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虐待狂趋势

虐待狂趋势
 
      
 
　　被神经症的无望感所钳制的人总是设法以这种办法或那种办法“撑持”下去。如果他们的创造性能力还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也许能够有意识地退后一步忍受个人生活的现状，把心思放在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东西上。他们可能沉醉在社会或宗教活动中，或热心于某个团体的事务。他们的工作可能是有用的，尽管他们没有热情，但由于也没有个人追求的干扰，所以也就无伤大体了。
　　另外有些人在使自己适应特定的生活模式时，便不再对这种模式提出质疑了，但也不认为这种模式有多大意义，于是只想完成自己的义务。约翰·马康德在其小说《时间太少》中描绘过这种生活。我相信，这种状态也正是埃利希·弗洛姆【弗洛姆：《个人与神经症的社会根源》，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九卷，第四期，1944年】描述为“缺陷”的状态，用之与神经症作对比，不过，我认为此状态正是神经症的产物。
　　另一方面，患者可能放弃一切认真的或有前途的追求，只站在生活圈子的外缘而不进入圈内，想从中取得一鳞半爪的乐趣，或者在某一嗜好中或附带的乐趣中表现自己的渴求，如讲究吃、穿、酗酒，或偷偷摸摸地干一些风流事。要不，患者会随波逐流，每况愈下，最后彻底崩溃。他们由于不能从事恒定的工作，便转而追求吃喝嫖赌。由查尔斯·杰克逊在其名著《失去的周末》中所描绘的那种酗酒成癖的状态，就是以上状态最末一个阶段的写照。谈到这一点，不妨检查一下这种可能性：患者在无意识中采取了使人格分裂的方法，是否会在精神上极大地促进象结核病和癌症之类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最后，失去了希望的患者会变得有破坏性，同时又试图通过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在我看来，这就是虐待狂趋势。
　　由于弗洛伊德把虐待狂趋势看成人的本能，所以，精神分析的重点被集中在所谓虐待狂错乱上(sadistic perversions)。分析家们虽然没有对日常关系中的虐待模式视而不见，却也没有对之进行严格的界定。他们把任何自我肯定或咄咄逼人的行为都看成本能的虐待倾向的变种或升华。诚然，对权力的追求有可能使人带有虐待性，但如果一个人把生活看成是所有人都在互相争斗的战场，他对权力的追求就只是一种生存竞争。事实上，这完全用不着非变成神经症患者不可。由于分析上缺少这种区分，我们既不知道虐待性态度可能采取的形式，也不知道究竟什么精确标准才算是虐待性的。要决定什么是虐待表现，什么不是，完全靠个人的直觉，而这种情况无助于准确的观察。
　　仅仅只是伤害他人，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表明虐待倾向。一个人一旦陷入个人的或一般性的斗争，不仅不得不伤害对手，还不得不伤害盟友。对他人的敌意也可能只作为一种反应而出现。一个人可能自觉受了伤害或惊吓，所以想加倍还击；尽管客观上这种还击超出了挑衅的限度，但在还击者主观上，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受骗，常常看起来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反应，实际上掩盖着一种虐待倾向。尽管区分二者有困难，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作为一种反应而出现的敌意表现。最后，攻击型患者一直都处于攻势之中，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斗争。我不打算把这些攻击行为都称作虐待倾向。虽然受攻击者受到了伤害，但这种伤害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而不是目的本身。简言之，我们可以说，这儿提到的那些行为尽管是攻击性或敌对性的，但行为者并没有卑劣的念头。他从对别人的伤害中并未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到一种满足。
　　相反，让我们考虑一下某些典型的虐待性心态。我们从那些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他人的虐待倾向的人身上，最能观察到这种态度，无论这种人自己对其倾向有无意识。在如下的论述中，我所说的有虐待倾向者，是那种对他人主要表现出虐待性态度的人。
　　这样的人可能一心想“奴役”他人，尤其是奴役其伙伴。他的受害者与他的关系是奴隶与超人的关系，这个奴隶不仅没有愿望、感情、主动性，而且对主人没有任何要求。患者的这种虐待倾向可以表现为对受害者整个人格进行任意的塑造或改造，正象希金斯教授铸造着伊丽莎那样【见肖伯纳《皮格马利翁》一剧】。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可以有建设性的作用，比如父母教子，教师对学生等等。偶尔，这种作用可见于性关系中，特别是有虐待倾向的一方是更成熟的性伙伴时。有时，这种积极的作用也见于年龄一大一小的两个男性的同性恋关系中。但即使这样，如果“奴隶”表示出些微自行其是的打算，想自己交友或自己有所追求，那么主人就会原形毕露，现出凶相。常常，主人摆不脱一种占有性的嫉妒，并将它用作一种折磨手段。这种虐待狂的一个特殊表现就是，对他而言，对受害者的控制与支配，远比自己的生活更为重要。他可能玩忽职守，放弃结交朋友的乐趣或好处，但绝不让受控制的伙伴得到丝毫放松。
