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的故事
过去两千年里，三场大规模的鼠疫给世界带来了任何一场战乱或传染病都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第一场鼠疫（542到543年间）发生在还是东罗马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它打破了查士丁尼一世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 第二场鼠疫肇始于1346年。 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让中古时代的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八千万。 这场被后世称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给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地球人口长期增长的进程横切了一刀，其造成的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 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马尔萨斯预言中所说的大自然的调节机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瘟疫不仅是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因素，更是打破马尔萨斯僵局的一个外生因素，为欧洲社会格局沿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古时代的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成因却一无所知。 多数人仍相信它是由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引起的。 今天，黑死病肆虐世界的六百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第二场大瘟疫是由第一场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中残留下来的微生物源引起的。 这些微生物源由西向东传播，在局部地区被保存下来，寄生在野鼠、旱獭和黑鼠等生活在中亚广大高原上的啮齿类动物身上。 感染上瘟疫的老鼠们跟随沙漠旅行商队，沿着贯穿亚洲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从中亚里海被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 在克里米亚，它们登上货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把瘟疫撒播到污秽肮脏、人口聚居的城市。 著名的“彩衣吹笛人（Pied Piper of Hamelin）”的传说很可能就是源自遭鼠疫重创的德国城镇。 相传1284年6月26日，德国城镇哈莫尔恩正值老鼠泛滥。 一位吹笛人来到这里并答应帮城里人驱逐这些老鼠，报酬是一千枚金币。 他用美妙的笛声将老鼠们催眠，把它们领到河边，老鼠们便排着长队乖乖地自投河中。 事后镇长却食言，只给了吹笛手五十枚金币，还嘲笑他异想天开。 吹笛手脸色一沉，再次吹起了他的魔笛，这回被催眠的不是老鼠，而是全镇的孩子们。 吹笛手把孩子们领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山洞，从此就消失了。 19世纪格林兄弟把这个传说写成了童话，还给它赋予了一层寓意：邪恶专门降临在不遵守诺言的人的身上。
黑死病和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联系密切，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在那些年里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因此黑死病有时也称“佛罗伦萨瘟疫”。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鼻血是死亡的前兆；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出现黑色斑点，尤其是手臂和大腿上，密密麻麻；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 瘟疫的传染性使人们相信唯一安全的措施是与病者完全隔绝。 病者固然是传染源，但人们并不明白真正的罪魁是他们身上的微生物；知识的匮乏使当时简陋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扬汤止沸一般无效。 1374年威尼斯共和国命令所有即将靠岸的船只被拴在岸边，船员连同货物一起要在海上滞留四十天，以避免瘟疫的传入。 “四十”的意大利语是quaranta，英语中的“隔离(quarantine)”即由此演变而来。 不久，全欧的港口都效法威尼斯，“隔离”政策被推而广之，却无法阻挡瘟疫的大举入侵，原来老鼠们是沿着拴船的绳索上的岸。 由士兵们组成的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严格限制着人们在城里的活动路线和范围，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传播。 然而，有成员染病的家庭常常被困在房子里不得外出，导致原本健康的家庭成员也被殃及，因此死者数目有增无减。 相比之下，更有效的措施包括焚烧死者的病衣和被褥，将死者掩埋并喷洒碱液。 可悲的是，公众对疾病的无知致使不少外乡人成了散播瘟疫的替罪羔羊，这之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对犹太人的怪罪和大规模迫害。 黑死病还给欧洲的社会和宗教面貌带来了变革：采邑制度开始衰落，劳动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商人和工匠们的地位提高，从而促进了行会的建立；同时，罗马天主教廷在灾难降临时的束手无力使其在人心中的权威开始动摇，民众对基督教信仰开始失去信心。 十四世纪这场鼠疫的可怖情景被生动地记录在一大批艺术作品里，如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死神之凯旋》，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和加谬的小说《鼠疫》，更有二十世纪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这场黑死病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在欧洲大陆销声匿迹。 1347年到1722年之间，瘟疫在欧洲间歇性地流行过数次，这些都是在没有通过商队传播的情况下爆发的。 在英格兰岛，1361到1480年间每隔二到五年瘟疫就要肆虐一次。 1630年米兰有一半的人口陨灭在瘟疫中。 1656年和1720年，瘟疫分别消灭了热那亚人口的60%和马赛人口的30%。
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发生在186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云南。 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使瘟疫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并搭载着先进的远洋轮船，迅速地扩散到世界各地。 这第三场鼠疫的杀伤力造成了约两亿人遇难。
现在我们来聚焦黑死病，具体看一下这场浩劫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
十二世纪初叶，欧洲人口在黑暗时代达到稳定数量之后便开始加速增长。 曾经导致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低效的收割，和随时可能发生的饥荒。 新的农作物的引进，风力资源和水力资源的开发，马轭和铧式犁等技术的应用，都大大刺激了农业的发展。 货币的使用取代了原始的易货贸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形成，人口也随之增长并聚集。 但是到了13世纪，欧洲的气候突然趋向于阴冷，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使得这一百年里各地的饥荒频仍，结果就是贫穷与饥饿包围着每一个拥挤肮脏的城镇。 城里人每天和大黑老鼠生活在一起是司空见惯的事；不仅如此，在往来于城市的货船上人和老鼠也是近距离接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老鼠。 这些黑鼠是瘟疫最易侵袭的对象，当它们死后，船上的人类就自然成了下一个侵袭目标。
直到不久以前，根据阿拉伯语文献，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黑死病最初起源于里海以东地区，蒙古的东部，云南或西藏。 但较新的研究指出，1330和1340年代有关中国疫情的文献记载中对疾病的描述过于模糊，不足以将其确定为鼠疫，此外还缺少印度同一时期有关瘟疫的可靠文献，所以要确定黑死病真实的发源地和传播线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古代中国和蒙古的资料。 不过，已知最早的有关这场瘟疫的确凿证据将黑死病的爆发锁定在1346年的蒙古金帐汗国，今天里海的北部和西部。 这场鼠疫向西的传播路线是非常清楚的。 它于1346年冬天到达克里米亚，从那里开始了两个巨大的圆形路线。 其中一只路线以逆时针方向，朝着南方和东方挺进。 这一路鼠疫于1347年秋天抵达埃及，沿尼罗河蔓延，1348年初袭击塞浦路斯和罗得岛，同年夏天经过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巴勒斯坦：加沙、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阿勒颇，然后向东抵达圣城麦加、亚美尼亚，1349年止步于巴格达。 同时期的另一只路线在跨越的距离和历时长度上都更加宽广。 这一路以顺时针方向，朝着西方和北方行进，最后又转向东方。 根据意大利的编年史记载，瘟疫于1347年在卡法、热那亚、西西里、和亚历山大等多个港口城市爆发，从那里扩散到突尼斯、意大利内陆、和普罗旺斯，并于次年横扫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剑指法、德、瑞、奥等国，并远涉英格兰群岛。 从英国出发的货船又把瘟疫带到斯堪的纳维亚。 1350年瘟疫蔓延至德国北部、瑞典、和波罗的海地区，1351年攻至波兰北部，并在其后的两年里侵袭俄罗斯，鞭长远及莫斯科，就此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巡回路线，像绞索一样捆住整个欧洲。
尽管黑死病最凶狠的浪潮持续了长达七年之久，但沿途并没有太多的城市和地区遭受了瘟疫持久的打击。 瘟疫像海浪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沿途经过的地区，却又迅速地离开这些地区，奔向下一个目标。 因此每个地区遭受黑死病打击的时间平均仅为五到六个月。 有很多原因解释这个现象：最主要的是，鼠疫是一种季节性传染病，主要在温暖的季节和地区爆发，因此黑死病最猖獗的时期以春天和夏天为主，到了年终疫情就减弱了。 因此，在春天爆发瘟疫的意大利中部地区普遍比在八月和九月爆发瘟疫的法国北部和弗兰德斯地区遭受了更惨烈更持久的打击。 不过，最不幸的当然要数埃及和普罗旺斯这些反复经历瘟疫爆发的地区了。
锡耶纳的一个居民当时记录到：“父亲抛弃儿女，妻子抛弃丈夫，瘟疫好像能通过呼吸和视线传递一样。 他们就这么死了，没有人埋葬他们，因为根本找不到人，友情和金钱都不好使了。 尸体都被堆积到几个大土坑里，我就亲手埋了我的五个孩子。 死人太多了……那些半掩的尸体被饿狗从土里拽出来，撕碎……” 恐慌的蔓延打断了正常生产和经济运作，人们背井离乡，社区一片混乱。 不过黑死病也有它积极的作用：它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使财富得以重新分配，导致经济的多样化，它还使人们重新审视了传统的盖伦派医学理论，点燃了现代传染病学理论的火种。
