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论《诗》

                
                钱玄同（1887－1939），初名夏，后改名玄同。他在近现代学术上主要以小学名，是著名的现代语言文字学家。
　　在古史辨学者中，钱玄同是核心人物之一。他与胡适一起诱掖顾颉刚走上了疑古辨伪的学术道路。顾颉刚回忆道：“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提出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地古史观”学说就是与钱玄同的信中最先提出来的。
　　对于钱玄同，顾颉刚极为客气，待以半师之礼，自认为受钱玄同影响极深。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说：“我的旧学的功夫极浅，即有所见，从不敢告人。此信随便说了一些，正因先生诱掖之勤，所以放大了胆。务请先生正其误谬。”
　　除了曾经去日本留学外，钱玄同在求学经历上也曾有过与顾颉刚类似的转变。钱玄同出身经学世家，10岁时就已经读完六经与《说文》。1908年，钱玄同师从章太炎受音韵训诂之学，比较系统地开始学习古文学派的学说。但是钱玄同的性格相当桀骜不驯，他亲耳听到章太炎对于今文学派的猛烈抨击，于是起了好奇之心，加之他拜师之前曾阅读过今文学的著作，于是便再一次找来细读，但是“再取刘书细读，终不敢苟同太炎师之说”。他的学术立场随之发生变化，“从1909年至1917年，颇宗今文家言”，[JP2]并在1911年，拜今文学学者崔适为师。虽然钱玄同自称为今文学派，不过，他实际上也不是纯粹的经今文家，据顾颉刚的回忆，“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于今、古文家都不满意，他常对我说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顾颉刚认为钱玄同是超脱今古文两派的，这也是后世大多数学者的看法。[JP]
　　钱玄同学术驳杂，主要集中在经学领域，《诗经》是他重视的学科之一。钱玄同《诗经》学研究大致在两方面，一是他在论述经学总体的看法时，包括了对于《诗经》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他专论《诗经》的文字。虽然没有专门的《诗经》学著作，但是他在《诗》学方面的见解之大胆与激进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钱玄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具有很深的古学造诣，钱玄同出生在经学世家，从小受过严格的传统学术教育，旧学功底深厚，在文字音韵方面造诣很深；另一方面，他又是反古最为激烈的人物，属于激进文化代表人物。为了表示疑古的决心，他将自己名字改成了“疑古玄同”，在《古史辨》第一册目录中有顾颉刚特别写的《附记》：“玄同先生于十四年八月中废钱姓而以疑古玄同为名，故目录中亦随了改题，先后不复一样。”
　　在钱玄同的《诗经》学研究中，这两方面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于传统《诗》学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则是他用习惯的小学来对《诗经》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钱玄同对于《诗经》的定位非常明确，认为是一部文学书，他认为：“《诗经》只是一部最古老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圣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
　　对于《诗经》的研究，钱玄同主张：“《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底诗，大部分是东周底诗。”“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拿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
　　在这种认识下，他对于传统《诗经》学给予了强烈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传统的《诗经》学路子恰恰是把《诗经》看作“圣经”的，并系之以“美”、“刺”的。钱玄同将毛公、郑玄称为“毛学究、郑犬子”，他们对于《诗经》的笺注在钱玄同看来都是“文理不通”。对于历史上传统学者所做的《诗》学工作，都被钱玄同痛贬，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希望顾颉刚能够将《诗经》好好整理，“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剥下它乔装的圣贤面具，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
　　另一方面，在《诗》学研究中，钱玄同不自觉地运用他丰富的小学知识。顾颉刚在公开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到：“《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做。”据此，顾颉刚以为“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钱玄同虽然对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地古史观”极为赞赏，认为“真是精当绝伦”，但是对于王国维对《商颂》的考定颇不以为然，他在答书中对此做了辩驳：“王静安说《商颂》是西周中叶宋国人底作品，此说我不以为然。”《商颂》的时代，历来便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古文学派主张是商代作品，三家诗派则主张是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宋代作品，但否认作者是正考父，代表者就是王国维。
　　钱玄同反对王国维的观点，他批驳的角度是认为王氏所举“证据是不能成立的”：
　　他说《鲁颂》袭《商颂》之为“灼然事实”，大概是根据《法言》“公子奚斯尝矽正考甫”矣一语，所以他断定《鲁颂》“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拟《商颂》“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但扬雄这种话实在没有做证据的价值。其他什么“同为列国”，什么“同用天子之礼乐”，什么“时代较近”，更是臆测无据之谈。盖王氏虽不信卫《序》，但极信《国语》“正考父校《商颂》于周太师”之说。我却以为《国语》这句话也不可轻信，因为用了“太师”和“校”这些字样，很有汉朝人的色彩。
　　我们可以看出“疑古辨伪”色彩对于钱玄同的影响，因为在钱玄同看来，《法言》、《国语》之类的书的真伪、年代都存在问题，那么很自然地，用这些“伪书”中的材料作证据也就很难成立了。钱玄同不仅破，而且有“立”，他赞同《史记》之说，认为《商颂》是宋襄公时的诗：“因为《商颂》中夸大之语甚多，极与《鲁颂》相像，魏源《诗古微》因《鲁颂•NFC24宫》有‘荆舒是惩’及《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说‘召陵之师，为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归侈厥绩，各作颂诗，荐为之宗庙’。其说似乎有理。还有一层，《商颂》文笔非常之畅达，实在不像东周以前底作品。”
　　对于《诗经》的编辑成书，钱玄同认为：“什么人辑集的，当然无可考徵了。”在具体的编辑年代上，钱玄同与顾颉刚也有不同的观点，顾颉刚认为“《诗经》的辑集必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
　　至于辑集的时代，我却以为在孔丘以前，孔丘说“诗三百”、“诵诗三百”，则他所见的已是编成的本子了。先生说，“诗经的辑集必在孔子以后，孟子以前”，引今本无“素以为绚兮”一句，又无“唐棣之华”全首为辑集于《论语》之后之证，我看似未必然。子夏所问并非《硕人》之诗，《硕人》第二章句句都是描写庄姜底身体之美，末了决不能有“素以为绚兮”一句。这一定是别一首诗，但“巧笑”二句与“硕人”偶同罢了。
　　钱玄同、胡适同样都对顾颉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与胡适不同的是，钱玄同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大的变动。钱玄同也是古史辨学者中最具“派别意识”的一人，他在行文中屡屡将自己与顾颉刚等同道称为“我们”，以与辩论对手相区别，并且在辩论中毫不保留地对顾颉刚表示支持，例如在顾颉刚的观点遭到胡堇人与刘埮藜的反对时，钱玄同立刻写文对顾颉刚表示声援，钱玄同表示：“他们辩驳的问题，我暂时不加入讨论，因为我对于这些问题还未曾仔细研究，虽然我是很赞同顾君的意见的。”当与顾颉刚有观点冲突时，则尽量曲笔道出，例如我们所列举他对于王国维的《商颂》年代的不同，而王国维的观点是顾颉刚所赞同的，并且是支持顾颉刚的一个证据。所以钱玄同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后，特意提到：
　　我这意见，虽与王氏不同，然对于先生“商族认禹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这个意见并无冲突，而且我这种讲法，与先生所说“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的话尤觉契合。
　　从总体来看，钱玄同的《诗经》学研究虽然没有专著，但是零星的表述中有不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但是他对于传统《诗经》学的批驳过于严厉，其中不少过火之处，例如认为“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政论的价值”，对于古代的文化一概抹杀，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