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不舍昼夜——银英022年同人
题记：今年是充满周年纪念的一年，有些纪念因为远离国土而无缘亲见，而有些同样因距离之远却能够得以看见人们无法消逝的铭记。
《银河英雄传说》一直是一本为我所尊敬的书，它曾经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试图一本正经的思考。这篇同人长而无趣，勉力拿来纪念一个架空世界里的人物的死亡，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纷纷扰扰无奈的遗忘。
不论生前所秉承的旗帜是多么的不同，每一个逝者的长眠之所都矗立着一方墓碑，碑上寥寥数语，或精辟或偏颇，无济地妄图勾勒已去的一生。
022年6月1日，海尼森墓园，人们捧着鲜花，在此瞻仰心中的英雄。被静静的人流遮住了视线，逃课出来的我只能望见远处的桧树勾洒出的数抹苍翠。
这一年对我21年的人生来说是重大的一年，第一次远离费沙求学，第一次来到一个社会理念截然不同的世界，第一次完全独立地生活，第一次看见完全不同的星空，乃至第一次喝到纯正的锡兰红茶，第一次做出自己的土豆饼……
然而这实在是平凡的一年，它的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今天——杨威利20年的祭日。
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凭吊者不少，但也谈不上拥挤，我很快便看见了树荫掩映下墓碑的一角。
是白色的。
这个第一感官认知实在是平淡到作为常识的价值都没有，然而却自然而然地让我想起了远在一万光年之外的另一座陵墓。
也是白色的。
然而几乎所有的长辈都认为它极致的华丽和辉煌。
“先帝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尘埃落定的胜利，煊煌史册的凯旋，极尽绚烂的过往，即便离去，他仍能救济我们于尘世的凡庸与不幸，并亲手指点，提醒我们纯粹信念和理想的力量，一种在一切的屈服与妥协中，仰望真理和星空的力量。”
这是梅格林克元帅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我从父亲的藏书中读到，不同于其他行文里密密麻麻的评论和注释，这段只是打上了红色的波浪线，没有赞同，也没有质疑，只是醒目地横亘在父亲的一堆堪称苛刻的感想之中。
犹自光辉灿烂。
九年前，父亲带我参加了费沙第一座，也是银河系第一座先帝塑像的落成仪式。已经完全记不得具体的过程，只记得我那时油然而生的激动和欢喜，可能只是心灵单纯地对人群不甚准确的映射，也可能出自对一切好看事物天然的热爱。
但由于年龄的局限，我并未得到任何关于热血和信仰之类的启发，至此之后，对于我来说，先帝是一个磊落得像天神一样的男子，堂皇而耀眼，睿智而明晰，是包括我在内所有少女梦中的憧憬。
而同时，随着年岁的增长，同样的名词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出现，他似乎是理性世界深处隐蔽的激情。严明的法规，稳妥的行政，允称公正的权利，一丝不苟的社会，这些谨然的概念，曾以一种热烈的我所不能体味的方式，从破败和沦丧中破空而来，如神的灵疾行过黑色的水面。
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两个概念是如此的割裂，前者是感性的认知，美好亲切；后者源于理性的思考，冷静疏离。我无法在一个精神层面同时享有它们。这种背离让我觉得奇妙而惶恐，仿佛站在潮汐时的沙滩，脚下的白沫与黄沙界限分明而互相犹疑，而最终是我不得不湿着脚沾着沙的离开。
然而对于我的长辈们来说，他们轻而易举的拥有了浑然一体的陆地和海洋，即便一直以理性的监督者自诩的父亲。
在一次写完了关于开国时期政体变化的研究文章后，他突然站起身，不知是赞赏还是忧患地感叹了一声，“这是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绝无仅有的绝妙合谋”，然后对着虚空中敬了一杯酒。他在敬先帝。
临近墓地，桧树的影子渐渐地洇开去，试图阻拦住下午阳光的脚步。不似费沙阳光般宽广绵厚，海尼森的阳光是复数的，它们纷纷执拗地穿过树荫，停落在肩头，暖洋洋的，然而一阵轻快的小风又让它们犹疑起来，变幻中，有些便弹跳开去，交融在其他阳光之中了。
一如美丽的思想。
父亲说，思想便是学会享用别人的东西。
家里藏书甚多，其中有些也可堪称难得一见。然而父亲却似乎一点没有所谓藏书家的普遍天分，珍本也好，凡品也罢，挤挤捱捱不分贵贱地归于一处，真诚勇敢的帝制支持者和坚定明达的共和主义者傍邻而居，低眉垂首的历史和气宇轩昂的传奇并肩而立。我甚至发现过一本优布·特留尼西特思想录，是同盟灭亡前的版本，书页已发黄起皱，带着一身慷慨激昂畏缩在一本同盟饮酒史之类的无趣之作旁。
还有杨威利传记。
只有杨威利传记。书店里关于杨元帅的各种著作汗牛充栋，有以所谓秘闻为噱头的粗制滥造，也不乏诸如杨威利研究等详尽论证了杨元帅思想的备受赞誉之作，而素有爱书之名的父亲却仅仅收录了一本传记。费沙的一家标榜先锋的报纸曾自鸣得意地报道了这个本不值一提的消息，标题据说取自父亲的原话：“杨威利无思想”。
这个简洁明了,似乎带有些审判意味的论断是幼年时期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共和主义者之女这个严苛的指摘强有力的反击,尽管当时对这个指摘甚至自己反击的概念我都不甚清晰。