瘟疫让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40岁骤减到20岁。 各地组织起了卫生机构，这些机构为了有效地防疫不惜采取践踏公民权力的措施。 病者被视为敌人，与健康人隔离。 他们被安置到远离市区的病房（pest house）中，经常和老鼠锁在一起，没有人照看，也没有食物，只有自生自灭。 人死之后就被草草掩埋，生前的衣物被焚烧。 这种苛刻的隔离制度让90%的外来船员困死在海上，但像威尼斯这种地方还是逃不过被瘟疫灭城的命运。 人们对当地的宗教领袖失去信念，很多人踏上了朝拜之旅，流落他乡自寻生路，然而这些散落他乡的人又把瘟疫的种子带到别处。 这种情况下，各地组织起了防疫封锁线，大门禁闭，阻止外来人口的流入。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流行，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隔离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还制造了很多冤案、歧视和仇恨。 城镇里的陌生人、麻风病人、乞丐、穷人、妓女、还有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为散播瘟疫的“罪魁”。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瘟疫引发的大规模反犹和排犹运动。 反犹运动在欧洲从来不是新鲜事，早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有过惨烈的屠杀犹太人事件。 瘟疫的横行令各地的反犹主义情绪重新燃起，人们普遍相信瘟疫是由犹太人在井里投毒引起的，于是大批的犹太人聚居地被灭绝，犹太人像动物一样被斩杀。 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犹太人成为了公敌。 教廷和王公们起初不认同这种做法，亚维农教廷的克勉六世召告天下停止排犹，但到了1348年秋天，形势无法控制，各地政府干脆承认并正式讨伐犹太人的“罪行”，这就让排犹运动更为猖獗。 在斯特拉斯堡，1349年2月14日一个晚上就活活烧死了当地半数的犹太人。 在弗莱堡，所有犹太人都被锁进木屋里活活烧死。 意大利北部，政府命令犹太人在衣服上戴上黄色的大卫之星以便区分。 由于犹太人传统上被禁止拥有地产，所以很多犹太人不得不从事另人憎恶的金钱交易和放贷，于是杀犹太人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债务。 全欧洲只有波兰还算个例外，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宠爱的妃子是个犹太人，卡齐米日本人又需要精明的犹太人协助政事，于是他便敞开大门吸纳逃亡的犹太人。 因此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波兰和俄罗斯东部的犹太人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 这个比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又被大幅度削减，原因大家都懂。
一个有五万人口的城市每天大约死掉五百人，而经常和死人打交道的僧侣的死亡率最高。 这些神的仆人如此不堪一击，无疑让教会在人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使教廷的权威受损。 罗马教廷对此的解释是，人心不古，罪孽横行，末日降临，大瘟疫就是神对人们的惩戒，所以教廷也无能为力。 在瘟疫的恐慌中，人们转而对一些拥有法力的民间神产生兴趣。 这些深知灾民疾苦的守护神（patron saint）们拥有治愈疾病的法力和宽悯慈悲的心，对基督教上帝的威信构成了挑战，由此还引发出历时长久的围绕宗教之本质的争论。 守护神里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圣•赛巴斯蒂安，另一个是圣•洛克。 圣•洛克是否确有其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关于他的文字记述可以追溯到1414年威尼斯人文学者弗朗西斯科•狄耶多的记载。 洛克1295年出生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出生时胸前有个红色的十字胎记。 洛克年轻时便救助穷人；在前往罗马朝圣的途中，所到之处都是瘟疫，他手抚患者的肿块，顷刻之间便可消退病痛。 不过，洛克自己最终染上了瘟疫，被他出生的城市驱逐，死于1327年。 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圣•洛克常被描绘成肩跨背包手持棍子的朝拜者，一只手指向大腿内侧的肿块，这是人们对他的功绩最好的见证。 对教廷的另一种挑战来自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民间运动，这就是中世纪令人匪夷所思的执鞭抽打者（Flagellants）。 这个运动起源于东欧，在德国和法国盛极一时。 这些人以成百上千记，列队隆重地穿过每一个城镇的主要干道。 他们身穿深色衣服，头戴面具，手持一把镶有铁头的皮鞭，不断抽打自己的前胸和后背（我们在戈雅的绘画和伯格曼的电影中可以见到）。 这些鞭打者与代表正统文化的教会形成对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主流文化。 他们对这种异常的举动有着自己的诠释，那就是通过自我体罚来减轻人间的罪孽，从而得到神的宽恕。 教皇克勉六世起初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但是随着它日益壮大，教皇恐其难以控制，在1349年颁布了禁止令。 鞭打者运动在短时间内对人心灵的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时间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强盗和小偷们主动归还赃物；但总体来看却弊大于利。 犹太人是这个运动中的牺牲品，其时对他们的迫害成为19世纪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运动的先驱。 1349年法兰克福，鞭打者们冲进犹太人场所，煽动平民对他们进行屠杀。 在布鲁塞尔，仅仅是鞭打者到来的讯息就引发对当地六百名犹太人的屠戮。 黑死病造成的直接伤亡，加上由黑死病引发的反犹主义运动中的间接伤亡，使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犹太人消失，犹太人的主要分布转移到今天的波兰和立陶宛地区。
黑死病还影响了人类的医学。 中世纪社会的医疗从业者被分为四类：一种是只钻研理论但从不实际操作的学院派医师；一种是从学徒一步步成为专业救治人员的外科医生，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主力军；另一种是理发师，负责放血和小手术；最后一种是民间的医师，多数为女性。 学院派医师接受的是古希腊盖伦派医学理论。 盖伦和在他之前的希波克拉底都相信人体中有四种体液，分别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当这四种体液的比重失调时，人就会生病。 但黑死病看起来并不像与体液有关，这就让公众对传统学院派医学产生很多质疑，这些医学士的后继之人转而进入其他临床领域如解剖学。 外科医生们面临的则是另一钟窘境。这些人的装束很有趣，他们头戴眼镜和鸟喙型面具（鸟喙里装有香料或香水以防吸入所谓的不干净的空气），身穿打蜡的皮大衣。 如此全副武装也无法保住多数外科医生的性命，这些人的死亡率在所有医护人员中是最高的，也因此，老百姓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评价不高。 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常用的香水。 事实上，香水最初就是被用来“净化”空气的。 今天所说的“古龙水”（eau de cologne）因为产自德国科隆而得名。 这款香水的另一个名称是“4711”，据说正是当年发明古龙水的家庭的门牌号。 言归正传，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理发师们成为了医疗界的“新宠”，放血等小手术是当时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放血也因此成为了后世理发师们的主要职责之一。 今天理发店使用的红蓝白相间的转动标志，就分别象征了人体的动脉和静脉。 外科手术的勃兴导致传统盖伦派医学的衰落，把医学界关注的重心引向新兴的人体解剖和传染病学。 逐渐地，非常缓慢地，医学领域产生了理念上和实践上的变革，可以说这些变革都是由黑死病促动的。
意大利医生吉罗拉摩•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 – 1553）是最早提出传染理论的人之一。 他在《论传染物和传染病》一书中说，细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传染病，分别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 他给教皇保罗三世作御用医生时，曾建议教皇将特伦拖会议迁移到博洛尼亚以躲避当时的疫情，他的医学理论亦被教皇采纳。 但是，其时的医学界并不重视他的观点，弗兰卡斯特罗的理论被埋没三个多世纪，直到十九世纪被微生物学先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重新发现。
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这些遇难者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读书人，这就给培养律师、医生和教士等知识分子的大学体系带来了冲击。 大学生源和大学的数量骤减：1348年以前全欧有三十所大学；大瘟疫接近尾声时，至少有五所大学完全地消失了。 防疫封锁线等制度限制了学生到外地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本地大学。 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就以此为契机建立了四个新学院，全部学院都由虔诚的富人出资，旨在帮助清贫的读书人和教士。 大学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维也纳、布拉格、海德堡、和全欧各地，学生们不必跑到巴黎和博洛尼亚也可以接受教育。 大瘟疫对于教育界的影响不仅于此，各地大学的建立削弱了几大教育中心的传统地位，引发了课程上的改革，授课语言趋向于用本地白话。
黑死病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瘫痪。 贸易停滞，通货膨胀，日用品价格暴涨。 正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两国（百年战争）不得不于1349年商议停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 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士兵这个行业的收入是最高的。 兵源的减少迫使人们改进武器技术，配备具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士兵可以成功地对付数量上占优的敌人。
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亦发生了变化。