　　他对受控伙伴的奴役方式也很有特性。这些方式都大同小异，而且取决于两人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向受虐者施与一点恩惠，至少使受虐者感到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下去。施虐者甚至会满足受虐者的某些要求。当然，从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讲，这种给予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维持受虐一方的最低要求。但施虐者却会尽力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给予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他会向对方指出，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理解他、支持他，给予他这样大的性的满足，给他提供如此多的兴趣；确实可以说，除我以外，谁也不能忍受你！可是，与此同时，施虐者又用将会有的好处来诱惑受虐者。他或暗示、或明说要给对方以爱，答应将与其结婚，给对方在金钱、待遇上更多的好处等等。有时，施虐者又向受虐者发誓说离不开他，从而更加强了自己对受虐者的吸引力。由于施虐者的这种占有性控制以及经常贬低他人，他把受虐者与他人分隔开并孤立起来，所以，他的上述策略变得更加行之有效。发果受虐者变得完全依赖于施虐者，施虐者又可能威胁要离开受虐者。当然，施虐者还可能采用进一步的恫吓手段，不过那些手段自有其规律，我们将另文详述。自然，不考虑受虐者的性格特征，我们无法理解这一关系的发展。受虐者常常属于屈从型，所以害怕被抛弃；或者，他是那种把自己的虐待倾向深深压抑下去而变得可怜无助的人。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加以讨论。
　　这种关系必然滋生出的相互依赖性，不仅引起受虐者的忌恨，也同样使施虐者感到不满。如果施虐者有较强的孤独离群的倾向，那么，受虐者对他事事言听计从，处处模仿吸收，也只会引起他的恼怒。他认识不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这种拆不开、拉不断的结，却责怪对方把自己死死抓住不放。在这种时候，他要抽身离去的要求，既表现了自己的恐惧和不满，也作为威吓对方的一种手段。
　　并非所遥虐待狂都渴求奴役他人。另有一类，他们的满足来自于玩弄对方的感情，就象玩弄一个器具。索伦·克尔凯郭尔在其小说《诱奸者日记》中讲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并不对自己的生活抱多大的期望，却把生活作为一种游戏并深感兴趣。他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显示出兴趣，什么时候显示出冷漠。他能极其敏感地预感和观察姑娘对他的反应。他知道怎样可以激起她的情欲，怎样又可以遏制这种情欲。但是，他的敏感只局限于虐待性游戏的需要，他根本不关心这样作对姑娘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在克尔凯郭尔故事中有意识的老谋生算，其实常常是无意识的。这仍然与上边讨论的游戏属于同一性质：吸引与拒斥，诱惑与失望，抬举与贬抑，既带来快活也造成痛苦。
　　第三类虐待狂的特点是自私地利用伙伴。利用行为的本身不一定是虐待表现，有可能只是想捞取好处而对他人加以利用。在虐待性利用中，获得好处诚然也是目的之一，但“好处”常常是虚而不实的，而且也根本犯不上花那么大的心思来谋取那么一点靠不住的好处。对施虐者来说，利用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嗜好和渴求。重要的是那种体验──感觉到自己占了他人上风的那种胜利的快感。这种特定的虐待性色彩表现在患者对他人进行利用时所采取的手段上。受虐者被直接或间接地置于受支配的无权地位，施虐者对受虐者的要求不断升级，并使受虐者在不能满足对方要求时自感有罪或可耻。施虐者总能找到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认为自己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也认为有理由进一步向受虐者提出要求。易卜生的《赫达·盖布娜》一剧向我们展现了，这种要求即使得到了满足，施虐一方也永远不会表示感谢。而些这些要求的出现，正是因为施虐一方意欲伤害对方，使别人俯道就范。这些要求可能涉及到物质方面的东西，或性的要求，或帮助谋生；可能是施虐者需要对受虐者对自己格外关注，把心整个地交出来贡献给自己，要受虐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依顺自己。施虐者的这类要求本身倒不是虐待性所专有，其虐待本质在于；施虐者要求受虐者以所能采用的任何方法填充一种感情上只是一片空虚的生活内容。这也清楚地表现在赫达·盖布娜身上，她老是抱怨生活枯燥乏味，缺乏少刺激和激励。象吸血虫似的需要从对方吸取感情力量以滋养自己，这种渴求一般是完全无意识的。但这很可能就是损人利己的根子，正是由此才产生了对他人的非分之求。