直到有一年先帝纪念日，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观看立体电视直播的军队纪念仪式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留在《杨威利传记》某个空白角落里的一段潦草的笔记。
“杨威利不当以独创的学说流传后世，他所有关于理想社会的灵感之光，都可以追溯到前人思想的余烬。
“他的一生中面临着正确和谬误难分彼此的困境，信念和现实不可调和的鸿沟，而他以天才般敏锐而理智的思考选择了其中之一，一条终点同时端坐着悲剧和不朽的道路。为此,前人的思想家应当感激,他们被歪曲被庸俗的思想终于得以彰显,以一种充满奇迹的方式。”
成长实在是神妙的事情，它如同鸽子的振翅高飞，恍然一瞬，然而又仿佛意犹未尽般绵转陈杂。回忆起的那一刻我便了然，好若那本是我的思想，然后我感到恐慌,为自己终于是共和主义者之女,但同时又隐隐地感到骄傲,为可以一窥父亲的真正思想。这两种情感的交织使我又回忆起了本来不该存在的记忆:父亲坐在我面前，以诚恳的语气告诉我这番不会出现在任何正式记录的话，带有一种面对成人的郑重。
然后我重新注视着黄金狮子旗，在它盛大的光辉之中，突然便有了一种深深的失落，因为我分明听见，伟大的历史，已在我身旁永不复返的，呼啸而过。
海尼森墓园中，逝去的过往正以一种沉默的形态，肃然陈立在我的面前。
“杨威利长眠于此 宇宙历七六七年四月四日——八零零年六月一日”。
阳光落下来，洁白明净的墓碑上光阴闪烁。
没有其他此类的随感或杂记中经常提到的瞬息而至的感慨万千，绿丛之中的这方大理石让无数人或神伤或激勉，如今只是注视着我，静静地展示着历史的不可逼近之姿。
“国家是将市民的福祉与民主共和政治付诸实行的一种具体化手段，应切记国家本身的存立，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其他目的。”
突然有些莫名地想起了这句杨元帅的话，却没有突兀的感觉，仿佛它一直停留在我的回忆之中，等着在此时浮现。
杨元帅几乎整个军人生涯都在为了祖国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而正由此，“奇迹的杨”之名传遍银河，他对战术天才的运用和战略深远的构想甚至连先帝也为之折服。他担任提督期间，麾下将士的侠气和忠诚为所有的军史学家称道，作为佳话长久流传。
同时，杨元帅一生都在探寻多数意愿的价值与局限。他以爱国者的身份，努力保护国家不受政府的侵犯。他毫不留情地对民众的惰性与无知进行辛辣的讽刺，同时又以实行家的冷静与热忱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与或崇高或卑鄙的敌人战斗。
这两种同样崇高的才能和品质在本质上有着微妙的冲突，但在杨元帅却得到完美的统一。我无法得知他本人内心深处是否有过信念相悖的矛盾和挣扎，然而就后人对其精神个性的传承和再塑造上，这两点的确很难做到在第一印象上的统一。毋庸置疑，对前者的宣扬对巴拉特政府的统治和国民的凝聚力有莫大的好处。而对于我来说，后者正是充满悖论的现实和理论中真诚的意义。
我很快知道了巴拉特的答案。绕过葱葱的草坛，墓碑的背面，我看见了那句刚刚浮现在脑中的话语，刻在海尼森伟大墓园的中心，清晰而长久。
我想，历史应当由思想传承。
墓园的后方是一个伊谢尔伦纪念馆，收藏了796-801年间同盟伊谢伦驻军的相关历史资料。
纪念馆不大，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料详尽程度都比不上市中心的同盟历史博物馆，但结构布局却相当巧妙。馆内并没有采取一般的分展厅设计，当时的实物资料和后世的研究成果都放在了一个主厅之内，运用立体成像而分割出了远近之感，错落而极有层次。
实物资料陈列在一条纵穿整个纪念馆的悬挂回廊两侧，回廊在空中延伸出一个优美的弧度转向左侧，仿佛无尽地落入远方，最远处是一行镶刻在空中的银色的句子，但因为对光线和空间感巧妙的运用而成了进馆之初第一个被人们注意的标志：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卡尔·布拉格”
我有些油然而生的感动。是父亲的评价。自因言罢黜以来，父亲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像深秋的叶子零落消失，然而他的话却在仍然静静地停留在远方的一个伟大墓园之中。
当然这只是我身为女儿的虚荣，海尼森不曾因父亲之前的地位而畏惧背上谄媚的恶名，自然也不会因为父亲的失势而刻意避免费沙的不快。有纪念意义的，只是评价本身，与父亲个人的声名无关。
父亲并不是以直言谏臣的良好名声离开的，他罢黜离职时，除了一家素以激进闻名的报纸以开天窗的方式表达了无声的抗议以外，大多数媒体都对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最温和的评价也仅于：“他的思想和信念偏离了我们当前的时代特色。”
中肯地说，这种评价自有其客观性。即便是我，也可以明显看出，父亲所竭力维护说话权利的几家民间媒体之中，的确有一些并非一直都戴着善意的面纱。而父亲的种种言论，尽管出自良心，的确有能被心怀恶意之人擅用的特质。他对威斯塔朗特事件资料公开评论公开的坚持，的确不曾全面地考虑社会的反映及后果。