在中世纪，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 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 通常，茅屋有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养牲畜；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 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 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 每个茅屋旁边都有半英亩自留地，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小河里还养着鸭和鹅。 人和牲畜的粪便被用作肥料；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 这基本上就是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 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里。 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 领主们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 这种封建庄园制度随着金钱取代劳力服务而慢慢解体。 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金钱取代劳力赋税，农奴们还付给领主们一定数量的地租。 但是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泯灭于黑死病中，领主们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只有两个选择：花高价钱雇佣劳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邻村或城镇里生存下来的农民。 政府有时会和领主们钩肩搭背，用法律强制农民们免费劳作。 但是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数量在瘟疫中递减，这种政策在农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抗力，例如1381年英国的农民暴动。 暴动虽然失败了，领主们却也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了劳动力他们就半点收入都没有。 为此他们又想出了个新法子：土地仍由他们拥有，但现在他们雇佣专职的管家来管理土地并征收赋税。 这样一来，缴税的农民们就成了领主土地上的佃农。 随着疾病和死亡进一步消耗着劳动力资源，佃农们不得不招募人手来帮助工作，这些人来自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镇中活下来的人。 就这样，领主们的土地由佃农和无业流民耕作，久而久之，封建庄园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为了弥补高昂开销所造成的利润损失，领主们不停地获取和兼并土地，而佃农们也开始依靠各种手段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密集度，比如铧式犁的使用，把农田改为牧场等等。 特别是在英国，羊毛的高昂利润促使农田被改为牧场，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田地都被用来养羊。
以前曾被用来磨小麦的风车，现在用来纺布、锯木、和推动火炉的风箱。 在英国，羊牧业的发达超过了所有农作物的耕种，羊毛成了英国繁荣强大的基石。 但是，佃农们却时时面临着飚升的地租。 英国王室又不失时机地在领主们头上施加各种名目的税收，而这些税目最终都落在了小民的肩上。 此番情境流露于那时侯的民间口头文学里，比如这首题为《Baa Baa Black Sheep》的儿歌：“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Marry, have I,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one for my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that lives in the lane.” 这里，农民的收成三分之一上缴国家，即儿歌所说的“my master”，三分之一上缴给领主，也就是“my dame”，最后三分之一才属于象征着小民百姓的“little boy”。
那些早期把农田改为牧场的农户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有家势。 借着各地诸侯贵族疯狂地争夺土地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全面爆发了15世纪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玫瑰战争，以都铎王朝的最终胜利而结束），这些畜牧农户从失势或落败的贵族手中买进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了财聚一方的羊毛大户，时有“羊毛男爵”之称。 与此同时，城镇中劳动力的减少使得那些仅存的劳动人口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优势，他们的工资也相应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质量的提高。 不过，仍然有很多城镇居民被牧场上丰厚的利润吸引到了农村。 至此，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改观了，劳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 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中，黑死病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进程中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以至于到了16世纪，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当然，彻底瓦解封建采邑制度还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政权们企图控制工资的增长，却在城镇和乡间播下了反对的种子。 这引发了经济学上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替换：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维持产出不变时，引起的生产要素间的相互替代 – 廉价的土地和资本代替了昂贵的劳动力。 除非农场主配置额外的资本，如牛和种子，否则农民们不愿意接受租赁契约。 在城镇里，工具和机器取代了人力。 有时昂贵的劳动力刺激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机的发明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由于瘟疫持续减少着各行各业的行会成员的数量，行会们不得不扩大成员招募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只有通过血缘和亲友等关系进入行会的规矩被废除。 同时，工人入会以后的学徒期也缩短了。 加速的会员周转和扩大的招募范围，伴随着技术的下滑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在制书行业，抄写员们无法应付人口识字率的提升所带来的巨大的书籍需求量。 面对这些挑战，即能节省劳力又能保证质量的技术手段应运而生。 1453年，约翰内斯•古藤堡奠定了活字印刷术。
另一方面，规模经济被用在远洋运输事业上。 加大船只的体积和减少船员的数量能够让运输船队在海上航行更长的距离，缩短港口间往来所需的时间；但这就需要更先进的造船工艺和导航技术，还有新的商业的创立，如保障货物安全的海上保险业。 由此，商人、银行家、和工匠阶层在历史舞台上崛起；经济更加多元化，资本更为集约地利用，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财富也得到重新分配。 贵族阶层发现他们的地位逐渐被动摇，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向普罗大众让步。 欧洲社会和经济的这张大网开始变化，其中黑死病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前面说到欧洲人对黑死病的传染性是有了解的，但是即便弗兰卡斯特罗的传染病理论被人接受，当时也不具备找出瘟疫根源的条件，因为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手段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医学观念上的改变。 当时提出的新理论是，身体可以遭受细菌和微生物的入侵，后来简称“微生物理论”，而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首次可以观察到这些微生物。 有两个学派的思想 – 一个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 – 1895），另一个是德国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 – 1910） – 将微生物理论深入人心，而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两位“微生物猎手”都是彼此强劲的对手。
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在中国华南爆发后，巴斯德派遣助手 – 瑞士出生的法国殖民地医疗队成员亚历山大•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1863 – 1943）–到香港采集并分离瘟疫的病菌。 耶尔辛抵达香港后，只被安排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工作，他带来的所有实验器材和实验动物都放在那里。 起初他不得参观停尸房，经过上下打点之后，他才被允许在停尸房逗留几分钟。 这几分钟里，耶尔辛检查了一个刚刚死去的水手，他用无菌针挑破了尸体大腿内侧的肿块，提取了一些液体。 然后，他在显微镜下观察了这个液体取样，并把它接种到带来的豚鼠身上，又把剩下的液体样本寄回巴黎巴斯德研究院。 1894年6月24日，耶尔辛写信给巴斯德，汇报液体中的细菌为杆状菌（Bacillus），在革兰氏测试中呈阴性（Gram negative），他最后断言，“毫无疑问这就是导致瘟疫的微生物！” 几天后，接种病菌的豚鼠都死了，耶尔辛在它们身上分离出了同样的细菌。 耶尔辛始终好奇香港大街上、医院里和走廊里大量的死老鼠是从何而来，他在对这些死老鼠做同样的处理后发现它们身上的细菌和水手身上的细菌是一样的，由此他判断这个细菌同时可以感染人类和鼠类。
大约这个时候，罗伯特•科赫也确信华南的瘟疫是由微生物造成的，于是他派遣了日本同事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1853 – 1931）和一大批助手和器材去调查这件事。 北里柴三郎从一个水手的手指上提取了一个细菌样本，但观察后却发现它属于革兰氏阳性，而且柴三郎未能证明他的细菌能够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引发同样的疾病。 命运也许对柴三郎开了个玩笑，致使他提取的病菌恰恰不是他要找的鼠疫菌。 至此，导致鼠疫的革兰氏阴性杆状菌以它的发现者耶尔辛的名字所命名 — Yersinia pestis。 （关于鼠疫菌的发现，目前有其他的说法。 北里柴三郎实际上也提取到了鼠疫菌，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成果始终没有耶尔辛的那样轰动，因此医学界一直以来都把鼠疫菌的发现主要归功于耶尔辛。 不过，柴三郎作为鼠疫菌的共同发现者，其功劳是不可否定的。）
发现鼠疫菌后，接下来就是了解它是如何在老鼠和人类之间传播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一位法国军医保尔–路易•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 – 1947）发现。 西蒙德当时正被巴斯德派遣到越南和印度做耶尔辛的后续工作。 他注意到在一所羊毛加工厂的车间里不仅有死去的老鼠，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二十名劳工也死于瘟疫，然而那些不在此车间工作也未与老鼠发生接触的劳工们却安然无恙。 他怀疑这个车间死去的劳工和老鼠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个媒介，而这个媒介很可能就是跳蚤。 此外，他还注意到健康的老鼠时常梳理自己的皮毛，身上鲜有跳蚤，而得病的老鼠就没有精力去梳理皮毛，身上有很多跳蚤；这些老鼠死后，跳蚤一定转移到了新的健康的寄主身上，这里就包括了人类。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西蒙德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他在一个罐子里放了一只病鼠，在它上方悬挂了一个铁丝笼子，里面放了一只健康的老鼠。 尽管两只老鼠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健康的老鼠还是受到了跳蚤的传染（西蒙德认为跳蚤可以轻易跳到四英寸高）。 作为对照实验，西蒙德把一只身上祛除了跳蚤的病鼠和一群健康的老鼠放在同一个罐子里，结果没有一只健康的老鼠得病；随后，当他把跳蚤放入罐子里后，健康的老鼠无一不染病而死。1898年6月2日，西蒙德在给巴斯德的信中写到瘟疫传播的问题解决了。
