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评《八十年代访谈录》系列文章
选自迈克《坦白说，亲爱的》
冷静而多刺
《八十年代访谈录》我急不及待读的是删节过的北京三联版，因为完整的香港牛津版还未上市。最意外是查建英的纪录非常活泼生动，大有《访问》月刊有闻必录之风，人物个个跃然纸上，读着如见其人，幅幅都是绝妙的文字肖像。每篇访谈前的主持人手记写得也精彩，看似线条简单的清淡白描，其实语重心长，充满细腻的私人感受。
譬如写日夜颠倒的阿城：“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约访谈的事情是在上午十一点左右，一个毫无表情的声音像是透过午夜大雾飘过来：哎，哎，行，好。”那么一个舌灿莲花的聊天专家，居然也有介于痰上颈和嘴里含着波子之间的时刻，真教我们这些比史湘云还口齿不清的咬舌头族群拍手称快。
一如所料，阿城妙语如珠，冷静而多刺。我不是有意偷懒，随便抄书交差，只不过觉得有义务与读者分享。谈他不以为然的中国现代音乐家：“你看谭盾他还在当民间音乐是一件新鲜事儿，把自己感动得不行。”谈学贯中西的海归派：“除了公派出去的，有责任回来，一般人无非要两边的好的，势利，也健康。”谈被父亲批评写文章过于炫耀：“知道而不显出，是一种修养。”谈云南人吸大麻的习俗：“不吸为什么那么简单的节奏他们跳通宵？”谈写作：“第一人称并不就表示是个人性的。”谈推行简体字：“文字的变化，事关重大。一代之后，阅读古籍成了特殊或者专门的技能，实际上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谁说不是呢，但因为捧在手上的不是繁体字版，有时有意想不到的camp趣味：映入眼帘的“一代之后”，就令心邪的我乐不可支。
一无所有
“其实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根本没有摇滚乐文化”，这是顶尖音乐人崔健的感慨。“中国作协是部一级的单位，往下可以类推，省的，市的，都是利益集团里的，所以中国哪有文坛？只有官场”，这是一流作家阿城的喟叹。“作为文化的中国，其实已经灭亡了”，发话的是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要是一群人整天琢磨怎么得奖怎么挣钱怎么穿名牌儿，那叫精英吗？那叫穷疯了”，左手玩音乐右手写文章的刘索拉狠批。
有些话只能由他们自己说，外人置喙一来肯定没有过来人深刻，还会有被诬告当着大庭广众啃酸葡萄的危险。而且一般香港人对文化的概念本来模糊——不是一直在沙漠打滚吗，从来没有见识过绿洲，最多远眺海市蜃楼，骑骆驼只是逼于环境的权宜，没有什么心得可言。小岛相对自由开放，政治尚算平稳，怎么仍然那么令人气馁？巡回到霉霉烂烂的百老汇歌舞被捧为上等人展览今季时装的文化活动，电影节经理天天愁眉苦脸为下一届开支奔波，桂冠诗人名叫林夕，芭蕾演出连行内人也称为 show，而那个一年一度高高举着艺术招牌卖狗肉的盛会，我多年前已经好意劝谕他们更名为娱乐节。
更难堪的是没有人觉得气候有问题，视水深火热为正常现象，把易请难送的冰河时期当作阖府统请的冰上假期。某程度上《八十年代访谈录》是面镜子，我特别玩味刘索拉这番肺腑之言：“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就只剩下了在艺术上论输赢，玩儿招术，在意谁比谁强等等这些低级情趣，这是整个中国多年来的民众教育问题。当兵就想当拿破仑，玩儿体育就得参加奥运。”
裸泳
《八十年代访谈录》发人深省的灰色地带虽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也不少，像查建英死缠烂打逼甘阳招供的文艺青年集体裸泳事件。话说当时北京有个集学术界精英于一炉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做学问的青年既激烈也狂妄，当头头的甘阳自己就不讳言：“有一次，大家坐一小巴汽车，一块到密云水库玩，路上有点危险，徐友渔就大叫：这车翻下去中国文化就全没了！”我马上想起，卡美•柏伊雅（Camille Paglia）听闻苏珊•桑塔（Susan Sontag）表示不知她是何方神圣的反应：“她老太太不是说自己研究美国文化吗，怎可能不认识我？我就是美国文化呀！”
消息灵通的查建英一听到密云水库眼睛可想发亮，立即打蛇随棍上：“听说有一次你们还一起跑到密云水库裸泳去了？”被访者显然心虚，以一句“哎呀，这是后期了”带过，但尽忠职守的访问者毫不放松，隔了几条问题继续追索真相。于是太极拳又来了，天南地北扯了一大堆，眼看恐怕无可遁逃，只得从实招来：“啊，就男男女女都裸泳，不像话，当时也没有什么，但后来传得很厉害。”是的，脱清光游泳确实没什么，只有喜欢引导读者想入非非的香港狗仔队才当它具头条价值，然而如果不是心里有鬼，怎么强加道德批判之余，还忙不迭郑重为自己洗脱？声明那么牵强：“我怀疑我那时候不在，是不是我到新加坡开会去的时候？”