父亲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些。
如果摈去道德层面不谈，限制言论的确有实践上的意义。从古至今，民主或专制，标榜自由或崇尚皇权，未曾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做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与此同时，群众智慧的低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一再得到了证明。将自己远非道德的观点毫不掩饰地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方式袒露，因而俘获了民众的心而获得了危害社会的可怖力量的例子，不为少数。
然而与之相较，有一种行为可以被视为无可辩驳的罪恶——培养漠视而盲信的民众。如果说限制言论之所以不得已的原因是群众的智慧不足以接受全部的真理，那么助长这种无知——不管如何被冠以诸如爱国，稳定还是人民团结等大义的理由——都会导致社会群体水准的倒退和沦丧。
我想，这便是父亲所努力追求的价值，也是杨元帅之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价值，以一种可称异端的思想促使民众认识到自身的基本权利，以及生活以及思维的另一种可能。
民众将追怀这一切，以一个国家的品格。
踏上回廊，伊谢尔伦的种种过往穿越了20年的光阴，具体而微地呈现在我这个后世人的眼前。
华尔特·冯·先寇布、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伊凡·高尼夫、派特里契夫、艾德恩·费雪……我未曾亲身领略他们的侠气和醉狂，也未能深切感受他们的无奈和失意，但在这里我如此鲜活地感到，他们存在过，如常人一样的存在，却溶入了时代的胸怀。
投射在远方的是伊谢尔伦所经历的各大战役，对历史的影响及学者的评论，远处开阔的视觉和近处紧凑的排列造成了时间的错觉，仿佛人的生命在不经意间便轻易的流逝，而记忆永恒。
然而记忆如何才能永恒？当时代已经离开。
伊谢尔伦要塞攻略，冬蔷薇园的敕令，巴米利恩会战，威斯塔朗特事件……这些历史，有些闻名于世，有些讳莫如深,有些堂堂皇划出了时代之章，有些悄悄然转动了历史之轮，它们共同铸造了现实的血肉。
如今，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已经成为了往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崇高的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评价政府效能的，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再是某种神赋的权利或先验的标准。
这是传说时代的馈赠，是平民时代的福祉。
然而伊谢尔伦的活力，冬蔷薇园的澎湃，巴米利恩惨烈，威斯塔朗特悲怆……这些曾让整个世界震撼的悸动已经在滔滔的时光中悄悄洗去了华彩，像天才画家的抽象油墨，凝结着命运的咆哮和绚烂，然而画家已经离去，留下的人们无从体验始初生命的张力的由来。然而这不是遗忘的借口，人们依旧欣赏，赞叹，忧伤，以平凡的资质努力理解。我们在不断逝去的感怀中感怀过去，在缺失见证的反省中反省历史。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这里的夜晚来的很快，走出墓园，已经是半黑了。
海尼森的天空很低，目力所及，最后的余晖顺着远方的乔木，沉沉地滑入大地深处。仿佛逐渐掀起的幕帐，星空缓缓地不失威严地露出了凛然的神姿。
每一颗星星代表着每一个英雄的命运，这样传说几乎在所有的文明中流传。我想，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能理解这样传说的由来。
贯穿天空的银河似乎从极低的夜空洒落而下，滴入尘世的胸膛。这便是永恒，人类所始终憧憬而又永远不能达到的永恒。而我们每个人必将逝去，连同随之的所有悸动和感怀。
一切神圣的事物都是可以毁坏的，一切殉难的记忆都是可以遗忘的，一切伟人都是速朽的。然而当个人化的光辉从纪念的符号中剥离，英雄的内涵却得以真正保存。被压抑被禁止也好，被称颂被宣扬也罢，它始终埋藏在民众沉默的品性之中，颂祝未来。
今夜，泱泱宇宙，反刍着繁星万千，来看这个新的时代。
后记：
（1） 关于主人公的父亲
主人公的父亲也基本算是这篇文章的影子主角是卡尔·布拉格，在银英结尾时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中任民政尚书。这个人原著着墨不多，基本形象是很有能力敢于直言的开明派政治家，对莱因哈特早期的改革有过“若不是以民众的自主性为出发点来取得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进步之名可就不值一文了”（雌伏篇第二章）的苛评，并且和好友，后来的财务尚书欧根·李希特有过“在罗严克拉姆侯爵抛却改革者的姿态前，我们必须先培养出具备批判及抵抗能力的市民来！”（野望篇第二章）的约定。这俩人最后居然都能当上尚书之位，不能不说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开明的确所言非虚。然而在银英中后期，他就因反战的直言被梅克林格，克斯拉和瓦列三个绝对的正面重量级人物怀疑其背后有心思不正的人（怒涛篇第九章）。后来估计是被证明与地球教没有关系而就没有了下文，但据此可见，他在莱茵哈特死后因言获罪而被罢黜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这也是本文设定的依据了。另外，在雌伏篇第二章，布拉格同意了李希特与莱因哈特合作的建议后，田中有“他的表情除了满足和同意之外，还有一点异样的感觉……”这种似是而非的伏笔的描写，开始以为这个人后文会有情节安排，但好像不幸地被田中忘记的样子……