目前，人类感染的鼠疫多数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 鼠疫耶氏菌（Y. pestis）通常先在鼠类或其他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然后再通过鼠、跳蚤的叮咬传播到人类身上。 细菌扩散到淋巴结（腋窝、脖颈、鼠蹊部）处，使该部位的组织松软、膨胀，这些膨胀的淋巴结就是我们所见的鼠疫的标志性症状：肿块（bubo）。 肿块出现后大约三天，人体开始发烧，人的精神陷入昏沉状态，皮肤出血后会留下黑色斑点。 一说这些黑色斑点正是“黑死病”这个名称的由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黑死病”实际上是“pestis atra”一词的谬译，而这个词正确的意思应为“恐怖的疾病”。 肿块体积逐渐增大，然后破裂，造成剧痛。 症状出现后的二到四天，人就可能死亡。
不过，有些时候细菌会进入血液，而不会发展出肿块，这第二类情况称为败血性鼠疫（septicemic plague）。 败血性鼠疫的症状体现在发高烧、浑身发冷、头痛、浑身不适、大量出血，最后死亡。 败血性鼠疫的死亡率要比淋巴腺鼠疫的死亡率高。
另有一种情况，细菌沿着血液进入肺部的肺泡里，引发鼠疫性肺炎，或称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 肺鼠疫是唯一一种可以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鼠疫，其主要表现为痰中带血，血痰中满是细菌。 人在咳嗽和吐痰的过程中排放出大量包含了高传染性细菌的空气飞沫，呼吸到这些空气飞沫的人就会被传染。 肺鼠疫是最具杀伤力的鼠疫，感染者在24小时内就有可能丧生，黑死病中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可能就是这种鼠疫。
有人指出儿歌“Ring around the rosies, a pocket full of posies, Achoo! Achoo! We all fall down”指的就是英国17世纪的鼠疫：这里的“rosies”也许是身上呈现的粉色皮疹，“posies”是用来驱赶恶气的撒了香精的花束，“Achoo! Achoo!”代表人的咳嗽和喷嚏，“We all fall down”自然就象征了死亡。 不过，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1961年，而且在1881年以前找不到这首儿歌存在的证据，所以这首儿歌与鼠疫相关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鼠疫耶氏菌是致病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它作用在老鼠上的半数致死量（LD50）仅为一个细菌！ 一般来说，鼠疫菌通过跳蚤的叮咬在鼠类之间传播，但它能够在腐朽的尸体里生存数天，在冻僵的尸体里能够存活几年之久！ 鼠疫菌高致病率的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确知它的几个毒力因子。 鼠疫耶氏菌的基因位于一个染色体和三个质体上，它们控制着细菌繁殖中所需的几种蛋白质的制造。 一种简称Yops（Yersinia outer proteins）的表面蛋白质可以保护细菌不被人体的白血细胞所吞噬，从而摆脱寄主免疫系统的攻击。 另一种蛋白质（实为一种毒素）专门杀死寄主的细胞。 还有一种蛋白质可以分解血凝块中的纤维蛋白，使细菌得以通过血凝块，畅通无阻地在寄主体内移动。
上面描述的是人体内的细菌形态，跳蚤体内则另有一种形式。 小型哺乳动物如城市中和树林中的老鼠、松树、草原土拨鼠、野兔、田鼠、草原狼、和家猫都是鼠疫耶氏菌的主要寄生对象。 有超过八十种跳蚤担当了传播瘟疫的携带者。 跳蚤在吸食寄主血液的过程中，把细菌注入到寄主体内。 这些细菌在跳蚤前胃里的血凝块中繁殖，这些满附细菌的血凝块阻塞了跳蚤的吸血器官，致使吸食来的血液无法输送到跳蚤的中肠。 结果就是，跳蚤总是感到饥饿，于是便不停地反复叮咬寄主的身体；每一次叮咬都把鼠疫菌注入到伤口里，由此便引发了感染。 鼠疫耶氏菌也可以给跳蚤带来麻烦，那些前胃被血凝块堵塞的跳蚤会迅速饿死。 身为寄主的哺乳动物死亡以后，体温会下降，跳蚤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离开寄主，寻找新鲜的恒温寄主。 但是当大量的鼠类灭绝时，这些跳蚤不得不转移到它们通常不太偏爱的人类身上，于是大规模疫情就可能爆发。
鼠疫耶氏菌被细分为三个生化变种：古代型（Antiqua），中古型（Medievalis），和东方型（Orientalis）。 基于史料和流行病学的记载，目前活跃在非洲的古代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一次大规模鼠疫泛滥中鼠疫菌的后代，活跃在中亚的中古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二次大规模泛滥也就是黑死病中的鼠疫菌的后裔，而引发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并且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鼠疫菌为东方型耶氏菌。 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到两万年里，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而导致的社会、环境和经济上的变化，使得鼠疫菌也经历了进化。 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促使某些鼠类的繁衍更加强盛。 鼠类数量的增长、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的变化，引发了鼠疫菌从原先在肠内的、食源性质的、无毒害的假结核耶尔辛氏菌（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到最终的鼠疫耶氏菌的进化过程。 这一进化过程包含了几种遗传基因的变化：一个影响氯化高铁血红素的储存的基因造成跳蚤的吸血器官堵塞，从而增强了跳蚤传播细菌的能力；其它基因的产物（如磷脂酶D和组织性纤维溶酶原激活剂）加速了哺乳动物体内血液的散布，使跳蚤具备更强的传染力。
今日，淋巴腺鼠疫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已大大降低，但鼠疫远没有被根除。 瘟疫在非洲、亚洲、南北美洲的一些地区成为地方性疾病。 从1983年到1997年，24个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了总共28,570个病例，包括2,331起死亡。 1997年由14个国家汇报的病例总数为5,419个，其中有274起致死。 时疫发生在1991年和1997年的马达加斯加，1994年的马拉维、津巴布韦和印度，还有1996年的赞比亚和中国。 美国在1997年发生了4个病例和1起死亡。
越南战争中频繁的瘟疫疫情可能和美军使用的毁林武器有关，毁林措施使得众多野生动物无家可归，移动到人类的聚居区，导致人畜混杂。 在美国，一些城镇和野外的接壤处也出现过瘟疫疫情，因为这些地区多有啮齿类哺乳动物活动，如松鼠和老鼠，其中不乏病菌携带者。 传染还可能发生在与野外动物有过接触的家庭宠物身上，这些家庭宠物同样可以把跳蚤传播到人身上。 在美国，近来多有兽医传染上鼠疫的病例，想来和家庭宠物脱不开干系。 对鼠疫的控制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视察野生种群、监控啮齿类动物的死亡数量和频率、向公众公布瘟疫的活动区域、降低住宅区对鼠类的吸引、对鼠类的洞穴施用杀毒剂或安装饵站来灭除跳蚤。 有时灭鼠剂也被用到。 但是，由于森林鼠疫和兽类病本身的性质，鼠疫只能控制，而无法根除。
现在，随着交通的便利，肺鼠疫越发难以控制。 如果乘客有发烧、咳嗽、浑身寒冷等症状，而恰恰又来自鼠疫多发地区，那就应当对其隔离或进行治疗。 自从耶尔辛发现鼠疫菌以来，对鼠疫的诊断步骤几乎不曾改变过：革兰氏染色测试（Gram staining），培植肿块或血痰中的细菌取样。 鼠疫菌也可以在实验室的血液琼脂和麦康基琼脂上培育。 如果不加以医治，鼠疫患者的身体状况可能会迅速恶化，三到五天后死亡。 鼠疫未经医治的话，死亡率为50%。 今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都对淋巴腺鼠疫有效，如链霉素（streptomycin），庆大霉素（gentamycin），磺胺药物（sulfonamide），和四环素（tetracycline）等等。 四环素和氯霉素（chloramphenicol）可以作为预防剂使用。 目前还没发现鼠疫菌有什么抗药性。 早期的药物用的是耶尔辛从马的身上提取的血浆，这还是他把1894年香港瘟疫时的鼠疫菌注射到马的身上后得到的。
历史上第一个鼠疫疫苗由俄国人哈夫克伊纳（Waldemar Haffkine，1860 – 1930）研发。 哈夫克伊纳，一个犹太人小学校长的儿子，出生并受教于俄罗斯的奥德萨。 在奥德萨大学就读期间，他受到免疫学家梅契尼可夫（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影响。 哈夫克伊纳致力于对抗反犹主义的斗争中，曾因为加入犹太人自卫联盟而遭到沙俄当局逮捕，后来由于梅契尼可夫的干预而获释。 完成学位后，哈夫克伊纳试图在奥德萨大学寻求教职，但未能成功，原因是他拒绝受洗。 1889年他移居巴黎，加入到梅契尼可夫在巴斯德研究院的霍乱疫苗的研发工作中来。 1896年鼠疫在印度爆发后，哈夫克伊纳来到孟买，次年他用杆状菌制作出了有效的疫苗。 但是在1902年，成千上万接受过疫苗的患者中不幸有十九人病死，这给哈夫克伊纳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挫折。 虽然后来查明事故是由于另一名医生用错了细菌而致使疫苗受到污染，不幸的是，哈夫克伊纳事业上的损伤已经无法挽回，他四处求职而不得，无奈改头换面，在印度从事起其他职业。 1914年，哈夫克伊纳退休返回法国。 1927年，他再一次踏上故乡奥德萨的土地，但经历了赤色革命后的俄国锻造出的新的反犹主义环境，使他很难适应。 他回到法国，在那里度过了残年。
现在有两种瘟疫疫苗通过考核适用于人体。 一种是被福尔马林杀死的全细胞疫苗，最早用于1942年；另一种是前苏联从1939年开始使用的活疫苗。
历久沧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达半个千年之久的黑死病最终消退了，时至今日它消退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也许人类的卫生和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也许鼠类的数量不像古代那样庞大了，或许鼠疫菌的毒杀力渐渐减弱了。 当初造成鼠疫升级成为黑死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密集的人口与动物混居，庞大且易受病菌侵袭的鼠类族群，低下的公共卫生水平，知识的匮乏，老鼠的死亡，以及肺鼠疫的传播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黑死病的滔天祸劫。 黑死病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的无知和盲目可能导致误解、歧视、迫害；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地影响。
（全文完）
Henry Xu
参考资料：
Park, K. (1993). The Black Death. In Kiple, K. F.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612-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erman, I. W. (2006). The Power of Plagues. Washington: ASM Press.
