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 许纪霖)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许纪霖)
    最近余英时和善义华两位教授就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展开了一轮讨论。⑦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讨论，涉及到中国思想史中诸多问题，我愿在此略述己见。
    关于对讨论中的核心概念“保守主义”的界定，姜、余两位教授并未有原则的分歧，只是余先生以通俗简化的说法将之定位在“要求变革较少”上，姜先生则更学理性地阐述为“要求使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范围于尊重传统、尊重权威、民族主义等范围之内”。这些界定在一般意义上都是有效的，可以用来描述思想史上总的价值取向。不过我认为，当我们将“保守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用来具体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各个层面的现象时．必须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严格分开，因为它们各自所凭借的座标是不同的。所谓文化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主张全盘推倒的是为激进，而文化阐释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内的是为保守。所谓政治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要求根本解决、推倒重建一个新的是为激进，主张在现存系统内作技术性调整和修补的是为保守。
    以此观之，就可以发现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中，文化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呈现出较为复杂的交叉关系。如果说在晚清传统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大致同构，文化上的保守或激进也导致相应的现实政治取向的话，那么民国之后先后建立的各种政治秩序，无论是北洋的军阀政治，国民党的党治国家模式，还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与传统文化价值发生了相当的疏离，因此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比如胡适是众所公认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领袖，但他的政治取向却是相当温和的，在四十年代后半叶甚至一度还趋于保守。①同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也不一定必然意味着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在清末民初可谓是最激进的，但他对中国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却十分推重，直到“五四”之后的二十年代还是认为修齐治平这一套理论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忠孝仁义这些“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也应该“先恢复起来”。这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再举出一些。这说明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的激进主义同保守主义并非那么对应，其关系错综复杂。政治保守主义可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它的思想资源，政治激进主义也同样可以在本土文化中获得它的支援意识，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多元的，具有多重的价值取向，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中的不同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就合成为保守或激进的意识形态。
    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导价值取向时．断定它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这在一般笼统意义上是成立的。不过，深入到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层西，有些分析似乎还应该更细致一些。
    就文化层面而言，从清末到“五四”确实是一个连续激进化的思想历程，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从器物、政治观念直到伦理价值，由表及里地受到了时代的挑战，以至于新文化运动时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颠峰。不过，我们也应该同样注意到，激进思想颠峰过后，从二十、三十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峰回路转，主导价值取向开始趋于温和化。要求西化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激进的过程中遇上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学“破产”的困惑；第二是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取向的因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困惑。⑦在此思想和心理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试图在融和本土与外来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重建。在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中，继续主张“全盘西化”(陈序经)或“充分世界化”(胡适)的激烈声音转为微弱，相反，“不守旧，不盲从”’“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这类
“中国本位”主张却得到了大部分讨论者的认同。不久，北平左翼文化界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也检讨了“五四”的偏激，认为。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未来的新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好证的或有机的综合”。②正是在知识界激进势头减弱，本土意识掘起的思想背景下，才有了四十年代中国思想价值的某种显著转向：在延安马列主义与民俗文化相结合，本土化为毛泽东思想；在重庆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以“唯生论”、“力行哲学”的形式也趋向保守；在学术领域新儒学的第一代学者也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各种方式的文化回归主宰着四十、五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直到六十年代海峡两岸分别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底蕴再度刮起全盘反传统旋风，以后台湾到七十年代本土意识重新抬头，大陆在八十年代则演化为另外一种方式的激进主义浪潮，直到近两年方转为弱势。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化面的时风变迁，激进主义并非统领天下风骚，而是经过了两次周期性的兴衰。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政治层面．转向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领域．在进化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弃传统的怀古情结，以往而不远的进步精神，一再摧毁现存社会政治秩序，追求唯理主义的乌托邦境界。
    不过，在描述这一激烈变革的过程中，仅仅用激进或保守加以价值取向的定位，曾遭遇一些语义上的困惑。近代中国总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变局之中，制度更新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从清王朝政治到北洋军阎政治，再到国民党的党国政治，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铸造国家机器，其间隔时间在十七至二十五年之间，平均二十年左右就有一次“翻天覆地”的结构性巨变。由于秩序更替过于频繁，界定激进与保守的座标也因此令人捉摸不定，往往今天还称得上激进派．明天就被斥责为保守派。
    我以为，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价值取向时，与其用激进与保守这类语义含混，所指滑动的概念，不如借助卡尔。波普（KarlR.Popper）的两种社会改造工程分析模型更清晰一些：即是乌托邦社会工程(utopia social engineering)和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二十世纪中国的症结恰恰在于，那种整体主义的乌托邦改造工程太强大了，主宰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和社会政治实践，以至于自由主义的渐进改造工程完全失却了对它的制衡能力，使得中国的变革就如走马灯一般．方式一个比一个更极端更激进，目标一个比一个更浪漫更空渺。
    激进主义固然属于乌托邦改造工程，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保守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行动特征。激进与保守表面上看似乎是势不两立，水火难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在深层具有共通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中国的保守主义在文化层面上与激进主义一样具有一元论的思想性格，将传统与现代置于价值天平的两端，只不过取向相反；在学术文化讨论中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混淆事实与价值两重世界，缺乏开放、宽容的学术态度和多元价值取向，偏好以唯理主义或唯美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厢情愿地营造民族文化的乌托邦。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的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迷信政治国家的万能，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以整体主义来处理社会不同层面的问题；制造某种权威性、自足性的意识形态神话，将子虚乌有的整体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拒斥任何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人欲求，等等。因此之故，保守主义才有可能在同一个层面上与激进主义撕杀个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一旦座标变易，它们之间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相互转化，交换角色。
    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为了各自的乌托邦目标，两方面部动用最为激烈的话语和最为极端的手段，斗得天昏地暗。相形之下，以渐进社会工程为特征的中国自由主义又实在实在太微弱了．微弱到在社会变革中几乎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找不到应有的位置。在中国文化辞典中，从来不缺改朝换代那种激进思想资源，也不缺抱残守缺式的保守主义传统；独缺的是开放的、多元的、渐进的、真正能为现代民主与科学提供思想和现实土壤的自由主义。余英时先生再三致意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并不是中国保守主义的社会目标，倒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二十世纪中国究竟多的是什么，缺的是什么，不是再清楚不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