（2）关于“我”
“我”，自然从来没在原著中出现过（她爸爸也就出场了8次…），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总的来说是个个性比较闷的老是被无良作者穿越的不幸主角吧）本文设定发生在新帝国历022年（宇宙历820年）6月1日，时距罗严克拉姆王朝建立22年，杨威利逝世20年，莱因哈特逝世19年。主角21岁，所以基本她属于隔了原著一代之后的人。而与其说这是一篇纪念文章，宁毋说是一篇专门写遗忘的，自然的遗忘，刻意而为的遗忘种种。作为后辈人，不能纯粹感性地认识历史而获得强烈的爱憎是很正常的事情，所谓群体性的狂热症虽然一时间力量可怖，但似乎没有持续超过一代的例子，尤其是在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如果非要强迫这种精神的保持，那基本上都在后期不得不转成高压统治了，这便是所谓的民主极易诞生专制的例证。我当然不认为希尔德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就更不会了。所以，作为双方英雄的代表，莱因哈特和杨威利，其个人魅力并没有被一代之后的主角完全的领略到，对此主角深感惆怅，但我认为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幸事。当然，主角毕竟身为帝国人，而且帝国人对领导人魅力的需求也应该比巴拉特自治政府大，这点必须在感情上有所区分才符合实际，所以文中做了主人公对先帝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面认识，只是不能统一，而对杨元帅明显偏重理性思考这种处理。
但是，不能纯粹感性地认识历史不代表不能认识历史，历史毕竟累积成了现在，理性的反思和探寻和结合自身际遇触发感慨向来都是学者喜欢干的并且颇有成效的事，前者叫作以史为镜，后者大概就是赤壁怀古了～虽然不可避免的对历史的真实性有所扭曲（我一直怀疑是否有绝对的历史真实性这种东西存在……），但这种缅怀通常可以超越同代人简单敌我的局限。纳兰性德就写过“休寻折戟话当年，只洒悲秋泪。斜日十三陵下，过新丰猎骑”这种十足的明朝遗老口气的词（他老人家就是新丰之一啊……纳兰是个妙人啊妙人），当时距明亡清立差不多也刚好一代。所以，在理性思考方面，文中主人公有点倾向巴拉特政府应该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吧，当然，其他重要原因还有：家庭教育因素，主人公的父亲可以说是其思想的直接来源，所以她的思考也可以看作布拉格思想的透过时光折镜的产物，以其21岁的年纪，要使这种反射之光更加夺目，必须在今后加以人生的历练才是；时间因素，当时是杨的忌日嘛，多想些他的思想是正常的；穿越因素，作者附身……（被打跑）。
另外，关于上述两种形式的对历史的认知，个人认为是不可以被诸如禁止纪念禁止谈论所可以简单抹煞的，因为它并不是基于英雄的行为，而是英雄的目的，只要民众的意愿还在，历史便在，未来也在。
（3）关于第一座莱因哈特塑像的落成时间
根据乱离篇第一章风过回廊中记载莱因哈特敕令：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在任何一位皇帝死后十年以内，绝对禁止建造该皇帝的雕像，而且雕像大小不得超过人身尺寸。莱因哈特死于801年，十年后为811年，本文设定时间为新帝国历022年，即宇宙历820年，所以第一座塑像落成时间应为9年前。
（3）关于杨的两种才能和品质。
第一种是名将的才能，第二种是自由学者的品质。巴拉特政府对第一种精神宣传，那么杨威利只是亡国的同盟的杨威利，而对后者的宣传之下，杨威利就是人类的杨威利了。显然后者比把杨威利塑造成爱国英雄对帝国更不具挑衅性却暗地里更具威胁。所以这一政治意义上的考虑连同正文主人公所认为的思想传承因素是本文中对杨威利去世后巴拉特政府的杨的宣传方针做此设定的原因。另外，主人公一定在来之前看过关于海尼森墓园的资料，所以还没有看见墓碑背后就能想起刻在背后的话只能说是下意识的回忆，应当不可以称之为巧合。
（4）关于文中所引或化用的名言
“思想便是学会享用别人的东西。”——爱默生
“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托马斯·潘恩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约翰·肯尼迪
“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崇高的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先验的标准。”——取自《墓碑》28章，稍作修改，此书无任何所谓的文学笔法，98%以上是列举数字实例，却催人泪下，难以忘怀，强烈推荐有条件的人可以一读。