Crowe, D. M. (2008). The Holocaust –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Beller, S. (2007). Anti-Semitism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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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鼠人》，Jan Georg van Vliet，17世纪 |
中古时代的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成因却一无所知。 多数人仍相信它是由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引起的。 今天，黑死病肆虐世界的六百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第二场大瘟疫是由第一场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中残留下来的微生物源引起的。 这些微生物源由西向东传播，在局部地区被保存下来，寄生在野鼠、旱獭和黑鼠等生活在中亚广大高原上的啮齿类动物身上。 感染上瘟疫的老鼠们跟随沙漠旅行商队，沿着贯穿亚洲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从中亚里海被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 在克里米亚，它们登上货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把瘟疫撒播到污秽肮脏、人口聚居的城市。 著名的“彩衣吹笛人（Pied Piper of Hamelin）”的传说很可能就是源自遭鼠疫重创的德国城镇。 相传1284年6月26日，德国城镇哈莫尔恩正值老鼠泛滥。 一位吹笛人来到这里并答应帮城里人驱逐这些老鼠，报酬是一千枚金币。 他用美妙的笛声将老鼠们催眠，把它们领到河边，老鼠们便排着长队乖乖地自投河中。 事后镇长却食言，只给了吹笛手五十枚金币，还嘲笑他异想天开。 吹笛手脸色一沉，再次吹起了他的魔笛，这回被催眠的不是老鼠，而是全镇的孩子们。 吹笛手把孩子们领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山洞，从此就消失了。 19世纪格林兄弟把这个传说写成了童话，还给它赋予了一层寓意：邪恶专门降临在不遵守诺言的人的身上。
黑死病和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联系密切，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在那些年里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因此黑死病有时也称“佛罗伦萨瘟疫”。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鼻血是死亡的前兆；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出现黑色斑点，尤其是手臂和大腿上，密密麻麻；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 瘟疫的传染性使人们相信唯一安全的措施是与病者完全隔绝。 病者固然是传染源，但人们并不明白真正的罪魁是他们身上的微生物；知识的匮乏使当时简陋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扬汤止沸一般无效。 1374年威尼斯共和国命令所有即将靠岸的船只被拴在岸边，船员连同货物一起要在海上滞留四十天，以避免瘟疫的传入。 “四十”的意大利语是quaranta，英语中的“隔离(quarantine)”即由此演变而来。 不久，全欧的港口都效法威尼斯，“隔离”政策被推而广之，却无法阻挡瘟疫的大举入侵，原来老鼠们是沿着拴船的绳索上的岸。 由士兵们组成的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严格限制着人们在城里的活动路线和范围，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传播。 然而，有成员染病的家庭常常被困在房子里不得外出，导致原本健康的家庭成员也被殃及，因此死者数目有增无减。 相比之下，更有效的措施包括焚烧死者的病衣和被褥，将死者掩埋并喷洒碱液。 可悲的是，公众对疾病的无知致使不少外乡人成了散播瘟疫的替罪羔羊，这之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对犹太人的怪罪和大规模迫害。 黑死病还给欧洲的社会和宗教面貌带来了变革：采邑制度开始衰落，劳动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商人和工匠们的地位提高，从而促进了行会的建立；同时，罗马天主教廷在灾难降临时的束手无力使其在人心中的权威开始动摇，民众对基督教信仰开始失去信心。 十四世纪这场鼠疫的可怖情景被生动地记录在一大批艺术作品里，如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死神之凯旋》，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和加谬的小说《鼠疫》，更有二十世纪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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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之凯旋》（局部），Pieter Brughel，1562年，普拉多艺术馆，马德里 |
这场黑死病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在欧洲大陆销声匿迹。 1347年到1722年之间，瘟疫在欧洲间歇性地流行过数次，这些都是在没有通过商队传播的情况下爆发的。 在英格兰岛，1361到1480年间每隔二到五年瘟疫就要肆虐一次。 1630年米兰有一半的人口陨灭在瘟疫中。 1656年和1720年，瘟疫分别消灭了热那亚人口的60%和马赛人口的30%。
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发生在186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云南。 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使瘟疫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并搭载着先进的远洋轮船，迅速地扩散到世界各地。 这第三场鼠疫的杀伤力造成了约两亿人遇难。
现在我们来聚焦黑死病，具体看一下这场浩劫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
十二世纪初叶，欧洲人口在黑暗时代达到稳定数量之后便开始加速增长。 曾经导致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低效的收割，和随时可能发生的饥荒。 新的农作物的引进，风力资源和水力资源的开发，马轭和铧式犁等技术的应用，都大大刺激了农业的发展。 货币的使用取代了原始的易货贸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形成，人口也随之增长并聚集。 但是到了13世纪，欧洲的气候突然趋向于阴冷，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使得这一百年里各地的饥荒频仍，结果就是贫穷与饥饿包围着每一个拥挤肮脏的城镇。 城里人每天和大黑老鼠生活在一起是司空见惯的事；不仅如此，在往来于城市的货船上人和老鼠也是近距离接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老鼠。 这些黑鼠是瘟疫最易侵袭的对象，当它们死后，船上的人类就自然成了下一个侵袭目标。
直到不久以前，根据阿拉伯语文献，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黑死病最初起源于里海以东地区，蒙古的东部，云南或西藏。 但较新的研究指出，1330和1340年代有关中国疫情的文献记载中对疾病的描述过于模糊，不足以将其确定为鼠疫，此外还缺少印度同一时期有关瘟疫的可靠文献，所以要确定黑死病真实的发源地和传播线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古代中国和蒙古的资料。 不过，已知最早的有关这场瘟疫的确凿证据将黑死病的爆发锁定在1346年的蒙古金帐汗国，今天里海的北部和西部。 这场鼠疫向西的传播路线是非常清楚的。 它于1346年冬天到达克里米亚，从那里开始了两个巨大的圆形路线。 其中一只路线以逆时针方向，朝着南方和东方挺进。 这一路鼠疫于1347年秋天抵达埃及，沿尼罗河蔓延，1348年初袭击塞浦路斯和罗得岛，同年夏天经过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巴勒斯坦：加沙、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阿勒颇，然后向东抵达圣城麦加、亚美尼亚，1349年止步于巴格达。 同时期的另一只路线在跨越的距离和历时长度上都更加宽广。 这一路以顺时针方向，朝着西方和北方行进，最后又转向东方。 根据意大利的编年史记载，瘟疫于1347年在卡法、热那亚、西西里、和亚历山大等多个港口城市爆发，从那里扩散到突尼斯、意大利内陆、和普罗旺斯，并于次年横扫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剑指法、德、瑞、奥等国，并远涉英格兰群岛。 从英国出发的货船又把瘟疫带到斯堪的纳维亚。 1350年瘟疫蔓延至德国北部、瑞典、和波罗的海地区，1351年攻至波兰北部，并在其后的两年里侵袭俄罗斯，鞭长远及莫斯科，就此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巡回路线，像绞索一样捆住整个欧洲。
尽管黑死病最凶狠的浪潮持续了长达七年之久，但沿途并没有太多的城市和地区遭受了瘟疫持久的打击。 瘟疫像海浪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沿途经过的地区，却又迅速地离开这些地区，奔向下一个目标。 因此每个地区遭受黑死病打击的时间平均仅为五到六个月。 有很多原因解释这个现象：最主要的是，鼠疫是一种季节性传染病，主要在温暖的季节和地区爆发，因此黑死病最猖獗的时期以春天和夏天为主，到了年终疫情就减弱了。 因此，在春天爆发瘟疫的意大利中部地区普遍比在八月和九月爆发瘟疫的法国北部和弗兰德斯地区遭受了更惨烈更持久的打击。 不过，最不幸的当然要数埃及和普罗旺斯这些反复经历瘟疫爆发的地区了。
锡耶纳的一个居民当时记录到：“父亲抛弃儿女，妻子抛弃丈夫，瘟疫好像能通过呼吸和视线传递一样。 他们就这么死了，没有人埋葬他们，因为根本找不到人，友情和金钱都不好使了。 尸体都被堆积到几个大土坑里，我就亲手埋了我的五个孩子。 死人太多了……那些半掩的尸体被饿狗从土里拽出来，撕碎……” 恐慌的蔓延打断了正常生产和经济运作，人们背井离乡，社区一片混乱。 不过黑死病也有它积极的作用：它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使财富得以重新分配，导致经济的多样化，它还使人们重新审视了传统的盖伦派医学理论，点燃了现代传染病学理论的火种。