　　如果我们认识到，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想挫败他人的倾向，这种利己行为便显得清楚了。当然，如果说施虐者从不想给予，那也错了。在某种条件下他甚至非常慷慨大方。虐待虐待的一个典型特征，不是小气吝啬，而是一种虽然无意识但却非常生动活跃的冲动──挫败他人，粉碎别人的快乐，使别人失望和扫兴。受虐一方的任何满足或兴奋都会激起施虐者的恼怒不快，他会以某种办法挫败或瓦解受虐者的快乐。比如，如果对方想见他，他便露出不快。如果对方想性交，他便显出冷淡或出现阳萎。任何积极肯定的事，他或者不做，或者不想做。他处处流露出一种忧郁，一言一行都叫人感到压抑和不快。这儿摘引一段阿尔多斯·赫胥黎的话：“他不用做什么，仅仅活着，这在他已足矣！它是凋萎干缩的，因化脓而变黑了。”他还说：“这是一种何等精心修饰过的权力意志呵！这是怎样一种穿着淑雅外衣的残忍啊！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稀世奇才呵──它的阴霾居然有如此巨大的传染性，甚至最好的兴致和快乐也会被它击溃和窒息！”
　　还有一种倾向与上述虐待表现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便是患者处处想轻视和侮辱他人。他特别热衷于找别人的毛病，发现别人的弱点并津津乐道于指出这些弱点。他从直觉上就知道别人的敏感处和薄弱点。他倾向于运用直觉无情贬斥或苛刻别人。他可能把自己的这种行径合理化为坦率诚恳、意在助人；他可能会自认为自己是因为怀疑他人的才能或正直才真正感到不安的；但假如别人反过来质问他的这种怀疑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便会惊恐不安。患者的这种毛病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不信任态度。他会说，“要是我能够信任那个人就好了！”在他的梦中，那个人不是变成臭虫就是变成老鼠，他又怎么能喜欢和信任那个人呢？换言之，不信任别人，其实是自己蔑视别人造成的后果。如果说施虐者意识不到自己对别人的轻侮，那么，他却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不信任。恰当地说，这不仅是一种倾向，而是一种吹毛求疵、处处找岔的欲望或怪癖。他不仅专心注意别人实际有的过失，还极善于把自己的过失外化，从而认为别人有罪。比如，假如他因为自己的言行使别人不安，他马上会留意到别人的反应，甚至鄙视别人的这种情绪变动。假如受威胁的一方对他不太坦率，他又会严厉斥责别人在保守秘密或撒谎。他责怪对方事事依赖他，却无视正是自己尽了全力把对方变成附庸。这种受虐一方的无形的损害不仅表现在施虐者的言语上，还伴有蔑视性行为。带侮辱的、卑劣的性行为也是表现之一。
　　当施虐者的这些趋势受阻受挫，或局面倒转过来时，他又会觉得自己是在受压，受利用，被蔑视，从而怒不可遏地发作出来。在他的想象中，无论怎样报复得罪了他的人，都不解恨。他恨不得又踢又打，将对方碎尸万段。这些发疯般的虐待狂表现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极度的惊惶或某些机体功能障碍，这说明内心的紧张已大大增强。
　　那么，这些虐待倾向意味着什么？患者内心究竟有什么迫切需要，才驱使他表现出这一类残酷行为呢？事实上，那种关于虐待狂只表现了性欲错乱的假设，是毫无道理的。诚然，虐待倾向是可以表现在性行为中的。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病态倾向毫无例外地遵守一条普遍规律，即我们的一切态度都必然在性领域内有所表现，正象它们也必然表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举止、书写的字体等上面。另外有一点也是真实的，即许多虐待狂表现都伴有某种激动或兴奋，或如我多次说过的，伴有一种销魂荡魄的狂热。然而，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类兴奋或激动在性质上是性欲的，那就与另一种糊涂认识同出一辙了。另一种糊涂认识是：一切激动都是性的激动。但是，根本找不到证据能说明那种泛欲主义观点是言之有理的。从现象学上说，虐待狂的兴奋与性的放纵这两种感受在本质上是绝然不同的。