《银河英雄传说》一直是一本为我所尊敬的书，它曾经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试图一本正经的思考。这篇同人长而无趣，勉力拿来纪念一个架空世界里的人物的死亡，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纷纷扰扰无奈的遗忘。
不论生前所秉承的旗帜是多么的不同，每一个逝者的长眠之所都矗立着一方墓碑，碑上寥寥数语，或精辟或偏颇，无济地妄图勾勒已去的一生。
022年6月1日，海尼森墓园，人们捧着鲜花，在此瞻仰心中的英雄。被静静的人流遮住了视线，逃课出来的我只能望见远处的桧树勾洒出的数抹苍翠。
这一年对我21年的人生来说是重大的一年，第一次远离费沙求学，第一次来到一个社会理念截然不同的世界，第一次完全独立地生活，第一次看见完全不同的星空，乃至第一次喝到纯正的锡兰红茶，第一次做出自己的土豆饼……
然而这实在是平凡的一年，它的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今天——杨威利20年的祭日。
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凭吊者不少，但也谈不上拥挤，我很快便看见了树荫掩映下墓碑的一角。
是白色的。
这个第一感官认知实在是平淡到作为常识的价值都没有，然而却自然而然地让我想起了远在一万光年之外的另一座陵墓。
也是白色的。
然而几乎所有的长辈都认为它极致的华丽和辉煌。
“先帝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尘埃落定的胜利，煊煌史册的凯旋，极尽绚烂的过往，即便离去，他仍能救济我们于尘世的凡庸与不幸，并亲手指点，提醒我们纯粹信念和理想的力量，一种在一切的屈服与妥协中，仰望真理和星空的力量。”
这是梅格林克元帅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我从父亲的藏书中读到，不同于其他行文里密密麻麻的评论和注释，这段只是打上了红色的波浪线，没有赞同，也没有质疑，只是醒目地横亘在父亲的一堆堪称苛刻的感想之中。
犹自光辉灿烂。
九年前，父亲带我参加了费沙第一座，也是银河系第一座先帝塑像的落成仪式。已经完全记不得具体的过程，只记得我那时油然而生的激动和欢喜，可能只是心灵单纯地对人群不甚准确的映射，也可能出自对一切好看事物天然的热爱。
但由于年龄的局限，我并未得到任何关于热血和信仰之类的启发，至此之后，对于我来说，先帝是一个磊落得像天神一样的男子，堂皇而耀眼，睿智而明晰，是包括我在内所有少女梦中的憧憬。
而同时，随着年岁的增长，同样的名词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出现，他似乎是理性世界深处隐蔽的激情。严明的法规，稳妥的行政，允称公正的权利，一丝不苟的社会，这些谨然的概念，曾以一种热烈的我所不能体味的方式，从破败和沦丧中破空而来，如神的灵疾行过黑色的水面。
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两个概念是如此的割裂，前者是感性的认知，美好亲切；后者源于理性的思考，冷静疏离。我无法在一个精神层面同时享有它们。这种背离让我觉得奇妙而惶恐，仿佛站在潮汐时的沙滩，脚下的白沫与黄沙界限分明而互相犹疑，而最终是我不得不湿着脚沾着沙的离开。
然而对于我的长辈们来说，他们轻而易举的拥有了浑然一体的陆地和海洋，即便一直以理性的监督者自诩的父亲。
在一次写完了关于开国时期政体变化的研究文章后，他突然站起身，不知是赞赏还是忧患地感叹了一声，“这是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绝无仅有的绝妙合谋”，然后对着虚空中敬了一杯酒。他在敬先帝。
临近墓地，桧树的影子渐渐地洇开去，试图阻拦住下午阳光的脚步。不似费沙阳光般宽广绵厚，海尼森的阳光是复数的，它们纷纷执拗地穿过树荫，停落在肩头，暖洋洋的，然而一阵轻快的小风又让它们犹疑起来，变幻中，有些便弹跳开去，交融在其他阳光之中了。
一如美丽的思想。
父亲说，思想便是学会享用别人的东西。
家里藏书甚多，其中有些也可堪称难得一见。然而父亲却似乎一点没有所谓藏书家的普遍天分，珍本也好，凡品也罢，挤挤捱捱不分贵贱地归于一处，真诚勇敢的帝制支持者和坚定明达的共和主义者傍邻而居，低眉垂首的历史和气宇轩昂的传奇并肩而立。我甚至发现过一本优布·特留尼西特思想录，是同盟灭亡前的版本，书页已发黄起皱，带着一身慷慨激昂畏缩在一本同盟饮酒史之类的无趣之作旁。
还有杨威利传记。
只有杨威利传记。书店里关于杨元帅的各种著作汗牛充栋，有以所谓秘闻为噱头的粗制滥造，也不乏诸如杨威利研究等详尽论证了杨元帅思想的备受赞誉之作，而素有爱书之名的父亲却仅仅收录了一本传记。费沙的一家标榜先锋的报纸曾自鸣得意地报道了这个本不值一提的消息，标题据说取自父亲的原话：“杨威利无思想”。
这个简洁明了,似乎带有些审判意味的论断是幼年时期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共和主义者之女这个严苛的指摘强有力的反击,尽管当时对这个指摘甚至自己反击的概念我都不甚清晰。
