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想

    三月和四月交替的这几天，经历了冷暖的循环，在穿了一次夏天的行头后终于又在风中瑟瑟发抖。我们爱春天，这样胡来的天气变化，可以说是调皮可爱。而我对自己就没有那么宽容，心情起伏不定，只能责骂多愁善感的毛病又犯了。熬夜看完了一共五集的记录片《幼童》，讲的是一百多年前中国首批留美幼童的故事。本来只想借用梁启超的那句“舍叹息之外，别无他言”草草表达我的感慨，但有些话还是说细些，好与关心我的人分享。
    我们总是不大愿意接受遗憾，因而也爱假设历史。容闳这个名字对于今日许多文科生恐怕都显得陌生，毕竟我用过的那套历史教科书，对那段历史的介绍不过也就一百来字和一幅第一批幼童的合影。容闳的肖像，第一次看见还是因为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他的传记。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个老爷爷简直就是东方版的俾斯麦。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取得大学学位的中国人。为了使更多的孩子接触西学实现国家富强，容闳用了18年的时间促成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其坚持不懈的精神让人钦佩。后来事情的发展，就和教科书上的一般叙事结构相同了。有个好的开局，但又由于国家腐败，思想落后，伟大的事业最终夭折。也正是如此，每当审视近代化中的一些事件时，最痛苦的莫过于找不到摆脱这个命运的方法。命运本身就是已然发生的事物集合作用下的产物，或然而未发生的就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了。
    诡异的近代史上，这样的遗憾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泰戈尔1924年的首次访华。诗人来到了诗的国度，本来应该是多讲讲文学的，但热烈欢迎他的人如徐志摩只大谈其人格，猛烈抨击他的人只攻击他胡诌东方文明优越西方文明，是来为“老少人妖”撑腰的。纵然泰戈尔高谈精神文明好于物质文明，但他同时也劝中国人加紧学习科学；纵然泰戈尔主张有些飘渺的爱与和平，但他一样热烈支持印度人民的独立和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且不怕恐吓。选择性失明就是这么回事吧。每每看近代的世界思想形势总会发现有那么一些人在最黑暗的时代预言人类最终的联合和解放，这让我很难理解。泰首先是一个诗人，如果批评他，从文学的角度才是最合适的，比如闻一多。其次，六十多岁的泰氏以多病之躯远赴中国，无论他讲的“爱”在当日中国是多么不切实际，作为礼仪之邦君子之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应当人身攻击，否则谈什么兼容并包。革命者老说泰的思想会削弱青年的战斗意志，我觉得不然。民国时期的思想极度混乱，许多青年一生换过多次信仰，最后的信仰往往会和切身的遭遇密不可分。哪怕他们真的会被泰的思想迷倒，但也不排除只是赶一时时髦。少一点血腥和冲动，多一点宽容和理智也没什么不好。
    孙宜学谈到，误会泰戈尔的根源之一是面临国家存亡之际的中国人急于从他身上找到一剂济世救国的良药，却忽视了诗人的身份。昨天，开始读梁文道的《常识》，有一篇讲到了“国耻型民族主义”的概念。不是很懂，但是好像是在说中国还没有摆脱百年国耻的创伤，似乎仍有一种内忧外患之感纠缠在集体记忆之中。对于国外的评价十分敏感，对于历史还有挥之不去的痛。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歌猛进，特别是这几年中国崛起的说法屡见国内外媒体，中国人底气足了，多了些虚妄的自大，依旧少了一个大国国民的风范。但究竟什么是大国民风范？我也不知道。秦皇汉武的时代早已过去，那时的国民心态里更多的只是华夷观念，和如今的开放格格不入。梁说大国风范不是在国外举止有礼那么简单，也不是看几部帝王戏和西方列强盛衰史就可以学到。书的头几篇，主要谈的是要树立一种自信，即敢于直视自身的缺陷，敢于接受外国的批评（用不争的事实反击妖魔化），不麻木也不那么容易被激怒，更不要作贱自己。
    以上都是一时的感慨，没有翔实的资料作支撑，没有严密的逻辑作框架。如有幸入方家法眼，望多指证，最好再提供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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