　　认为虐待冲动是婴儿的虐待倾向的持续，这一断言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小孩对动物或更幼小的孩子常表现出残忍并显然从中感到乐趣。只看到这种表面的相似，有人也任会认为，成人的虐待狂只是孩童的本性残忍的发展。但事实上那不是发展，那是一种不同类的虐待倾向。我们已看到，比起儿童的直率的残酷，成人的虐待狂表现自有儿童所不具有特性。儿童的残忍行为似乎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反应──对受压与受屈的反应，他通过对更弱的对象进行报复而肯定自己。而成人的虐待狂性质更为复杂，有着更为复杂的根源。此外，上述那种似乎有理的断言，象所有其他动辄便以儿时的经历来解释成人的反常表现的理论一样，避而不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导致早期残忍行为持续和发展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上述那些断言只专注于虐待狂的某一个方面。一种只看到性欲，另一种只注意残忍。但它们甚至连这两种特点也不能解释。同样的缺陷也见诸埃利希·弗洛姆所提出的解释中，虽然他的解释比其他人更接近本质。弗洛姆指出，有虐特狂的人并不想要毁掉那个他依附于其上的人。但由于他不能自个儿生活，他必须利用受虐者来完成一种共生性的生存。这当然很正确，但还是不足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非要强迫性地把自己与别人的生活纠缠在一起，或者说明这种干预何以采取那种具体的形式。
　　如果我们把虐待狂看作神经症症状，我们照例不能先试图解释症状，而应该尽力去理解产生这种症状的那种人格结构。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时，我们可以认识到，只有感到自己的生活无用又无意义的人，才会发生明显的虐待狂倾向。远在我们用临床检查手段把这种病状发现出来之前，待人们早就从直觉上意识到这种潜藏的状况了。在赫达·盖布娜与她的诱奸者身上，使自己有所作用，使生活带有意义的任何可能性几乎都谈不上了。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妥协的退路，必然会变得忌恨一切。他感到自己永远受排斥，永远打败仗。
　　由此，他开始憎恨生活，憎恨生活中一切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但他对生活的恨又带有一种燃烧般的忌妒，象一个人渴求某物而又可望而不可即时所感到的忌妒。这是一个恼怒、失意的沮丧者发出的忌妒，他感到生活就从自己身边溜过去。尼采将这种状态称为“Lebensneid”，德文中也是忌恨之意。这种人感觉不到别人也有别人的不幸，他只觉得“他们”盘中有肉而自己腹中空空。“他们”在恋爱、创造、欢悦，在享受康乐舒适，有所归宿。“他们”的幸福和对快乐的追求只会激怒他。如果他感受不到幸福和自由，为什么他们应该感受到？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位白痴的话来说，他不能原谅他们那种幸福。他必须把他人的快乐踩到脚下。他的心态从那位害肺病的教员身上形象地表现出来，那个教员向学生的点心吐口沫，并因为自己能把那些面包捏得粉碎而狂喜。当然，那只是一种报复性忌妒的有意识的行为。在虐待狂身上表现出的挫败和破坏他人情致的这种倾向，通常是深藏于无意识之中的，但其目的与那位教员的目的一样卑劣，那就是，让别人来分担自己的不幸。如果别人象他一样给击败并从而堕落下去，他便觉得好受多了，因为他不再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受罪。
　　另一个他用来缓解自己刻骨铭心的忌妒的手段，是“酸葡萄”策略，而且他运用此法是如此的高明，甚至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会受骗。事实上，他把妒忌深深埋藏，甚至如果别人提说或暗示了这种忌妒的存在，他也会大加讽刺。他对生活的痛苦、沉重、丑恶一面的专注，不仅表现了他的忌恨和失意，更表现了他有心向自己证明他不会漏放过任何事物。他时时挑他人毛病，贬低他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端于这种心态。比如，他会注意到一个美丽的女人身体的某一部分的缺陷；进了一间屋子，他会注意到房间的某个颜色或某种家俱与其余的不相协调；他会发现一个出色的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同理，别人生活中的差错，性格中的毛病和可能的动机，都会使他耿耿于怀。如果他善于强词夺理，他会把这种倾向看成是自己对不完美事物极为敏感。但事实上他只专注于这些东西，却视而不见其余的一切。
　　虽然他得以缓和自己的忌妒，释放出自己的忌恨，他的这种无处不贬斥他人的态度反过来产生出一种持续的失望与不满。比如，如果他有孩子，他主要想的是沉重的负担和责任；如果他没有孩子，又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得到；如果他没有性关系，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什么，对节欲的可怕前景又感到忧心忡忡；如果他有性关系，又感到耻辱，认为那使自己显得动物般低下。如果他有机会外出游玩，他会对各种不方便而唠叨不停；如果闭门不出，他又认为不得不呆在家里是失面子的事。由于他不知道自己长期不满情绪的根源恰恰在内心深处，他便觉得有理由使他人明白，是他们负我，而且还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他人不断提出要求，但即使达到了这种要求，他也永远感不到满足。