不省油的灯非常透亮，老半天后轻轻旧事重提：“你一不谈政治，二不谈性——裸泳也就那么一次嘛——你搞纯学术，他控制你干吗？”大名鼎鼎的被访者给门外汉的印象，或者不外“甘阳原来如此”，但这篇访问肯定一流。
八十年代
读《八十年代访谈录》，免不了想起十多二十年前的自己。那些久远的龙须糖和姜花，那些不厌其烦日穿夜穿的黑衣服，那些漂亮的明信片，那些收明信片的人，真是不想犹自可，一发不可收拾。大气候轰烈，但是个人活得糊涂，没有什么值得表扬，意识也低。那是我的香港求生记，从以松弛见称的旧金山巴巴跑到这么一个豺狼虎豹张牙舞爪的都会，还贸然闯进门前高悬“市政局”横匾的机构签卖身契，头破血流不在话下，得以全身以退，只怕应该到各种宗教的庙宇一一劏鸡还神。
更勇气可嘉的是踊跃投稿，在未曾商业化的《号外》、地下组织色彩的《进念会员通讯》、同仁杂志《电影双周刊》，大无畏写当时无人问津的粤语残片和尚未正名的“异色影片”——前者被归划为怀旧类，后者只得一个小明雄敢碰，但他搞的是起义，我只对老牌女星起痰。题材冷门，加上个人才华的限制和策略的欠缺，还有不愿意吃社交饭，当然一筹莫展——以致成为唯一在《信报》长期惯常打趸而从未被考虑开专栏的作者，没有神主牌的游魂野鬼。
最扫兴是后来终于有点摸到时代脉搏，以为明天会更好，忽然来个幕急下，一切戛然而止。反高潮的力量因为是破坏性的，特别教人难忘，而集体记忆中八十年代甜美的音乐，无论是振奋人心的自由行进曲，还是污染精神的靡靡之音，不幸殊途同归，都以血淋淋的休止符作结。北岛的说法：“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壮辉煌之中落幕的……”阿城的观察：“要从政治上说呢，我是比较清楚地感觉到，八十年代是一个想要弥补信用的年代，但到八十年代末仍没有见效。”
冷静而多刺
《八十年代访谈录》我急不及待读的是删节过的北京三联版，因为完整的香港牛津版还未上市。最意外是查建英的纪录非常活泼生动，大有《访问》月刊有闻必录之风，人物个个跃然纸上，读着如见其人，幅幅都是绝妙的文字肖像。每篇访谈前的主持人手记写得也精彩，看似线条简单的清淡白描，其实语重心长，充满细腻的私人感受。
譬如写日夜颠倒的阿城：“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约访谈的事情是在上午十一点左右，一个毫无表情的声音像是透过午夜大雾飘过来：哎，哎，行，好。”那么一个舌灿莲花的聊天专家，居然也有介于痰上颈和嘴里含着波子之间的时刻，真教我们这些比史湘云还口齿不清的咬舌头族群拍手称快。
一如所料，阿城妙语如珠，冷静而多刺。我不是有意偷懒，随便抄书交差，只不过觉得有义务与读者分享。谈他不以为然的中国现代音乐家：“你看谭盾他还在当民间音乐是一件新鲜事儿，把自己感动得不行。”谈学贯中西的海归派：“除了公派出去的，有责任回来，一般人无非要两边的好的，势利，也健康。”谈被父亲批评写文章过于炫耀：“知道而不显出，是一种修养。”谈云南人吸大麻的习俗：“不吸为什么那么简单的节奏他们跳通宵？”谈写作：“第一人称并不就表示是个人性的。”谈推行简体字：“文字的变化，事关重大。一代之后，阅读古籍成了特殊或者专门的技能，实际上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谁说不是呢，但因为捧在手上的不是繁体字版，有时有意想不到的camp趣味：映入眼帘的“一代之后”，就令心邪的我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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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根本没有摇滚乐文化”，这是顶尖音乐人崔健的感慨。“中国作协是部一级的单位，往下可以类推，省的，市的，都是利益集团里的，所以中国哪有文坛？只有官场”，这是一流作家阿城的喟叹。“作为文化的中国，其实已经灭亡了”，发话的是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要是一群人整天琢磨怎么得奖怎么挣钱怎么穿名牌儿，那叫精英吗？那叫穷疯了”，左手玩音乐右手写文章的刘索拉狠批。
有些话只能由他们自己说，外人置喙一来肯定没有过来人深刻，还会有被诬告当着大庭广众啃酸葡萄的危险。而且一般香港人对文化的概念本来模糊——不是一直在沙漠打滚吗，从来没有见识过绿洲，最多远眺海市蜃楼，骑骆驼只是逼于环境的权宜，没有什么心得可言。小岛相对自由开放，政治尚算平稳，怎么仍然那么令人气馁？巡回到霉霉烂烂的百老汇歌舞被捧为上等人展览今季时装的文化活动，电影节经理天天愁眉苦脸为下一届开支奔波，桂冠诗人名叫林夕，芭蕾演出连行内人也称为 show，而那个一年一度高高举着艺术招牌卖狗肉的盛会，我多年前已经好意劝谕他们更名为娱乐节。
