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影院·外篇·白小七

三年前跟老薛共度的那个烧钱夜，让白小七对生活和爱情的定位产生了游移。这当然不是第一次游移——像往常一样，白小七想睡一觉就好，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可一觉醒来的白小七伸伸懒腰，跟父母说，“我要考公务员。”
父母很高兴，他们跟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一样，希望女儿走一条稳妥的路，有一个铁饭碗。当编辑也不赖，但公务员更好。白小七下定决心要复习，辞了职，换了手机号，每天只窝在家里另一个没人打扰的房子里做题做题做题。
这年秋天，白小七考上了公务员，但不在这个城市，而是城市下属的小镇，家里到单位往返开车也要5个小时。父母突然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乖乖女白小七活到27岁，会突然用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离开家。白小七倒是欢欢喜喜。父母憋憋屈屈给她收拾了行李，放在后备箱，母亲拉住白小七的手，一肚子话不知先说哪一句。倒是父亲痛快，“你跟薛XX分手了？”白小七没回答。父母交换了一下眼神，父亲说，“你张阿姨说给你介绍一个……”白小七打开车门，“成，等我周末回来再说吧。”白小七的父母就这么望着27岁的女儿开着车跑得看不见了。
白小七就此成了一个小镇姑娘。每天穿着不蓝不黑的制服上班下班，收收款，写写文件，住单身宿舍。她每个星期会回家一趟，买点儿生活必需品，买点儿书，睡睡觉，吃点儿父母做的好吃的……还有，就是象征性的相亲。说是象征性的，就是白小七从不会明着忤逆父母——父母让她去见谁，她就去见谁，一点儿也不抵触。可见面回来的反馈信息都是否定的。父母拿女儿没办法，唯一的坚持就是让她持续不断去相看，希望哪天终于有个男人能打动白小七30岁的老姑娘之心。白小七也温顺，笑盈盈的，父母刚开了个头儿，她就回答，“好啊，什么时间，在哪儿？”
其实白小七每星期不只回来一次。常常是下了班，她回宿舍换衣服，拿了车钥匙就出门。小镇生活安静而单调，白小七回城里看一场电影，去游乐场打几个币，去书店淘几本书，找几个朋友在咖啡厅坐坐……但是不回家，也不告诉父母。告诉他们，他们要唠叨，要担心，又要安排她去相亲。天晚了，白小七开两个多小时的车回宿舍，听听CD，吹吹夜风，蛮好。
白小七说不清为什么自己再不想见老薛了。爱情么？不是没有。怀念么？也不是没有。可她就是不想找他了，也不想他来找她。完全不想么？也不是。不然白小七不会考进老薛所在的系统；有多想？也不是。不然白小七不会考到小镇上，而不直接考到市区。她怀疑老薛跟那个KTV小姐的关系么？是的，但没那么重要——作为一个女人，白小七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多事儿装在心里，不说出来，也不计较。老薛何止认识那一个小姐？即使没有这个小姐，老薛就只有她白小七一个女人么？在老薛身边，白小七知道自己的位置，她不把它想得太高，也不把它想得太低，就像她感觉到的老薛对她的态度一样。但无论如何，谁也不能说老薛对白小七不好，他把她当自己人。可要说有多好，也不至于。三年前顿悟“这才是生活”的白小七曾经是一条不甘寂寞的鱼，她爱的男人必须是惊涛骇浪，她白小七拼死遨游在他怀里，那才过瘾；而在那一夜之后，她再不想谁来燃烧她。白小七自觉青春有限，对生活的热情有限，她要养。为此，白小七从不惮于一个人生活。
三年里，小镇姑娘白小七好像什么也没有经历，朋友们都看着她远离是非，好像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简单了。大家陆续恋爱、结婚、生子，白小七还是一个人乐颠颠地活着，也不见她着急，潇洒得很。
30岁这一年，单位借调一个笔杆子到市区的上级单位。她白小七搬着一小纸箱七七八八的办公用具进了大楼——她知道老薛就在这大楼里的某一个办公室。同在一个系统，她是小卒，老薛是元帅，她总能时不时听到关于老薛的风闻：薛X长又升职了，薛X长还是没结婚，薛X长成了整个系统的钻石王老五……白小七听着这些谈论，心里免不了有点儿酸酸的，像是自己一个心爱的物什被划为公有了。可她转念一想，又很好玩儿，像拥有一箱谁也不知道的财宝。
这年秋天，齐秦来这座城市开演唱会，白小七约了闺蜜一起去看。闺蜜如约来了，但忍不住嫌弃地撇嘴，“叫您白老七得了，听齐秦？！你是大妈吗？！”白小七顶喜欢闺蜜这泼辣劲儿，哈哈大笑，把车停下，拿出两张票来，“少废话，今儿大妈请你看齐爷。”
演唱会到一半儿，白小七就坐不住了。一是蚊子太多，把白小七肉呼呼的胳膊和腿上叮得净是红包，奇痒难忍；二是她想起几年前跟老薛一起看的第一场演唱会，睹物思人，就有点儿不舒坦。她跟闺蜜说自己上厕所，逆着向前奔涌的人群出了体育场，买了一瓶饮料，用海报轰打着蚊子，坐在看台外面的台阶上。
白小七抬眼看了一眼台阶旁的水泥围墙，“7”。
那年夏天热极了，白小七刚过了25岁。也是在这个看台的台阶上，老薛抓过白小七扇风的手，让她有点儿不好意思。老薛当然不是白小七的初恋，可他总有本事让白小七不好意思。老薛说，“七儿，看，咱的幸运数字。”白小七心里乐了一下：原来你也会不好意思。于是她又用海报轰起蚊子来，嘟囔了一句，“第七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完成了创世之功……”老薛问她说什么，她笑笑，“瞎说的，没什么。”
