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之三篇日记合辑
昨日看到一msn nick：“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后得知下句是“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第一反应是张爱玲写的。结果这句话出自徐志摩之手，仔细想想好象第一反应的确是偏差。人们说张爱玲的文字没有旖旎，也许这是相对徐志摩的文字吧。对徐志摩的印象就永远只有再别康桥和人间四月天，其实黄磊不行啊，我还是比较欣赏刘若英。
虽然对徐志摩不太熟悉，不过在读其他书的时候，很巧合地知道了些小故事s，觉得还值得分享：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如果根据他们亲属的记述，只有友谊并没有人间四月天里的爱情。林徽因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否认徐志摩在伦敦曾经追求过她，但是她在自己的散文中写得非常明确，年方二八的林徽因面对一个已婚的、兄长式的徐志摩“不是初恋，是未恋。”
不少人对徐志摩和林徽因比较熟悉，但对于林徽因的先生梁思成可能要陌生些。梁思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但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极力反对推倒北京旧城墙，结果，北京的城墙还是倒了。后来的浩劫中，梁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没有幸免，1972年含恨辞世，享年71岁。
梁思成先生，广东新会人，他有一个位大名鼎鼎的父亲——梁启超，新会粱氏大概也可以算名门望族了。虽然我的奶奶也姓梁，可惜她是番禺人；虽然我的爷爷是新会人氏，可惜不姓梁，不然的话，呵呵，我也就正大光明地去攀亲了。
梁思成先生是我们历史上最杰出的建筑史学家，建筑家，教育家，城市规划师和古建筑保护者。在学术上的成就不需赘述，且也不是本文的重点。 1919年，梁思成在北平认识了林徽因，那一年梁18岁，林15岁。其实，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故交，两家的长辈确实有过指腹为婚的念头，可是梁启超本人反对按照传统的办法来决定孩子的命运，娃娃亲并没有成为现实。1920年，林徽因去了英国伦敦，遇到了徐志摩，不管历史上和电视剧如何描写的，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徐曾经向林表达过爱慕，至于林到底是如她自己散文写的一样未恋，还是象大家期望的一样展开了旷世爱情，只有长眠于地下的当事人知道了。
其实，读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除了徐志摩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对林徽因仰慕不已，那就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代宗师金岳霖。金先生也比梁思成先生大6岁，比林大9岁，属于老大哥级别的人物。为了不让今天的故事过于枯燥，我就不介绍金先生的学术生涯了。这里先埋个伏笔，后文再表。
1923年梁思成遭遇一场车祸，因祸得福，林与他的关系又进了一步，这倒是和言情剧的思路很吻合。梁和林后来都考取了公费去美国留学的资格，不过梁思成原本是要去学绘画，而林徽因则想学建筑学。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林徽因文学水平高是一回事，但说林徽因为了梁思成放弃文学走上建筑学之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较可靠的历史信息是，梁思成从绘画改到了建筑方向，虽然这个改变在我们看来不算很大，因为建筑学需要美术基础。1924年梁林作为未婚夫妇留学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因为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毕业的时候只有美术学士学位，但成绩一流。
1928年，学成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完婚。从第一眼相识到最后结合用了9年时间，其中包括4年的留洋学习。1931年，徐志摩坐上了从南京到北平的飞机，参加林徽因的建筑学讲座。众所周知，那次空难葬送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林徽因以一个好友的身份，写下来了《悼志摩》，全文很长，我只摘抄一段：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徐志摩1918年6月拜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为师，两个月后赴美国克拉克大学（1918）读历史，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19）学了经济学，后赴英国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LSE 1920）读经济学博士，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文学作为终生的事业，1922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如果，他不去伦敦，也就不会遇到林徽因，可是，历史就是那么凑巧，徐偏偏是这样的诗人性格。从悼词的内容看，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意外辞世相当悲痛，不过，从行文看，林和徐之间友谊大于爱情。徐志摩和梁思成虽然在感情上有那么点竞争关系，但梁思成的父亲毕竟是徐志摩的师傅，那辈人尊师重道，所以，徐和林在伦敦的相遇并没有对林与梁的婚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最后，林写道：“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客观地说，这样的结束语是对1920年相遇的盖棺定论。
在徐志摩辞世之后，对于林徽因来说，烦恼并没有结束。一个诗意的人走了，另外一个理性的人却更近了。一个伟大的故事是，1931年（也有说 1932年），梁思成从宝抵考察归来，林徽因告诉他，她很痛苦的爱上了两个男人，一个是自己的丈夫，一个是隔壁邻居金岳霖先生。后面的对话，比琼瑶阿姨的作品高明些，不过也甚为肉麻：
