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愤怒时我思考些什么

      在policy studies in education这门课的第一讲，曾老师介绍过整个课程的讲解脉络，从政策分析的认识论基础开始，到政策过程的分析，再到宏观与中观环境的考量，最后的落脚点竟然是ontological reflection（本体论意义上的反思）。我尚不知道这最后的一讲究竟会讲些什么，或许与我看到它的题目时联想到的内容相去甚远，但这个词自从出现就没有从我脑子里消失过，一个人对外界世界的探究最终还是要回到对自己的询问上。我是谁？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我能做什么？有哪些可以有所作为？有哪些无能为力？
      这些问题看似有些玄了，好像是哲学家才要考虑的事情，但分解到生活的细节中又是那么具体。我以前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无意识地把完全源于自己生活经验的情感表现在自己说出的观点和面对机会做出的选择上而已。有不止一个师兄师姐跟我说曾老师的门上贴了一句话，让我去看看，大意就是：愤怒才是社会学家。我虽没有认真看过他门上贴的东西，但是一直以有股愤青般的愤怒感而自鸣得意，觉得那才是搞学问的真谛和精髓。但是在我遭遇了ontological reflection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愤怒是件太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一个人人都看得到愤怒理由的社会。但是愤怒之后呢？这么多值得愤怒的事还不是一件又一件的来，一件又一件的去？头一天还是劈头盖脸的“录像手表”，后一天就是满眼满目的“乞丐儿童”。于是愤怒就变成野草，不停地被点起，又不停地被浇灭，作为一个愤怒的观看者，也只是愤怒了好几次而已。如果继续把自己当成一个“愤怒者”，我就应该立马抛开这些浮云一样的书啊文献啊，去网易盖楼，怎么畅快怎么抒发愤怒之感，做一个最抢眼的愤怒者。但是我没忘记自己曾经当众表过态，说将来想要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不济我现在也应该是个求知者，愤怒只能是个助燃剂，燃烧真正需要的氧气是知识的积累和冷静的思考。比改变事实更紧迫的是理解事实、解释事实，即使要批判事实也不是基于一腔热血，而是基于犀利的观察和严密的分析。而一个愤怒的人总是会抱着要改变事实的雄心壮志，结果不仅没改变事实，还容易一不小心代表了别人。
      当我阅读布迪厄对资本、场域、惯习的分析时，就明白一个社会学家的伟大不在于他对社会现实有多么愤怒，而在于他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有多么透彻，即使是一个无奈的让任何愤怒者都看不到改变的希望的社会，他也让你看清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曾老师在课堂上拍着胸脯毫不介意称自己为小资产阶级时，我就明白一个社会学家的成功不在于自己多么“出淤泥而不染”，把自己摆在脱离尘世的位子，而在于他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能把人和社会理解地那么透彻，包括他自己。
      有了这些重新思考，那些让我感到自鸣得意的愤怒感已经烟消云散，真的成了朵朵浮云。与其做个无所作为的愤怒者，不如做个头脑清醒的思考者。曾老师门上究竟贴了些什么，我想已经没有必要去看了。而是要谨记胡适先生的教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