直到有一年先帝纪念日，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观看立体电视直播的军队纪念仪式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留在《杨威利传记》某个空白角落里的一段潦草的笔记。
“杨威利不当以独创的学说流传后世，他所有关于理想社会的灵感之光，都可以追溯到前人思想的余烬。
“他的一生中面临着正确和谬误难分彼此的困境，信念和现实不可调和的鸿沟，而他以天才般敏锐而理智的思考选择了其中之一，一条终点同时端坐着悲剧和不朽的道路。为此,前人的思想家应当感激,他们被歪曲被庸俗的思想终于得以彰显,以一种充满奇迹的方式。”
成长实在是神妙的事情，它如同鸽子的振翅高飞，恍然一瞬，然而又仿佛意犹未尽般绵转陈杂。回忆起的那一刻我便了然，好若那本是我的思想，然后我感到恐慌,为自己终于是共和主义者之女,但同时又隐隐地感到骄傲,为可以一窥父亲的真正思想。这两种情感的交织使我又回忆起了本来不该存在的记忆:父亲坐在我面前，以诚恳的语气告诉我这番不会出现在任何正式记录的话，带有一种面对成人的郑重。
然后我重新注视着黄金狮子旗，在它盛大的光辉之中，突然便有了一种深深的失落，因为我分明听见，伟大的历史，已在我身旁永不复返的，呼啸而过。
海尼森墓园中，逝去的过往正以一种沉默的形态，肃然陈立在我的面前。
“杨威利长眠于此 宇宙历七六七年四月四日——八零零年六月一日”。
阳光落下来，洁白明净的墓碑上光阴闪烁。
没有其他此类的随感或杂记中经常提到的瞬息而至的感慨万千，绿丛之中的这方大理石让无数人或神伤或激勉，如今只是注视着我，静静地展示着历史的不可逼近之姿。
“国家是将市民的福祉与民主共和政治付诸实行的一种具体化手段，应切记国家本身的存立，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其他目的。”
突然有些莫名地想起了这句杨元帅的话，却没有突兀的感觉，仿佛它一直停留在我的回忆之中，等着在此时浮现。
杨元帅几乎整个军人生涯都在为了祖国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而正由此，“奇迹的杨”之名传遍银河，他对战术天才的运用和战略深远的构想甚至连先帝也为之折服。他担任提督期间，麾下将士的侠气和忠诚为所有的军史学家称道，作为佳话长久流传。
同时，杨元帅一生都在探寻多数意愿的价值与局限。他以爱国者的身份，努力保护国家不受政府的侵犯。他毫不留情地对民众的惰性与无知进行辛辣的讽刺，同时又以实行家的冷静与热忱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与或崇高或卑鄙的敌人战斗。
这两种同样崇高的才能和品质在本质上有着微妙的冲突，但在杨元帅却得到完美的统一。我无法得知他本人内心深处是否有过信念相悖的矛盾和挣扎，然而就后人对其精神个性的传承和再塑造上，这两点的确很难做到在第一印象上的统一。毋庸置疑，对前者的宣扬对巴拉特政府的统治和国民的凝聚力有莫大的好处。而对于我来说，后者正是充满悖论的现实和理论中真诚的意义。
我很快知道了巴拉特的答案。绕过葱葱的草坛，墓碑的背面，我看见了那句刚刚浮现在脑中的话语，刻在海尼森伟大墓园的中心，清晰而长久。
我想，历史应当由思想传承。
墓园的后方是一个伊谢尔伦纪念馆，收藏了796-801年间同盟伊谢伦驻军的相关历史资料。
纪念馆不大，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料详尽程度都比不上市中心的同盟历史博物馆，但结构布局却相当巧妙。馆内并没有采取一般的分展厅设计，当时的实物资料和后世的研究成果都放在了一个主厅之内，运用立体成像而分割出了远近之感，错落而极有层次。
实物资料陈列在一条纵穿整个纪念馆的悬挂回廊两侧，回廊在空中延伸出一个优美的弧度转向左侧，仿佛无尽地落入远方，最远处是一行镶刻在空中的银色的句子，但因为对光线和空间感巧妙的运用而成了进馆之初第一个被人们注意的标志：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卡尔·布拉格”
我有些油然而生的感动。是父亲的评价。自因言罢黜以来，父亲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像深秋的叶子零落消失，然而他的话却在仍然静静地停留在远方的一个伟大墓园之中。
当然这只是我身为女儿的虚荣，海尼森不曾因父亲之前的地位而畏惧背上谄媚的恶名，自然也不会因为父亲的失势而刻意避免费沙的不快。有纪念意义的，只是评价本身，与父亲个人的声名无关。
父亲并不是以直言谏臣的良好名声离开的，他罢黜离职时，除了一家素以激进闻名的报纸以开天窗的方式表达了无声的抗议以外，大多数媒体都对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最温和的评价也仅于：“他的思想和信念偏离了我们当前的时代特色。”
中肯地说，这种评价自有其客观性。即便是我，也可以明显看出，父亲所竭力维护说话权利的几家民间媒体之中，的确有一些并非一直都戴着善意的面纱。而父亲的种种言论，尽管出自良心，的确有能被心怀恶意之人擅用的特质。他对威斯塔朗特事件资料公开评论公开的坚持，的确不曾全面地考虑社会的反映及后果。
父亲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些。
