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和它的政治哲学

来北京之后逐渐发现自己之前的阅读存在很多的漏洞，因此逐渐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法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研习上。我之前热情很高的批判理论算是暂时放下了。今天看到一位朋友给我推荐的《我，铅笔》这篇很著名的小文章，忽然又让我想起之前对于哈耶克那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在直觉上的厌恶。但是你究竟应该怎么看这种市场的自发秩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铅笔》这篇小短文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回答。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讨论结束在这里，因为这会使我们忽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固然承认市场经济的内在力量是强大的，但是在我们赞美这种力量创造的美好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唯有进步值得信仰”这样的历史目的论早就应该抛弃，跨国犯罪、恐怖袭击、核问题等等无一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当然包含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如果我们仅仅将某些历史悲剧归结于某一个民族在这个时刻集体放弃了某种观念，我想这是相当虚弱的辩白，就好像我哦们说某个民族在某个时刻集体失忆或者集体自欺，相当古怪。
我始终觉得某些自由主义者总是认为自己在和某些蒙昧的异教徒交战，而他们发现了历史的绝对真理。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传播福音，使得那些蒙昧的人摆脱这种状态。他们会告诉你，在抛弃那些无聊的形而上学之后，真正存在的就是这样一种内在秩序。这种秩序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妄想用形而上学的思辨去和这种力量相对抗，那是不自量力的事情。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某些粗糙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别人的争论就好像在说，“如果你没发现，只能是因为你瞎了”“你是个疯子”。我们似乎很难说更多的事情。之前我注意到一篇文章，提到奥地利学派是一种邪教。虽然话说的比较极端，但是未必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尽管我不相信完全的行为主义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也不相信行为实证主义将统治世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实际上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圈套。当他们在反对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主张一种更为糟糕的形而上学完成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内在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先验逻辑”。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概念用在这里显然是绝对错误的，但是我们能理解作者的意思无非是主张市场经济内在秩序的人依然使用了一种形而上的方式，而非真正超越形而上的方式。
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神秘主义崇拜的确是一种糟糕的形而上学，这种信念与其说解释了这种内在的逻辑，不如说用了一连串的类比和比喻终止了我们的问题。是否这就意味着这种秩序本身是不可认识的？我不这样认为，只是这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不愿意承认对于这种秩序的真正全面的认识。他们宁可从一些独断的定义出发，然后依靠抽象的逻辑演绎出一套解释系统，然后说，这就是真理并且这不是形而上学。我们会怀疑，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他们关于自由的定义，平等的定义或者别的什么规范性概念的定义？这些定义为什么是重要的？德沃金将这些观点视为一种“阿基米德式的思考”，但是更为准确的说，这就是一种独断论，甚至是一种前批判哲学的独断论。当然，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持有了一种根本糟糕的形而上学观点，并且意味着承认自己在哲学上的无能，因此他们宁可继续生活在自我营造的历史进步论的空气之中——“唯有进步值得信仰”。
实际上口口声声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哲学干扰经济学的人，所持的理由依然是一种规范性的理由，依然预设了一套哲学理论，并且这种理论是一种糟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哲学理论。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我们唯一存在的政治哲学理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依然承认自身的理性，并且真正抱持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否定存在某种神秘化的实体和力量左右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承认某些神秘的力量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注定不可能认识，这种论断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是对人的理性的一种羞辱。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认识是注定不可能的？这并非是诉诸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这种空洞的说辞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依然可以问，为什么认识这种力量是在有限性之外，而非有限性之内？显然，曾经被认为无数我们人类注定不可能认识的东西，今天我们不仅认识了它们，并且能够复制它们。自然主义的观点使得我们必须反复追问，上述的论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它设立的禁止令究竟有什么正当化的理据。其实蛮好笑的一件事是，当这些自由至上主义者试图说服我们而寻找理由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超越了自己划定的界限，真正坚持这种界限的人应该诚实地承认，那就是一个独断论，“你不应该再追问，仅此而已”。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市场经济这种模式本身在现在的条件下可能是最佳的选择，但是这种承认并不等于我们需要无条件地臣服于它的统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张。前者我们可以通过经验的方式加以证明，它的效率，它的生产力等等，但是对于后者并不能从前者直接推论出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再次重申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也论断，铅笔书写的哲学理论是糟糕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它。它试图塞住我们的嘴，让我们放弃反思，但是这个主张过分愚蠢以至于真正严肃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将自己的哲学辩护安置于这种独断论之上。当然，我也主张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本身所提供的规范性解决方案也并非是最佳的，它对我们关于权利、能力以及义务的刻画都是片面的。换句话说，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存在某种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辩护，它们依然是极为荒谬的。当然，我并不想展开来论述这个话题，完全检讨诺奇克的理论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工作，但是当我们将权利与行为人选择的能力相隔离的话，权利将失去自身最重要的面向以至于我们不再承认权利在道德生活中是重要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原则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实践，但是失败的是，他们没有给出合理的理由。
故而，哲学将继续像飞虫一样嗡嗡地飞舞，使得那些传教士们感到不安，但是哲学不应该感到羞愧或者失败，因为正是这些飞虫的存在使得我们保持了某种反思的状态，而非宗教般的虔敬。颇为讽刺的是，使自由至上主义者惊恐的那些集体性的政治灾难按照他们的说法恰恰是集体陷入了某种遗忘或者蛊惑的状态之中。哲学是一种不讨好的反思，因为它总是追问背后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对于那些试图把公共生活变成宗教生活的人来说，这的确令人讨厌，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将公共生活变成宗教的膜拜？难道这不是20世纪政治灾难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