梁思成告诉林徽音，“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此金岳霖总是住在林家后院或是隔壁，林徽因到了哪儿他就搬到哪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身未婚，直到1984年去世，依然一个人，而他所爱的林徽因早在1955年就因肺病去世。金先生花了25年，追随已经嫁为人妇的林徽因，又花了30年时间思念已故的林徽因。其实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他在建国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逻辑学，专门研究马列。在每一次写检讨和思想汇报的时候都把自己过去的伟大著作当作毒草来批判。而我们知道，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一次敌人飞机来袭，坐在大石头上的金先生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未完稿作品《知识论》，结果在空袭过后，他第一时间回到石头边却找不到书稿，一怒之下，金先生重写了 20多万字的《知识论》。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建国后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几次浩劫中老老实实地改造。
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先生娶了自己的学生林洙为妻。而这位林二夫人，写了回忆录，以追思导师的口吻回忆了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的往事。相比之下，金岳霖先生写林徽因的文字，我们能看到的比较少。
林徽因1955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毗邻而居了。
而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徐志摩呢，在空难之后，梁思成先生专程带回一块烧焦了的飞机残骸给林徽因，并高悬于室内，作为对友人永远的追思。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美丽才女的林徽因，虽命运多舛，51岁便撒手人寰，但从一个普通女性的角度而言却是幸福的。
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要写一则故事，但今天破例写两则：
金岳霖先生有一天却突然把老朋友都请到北京饭店，没讲任何理由，让收到通知的老朋友都纳闷。饭吃到一半时，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逝世前的一年，后人把编辑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给他过目，并希望趁他思维尚且清醒，录下那珍贵的话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等待着，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一年之后，金岳霖先生未有机会倾诉的话语，终有可以跟林徽因说了……尽管迟到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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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昨天的话题，因为对于徐志摩的陌生，没有能把故事说得更加完整些。今天补充一些小故事，希望崇拜徐志摩的读者能觉得有意思：
徐志摩和结发妻子张幼仪于1922年离婚，关于离婚历史上有这样一段话：“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徐志摩年谱》陈从周撰）年谱作者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属于亲属写年谱，难免在感情倾向上不够客观。照这个说法，徐志摩的离异与1920年英伦相识林徽因有直接关系，而且林曾经与徐有论及婚嫁。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更多史料表明林徽因对自己可能破坏他们家庭和睦非常不安，何况1920年林只有16岁，纵使情窦初开也还不至于论及婚嫁。就算1922年徐离婚那年，林徽因也只有18岁。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林徽因和梁思成已于1919年北平相识，林梁两家是故交，梁思成之父梁启超和林徽因之父林长民都表示过两家确实有意撮合这对金童玉女结秦晋之好。最有力的证明是林长民从欧洲回国后曾经写过一首诗赠福建同乡陈石遗：
七年不见林宗孟 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 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 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 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 已许为婚但未聘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首作品大约是1922年左右写的，因为林徽因是1904年出生，18岁时是1922年，恰好那年徐志摩离婚。诗的最末一句新会梁氏子很明确指的是梁思成，更为关键的是林长民承认已经“许婚”，但是男方没有下聘礼。根据我国的传统，一旦女方接受男方聘礼，即使没有行大婚之礼，两家实际上已经是儿女亲家了。照此推测，虽然不能证明徐志摩1920年追求林徽因的时候林已经名义上许配给了梁思成，但很可能双方有口头契约——“许婚”。至于林长民确切是何时正式同意许婚的，我暂时找不到资料，不过大致的区间是可以确定的——1920-1922。也就是说，在徐志摩第一次猛烈追求林徽因的时候，林犹豫回避或者说拒绝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一，徐有夫人，第二，林自己年纪还小，第三，家里正在酝酿许婚，第四，梁思成本人相貌和才华也不在徐之下，年龄上还有优势。
不过我发现，对林徐之间往事的争论完全不亚于陕西华南虎照片真伪之争，有人言之凿凿，有人不屑一顾。最有趣的是，引用同一段文献，解读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个人以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和研究者多是学中文的有关系。很多人论及这些往事，起因是研究文学，进而捎带着论及历史。本来文学和历史就是有区别的，再加上文人感情倾向非常明显，如果是倒徐派的人自然不会为徐志摩说话好。
1920年底林长民给徐志摩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悮（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个人解读不同，我比较倾向说这是林老先生替林徽因做的一个小小辩解和圆场。话说得很客气，用我们俗人的逻辑就是，徐先生热情有点过头，林徽因大概说了些比较生硬的话，不欢而散。林先生怕徐志摩误解与不快，故而修书一封以致歉意。至于请客吃饭的事情，一有道歉之意，二则估计也想和徐把问题说清楚，省得今后有更多的麻烦。友谊长葆这四个字，在如今的生活中我们听多了，一般女孩子要拒绝一个人，往往会说：“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友谊长葆” 大抵也要表达这个意思吧。