瘟疫让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40岁骤减到20岁。 各地组织起了卫生机构，这些机构为了有效地防疫不惜采取践踏公民权力的措施。 病者被视为敌人，与健康人隔离。 他们被安置到远离市区的病房（pest house）中，经常和老鼠锁在一起，没有人照看，也没有食物，只有自生自灭。 人死之后就被草草掩埋，生前的衣物被焚烧。 这种苛刻的隔离制度让90%的外来船员困死在海上，但像威尼斯这种地方还是逃不过被瘟疫灭城的命运。 人们对当地的宗教领袖失去信念，很多人踏上了朝拜之旅，流落他乡自寻生路，然而这些散落他乡的人又把瘟疫的种子带到别处。 这种情况下，各地组织起了防疫封锁线，大门禁闭，阻止外来人口的流入。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流行，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隔离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还制造了很多冤案、歧视和仇恨。 城镇里的陌生人、麻风病人、乞丐、穷人、妓女、还有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为散播瘟疫的“罪魁”。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瘟疫引发的大规模反犹和排犹运动。 反犹运动在欧洲从来不是新鲜事，早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有过惨烈的屠杀犹太人事件。 瘟疫的横行令各地的反犹主义情绪重新燃起，人们普遍相信瘟疫是由犹太人在井里投毒引起的，于是大批的犹太人聚居地被灭绝，犹太人像动物一样被斩杀。 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犹太人成为了公敌。 教廷和王公们起初不认同这种做法，亚维农教廷的克勉六世召告天下停止排犹，但到了1348年秋天，形势无法控制，各地政府干脆承认并正式讨伐犹太人的“罪行”，这就让排犹运动更为猖獗。 在斯特拉斯堡，1349年2月14日一个晚上就活活烧死了当地半数的犹太人。 在弗莱堡，所有犹太人都被锁进木屋里活活烧死。 意大利北部，政府命令犹太人在衣服上戴上黄色的大卫之星以便区分。 由于犹太人传统上被禁止拥有地产，所以很多犹太人不得不从事另人憎恶的金钱交易和放贷，于是杀犹太人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债务。 全欧洲只有波兰还算个例外，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宠爱的妃子是个犹太人，卡齐米日本人又需要精明的犹太人协助政事，于是他便敞开大门吸纳逃亡的犹太人。 因此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波兰和俄罗斯东部的犹太人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 这个比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又被大幅度削减，原因大家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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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洛克 |
一个有五万人口的城市每天大约死掉五百人，而经常和死人打交道的僧侣的死亡率最高。 这些神的仆人如此不堪一击，无疑让教会在人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使教廷的权威受损。 罗马教廷对此的解释是，人心不古，罪孽横行，末日降临，大瘟疫就是神对人们的惩戒，所以教廷也无能为力。 在瘟疫的恐慌中，人们转而对一些拥有法力的民间神产生兴趣。 这些深知灾民疾苦的守护神（patron saint）们拥有治愈疾病的法力和宽悯慈悲的心，对基督教上帝的威信构成了挑战，由此还引发出历时长久的围绕宗教之本质的争论。 守护神里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圣•赛巴斯蒂安，另一个是圣•洛克。 圣•洛克是否确有其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关于他的文字记述可以追溯到1414年威尼斯人文学者弗朗西斯科•狄耶多的记载。 洛克1295年出生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出生时胸前有个红色的十字胎记。 洛克年轻时便救助穷人；在前往罗马朝圣的途中，所到之处都是瘟疫，他手抚患者的肿块，顷刻之间便可消退病痛。 不过，洛克自己最终染上了瘟疫，被他出生的城市驱逐，死于1327年。 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圣•洛克常被描绘成肩跨背包手持棍子的朝拜者，一只手指向大腿内侧的肿块，这是人们对他的功绩最好的见证。 对教廷的另一种挑战来自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民间运动，这就是中世纪令人匪夷所思的执鞭抽打者（Flagellants）。 这个运动起源于东欧，在德国和法国盛极一时。 这些人以成百上千记，列队隆重地穿过每一个城镇的主要干道。 他们身穿深色衣服，头戴面具，手持一把镶有铁头的皮鞭，不断抽打自己的前胸和后背（我们在戈雅的绘画和伯格曼的电影中可以见到）。 这些鞭打者与代表正统文化的教会形成对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主流文化。 他们对这种异常的举动有着自己的诠释，那就是通过自我体罚来减轻人间的罪孽，从而得到神的宽恕。 教皇克勉六世起初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但是随着它日益壮大，教皇恐其难以控制，在1349年颁布了禁止令。 鞭打者运动在短时间内对人心灵的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时间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强盗和小偷们主动归还赃物；但总体来看却弊大于利。 犹太人是这个运动中的牺牲品，其时对他们的迫害成为19世纪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运动的先驱。 1349年法兰克福，鞭打者们冲进犹太人场所，煽动平民对他们进行屠杀。 在布鲁塞尔，仅仅是鞭打者到来的讯息就引发对当地六百名犹太人的屠戮。 黑死病造成的直接伤亡，加上由黑死病引发的反犹主义运动中的间接伤亡，使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犹太人消失，犹太人的主要分布转移到今天的波兰和立陶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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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犹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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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期的医生 |
黑死病还影响了人类的医学。 中世纪社会的医疗从业者被分为四类：一种是只钻研理论但从不实际操作的学院派医师；一种是从学徒一步步成为专业救治人员的外科医生，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主力军；另一种是理发师，负责放血和小手术；最后一种是民间的医师，多数为女性。 学院派医师接受的是古希腊盖伦派医学理论。 盖伦和在他之前的希波克拉底都相信人体中有四种体液，分别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当这四种体液的比重失调时，人就会生病。 但黑死病看起来并不像与体液有关，这就让公众对传统学院派医学产生很多质疑，这些医学士的后继之人转而进入其他临床领域如解剖学。 外科医生们面临的则是另一钟窘境。这些人的装束很有趣，他们头戴眼镜和鸟喙型面具（鸟喙里装有香料或香水以防吸入所谓的不干净的空气），身穿打蜡的皮大衣。 如此全副武装也无法保住多数外科医生的性命，这些人的死亡率在所有医护人员中是最高的，也因此，老百姓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评价不高。 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常用的香水。 事实上，香水最初就是被用来“净化”空气的。 今天所说的“古龙水”（eau de cologne）因为产自德国科隆而得名。 这款香水的另一个名称是“4711”，据说正是当年发明古龙水的家庭的门牌号。 言归正传，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理发师们成为了医疗界的“新宠”，放血等小手术是当时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放血也因此成为了后世理发师们的主要职责之一。 今天理发店使用的红蓝白相间的转动标志，就分别象征了人体的动脉和静脉。 外科手术的勃兴导致传统盖伦派医学的衰落，把医学界关注的重心引向新兴的人体解剖和传染病学。 逐渐地，非常缓慢地，医学领域产生了理念上和实践上的变革，可以说这些变革都是由黑死病促动的。
意大利医生吉罗拉摩•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 – 1553）是最早提出传染理论的人之一。 他在《论传染物和传染病》一书中说，细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传染病，分别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 他给教皇保罗三世作御用医生时，曾建议教皇将特伦拖会议迁移到博洛尼亚以躲避当时的疫情，他的医学理论亦被教皇采纳。 但是，其时的医学界并不重视他的观点，弗兰卡斯特罗的理论被埋没三个多世纪，直到十九世纪被微生物学先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重新发现。
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这些遇难者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读书人，这就给培养律师、医生和教士等知识分子的大学体系带来了冲击。 大学生源和大学的数量骤减：1348年以前全欧有三十所大学；大瘟疫接近尾声时，至少有五所大学完全地消失了。 防疫封锁线等制度限制了学生到外地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本地大学。 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就以此为契机建立了四个新学院，全部学院都由虔诚的富人出资，旨在帮助清贫的读书人和教士。 大学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维也纳、布拉格、海德堡、和全欧各地，学生们不必跑到巴黎和博洛尼亚也可以接受教育。 大瘟疫对于教育界的影响不仅于此，各地大学的建立削弱了几大教育中心的传统地位，引发了课程上的改革，授课语言趋向于用本地白话。
黑死病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瘫痪。 贸易停滞，通货膨胀，日用品价格暴涨。 正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两国（百年战争）不得不于1349年商议停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 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士兵这个行业的收入是最高的。 兵源的减少迫使人们改进武器技术，配备具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士兵可以成功地对付数量上占优的敌人。