　　那种带恨的忌妒，贬低他人的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虐待狂趋势。我们现在明白了，虐待者何以非要去挫败他人不可，何以要给人伤害，找人岔子，而且不断要求这、要求那了。但只有在我们认识了他的无望状态给自我造成的结果以后，我们才可能了解他的破坏性的程度，认识他的盛气凌人的自以为是的态度。
　　尽管他违背了人性美德的最基本的要求，在他心目中同时却供奉着一个又高大又绝对的理想化道德标准。他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一类人，这些人由于达不到那种高而全的标准便灰心丧气，于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以烂为烂”，破罐子破摔，并在这种劣行中体味到一种绝望的快意。但这样一来只加大了理想标准与实际自我之间的裂痕。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救药，不能原谅了。他的希望的丧失感深化了，于是象一个再无所失的人那样在劣行中滑下去。只要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他事实上就不可能对自己持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态度。想使他变得积极的任何直接的企图必然都毫无结果，反而暴露出治疗者对他的状况还是一无所知。
　　他的自我厌恶会发展到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地步。为了使自己振作坚强起来，他必须把已有的自以为是的甲胄再层层加厚。他人的一点批评、忽视或未对他给予特别注意，都可能引发他的自卑感，所以他必须把这些作为不公正而拒斥不纳。因此，他被迫把自己自卑外化，转而责怪、排斥、侮辱他人。然而这又把自己掀进了恶性循环的痛苦之中。他越是蔑视他人，便越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越是强烈，他就越是无望。对他人的攻击于是成为自我保存的需要。这种过程在前面的例子中已有说明，那位女患者指责自己的丈夫犹豫不决；而当她认识到她实际上是在对自己的犹豫态度感到恼怒时，就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
　　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有虐待狂的人不能不低毁他人。我们现在也能够明白了，患者的逻辑正是一种强迫性的、常常还是盲目的倾向，即要改造别人或至少改造他的伙伴。由于他自己达不到他的理想，他的伙伴必须达到才行。他将对自己的无情的恼怒发泄到伙伴头上，尤其是对方显然有违于那种理想化意象时。施虐者有时会自问：“我为什么不停止于对他的干预，让别人自行其是？”但是，显然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不能左右他的行动，因为内心的冲突还在进行并被外化。他通常把施与伙伴身上的压力合理化为“爱”或“关心伙伴的成长”。勿需赘言，这并不是爱。这也不是旨在使伙伴依照自己的天性，遵循自己的规律得以发展。事实上，施虐者强加在受虐者身上的，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目的，即实现施虐者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他为了排除自卑而发展起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使他有一种自鸣得意的信心，去达到他的目的。
　　理解了这种内心的斗争，我们就更能透视虐待狂症状所固有的另一个更普遍性的因素了：这因素就是报复性。这种报复的倾向象毒汁一样浸透了他人格中的每一块细胞。他必须是报复性的，因为这样才能把强烈的自卑赶出内心世界。由于他的自以为是使他觉得麻烦苦恼不应该与他沾边，所以他便认为那是别人亏待了他，害苦了他；由于他不明白自己沮丧失望的根源在自己内心，他自然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是别人毁坏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作补偿，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因素，窒息了他内心所有的同情和怜恤。为什么我要同情那些毁了我生活的人？何况他们过得比我快活！在针对具体不同的个人时，他的报复欲望是有意识的；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种浸透了他整个人格的病态倾向。