后来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都表达过一个意思：母亲绝对和徐志摩只有友谊，把徐看作文学艺术上的导师，并没有外界传言的那种暧昧情愫。而徐志摩的后人则很疑惑地问：林徽因怎么就不可以爱徐志摩了？！因为争议实在太大，我就不引述双方的论争了。我的意见是“中间路线”，梁从诫和梁再冰的话肯定有史料价值，但考虑到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这里是否有意回避了敏感问题，要存疑。另外，毕竟林和徐的交往都早于孩子出世，所以林徽因孩子只能从母亲那里听说过去的事情，林会不会隐瞒内心的真实感受也是值得质疑的。对于徐家的话，同样道理不能全信，我们如何知道徐家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有意夸大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呢？
唯一不会骗人的是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该如何解读各位自便：
《偶然》
徐志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那一晚》
林徽因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两岸里闪映着灯光，
你眼里含着泪我心里着了慌。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的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凌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1931年4月《诗刊》第二期，署名：尺棰
《云游》
徐志摩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死是安慰》
林徽因
个个连环，永不打开，
生是个结，又是个结！
死的实在，
一朵云彩。
一根绳索，永远牵住，
生是张风筝，难得飘远，
死是江雾，
迷茫飞去？
长条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串脚步，泥般沉重，
死是尽处，
不再辛苦。
一曲溪涧，日夜流水，
生是种奔逝，永在离别！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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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金岳霖先生，上次提到他的时候说花边新闻比较多，学术上就说了书稿被毁重写知识论的事情。其实金先生是个非常有个性并且在学术上功勋卓著的导师级人物。他早年有句名言，但在泛娱乐化的今天早已被人们遗忘了——“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说这样的话不仅仅需要胆量，更需要才学。当然后来形势的变化，令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金岳霖。其实这样的问题不光出现在个别人身上，沈从文也改行了，季羡林先生为了适应时代需要也改行了。相声中有一著名的代表作叫《八大改行》，说各个时期艺人遭到不公正待遇被迫改行的故事，在中国知识界这类改行也非常多。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刚烈的自然不愿意低头，结果就是两条要么像老舍先生那样投河自尽，要么像梁思成先生那样含冤归去。金先生属于低头的人，不过在我看来和郭沫若之流截然不同，金先生是最最刚烈并且坚毅的。这大概和他是哲学和逻辑大师有一定的关系，也与他对林徽因的感情有关系。
胡适在评论金岳霖低头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我作为外人猜想，金先生断然不是软骨头，他在激烈批判自己前半生的时候内心一定无比痛苦，但是为了能对民族和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选择了策略，选择了民族大义。我一直觉得老舍投河应该是值得后人赞颂的，包括翦伯赞夫妇自尽，虽然我承认人最珍贵的是生命，但能舍生忘死唤醒民众的行为依然是伟大的。反过来说金先生的选择，他如果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那么眼前之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好友兼情敌梁思成先生那样含冤，一个就是壮烈自尽。无论哪一个选择，损失的是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人文学科，说得大一些是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他选择了隐忍，选择了让世人误解。他自觉地转而研究马列，很认真，很刻苦，虽然相比他逻辑研究，他后半生的学术贡献要小不少，但他毕竟依然坚持在搞研究。这一点沈从文先生大概很能理解金先生。
金岳霖是用超越常人思维的方式活着的，活得很艰难，活得很孤独。为什么说他的学术转向和林徽因有关系呢？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金先生在痛苦的抉择时，脑子里没有浮现林徽因，那估计他一咬牙就自尽了。我们只要看看他当年的名言就知道了，他与官僚主义绝对势不两立。反右和文革的时候，林徽因已经辞世了，但金先生对林的感情却没有断。或者换一个方式来解读，大家好理解点。如果换别人是金先生，早就另外找一个人结婚了。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他居然还住在人家隔壁，还参与人家的家务事。我们如果能明白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感情，大概就可以理解痛苦的学术转向和自我批判是如果完成的。
爱一个人境界分很多种，最基本的是你我好好过一辈子。金先生那种境界是，你和别人好好过一辈子，我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永远和你在一起，却不影响你的选择。爱一个女子一辈子已经很难了，要爱一个嫁给了别人的女人一辈子那真的是高尚和崇高。现代社会估计已经不再提倡这样的感情了，但是我们还时不时被这类高尚的故事感动一下，说明心灵的某个角落还残存着高尚的因子吧。早有人说，如果对感情大彻大悟，那只能出家去了。金先生的学术生涯相当于出家，大彻大悟后他终身未娶，尽管在现实的斗争下，生活是那么的凄惨，但一直活在精神世界里的金先生依然苦中作乐。所以，才有林徽因生日的时候请客大家吃饭的故事。
选择了哲学本身就是选择了寂寞，而选择了林徽因，也等于选择了一生的孤独。在做出了这两个选择之后，金岳霖面对那个自我批判的岁月，显得理智而坚毅。他参加学习会，批判自己和汇集前半生的心血的作品。这就好比，他眼睁睁看着林徽因嫁给梁思成而要表示无限快乐，身为邻居看着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孩子出生，也要发自内心的祝福。这种状态，就是他批判自己的状态，为了一个崇高的，普世的原则，一切现实的苦难与不公我们都要学会接受。这是金岳霖的逻辑，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太难了。