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亦发生了变化。
在中世纪，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 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 通常，茅屋有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养牲畜；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 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 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 每个茅屋旁边都有半英亩自留地，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小河里还养着鸭和鹅。 人和牲畜的粪便被用作肥料；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 这基本上就是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 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里。 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 领主们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 这种封建庄园制度随着金钱取代劳力服务而慢慢解体。 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金钱取代劳力赋税，农奴们还付给领主们一定数量的地租。 但是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泯灭于黑死病中，领主们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只有两个选择：花高价钱雇佣劳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邻村或城镇里生存下来的农民。 政府有时会和领主们钩肩搭背，用法律强制农民们免费劳作。 但是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数量在瘟疫中递减，这种政策在农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抗力，例如1381年英国的农民暴动。 暴动虽然失败了，领主们却也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了劳动力他们就半点收入都没有。 为此他们又想出了个新法子：土地仍由他们拥有，但现在他们雇佣专职的管家来管理土地并征收赋税。 这样一来，缴税的农民们就成了领主土地上的佃农。 随着疾病和死亡进一步消耗着劳动力资源，佃农们不得不招募人手来帮助工作，这些人来自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镇中活下来的人。 就这样，领主们的土地由佃农和无业流民耕作，久而久之，封建庄园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为了弥补高昂开销所造成的利润损失，领主们不停地获取和兼并土地，而佃农们也开始依靠各种手段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密集度，比如铧式犁的使用，把农田改为牧场等等。 特别是在英国，羊毛的高昂利润促使农田被改为牧场，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田地都被用来养羊。
以前曾被用来磨小麦的风车，现在用来纺布、锯木、和推动火炉的风箱。 在英国，羊牧业的发达超过了所有农作物的耕种，羊毛成了英国繁荣强大的基石。 但是，佃农们却时时面临着飚升的地租。 英国王室又不失时机地在领主们头上施加各种名目的税收，而这些税目最终都落在了小民的肩上。 此番情境流露于那时侯的民间口头文学里，比如这首题为《Baa Baa Black Sheep》的儿歌：“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Marry, have I,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one for my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that lives in the lane.” 这里，农民的收成三分之一上缴国家，即儿歌所说的“my master”，三分之一上缴给领主，也就是“my dame”，最后三分之一才属于象征着小民百姓的“little boy”。
那些早期把农田改为牧场的农户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有家势。 借着各地诸侯贵族疯狂地争夺土地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全面爆发了15世纪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玫瑰战争，以都铎王朝的最终胜利而结束），这些畜牧农户从失势或落败的贵族手中买进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了财聚一方的羊毛大户，时有“羊毛男爵”之称。 与此同时，城镇中劳动力的减少使得那些仅存的劳动人口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优势，他们的工资也相应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质量的提高。 不过，仍然有很多城镇居民被牧场上丰厚的利润吸引到了农村。 至此，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改观了，劳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 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中，黑死病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进程中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以至于到了16世纪，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当然，彻底瓦解封建采邑制度还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政权们企图控制工资的增长，却在城镇和乡间播下了反对的种子。 这引发了经济学上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替换：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维持产出不变时，引起的生产要素间的相互替代 – 廉价的土地和资本代替了昂贵的劳动力。 除非农场主配置额外的资本，如牛和种子，否则农民们不愿意接受租赁契约。 在城镇里，工具和机器取代了人力。 有时昂贵的劳动力刺激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机的发明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由于瘟疫持续减少着各行各业的行会成员的数量，行会们不得不扩大成员招募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只有通过血缘和亲友等关系进入行会的规矩被废除。 同时，工人入会以后的学徒期也缩短了。 加速的会员周转和扩大的招募范围，伴随着技术的下滑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在制书行业，抄写员们无法应付人口识字率的提升所带来的巨大的书籍需求量。 面对这些挑战，即能节省劳力又能保证质量的技术手段应运而生。 1453年，约翰内斯•古藤堡奠定了活字印刷术。
另一方面，规模经济被用在远洋运输事业上。 加大船只的体积和减少船员的数量能够让运输船队在海上航行更长的距离，缩短港口间往来所需的时间；但这就需要更先进的造船工艺和导航技术，还有新的商业的创立，如保障货物安全的海上保险业。 由此，商人、银行家、和工匠阶层在历史舞台上崛起；经济更加多元化，资本更为集约地利用，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财富也得到重新分配。 贵族阶层发现他们的地位逐渐被动摇，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向普罗大众让步。 欧洲社会和经济的这张大网开始变化，其中黑死病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前面说到欧洲人对黑死病的传染性是有了解的，但是即便弗兰卡斯特罗的传染病理论被人接受，当时也不具备找出瘟疫根源的条件，因为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手段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医学观念上的改变。 当时提出的新理论是，身体可以遭受细菌和微生物的入侵，后来简称“微生物理论”，而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首次可以观察到这些微生物。 有两个学派的思想 – 一个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 – 1895），另一个是德国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 – 1910） – 将微生物理论深入人心，而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两位“微生物猎手”都是彼此强劲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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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耶尔辛 |
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在中国华南爆发后，巴斯德派遣助手 – 瑞士出生的法国殖民地医疗队成员亚历山大•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1863 – 1943）–到香港采集并分离瘟疫的病菌。 耶尔辛抵达香港后，只被安排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工作，他带来的所有实验器材和实验动物都放在那里。 起初他不得参观停尸房，经过上下打点之后，他才被允许在停尸房逗留几分钟。 这几分钟里，耶尔辛检查了一个刚刚死去的水手，他用无菌针挑破了尸体大腿内侧的肿块，提取了一些液体。 然后，他在显微镜下观察了这个液体取样，并把它接种到带来的豚鼠身上，又把剩下的液体样本寄回巴黎巴斯德研究院。 1894年6月24日，耶尔辛写信给巴斯德，汇报液体中的细菌为杆状菌（Bacillus），在革兰氏测试中呈阴性（Gram negative），他最后断言，“毫无疑问这就是导致瘟疫的微生物！” 几天后，接种病菌的豚鼠都死了，耶尔辛在它们身上分离出了同样的细菌。 耶尔辛始终好奇香港大街上、医院里和走廊里大量的死老鼠是从何而来，他在对这些死老鼠做同样的处理后发现它们身上的细菌和水手身上的细菌是一样的，由此他判断这个细菌同时可以感染人类和鼠类。