如果摈去道德层面不谈，限制言论的确有实践上的意义。从古至今，民主或专制，标榜自由或崇尚皇权，未曾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做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与此同时，群众智慧的低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一再得到了证明。将自己远非道德的观点毫不掩饰地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方式袒露，因而俘获了民众的心而获得了危害社会的可怖力量的例子，不为少数。
然而与之相较，有一种行为可以被视为无可辩驳的罪恶——培养漠视而盲信的民众。如果说限制言论之所以不得已的原因是群众的智慧不足以接受全部的真理，那么助长这种无知——不管如何被冠以诸如爱国，稳定还是人民团结等大义的理由——都会导致社会群体水准的倒退和沦丧。
我想，这便是父亲所努力追求的价值，也是杨元帅之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价值，以一种可称异端的思想促使民众认识到自身的基本权利，以及生活以及思维的另一种可能。
民众将追怀这一切，以一个国家的品格。
踏上回廊，伊谢尔伦的种种过往穿越了20年的光阴，具体而微地呈现在我这个后世人的眼前。
华尔特·冯·先寇布、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伊凡·高尼夫、派特里契夫、艾德恩·费雪……我未曾亲身领略他们的侠气和醉狂，也未能深切感受他们的无奈和失意，但在这里我如此鲜活地感到，他们存在过，如常人一样的存在，却溶入了时代的胸怀。
投射在远方的是伊谢尔伦所经历的各大战役，对历史的影响及学者的评论，远处开阔的视觉和近处紧凑的排列造成了时间的错觉，仿佛人的生命在不经意间便轻易的流逝，而记忆永恒。
然而记忆如何才能永恒？当时代已经离开。
伊谢尔伦要塞攻略，冬蔷薇园的敕令，巴米利恩会战，威斯塔朗特事件……这些历史，有些闻名于世，有些讳莫如深,有些堂堂皇划出了时代之章，有些悄悄然转动了历史之轮，它们共同铸造了现实的血肉。
如今，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已经成为了往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崇高的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评价政府效能的，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再是某种神赋的权利或先验的标准。
这是传说时代的馈赠，是平民时代的福祉。
然而伊谢尔伦的活力，冬蔷薇园的澎湃，巴米利恩惨烈，威斯塔朗特悲怆……这些曾让整个世界震撼的悸动已经在滔滔的时光中悄悄洗去了华彩，像天才画家的抽象油墨，凝结着命运的咆哮和绚烂，然而画家已经离去，留下的人们无从体验始初生命的张力的由来。然而这不是遗忘的借口，人们依旧欣赏，赞叹，忧伤，以平凡的资质努力理解。我们在不断逝去的感怀中感怀过去，在缺失见证的反省中反省历史。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这里的夜晚来的很快，走出墓园，已经是半黑了。
海尼森的天空很低，目力所及，最后的余晖顺着远方的乔木，沉沉地滑入大地深处。仿佛逐渐掀起的幕帐，星空缓缓地不失威严地露出了凛然的神姿。
每一颗星星代表着每一个英雄的命运，这样传说几乎在所有的文明中流传。我想，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能理解这样传说的由来。
贯穿天空的银河似乎从极低的夜空洒落而下，滴入尘世的胸膛。这便是永恒，人类所始终憧憬而又永远不能达到的永恒。而我们每个人必将逝去，连同随之的所有悸动和感怀。
一切神圣的事物都是可以毁坏的，一切殉难的记忆都是可以遗忘的，一切伟人都是速朽的。然而当个人化的光辉从纪念的符号中剥离，英雄的内涵却得以真正保存。被压抑被禁止也好，被称颂被宣扬也罢，它始终埋藏在民众沉默的品性之中，颂祝未来。
今夜，泱泱宇宙，反刍着繁星万千，来看这个新的时代。
后记：
（1） 关于主人公的父亲
主人公的父亲也基本算是这篇文章的影子主角是卡尔·布拉格，在银英结尾时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中任民政尚书。这个人原著着墨不多，基本形象是很有能力敢于直言的开明派政治家，对莱因哈特早期的改革有过“若不是以民众的自主性为出发点来取得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进步之名可就不值一文了”（雌伏篇第二章）的苛评，并且和好友，后来的财务尚书欧根·李希特有过“在罗严克拉姆侯爵抛却改革者的姿态前，我们必须先培养出具备批判及抵抗能力的市民来！”（野望篇第二章）的约定。这俩人最后居然都能当上尚书之位，不能不说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开明的确所言非虚。然而在银英中后期，他就因反战的直言被梅克林格，克斯拉和瓦列三个绝对的正面重量级人物怀疑其背后有心思不正的人（怒涛篇第九章）。后来估计是被证明与地球教没有关系而就没有了下文，但据此可见，他在莱茵哈特死后因言获罪而被罢黜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这也是本文设定的依据了。另外，在雌伏篇第二章，布拉格同意了李希特与莱因哈特合作的建议后，田中有“他的表情除了满足和同意之外，还有一点异样的感觉……”这种似是而非的伏笔的描写，开始以为这个人后文会有情节安排，但好像不幸地被田中忘记的样子……