故事上升到普世原则之后，解释起来会很容易，但是实践起来来会更难。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下电影《甘地传》，看看为了普世原则，他是如何领导印度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的。“当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打”，这类逻辑的前提是他相信，人类有一个普世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在这个前提下，施暴者会自我反省。金岳霖也相信普世价值的存在和作用，于是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挺过了反右和文革，一直活到了改革开放。也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孤独与悲伤，整整守着林徽因半个多世纪（包括守候她的25年以及她过世后的30年）。
当下的问题，一直促使我们反思普世价值是否还依然有作用，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普世价值的定义，到底什么才是跨越文化和国家的普世原则。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佛教世界都有自己的所谓普世原则，三者有交集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要找一个普世原则太难了。在无限追思那个逝去的岁月之时，也无比怀念曾经的信仰。看到一个标题叫“世间已无金岳霖”，很悲伤的题目，但却是实话。目前的情况下，学术繁荣指望不上了，感情高尚能不能做到也未必。
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我想引用一段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的评价：
“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他方面的创作啊……”
可惜，我们很难找到林徽因对金岳霖先生类似的评价了。好像某些版本的高二语文教材有《金岳霖先生》一文，我不知道，高中老师是不是直接跳过了，或者随便说说。另外好像汪曾祺先生写的《金岳霖先生》也进了教材，可惜学生们一听到请客吃饭那段就笑“他追她的……”。我如果是老师一定会问句“你们在座的谈恋爱的不少，假如你的他/她死了，你会和金先生一样做么？”这些孩子需要接受教育，不仅仅在思想和学术上，也包括在感情上，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引导。。。
附录：
《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先生是一个纯粹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
他本是湖南人。自从出了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的膨胀了起来。比如他读书时就跟着师兄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拉，湖南定是斯巴答；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可是到最后他只知道埋头念形式逻辑，一点没有湖南人“舍我其谁”的霸气和“战天斗地”的尚武精神。他有一句名言，说“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他有时居然会把自己的名字忘记。有一回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忘记了，只好说：“你不要管，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但那个佣人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王喜。谁想王喜也说不知道。他急了，问：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王喜这才想起：“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弥托佛，原来姓“金”！
他非常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最“好玩”。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他就去讲。讲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
吴宓是他的好朋友。有一回吴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的句子。别人让他去劝劝吴，于是他就去对吴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这一下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先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站着听吴骂了半天。
其实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先生，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才叫“三洲人士共惊闻”。五十年代后期，他突然把老朋友都请到一起吃饭，也没讲什么理由，饭吃到一半，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多少多少岁冥诞，要和大家一起纪念。在座的一些人看看这位终身不娶的老先生，偷偷的掉了眼泪。而此时梁思诚已经再娶了。
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清华到了北大。周培源要他做哲学系主任，可他不干，说应该去请艾思奇。最后周说：“要你做，你就得做。”他也就不得不做。可是要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哪里知道“公”是如何办的！于是就恭恭敬敬的在办公室里坐了半天，没有人来找，也便无“公”可办，最后又跑回家去看书了。
后来艾思奇到北大演讲，批判形式逻辑，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以后金先生带头鼓掌，艾思奇于是很得意。但金先生接着又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他的老乡毛泽东曾要他“多接触群众”。他想了半天，就租了一个三轮车把自己拉到王府井去转，满街的人都当他是怪物。有的人叫住他，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再穿你的长袍了”他说没办法，因为特别怕冷，所以必须穿这个玩意儿。
他一生写了三本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科学院哲学所的领导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不假思索的说：“我要钱。”然后就掰着指头说，《逻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领导有点尴尬，说：“是要稿费。”但他仿佛没有听明白，傻傻的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这就是金岳霖先生，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人。