25岁的白小七曾经那么别无所求地爱过老薛，好像没有明天，完全不需要计较后果。他折磨过她，她也折磨过他，虽然他们应该都不愿意去承认。切断跟老薛的联系之后，她的生活里依旧总是有他的痕迹，那些共同生活过的人抹不去的痕迹。白小七没再去过他们常常一起喝茶聊天的茶馆，她把卡塞进抽屉里，想反正老薛也有一张卡，于公于私，他都会去的，总不至于浪费。书店她倒是经常去，但前一阵子店庆换购，她没换。她想老薛或许需要换购——老薛带着年轻、雅致、清秀的新女伴儿走在书店里，双手随意又亲切地搭在她肩膀上，“想换点儿什么？哥哥给你买。”
想到这儿，白小七打了个电话给闺蜜，说身体不舒服，提前走了。闺蜜自然又一番咆哮抱怨，白小七都一一笑纳了。
借调来的笔杆子白小七异常忙碌，写不完的公文等着她一下下敲出来。她在大楼的一个角落里办公，既不靠窗，也不靠门，十足的喽啰，但她不计较。她知道老薛跟另外几个领导在顶楼最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知道老薛出差了，老薛又回来了；又出差了，又回来了……她没有什么工作是必须直接跟老薛交代的，在她和老薛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隔着。老薛的演讲稿由她写好，但由别人呈给老薛——这很正常，白小七巴不得省心呢。她要做的，就是把稿子写好，打印出来，交给跟她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人。从那个烧钱夜晚走来的30岁的白小七，既然决定考公务员，就是图一份生活踏实妥当的真相，除此无他。
这天几份公文一起交上去，上面的人收了，一会儿又来问，说弄混了，让白小七写个标注在上头。白小七当然知道不能写自己的名字，同事心领神会，“这份是给薛X长的。”白小七很想笑话老薛一下，像老薛刚刚在仕途上起步的时候，因为一次升职而雀跃得满脸笑意，她故意盯着他的脸看，“呦，让我看看薛主任跟薛副主任有什么不一样！”老薛笑，伸手来敲白小七的头。
白小七提笔草草在稿子的封皮上写上三个字，“薛X长”。
开大会那天，白小七和几个新进单位的年轻同事早早就被派到会场，铺桌布，窗帘拉出得体的褶皱，放好茶杯和领导的名牌。她亲手把老薛的名牌摆在正中，挑了最干净的杯子给他，又特意在他的杯子里多放了茶叶——老薛爱喝浓茶。与会者蜂拥而入，白小七马上退到最后一排，把包里的书拿出来读。
会开了一会儿，老薛讲话。白小七没有抬头，她也不用抬头。老薛的声音比三年前更沧桑，更低沉，语速也更缓慢，没什么抑扬顿挫。跟白小七一样，老薛也不喜欢开会，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不喜欢说面子话。这发言稿是白小七写的，她听他读，就像几年前看他穿着她买的衬衫，儒雅温存地坐在桌子那一头冲她笑。白小七心里很满足。同事捅捅她的胳膊，“小七，别看书了，该给领导添水了。”白小七就站起来，提了暖壶走上主席台。
白小七步伐很稳，不慌不忙，不卑不亢。一排中年领导都被她玉绿色的指甲油惊了一下，但拼命镇定情绪，没有抬头。白小七忍着笑——她性格里的恶作剧成分在30岁这一年依然没见衰减。她想起第一次见老薛，她涂金色的指甲油，老薛被晃得迷糊，但不好说什么；第二次她换了黑色的，老薛更迷糊，问“上次不是金色的么？我对这东西真是一点儿不懂。”说着，他拉过白小七的手，揉捏她拇指的指甲，仔细观察。这个习惯后来保持了下来，即使在白小七没涂指甲油的时候。
到老薛了。白小七的手带着玉绿色的指甲油出现在老薛的余光里。老薛讲话的速度明显更慢，甚至顿了一下，他马上转头看向白小七。三年里，白小七想过两人无数种偶遇的场景：在书店，在超市，在车站，在游乐场……唯独没有想到会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台下坐着全系统几百号人。老薛看她的这一眼，让她觉得他有一肚子话要跟她说，却什么也不想说。
白小七看到的是老薛两鬓星点的白发，略微发福的脸庞，和依然温良狡猾的眼神。这一切让她回想起那几年，在茶馆里，老薛把头枕在她腿上，她给他挑白头发。那年老薛还没到40岁，几乎没有白发，白小七找了一下午，只找到3根，毫无成就感。老薛却老大不乐意，“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呢？我觉得我昨天还是你这个岁数呢！”老薛牢骚着，从沙发上坐起来，用狡猾的眼神看看白小七，“七儿，其实你也不比我看起来年轻多少。”白小七亲昵地捏捏他的脸，拿起水壶来给他的茶杯蓄水，“您年轻，您永远年轻，行了吧？”
30岁的白小七此刻很想拍拍老薛的头，“让我看看薛X长跟薛主任有什么不一样……呀，原来白头发更多了！”
想到这儿，老薛茶杯的水也蓄完了，白小七冲望着自己的老薛笑了一下，算是对他的注目礼的回赠。老薛很快转头继续读手里的讲话稿。所有领导茶杯里的水都蓄完，白小七走下主席台，回到座位上，继续看书。头低下去，就没打算抬起来。
散会，主任说白小七布置了会场，就不用留下打扫了，找了另外几个年轻同事留下。白小七最后朝主席台上看了一眼，老薛正在接受采访。同事叫她一起去食堂吃饭，她答应着，把书塞进包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