　　我们对虐待狂倾向的人进行了这样的观察以后，看到了他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他感到自己被别人排斥在外，注定倒霉，于是便倒行逆施，盲目地将报复性恼怒发泄到别人身上。我们现在也懂得了，他通过使别人不幸，试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还不是全部解释。单是破坏性趋势还不能解释这么多虐待狂表现所特有的那种忘乎一切的追求。必定还有某些更肯定的好处，某些对施虐者来说意义更大的好处，才驱使他有那一切表现。我们这样说，似乎与我们先前的断言有矛盾，即先前认为虐待行为是丧失了希望后的产物。一个不再怀有希望的人怎么还能够有所希望，有所追求，而且是以这样的执著与狂热进行追求呢？然而事实是，患者主观上认为，他不仅平息了难以忍受的自我鄙视，同时还给自己造成了一种优越的感觉。当他铸造别人的生活模式时，他不仅获得一种令他鼓舞的权力感，还找到了一种自己生活的潜代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利用别人时，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代偿性感情生活。这大大减弱了对自己的贫乏空虚的感受。当他击败别人时，他得到了一种胜利的兴奋，这自然使他忘掉了自己可怜的失败。这种对复仇性胜利的渴求，也许是他最强大的动力。
　　他所有的追求也同样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的、心理平衡的正常人并不需要这样的兴奋。越是成熟的人，越不在乎那种兴奋。但虐待狂患者的感情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和胜利之我外，几乎所有其他感觉都已被窒息了。他是一个虽生犹死的人，需要那些猛烈尖锐的刺激才感到自己是个活人。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他对别人的虐待能给他一种力量感和自豪感，这便更加巩固了他无意识的自我万能感。在分析治疗进程中，患者对自己表现的虐待倾向所持的态度，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那种倾向时，他似乎会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倾向。但他暗示的这种摒弃错误的打算，并非真心诚意。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大众通行的标准。他可能不时有自我厌恶的感觉。不过，到后来，正当他打算放弃虐待狂生活方式时，他又可能突然感到自己要失去一个宝贵的东西了。那时，他会初次有意识地体验到一种因为能对别人为所欲为而感到的兴奋。他可能开始担心，分析只会证实自己是可卑的弱者。我们在分析中常可见到这种凭主观产生的顾虑；分析治疗后，一旦把患者驱使别人为自己服务的那种力量剥夺掉，他便看到了自己的一副有怜相，到一定时候，他会认识到，自己从虐待行为中取得的力量感和自豪感只是可怜的替代品。但他觉得这种替代物很宝贵，因为真实的力量与自豪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们明白了这些收获取具有的性质，便可知道，我所说的丧失了希望的人也可能狂热地追求某些目标，这并不与前面的断言相矛盾。但他指望的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完成，造成他的无望状态的因素依然没有变动，他也不要求改变。他所追求的只是替代物。
　　他的感情上的收获也是通过替代方式而得到的。做一个虐待狂，这意味着在生活中富于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是通过他人得到实现的。但对生活中的彻底失败者说来，这是他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方式。他追求目标时表现得不顾一切，正是因为感到绝望。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只会有所获取。从这一点意义上说，虐待狂努力是有肯定的目标的，所以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旨在补偿的努力。他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追逐目标，是因为在占了他人上风的时候，虐待狂患者就可以忘掉自己受挫的沮丧和失望。
　　这些追求中的破坏性因素不能不给患者本人带来反作用。我们已经指出了那种越来越严重的自卑感。另一个同样有意义的反作用是使患者产生焦虑。这部分是由于惧怕受虐者反戈一击进行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其道还治其身。在他的意识中，这种忧虑只表现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总想整他，即是说，如果他不经常保持攻势以防他人侵犯，自己就会吃亏。他必须高度提防，随时预见，察觉出可能向自己发起的进攻，不论自己的实际目的是什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这种无意识中确认的自我神圣性是很有作用的。这使他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安全感。他决不会受到伤害，决不会暴露弱点，决不会发生意外，决不会感染疾病。的确，他是决不会死的。