《金岳霖先生》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虽然对徐志摩不太熟悉，不过在读其他书的时候，很巧合地知道了些小故事s，觉得还值得分享：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如果根据他们亲属的记述，只有友谊并没有人间四月天里的爱情。林徽因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否认徐志摩在伦敦曾经追求过她，但是她在自己的散文中写得非常明确，年方二八的林徽因面对一个已婚的、兄长式的徐志摩“不是初恋，是未恋。”
不少人对徐志摩和林徽因比较熟悉，但对于林徽因的先生梁思成可能要陌生些。梁思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但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极力反对推倒北京旧城墙，结果，北京的城墙还是倒了。后来的浩劫中，梁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没有幸免，1972年含恨辞世，享年71岁。
梁思成先生，广东新会人，他有一个位大名鼎鼎的父亲——梁启超，新会粱氏大概也可以算名门望族了。虽然我的奶奶也姓梁，可惜她是番禺人；虽然我的爷爷是新会人氏，可惜不姓梁，不然的话，呵呵，我也就正大光明地去攀亲了。
梁思成先生是我们历史上最杰出的建筑史学家，建筑家，教育家，城市规划师和古建筑保护者。在学术上的成就不需赘述，且也不是本文的重点。 1919年，梁思成在北平认识了林徽因，那一年梁18岁，林15岁。其实，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故交，两家的长辈确实有过指腹为婚的念头，可是梁启超本人反对按照传统的办法来决定孩子的命运，娃娃亲并没有成为现实。1920年，林徽因去了英国伦敦，遇到了徐志摩，不管历史上和电视剧如何描写的，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徐曾经向林表达过爱慕，至于林到底是如她自己散文写的一样未恋，还是象大家期望的一样展开了旷世爱情，只有长眠于地下的当事人知道了。
其实，读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除了徐志摩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对林徽因仰慕不已，那就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代宗师金岳霖。金先生也比梁思成先生大6岁，比林大9岁，属于老大哥级别的人物。为了不让今天的故事过于枯燥，我就不介绍金先生的学术生涯了。这里先埋个伏笔，后文再表。
1923年梁思成遭遇一场车祸，因祸得福，林与他的关系又进了一步，这倒是和言情剧的思路很吻合。梁和林后来都考取了公费去美国留学的资格，不过梁思成原本是要去学绘画，而林徽因则想学建筑学。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林徽因文学水平高是一回事，但说林徽因为了梁思成放弃文学走上建筑学之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较可靠的历史信息是，梁思成从绘画改到了建筑方向，虽然这个改变在我们看来不算很大，因为建筑学需要美术基础。1924年梁林作为未婚夫妇留学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因为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毕业的时候只有美术学士学位，但成绩一流。
1928年，学成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完婚。从第一眼相识到最后结合用了9年时间，其中包括4年的留洋学习。1931年，徐志摩坐上了从南京到北平的飞机，参加林徽因的建筑学讲座。众所周知，那次空难葬送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林徽因以一个好友的身份，写下来了《悼志摩》，全文很长，我只摘抄一段：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徐志摩1918年6月拜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为师，两个月后赴美国克拉克大学（1918）读历史，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19）学了经济学，后赴英国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LSE 1920）读经济学博士，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文学作为终生的事业，1922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如果，他不去伦敦，也就不会遇到林徽因，可是，历史就是那么凑巧，徐偏偏是这样的诗人性格。从悼词的内容看，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意外辞世相当悲痛，不过，从行文看，林和徐之间友谊大于爱情。徐志摩和梁思成虽然在感情上有那么点竞争关系，但梁思成的父亲毕竟是徐志摩的师傅，那辈人尊师重道，所以，徐和林在伦敦的相遇并没有对林与梁的婚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最后，林写道：“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客观地说，这样的结束语是对1920年相遇的盖棺定论。
在徐志摩辞世之后，对于林徽因来说，烦恼并没有结束。一个诗意的人走了，另外一个理性的人却更近了。一个伟大的故事是，1931年（也有说 1932年），梁思成从宝抵考察归来，林徽因告诉他，她很痛苦的爱上了两个男人，一个是自己的丈夫，一个是隔壁邻居金岳霖先生。后面的对话，比琼瑶阿姨的作品高明些，不过也甚为肉麻：
梁思成告诉林徽音，“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此金岳霖总是住在林家后院或是隔壁，林徽因到了哪儿他就搬到哪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身未婚，直到1984年去世，依然一个人，而他所爱的林徽因早在1955年就因肺病去世。金先生花了25年，追随已经嫁为人妇的林徽因，又花了30年时间思念已故的林徽因。其实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他在建国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逻辑学，专门研究马列。在每一次写检讨和思想汇报的时候都把自己过去的伟大著作当作毒草来批判。而我们知道，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一次敌人飞机来袭，坐在大石头上的金先生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未完稿作品《知识论》，结果在空袭过后，他第一时间回到石头边却找不到书稿，一怒之下，金先生重写了 20多万字的《知识论》。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建国后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几次浩劫中老老实实地改造。