更难堪的是没有人觉得气候有问题，视水深火热为正常现象，把易请难送的冰河时期当作阖府统请的冰上假期。某程度上《八十年代访谈录》是面镜子，我特别玩味刘索拉这番肺腑之言：“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就只剩下了在艺术上论输赢，玩儿招术，在意谁比谁强等等这些低级情趣，这是整个中国多年来的民众教育问题。当兵就想当拿破仑，玩儿体育就得参加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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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泳
《八十年代访谈录》发人深省的灰色地带虽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也不少，像查建英死缠烂打逼甘阳招供的文艺青年集体裸泳事件。话说当时北京有个集学术界精英于一炉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做学问的青年既激烈也狂妄，当头头的甘阳自己就不讳言：“有一次，大家坐一小巴汽车，一块到密云水库玩，路上有点危险，徐友渔就大叫：这车翻下去中国文化就全没了！”我马上想起，卡美•柏伊雅（Camille Paglia）听闻苏珊•桑塔（Susan Sontag）表示不知她是何方神圣的反应：“她老太太不是说自己研究美国文化吗，怎可能不认识我？我就是美国文化呀！”
消息灵通的查建英一听到密云水库眼睛可想发亮，立即打蛇随棍上：“听说有一次你们还一起跑到密云水库裸泳去了？”被访者显然心虚，以一句“哎呀，这是后期了”带过，但尽忠职守的访问者毫不放松，隔了几条问题继续追索真相。于是太极拳又来了，天南地北扯了一大堆，眼看恐怕无可遁逃，只得从实招来：“啊，就男男女女都裸泳，不像话，当时也没有什么，但后来传得很厉害。”是的，脱清光游泳确实没什么，只有喜欢引导读者想入非非的香港狗仔队才当它具头条价值，然而如果不是心里有鬼，怎么强加道德批判之余，还忙不迭郑重为自己洗脱？声明那么牵强：“我怀疑我那时候不在，是不是我到新加坡开会去的时候？”
不省油的灯非常透亮，老半天后轻轻旧事重提：“你一不谈政治，二不谈性——裸泳也就那么一次嘛——你搞纯学术，他控制你干吗？”大名鼎鼎的被访者给门外汉的印象，或者不外“甘阳原来如此”，但这篇访问肯定一流。
八十年代
读《八十年代访谈录》，免不了想起十多二十年前的自己。那些久远的龙须糖和姜花，那些不厌其烦日穿夜穿的黑衣服，那些漂亮的明信片，那些收明信片的人，真是不想犹自可，一发不可收拾。大气候轰烈，但是个人活得糊涂，没有什么值得表扬，意识也低。那是我的香港求生记，从以松弛见称的旧金山巴巴跑到这么一个豺狼虎豹张牙舞爪的都会，还贸然闯进门前高悬“市政局”横匾的机构签卖身契，头破血流不在话下，得以全身以退，只怕应该到各种宗教的庙宇一一劏鸡还神。
更勇气可嘉的是踊跃投稿，在未曾商业化的《号外》、地下组织色彩的《进念会员通讯》、同仁杂志《电影双周刊》，大无畏写当时无人问津的粤语残片和尚未正名的“异色影片”——前者被归划为怀旧类，后者只得一个小明雄敢碰，但他搞的是起义，我只对老牌女星起痰。题材冷门，加上个人才华的限制和策略的欠缺，还有不愿意吃社交饭，当然一筹莫展——以致成为唯一在《信报》长期惯常打趸而从未被考虑开专栏的作者，没有神主牌的游魂野鬼。
最扫兴是后来终于有点摸到时代脉搏，以为明天会更好，忽然来个幕急下，一切戛然而止。反高潮的力量因为是破坏性的，特别教人难忘，而集体记忆中八十年代甜美的音乐，无论是振奋人心的自由行进曲，还是污染精神的靡靡之音，不幸殊途同归，都以血淋淋的休止符作结。北岛的说法：“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壮辉煌之中落幕的……”阿城的观察：“要从政治上说呢，我是比较清楚地感觉到，八十年代是一个想要弥补信用的年代，但到八十年代末仍没有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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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版和牛津大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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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版所缺刘奋斗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