如果他仍然受到伤害，无论是因他人还是因为客观而引起，他的这种伪安全感便一下被击碎了，他便可能惶惶不可终日。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对自己内心的爆炸性和破坏性因素的恐惧。他觉得自己象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烈性炸弹，因此不得不发挥极度的自我控制和一刻也不能松懈的警惕性，才能把危险因素严加控制，不让它们造成危害。可以假如他自忖酒量大而好酒贪杯，那些因素便会挣脱控制出现在表面，那时，他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他来说是一种诱惑的东西），他的危险冲突也可能被自己意识到。这样，左拉的《人兽》一书中的虐待狂在受到一个姑娘的吸引时反而感到恐惧，因为这激起了他想杀掉她的谋杀冲动。患者在目睹意外事件或残忍行为时，也会受到恐惧的袭击，因为那些景象反而唤起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和焦虑，这两种因素是虐待冲动被压抑的主要原因。压抑的深度和广度则各有不同，破坏性冲动常常只是意识触及不到罢了。笼统地说，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患者本人一直对自己表现出的虐待狂倾向毫无所知。他只偶尔意识到自己有时产生想虐待一个弱者的欲望，意识到自己在读到他人的暴虐行为时感到一种激动，或意识到自己有有显然属于虐待狂性质的疯狂念头。但这些散在的意识相互没有联系起来。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无意识的。他对自我、对他人的麻木感，正是遮蔽问题的因素。只要他的感情麻木状态不被解除，他便不能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己的作为。同时，由于他自圆其说以掩盖事实，他的诡辩不仅达到自欺的目的，还常常能够欺骗他人。我们不能忘记，虐待狂是严重神经症的最末阶段。所以，诡辩的具体表现取决于特定的神经症的构成。比如，屈从型奴役伙伴，他无意识中还以为是在爱。他有什么需求，就有什么要求。因为他是这么可怜无助，充满恐惧又体弱多病，他的伙伴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伙伴就应该一直不离开他。他的责怪也是间接表现出来的，他总是无意识地向人说明，别人给了他多少苦头。
　　攻击型患者毫无伪装地表现自己的虐待倾向，但这并未意味着他就是有意识的。他毫无迟疑地表现出不满、蔑视、要求，但他不仅觉得自己完全有理，还觉得自己很坦率。他还把对他人的忽视外化，把对他人的利用这一行为外化，威胁他人说，是他们亏待损害了他。
　　孤独型在表现虐待倾向时，唯独显得温和客气。他以无声无形的方式挫败别人，以他随时打算抽身退出的姿态使别人感到不可依靠，暗示自己正受他们的纠缠或打扰，看到别人出丑便心中暗暗痛快。
　　然而，虐待冲动还可以更深地被压抑，于是代之而起的便是一种所谓倒错的虐待狂(inverted sadism)。这种情况是：患者由于过分惧怕自己的冲动，便退守自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冲动暴露出来，让自己或他人察觉。于是，对任何类似于自我肯定、攻击、敌意的东西他都退避三舍，从而陷入广泛而深沉的抑制之中。
　　用一个概括性叙述也许能说明这一进程。自我退守，避免奴役他人，结果是失去了要求的能力，更谈不上负责或自居领导职位了。这种退守自我使人处处谨言慎行，甚至连最合乎情理的妒忌心也给压抑下去了。仔细观察后便会发现，这种患者在事情不如意时不是头痛胃痛，便有其他病状。
　　自我退守，避免利用他人，结果导致自我抹煞。其表现是不敢表达任何意愿，甚至不敢有愿望；不敢抗拒虐待，甚至不敢觉得受了虐待；处处总以为别人的期待或要求比自己的更合理或更重要；事事宁肯被人利用，而不愿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处于恶魔与天使之间的两难境地。他因为自己想利用他人而感到畏惧，又因为不敢利用他人而觉得可鄙，认为那是怯懦的表现。当他被利用时──自然有这种情形──他便陷于无法解决的困境，他作出的反应便可能是抑郁或某种功能紊乱。
　　同理，他不但不去挫败他人，还生怕他人失望，表现出过分的周到和宽厚。他会小题大作地避免任何可能伤害他人感情或使他人受辱的事。他会直觉地找到一些“好”话来说，比如一句赞美，只要能鼓舞别人的自信心就行。他趋向于自动承担全部罪责，不断叨念着道歉的话语。如果非要他进行批评不可，他也会以最委婉的方式来完成。甚至在受别人虐待时，他也毫无二言，只表示“谅解”。但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对所受的委屈非常敏感，因而内心万分痛楚。