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先生娶了自己的学生林洙为妻。而这位林二夫人，写了回忆录，以追思导师的口吻回忆了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的往事。相比之下，金岳霖先生写林徽因的文字，我们能看到的比较少。
林徽因1955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毗邻而居了。
而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徐志摩呢，在空难之后，梁思成先生专程带回一块烧焦了的飞机残骸给林徽因，并高悬于室内，作为对友人永远的追思。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美丽才女的林徽因，虽命运多舛，51岁便撒手人寰，但从一个普通女性的角度而言却是幸福的。
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要写一则故事，但今天破例写两则：
金岳霖先生有一天却突然把老朋友都请到北京饭店，没讲任何理由，让收到通知的老朋友都纳闷。饭吃到一半时，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逝世前的一年，后人把编辑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给他过目，并希望趁他思维尚且清醒，录下那珍贵的话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等待着，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一年之后，金岳霖先生未有机会倾诉的话语，终有可以跟林徽因说了……尽管迟到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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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昨天的话题，因为对于徐志摩的陌生，没有能把故事说得更加完整些。今天补充一些小故事，希望崇拜徐志摩的读者能觉得有意思：
徐志摩和结发妻子张幼仪于1922年离婚，关于离婚历史上有这样一段话：“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徐志摩年谱》陈从周撰）年谱作者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属于亲属写年谱，难免在感情倾向上不够客观。照这个说法，徐志摩的离异与1920年英伦相识林徽因有直接关系，而且林曾经与徐有论及婚嫁。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更多史料表明林徽因对自己可能破坏他们家庭和睦非常不安，何况1920年林只有16岁，纵使情窦初开也还不至于论及婚嫁。就算1922年徐离婚那年，林徽因也只有18岁。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林徽因和梁思成已于1919年北平相识，林梁两家是故交，梁思成之父梁启超和林徽因之父林长民都表示过两家确实有意撮合这对金童玉女结秦晋之好。最有力的证明是林长民从欧洲回国后曾经写过一首诗赠福建同乡陈石遗：
七年不见林宗孟 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 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 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 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 已许为婚但未聘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首作品大约是1922年左右写的，因为林徽因是1904年出生，18岁时是1922年，恰好那年徐志摩离婚。诗的最末一句新会梁氏子很明确指的是梁思成，更为关键的是林长民承认已经“许婚”，但是男方没有下聘礼。根据我国的传统，一旦女方接受男方聘礼，即使没有行大婚之礼，两家实际上已经是儿女亲家了。照此推测，虽然不能证明徐志摩1920年追求林徽因的时候林已经名义上许配给了梁思成，但很可能双方有口头契约——“许婚”。至于林长民确切是何时正式同意许婚的，我暂时找不到资料，不过大致的区间是可以确定的——1920-1922。也就是说，在徐志摩第一次猛烈追求林徽因的时候，林犹豫回避或者说拒绝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一，徐有夫人，第二，林自己年纪还小，第三，家里正在酝酿许婚，第四，梁思成本人相貌和才华也不在徐之下，年龄上还有优势。
不过我发现，对林徐之间往事的争论完全不亚于陕西华南虎照片真伪之争，有人言之凿凿，有人不屑一顾。最有趣的是，引用同一段文献，解读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个人以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和研究者多是学中文的有关系。很多人论及这些往事，起因是研究文学，进而捎带着论及历史。本来文学和历史就是有区别的，再加上文人感情倾向非常明显，如果是倒徐派的人自然不会为徐志摩说话好。
1920年底林长民给徐志摩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悮（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个人解读不同，我比较倾向说这是林老先生替林徽因做的一个小小辩解和圆场。话说得很客气，用我们俗人的逻辑就是，徐先生热情有点过头，林徽因大概说了些比较生硬的话，不欢而散。林先生怕徐志摩误解与不快，故而修书一封以致歉意。至于请客吃饭的事情，一有道歉之意，二则估计也想和徐把问题说清楚，省得今后有更多的麻烦。友谊长葆这四个字，在如今的生活中我们听多了，一般女孩子要拒绝一个人，往往会说：“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友谊长葆” 大抵也要表达这个意思吧。
后来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都表达过一个意思：母亲绝对和徐志摩只有友谊，把徐看作文学艺术上的导师，并没有外界传言的那种暧昧情愫。而徐志摩的后人则很疑惑地问：林徽因怎么就不可以爱徐志摩了？！因为争议实在太大，我就不引述双方的论争了。我的意见是“中间路线”，梁从诫和梁再冰的话肯定有史料价值，但考虑到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这里是否有意回避了敏感问题，要存疑。另外，毕竟林和徐的交往都早于孩子出世，所以林徽因孩子只能从母亲那里听说过去的事情，林会不会隐瞒内心的真实感受也是值得质疑的。对于徐家的话，同样道理不能全信，我们如何知道徐家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有意夸大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呢？
