毛钱或者你忘记一毛钱是怎么花的你就等着被骂吧，尤其上海人家里的物品纯粹的摆设，电视只能看一个小时，一组进口音响天天擦就从来不用，在上海下雨时候你会看到许多上海人扛着自行车走路，我不知道上海人是否想过下雨天背汽车回家。
精明的上海人有估算天赋很手失算的，想赚上海人的钱你就准备做几次孙子吧，上海是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也是唯一人口负增长的城市，这也说明了上海是人情味最差的城市，上海女人更不用说了，是只有性没有爱的回锅肉。然而歧视标志自悲，这种自卑心理导致上海人特别崇尚外国人。也就是这样丑陋的上海人才会有中国这么多的洋奴才。
张一一的《丑陋的上海人》
我前面已写过《丑陋的湖南人》和《丑陋的北京人》，但那都只是抛砖引玉或者说鸣锣开道，一旦你和上海人打上交道，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丑陋。
一、阳盛阴衰
上海这个城市有着四张“文化名片”，分别是刘翔、姚明、韩寒和余秋雨。有意思的是，这四个最有名的上海人，无一例外都是男人，在这里，你根本无法看到任何有关“男女平等”的痕迹。
然而，刘翔、姚明、韩寒和余秋雨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作为运动员的刘翔和姚明，他们的商业运作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别忘了，在“奥运会金牌大户”中国，我们并不缺乏好的运动员；而在现阶段的中国，有思想的，能搞好经济建设的人才，才是最为紧缺和必需的资源，对刘翔和姚明的过度炒作，只会让更多的年轻人迷失方向。而作为上海另外两张“名片”的韩寒和余秋雨，就显得更加的荒唐和可笑，一个是侥幸出了本自传炒作成功的，一个是就会写几篇无病呻吟散文、甚至连自传这样长篇都写不出来俨然还以“大师”和“儒宗”自居的，这两位的“成功”，远不仅仅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悲哀，更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悲哀。
从刘翔、姚明、韩寒、余秋雨这诠释着上海城市文化的四个上海男人身上，我们读懂了什么叫“浮躁”。
二、崇洋媚外
上海人管北京人、广东人、江浙人以及其它所有凡上海人以外所有的内地人都叫“乡下人”、“农民”或者“瘪三”，他们显是早已忘了，他们的爷爷奶奶曾都是从苏北乡下和浙江农村逃荒出来的“乡下人”、“农民”和“瘪三”。
上海人的子女几乎从不会到上海以外的地区去上学，当然，成绩特水货家境特糟糕实在没办法的除外。上海人的子女留学多在日本，上海话、日语和国语，是上海的三种“官方语言”。在上海，往往只要有一个日本人在场，所有人立马就舍弃他们平素奉为玉语纶音的在上海话而改用日语交谈，在上海，日语的普及程度会让你感到惊讶。
上海人开得最多的是日本车，去商场买东西，售货员会盛气凌人难抑骄傲地跟你说：“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原装货，便宜又耐用”，说着说着，口水便要流将出来，那语气，仿佛大日本帝国就是他们的亲爹。
三、冷漠自私
如果要评选中国“最没有人情味”的城市，那一定非上海莫属。如果在上海你骑自行车摔了个头破血流，千万别指望有人会帮上你一把，只要还不曾听见后边有人一边在拼命地摁车铃，一边极不耐烦地骂骂咧咧：“哪能啦，侬快点啦，阿拉还要上班啦！”这就是对你最好的人道主义救助。
行色匆匆的上海人从不知红绿灯为何物，走大路如同他们自个儿家里客厅，所以上海的交通事故发生频率是最高的，据说有关方面正考虑在上海的十字路口引进北京披黄马褂的交通协管员，这好歹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上海的公交和地铁永远都是“先上后下”，3年前张一一先生在上海曾有过一次乘地铁的美好经历，到站后又过了三站还没法脱颖而出冲出车门，只好绝望地大呼“救命”，这才有人极不情愿地让出一条羊肠小道，让我在过了四站后才如逢大赦遍体鳞伤地挤下车，从此谈上海地铁色变。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有网友拍到姚明的父母乘地铁去五棵松体育馆看篮球比赛，我当时就想，要是把这五棵松体育馆搬到上海去，我保证姚明他爹妈一定看不到那场比赛。后来，我又听说张曼玉也乘坐北京的地铁了，我又想，曼玉姐有本事你去上海坐上两回试试，没准还没十月就能让你做妈咪！王志文和戴娆合唱的一首情歌这样唱道：“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是的，我确实很有些在意。
四、没有文化
我曾说过湖南人没文化，但那毕竟是气话，是对近些年湖湘文化的日渐没落的恨铁不成钢。倘若以上海人作为参照系的话，湖南人其实个个称得上“鸿儒”的了。湖南好歹还有几千年高天厚土的文化沉淀，但作为上海这样一个舶来城市，头重脚轻根底浅，如同美国人一般上溯两三百年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了，正如同周迅那挺爷们的歌喉所唱：“你飘啊飘，我摇啊摇，无根的水草”，根基相当地浅薄，根本就无从谈起什么文化的底蕴，所以像韩寒和余秋雨这样最没有文化的两个人，都能大步流星堂而皇之地跻身上海最著名的“文化人”，成为上海的城市象征和文化名片，真是没有办法。
上海人嗓门特大，有个掌故说，一老外看到俩上海人在激烈地吵架，热心肠走过去排解，原来这俩上海人不过是在说悄悄话。这掌故虽然有些“臭”上海人的意思，但也能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上海人内心的惶恐和空虚，因为没有文化的支撑，因为内心空虚和不够自信，所以上海人才拼命要从大嗓门中去寻找安全感。
上海人的“没文化”，还表现在他们行为的浅薄，上海人是出了名的势利眼，唯物质论，上海人对货币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情有独钟，上海女人宁可每天在家啃咸菜馒头也要挎个LV包出门，实在是让人敬佩又落泪。
骄傲的上海人呵，什么时候，能低下你们并不高贵的头颅呢？
余秋雨的《上海人》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的《尴尬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比较而言，余秋雨久居上海，对上海的了解及描述比较中肯。范迁的调侃虽然刻薄，但有几分实在。而其余两位过分了，差不多是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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