　　情感上虐待冲动在深深受压抑的状态下，便产生一种认为自己不能够吸引任何人的感觉。这样，一个人会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不能吸引异性，自认只得满足别人留下的残汤剩羹，尽管有证据说明实际情形恰好相反。这儿谈到的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正是患者所意识到的东西，也正是他的自我鄙夷的表现。这儿有一件事实应该指出，即患者认为自己无吸引力，这可能是他对一种令他激动的诱惑──对人的征服或拒斥──所产生的无意识退缩。经过医生的分析，如下情形会逐渐明朗化，即患者已在无意识中虚构了他的爱的整个图画。于是一种有趣的变化随即发生了：“丑小鸭”意识到自己吸引人的欲望和能力。但一当别人认真对待他的主动要求时，他便又带着义愤与藐视掉头而去。
　　由此产生的人格表现是一种假象，也难于作出评价。它与屈从型有令人吃惊的相似。事实上，公然的虐待狂通常属于攻击型，而倒错虐待狂则一般首先表现出屈从的趋势。它与前者的相似之点在于：在孩童时代，他遭受到暴虐，并且被迫屈服。他可能为他的感情披上伪装，于是，他不是起而反抗压迫者，而是转而爱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青春期左右──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忍受，于是他退缩到孤独中去寻求安慰。但当他面临失败挫折时，他再不能忍受自己的象牙塔的孤独状态。他似乎回复到先前的依附状态，只是有一点不同；他对温情的渴求变得如此强烈，甚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逃避孤独一人的处境。同时，他得到温情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仍然存在的孤独要求不断干扰与人亲近的欲望。他被这场斗争弄得精疲力竭，于是丧失了希望，产生了虐待他人的倾向。但他仍然需要他人的温情，所以他不仅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虐待冲动，还不得不把这种冲动完全藏匿起来。
　　在这种状态下，他与人相处是非常艰难吃力的，虽然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他显得矫揉造作，腼腆而胆怯。他必须随时扮演与自己的虐待冲动相反的角色。自然，他自己认为他是在爱别人，所以在分析治疗时，当他一下醒悟并意识到他对别人并没有感情或至少不清楚自己的感情是什么以后，便会大吃一惊。此时，他可能将这种显然的缺乏感情看作一种不可变更的事实。但实际上他仅仅是在放弃那种对人有良好感情的假象，无意识地宁可不去感受，也不正视自己的虐待冲动。对他人的良好感情只有在他看到了这些冲动并开始克服它们时才能够开始形成。
　　然而，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不难看出，这种状况中某些因素标志出虐待倾向的存在。首先，他总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在威胁、利用、挫败他人。他总是有一种虽无意识但却显然可见的对他人的蔑视，他很肤浅地把这种蔑视归结为别人比他低劣。另外，他还有一系列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表现，也说明虐待倾向的存在。比如，患者有时以惊人的耐心忍受别人对他的虐待，而在另一些时候又对所受的最轻微的支配、利用、屈辱显出过分敏感。最后，他给人以“受虐狂”的印象，就是说，沉迷在被伤害之中并且甘愿受虐待。但由于这一术语及其所含的概念容易使人造成误解，我们最好不用它，而只描述涉及到的诸种因素。由于患者整个身心都处于压抑之中而不能自我肯定，他在各种场合下都欣然受害。但是，由于他对自己的软弱深感不安，他事实上常常被公开的虐待狂所吸引，即钦佩又憎恶他们，正象后者注意到他是一个自甘受虐的人、从而也被他所吸引一样。这样，他把自己置于被利用、遭挫折、受屈辱的境地。然而，他并不欣赏这种受虐待的处境，只感到苦不堪言。这种生活所给予他的，只是一种通过别人来实现自己的虐待狂冲动的机会，这样并不需要面对自己的虐待倾向。他这样便能自我感到纯洁无邪，并对他人的暴虐义愤填膺；但他同时又暗暗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战胜现在虐待他的人，他将把那个人踩在脚下。
　　弗洛伊德注意到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形，但他用毫无根据的概括把自己的发现推而广之，反而弄巧成拙。为了把这些现象纳入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他认为这些现象证明了，无论一个人的表面有多优秀，他固有的本性也是破坏性的。但实际上，这些状况正是特定的神经症的特定产物。
　　回顾本章开头讨论过的某些观点，可知我们已走了很长一段路。那些观点中，有的把虐待狂患者看作性欲倒错者，有的用研究的术语称他为卑鄙邪恶者。性错乱是较为鲜见的，他们出现的时候，也只是患者对他人的总体态度中的一种表现而已。破坏性趋势不可否认，但理解了它们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在表面非人性的行为后边，有一个受痛苦的人。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的人。生活击败了他，而他寻求着代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