唯一不会骗人的是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该如何解读各位自便：
《偶然》
徐志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那一晚》
林徽因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两岸里闪映着灯光，
你眼里含着泪我心里着了慌。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的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凌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1931年4月《诗刊》第二期，署名：尺棰
《云游》
徐志摩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死是安慰》
林徽因
个个连环，永不打开，
生是个结，又是个结！
死的实在，
一朵云彩。
一根绳索，永远牵住，
生是张风筝，难得飘远，
死是江雾，
迷茫飞去？
长条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串脚步，泥般沉重，
死是尽处，
不再辛苦。
一曲溪涧，日夜流水，
生是种奔逝，永在离别！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又一次华丽----------------------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金岳霖先生，上次提到他的时候说花边新闻比较多，学术上就说了书稿被毁重写知识论的事情。其实金先生是个非常有个性并且在学术上功勋卓著的导师级人物。他早年有句名言，但在泛娱乐化的今天早已被人们遗忘了——“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说这样的话不仅仅需要胆量，更需要才学。当然后来形势的变化，令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金岳霖。其实这样的问题不光出现在个别人身上，沈从文也改行了，季羡林先生为了适应时代需要也改行了。相声中有一著名的代表作叫《八大改行》，说各个时期艺人遭到不公正待遇被迫改行的故事，在中国知识界这类改行也非常多。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刚烈的自然不愿意低头，结果就是两条要么像老舍先生那样投河自尽，要么像梁思成先生那样含冤归去。金先生属于低头的人，不过在我看来和郭沫若之流截然不同，金先生是最最刚烈并且坚毅的。这大概和他是哲学和逻辑大师有一定的关系，也与他对林徽因的感情有关系。
胡适在评论金岳霖低头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我作为外人猜想，金先生断然不是软骨头，他在激烈批判自己前半生的时候内心一定无比痛苦，但是为了能对民族和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选择了策略，选择了民族大义。我一直觉得老舍投河应该是值得后人赞颂的，包括翦伯赞夫妇自尽，虽然我承认人最珍贵的是生命，但能舍生忘死唤醒民众的行为依然是伟大的。反过来说金先生的选择，他如果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那么眼前之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好友兼情敌梁思成先生那样含冤，一个就是壮烈自尽。无论哪一个选择，损失的是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人文学科，说得大一些是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他选择了隐忍，选择了让世人误解。他自觉地转而研究马列，很认真，很刻苦，虽然相比他逻辑研究，他后半生的学术贡献要小不少，但他毕竟依然坚持在搞研究。这一点沈从文先生大概很能理解金先生。
金岳霖是用超越常人思维的方式活着的，活得很艰难，活得很孤独。为什么说他的学术转向和林徽因有关系呢？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金先生在痛苦的抉择时，脑子里没有浮现林徽因，那估计他一咬牙就自尽了。我们只要看看他当年的名言就知道了，他与官僚主义绝对势不两立。反右和文革的时候，林徽因已经辞世了，但金先生对林的感情却没有断。或者换一个方式来解读，大家好理解点。如果换别人是金先生，早就另外找一个人结婚了。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他居然还住在人家隔壁，还参与人家的家务事。我们如果能明白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感情，大概就可以理解痛苦的学术转向和自我批判是如果完成的。
爱一个人境界分很多种，最基本的是你我好好过一辈子。金先生那种境界是，你和别人好好过一辈子，我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永远和你在一起，却不影响你的选择。爱一个女子一辈子已经很难了，要爱一个嫁给了别人的女人一辈子那真的是高尚和崇高。现代社会估计已经不再提倡这样的感情了，但是我们还时不时被这类高尚的故事感动一下，说明心灵的某个角落还残存着高尚的因子吧。早有人说，如果对感情大彻大悟，那只能出家去了。金先生的学术生涯相当于出家，大彻大悟后他终身未娶，尽管在现实的斗争下，生活是那么的凄惨，但一直活在精神世界里的金先生依然苦中作乐。所以，才有林徽因生日的时候请客大家吃饭的故事。
选择了哲学本身就是选择了寂寞，而选择了林徽因，也等于选择了一生的孤独。在做出了这两个选择之后，金岳霖面对那个自我批判的岁月，显得理智而坚毅。他参加学习会，批判自己和汇集前半生的心血的作品。这就好比，他眼睁睁看着林徽因嫁给梁思成而要表示无限快乐，身为邻居看着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孩子出生，也要发自内心的祝福。这种状态，就是他批判自己的状态，为了一个崇高的，普世的原则，一切现实的苦难与不公我们都要学会接受。这是金岳霖的逻辑，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太难了。
故事上升到普世原则之后，解释起来会很容易，但是实践起来来会更难。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下电影《甘地传》，看看为了普世原则，他是如何领导印度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的。“当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打”，这类逻辑的前提是他相信，人类有一个普世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在这个前提下，施暴者会自我反省。金岳霖也相信普世价值的存在和作用，于是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挺过了反右和文革，一直活到了改革开放。也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孤独与悲伤，整整守着林徽因半个多世纪（包括守候她的25年以及她过世后的30年）。