（2）关于“我”
“我”，自然从来没在原著中出现过（她爸爸也就出场了8次…），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总的来说是个个性比较闷的老是被无良作者穿越的不幸主角吧）本文设定发生在新帝国历022年（宇宙历820年）6月1日，时距罗严克拉姆王朝建立22年，杨威利逝世20年，莱因哈特逝世19年。主角21岁，所以基本她属于隔了原著一代之后的人。而与其说这是一篇纪念文章，宁毋说是一篇专门写遗忘的，自然的遗忘，刻意而为的遗忘种种。作为后辈人，不能纯粹感性地认识历史而获得强烈的爱憎是很正常的事情，所谓群体性的狂热症虽然一时间力量可怖，但似乎没有持续超过一代的例子，尤其是在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如果非要强迫这种精神的保持，那基本上都在后期不得不转成高压统治了，这便是所谓的民主极易诞生专制的例证。我当然不认为希尔德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就更不会了。所以，作为双方英雄的代表，莱因哈特和杨威利，其个人魅力并没有被一代之后的主角完全的领略到，对此主角深感惆怅，但我认为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幸事。当然，主角毕竟身为帝国人，而且帝国人对领导人魅力的需求也应该比巴拉特自治政府大，这点必须在感情上有所区分才符合实际，所以文中做了主人公对先帝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面认识，只是不能统一，而对杨元帅明显偏重理性思考这种处理。
但是，不能纯粹感性地认识历史不代表不能认识历史，历史毕竟累积成了现在，理性的反思和探寻和结合自身际遇触发感慨向来都是学者喜欢干的并且颇有成效的事，前者叫作以史为镜，后者大概就是赤壁怀古了～虽然不可避免的对历史的真实性有所扭曲（我一直怀疑是否有绝对的历史真实性这种东西存在……），但这种缅怀通常可以超越同代人简单敌我的局限。纳兰性德就写过“休寻折戟话当年，只洒悲秋泪。斜日十三陵下，过新丰猎骑”这种十足的明朝遗老口气的词（他老人家就是新丰之一啊……纳兰是个妙人啊妙人），当时距明亡清立差不多也刚好一代。所以，在理性思考方面，文中主人公有点倾向巴拉特政府应该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吧，当然，其他重要原因还有：家庭教育因素，主人公的父亲可以说是其思想的直接来源，所以她的思考也可以看作布拉格思想的透过时光折镜的产物，以其21岁的年纪，要使这种反射之光更加夺目，必须在今后加以人生的历练才是；时间因素，当时是杨的忌日嘛，多想些他的思想是正常的；穿越因素，作者附身……（被打跑）。
另外，关于上述两种形式的对历史的认知，个人认为是不可以被诸如禁止纪念禁止谈论所可以简单抹煞的，因为它并不是基于英雄的行为，而是英雄的目的，只要民众的意愿还在，历史便在，未来也在。
（3）关于第一座莱因哈特塑像的落成时间
根据乱离篇第一章风过回廊中记载莱因哈特敕令：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在任何一位皇帝死后十年以内，绝对禁止建造该皇帝的雕像，而且雕像大小不得超过人身尺寸。莱因哈特死于801年，十年后为811年，本文设定时间为新帝国历022年，即宇宙历820年，所以第一座塑像落成时间应为9年前。
（3）关于杨的两种才能和品质。
第一种是名将的才能，第二种是自由学者的品质。巴拉特政府对第一种精神宣传，那么杨威利只是亡国的同盟的杨威利，而对后者的宣传之下，杨威利就是人类的杨威利了。显然后者比把杨威利塑造成爱国英雄对帝国更不具挑衅性却暗地里更具威胁。所以这一政治意义上的考虑连同正文主人公所认为的思想传承因素是本文中对杨威利去世后巴拉特政府的杨的宣传方针做此设定的原因。另外，主人公一定在来之前看过关于海尼森墓园的资料，所以还没有看见墓碑背后就能想起刻在背后的话只能说是下意识的回忆，应当不可以称之为巧合。
（4）关于文中所引或化用的名言
“思想便是学会享用别人的东西。”——爱默生
“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托马斯·潘恩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约翰·肯尼迪
“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崇高的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先验的标准。”——取自《墓碑》28章，稍作修改，此书无任何所谓的文学笔法，98%以上是列举数字实例，却催人泪下，难以忘怀，强烈推荐有条件的人可以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