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ne Providence

最近最为迷惑但也最被吸引的17世纪欧洲思想史问题是关于康德之前的启蒙运动思潮中，神学和科学如何手拉手的对世界体系和人类社会进行解释的，这其中包括如何理解经典当中关于制度名物的历史知识对当下的意义，如何确定人的自然属性和历史文化属性之间的关系。当然，最终占据主流的科学实践和对神学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经常被称为自然权利）的肯定之上的，例如霍布斯，斯宾诺莎，笛卡尔等人的取向。可以说这对日后启蒙运动中人的自由意志的提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昨天读了一些《新科学》，维科给了我一个不同于斯宾诺莎、霍布斯、笛卡尔、以及培根的例证。
如同包大人曾经说，在朱熹和吕祖谦的《近思录》里面他最不能够体会的概念是“圣贤气象”，读了维科精彩的第一章节之后，我最难以理解的则是“Divine Providence”。安帮我解释说这个概念非常复杂，“上帝无处不在无物不是”，它即是对上帝存在的方式的事实陈述（question of how），又是对上帝本身的体认（question of what），并列举了不少中世纪运用这个概念的语境的例子，最后对我说，Providence其实可以理解成为我经常对他讲解的中国政治思想的本体论和知识论中的“道”。我想了想，觉得是有道理的。在考虑了宋代以后的很多不同的例子之后，发现“道”背后的那个意志的存在，的确和Divine Providence相似，可以被命名为“统”。在中国的语境里，这个意志－尤其是宋明理学消退之后－则是通过一个特定的结构化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来解释的。这和维科的相似之处不言而喻。
那么，如果说维科在《新科学》里面试图通过一种全新的建立在历史制度名物之上的科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言的human science－来解释和证明Divine Providence，而抵制通过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来认识人对Divine Providence的认知，那么它其实和我们的经学阐释学深刻影响下的文献学和历史学背后对“道统”的搭建相差不远。可是，维科本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中的个人，Divine Providence已经不再是历史和制度解释的目的，而他本人也言明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将历史文献学（philology）引入哲学（philosophy）的根基－让文献学来型塑和启发哲学，从而将《新科学》的意义置于和其他几位哲学家科学家（如霍布斯，牛顿，笛卡尔，培根）的多种思考力量的制衡中－－在他的论述中，霍布斯和培根的影子比比皆是。因此，当代不少西方思想家对《新科学》的评价的确是站在对主流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之上来认可的。而不同的是，我们中的很多还在寻找那个唯一的“道统”的痕迹，并从《新科学》中得到感召，通过建立历史名物制度中文化“样式”（style）和“心理”（spirit）的连续性，通过拼凑证明那个形而上的文化意识实体。这样的话，这个道统的逻辑的确不会消亡，因为只要有人一直做这样的事情，并且被认为在做不证自明的关于“传统”的文史学问，它就会一直成为衡量真实、作出判断、定义“实证”知识范围和价值的指针，划定怀疑的疆界，给异端带来难以言明的矛盾，并把这样的眼睛一代一代有意识无意识的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