当下的问题，一直促使我们反思普世价值是否还依然有作用，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普世价值的定义，到底什么才是跨越文化和国家的普世原则。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佛教世界都有自己的所谓普世原则，三者有交集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要找一个普世原则太难了。在无限追思那个逝去的岁月之时，也无比怀念曾经的信仰。看到一个标题叫“世间已无金岳霖”，很悲伤的题目，但却是实话。目前的情况下，学术繁荣指望不上了，感情高尚能不能做到也未必。
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我想引用一段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的评价：
“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他方面的创作啊……”
可惜，我们很难找到林徽因对金岳霖先生类似的评价了。好像某些版本的高二语文教材有《金岳霖先生》一文，我不知道，高中老师是不是直接跳过了，或者随便说说。另外好像汪曾祺先生写的《金岳霖先生》也进了教材，可惜学生们一听到请客吃饭那段就笑“他追她的……”。我如果是老师一定会问句“你们在座的谈恋爱的不少，假如你的他/她死了，你会和金先生一样做么？”这些孩子需要接受教育，不仅仅在思想和学术上，也包括在感情上，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引导。。。
附录：
《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先生是一个纯粹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
他本是湖南人。自从出了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的膨胀了起来。比如他读书时就跟着师兄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拉，湖南定是斯巴答；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可是到最后他只知道埋头念形式逻辑，一点没有湖南人“舍我其谁”的霸气和“战天斗地”的尚武精神。他有一句名言，说“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他有时居然会把自己的名字忘记。有一回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忘记了，只好说：“你不要管，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但那个佣人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王喜。谁想王喜也说不知道。他急了，问：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王喜这才想起：“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弥托佛，原来姓“金”！
他非常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最“好玩”。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他就去讲。讲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
吴宓是他的好朋友。有一回吴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的句子。别人让他去劝劝吴，于是他就去对吴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这一下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先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站着听吴骂了半天。
其实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先生，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才叫“三洲人士共惊闻”。五十年代后期，他突然把老朋友都请到一起吃饭，也没讲什么理由，饭吃到一半，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多少多少岁冥诞，要和大家一起纪念。在座的一些人看看这位终身不娶的老先生，偷偷的掉了眼泪。而此时梁思诚已经再娶了。
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清华到了北大。周培源要他做哲学系主任，可他不干，说应该去请艾思奇。最后周说：“要你做，你就得做。”他也就不得不做。可是要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哪里知道“公”是如何办的！于是就恭恭敬敬的在办公室里坐了半天，没有人来找，也便无“公”可办，最后又跑回家去看书了。
后来艾思奇到北大演讲，批判形式逻辑，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以后金先生带头鼓掌，艾思奇于是很得意。但金先生接着又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他的老乡毛泽东曾要他“多接触群众”。他想了半天，就租了一个三轮车把自己拉到王府井去转，满街的人都当他是怪物。有的人叫住他，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再穿你的长袍了”他说没办法，因为特别怕冷，所以必须穿这个玩意儿。
他一生写了三本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科学院哲学所的领导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不假思索的说：“我要钱。”然后就掰着指头说，《逻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领导有点尴尬，说：“是要稿费。”但他仿佛没有听明白，傻傻的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这就是金岳霖先生，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人。
《金岳霖先生》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