大约这个时候，罗伯特•科赫也确信华南的瘟疫是由微生物造成的，于是他派遣了日本同事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1853 – 1931）和一大批助手和器材去调查这件事。 北里柴三郎从一个水手的手指上提取了一个细菌样本，但观察后却发现它属于革兰氏阳性，而且柴三郎未能证明他的细菌能够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引发同样的疾病。 命运也许对柴三郎开了个玩笑，致使他提取的病菌恰恰不是他要找的鼠疫菌。 至此，导致鼠疫的革兰氏阴性杆状菌以它的发现者耶尔辛的名字所命名 — Yersinia pestis。 （关于鼠疫菌的发现，目前有其他的说法。 北里柴三郎实际上也提取到了鼠疫菌，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成果始终没有耶尔辛的那样轰动，因此医学界一直以来都把鼠疫菌的发现主要归功于耶尔辛。 不过，柴三郎作为鼠疫菌的共同发现者，其功劳是不可否定的。）
发现鼠疫菌后，接下来就是了解它是如何在老鼠和人类之间传播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一位法国军医保尔–路易•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 – 1947）发现。 西蒙德当时正被巴斯德派遣到越南和印度做耶尔辛的后续工作。 他注意到在一所羊毛加工厂的车间里不仅有死去的老鼠，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二十名劳工也死于瘟疫，然而那些不在此车间工作也未与老鼠发生接触的劳工们却安然无恙。 他怀疑这个车间死去的劳工和老鼠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个媒介，而这个媒介很可能就是跳蚤。 此外，他还注意到健康的老鼠时常梳理自己的皮毛，身上鲜有跳蚤，而得病的老鼠就没有精力去梳理皮毛，身上有很多跳蚤；这些老鼠死后，跳蚤一定转移到了新的健康的寄主身上，这里就包括了人类。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西蒙德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他在一个罐子里放了一只病鼠，在它上方悬挂了一个铁丝笼子，里面放了一只健康的老鼠。 尽管两只老鼠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健康的老鼠还是受到了跳蚤的传染（西蒙德认为跳蚤可以轻易跳到四英寸高）。 作为对照实验，西蒙德把一只身上祛除了跳蚤的病鼠和一群健康的老鼠放在同一个罐子里，结果没有一只健康的老鼠得病；随后，当他把跳蚤放入罐子里后，健康的老鼠无一不染病而死。1898年6月2日，西蒙德在给巴斯德的信中写到瘟疫传播的问题解决了。
目前，人类感染的鼠疫多数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 鼠疫耶氏菌（Y. pestis）通常先在鼠类或其他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然后再通过鼠、跳蚤的叮咬传播到人类身上。 细菌扩散到淋巴结（腋窝、脖颈、鼠蹊部）处，使该部位的组织松软、膨胀，这些膨胀的淋巴结就是我们所见的鼠疫的标志性症状：肿块（bubo）。 肿块出现后大约三天，人体开始发烧，人的精神陷入昏沉状态，皮肤出血后会留下黑色斑点。 一说这些黑色斑点正是“黑死病”这个名称的由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黑死病”实际上是“pestis atra”一词的谬译，而这个词正确的意思应为“恐怖的疾病”。 肿块体积逐渐增大，然后破裂，造成剧痛。 症状出现后的二到四天，人就可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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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时候细菌会进入血液，而不会发展出肿块，这第二类情况称为败血性鼠疫（septicemic plague）。 败血性鼠疫的症状体现在发高烧、浑身发冷、头痛、浑身不适、大量出血，最后死亡。 败血性鼠疫的死亡率要比淋巴腺鼠疫的死亡率高。
另有一种情况，细菌沿着血液进入肺部的肺泡里，引发鼠疫性肺炎，或称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 肺鼠疫是唯一一种可以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鼠疫，其主要表现为痰中带血，血痰中满是细菌。 人在咳嗽和吐痰的过程中排放出大量包含了高传染性细菌的空气飞沫，呼吸到这些空气飞沫的人就会被传染。 肺鼠疫是最具杀伤力的鼠疫，感染者在24小时内就有可能丧生，黑死病中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可能就是这种鼠疫。
有人指出儿歌“Ring around the rosies, a pocket full of posies, Achoo! Achoo! We all fall down”指的就是英国17世纪的鼠疫：这里的“rosies”也许是身上呈现的粉色皮疹，“posies”是用来驱赶恶气的撒了香精的花束，“Achoo! Achoo!”代表人的咳嗽和喷嚏，“We all fall down”自然就象征了死亡。 不过，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1961年，而且在1881年以前找不到这首儿歌存在的证据，所以这首儿歌与鼠疫相关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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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耶尔辛氏菌 |
鼠疫耶氏菌是致病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它作用在老鼠上的半数致死量（LD50）仅为一个细菌！ 一般来说，鼠疫菌通过跳蚤的叮咬在鼠类之间传播，但它能够在腐朽的尸体里生存数天，在冻僵的尸体里能够存活几年之久！ 鼠疫菌高致病率的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确知它的几个毒力因子。 鼠疫耶氏菌的基因位于一个染色体和三个质体上，它们控制着细菌繁殖中所需的几种蛋白质的制造。 一种简称Yops（Yersinia outer proteins）的表面蛋白质可以保护细菌不被人体的白血细胞所吞噬，从而摆脱寄主免疫系统的攻击。 另一种蛋白质（实为一种毒素）专门杀死寄主的细胞。 还有一种蛋白质可以分解血凝块中的纤维蛋白，使细菌得以通过血凝块，畅通无阻地在寄主体内移动。
上面描述的是人体内的细菌形态，跳蚤体内则另有一种形式。 小型哺乳动物如城市中和树林中的老鼠、松树、草原土拨鼠、野兔、田鼠、草原狼、和家猫都是鼠疫耶氏菌的主要寄生对象。 有超过八十种跳蚤担当了传播瘟疫的携带者。 跳蚤在吸食寄主血液的过程中，把细菌注入到寄主体内。 这些细菌在跳蚤前胃里的血凝块中繁殖，这些满附细菌的血凝块阻塞了跳蚤的吸血器官，致使吸食来的血液无法输送到跳蚤的中肠。 结果就是，跳蚤总是感到饥饿，于是便不停地反复叮咬寄主的身体；每一次叮咬都把鼠疫菌注入到伤口里，由此便引发了感染。 鼠疫耶氏菌也可以给跳蚤带来麻烦，那些前胃被血凝块堵塞的跳蚤会迅速饿死。 身为寄主的哺乳动物死亡以后，体温会下降，跳蚤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离开寄主，寻找新鲜的恒温寄主。 但是当大量的鼠类灭绝时，这些跳蚤不得不转移到它们通常不太偏爱的人类身上，于是大规模疫情就可能爆发。
鼠疫耶氏菌被细分为三个生化变种：古代型（Antiqua），中古型（Medievalis），和东方型（Orientalis）。 基于史料和流行病学的记载，目前活跃在非洲的古代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一次大规模鼠疫泛滥中鼠疫菌的后代，活跃在中亚的中古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二次大规模泛滥也就是黑死病中的鼠疫菌的后裔，而引发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并且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鼠疫菌为东方型耶氏菌。 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到两万年里，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而导致的社会、环境和经济上的变化，使得鼠疫菌也经历了进化。 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促使某些鼠类的繁衍更加强盛。 鼠类数量的增长、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的变化，引发了鼠疫菌从原先在肠内的、食源性质的、无毒害的假结核耶尔辛氏菌（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到最终的鼠疫耶氏菌的进化过程。 这一进化过程包含了几种遗传基因的变化：一个影响氯化高铁血红素的储存的基因造成跳蚤的吸血器官堵塞，从而增强了跳蚤传播细菌的能力；其它基因的产物（如磷脂酶D和组织性纤维溶酶原激活剂）加速了哺乳动物体内血液的散布，使跳蚤具备更强的传染力。
今日，淋巴腺鼠疫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已大大降低，但鼠疫远没有被根除。 瘟疫在非洲、亚洲、南北美洲的一些地区成为地方性疾病。 从1983年到1997年，24个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了总共28,570个病例，包括2,331起死亡。 1997年由14个国家汇报的病例总数为5,419个，其中有274起致死。 时疫发生在1991年和1997年的马达加斯加，1994年的马拉维、津巴布韦和印度，还有1996年的赞比亚和中国。 美国在1997年发生了4个病例和1起死亡。
越南战争中频繁的瘟疫疫情可能和美军使用的毁林武器有关，毁林措施使得众多野生动物无家可归，移动到人类的聚居区，导致人畜混杂。 在美国，一些城镇和野外的接壤处也出现过瘟疫疫情，因为这些地区多有啮齿类哺乳动物活动，如松鼠和老鼠，其中不乏病菌携带者。 传染还可能发生在与野外动物有过接触的家庭宠物身上，这些家庭宠物同样可以把跳蚤传播到人身上。 在美国，近来多有兽医传染上鼠疫的病例，想来和家庭宠物脱不开干系。 对鼠疫的控制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视察野生种群、监控啮齿类动物的死亡数量和频率、向公众公布瘟疫的活动区域、降低住宅区对鼠类的吸引、对鼠类的洞穴施用杀毒剂或安装饵站来灭除跳蚤。 有时灭鼠剂也被用到。 但是，由于森林鼠疫和兽类病本身的性质，鼠疫只能控制，而无法根除。
现在，随着交通的便利，肺鼠疫越发难以控制。 如果乘客有发烧、咳嗽、浑身寒冷等症状，而恰恰又来自鼠疫多发地区，那就应当对其隔离或进行治疗。 自从耶尔辛发现鼠疫菌以来，对鼠疫的诊断步骤几乎不曾改变过：革兰氏染色测试（Gram staining），培植肿块或血痰中的细菌取样。 鼠疫菌也可以在实验室的血液琼脂和麦康基琼脂上培育。 如果不加以医治，鼠疫患者的身体状况可能会迅速恶化，三到五天后死亡。 鼠疫未经医治的话，死亡率为50%。 今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都对淋巴腺鼠疫有效，如链霉素（streptomycin），庆大霉素（gentamycin），磺胺药物（sulfonamide），和四环素（tetracycline）等等。 四环素和氯霉素（chloramphenicol）可以作为预防剂使用。 目前还没发现鼠疫菌有什么抗药性。 早期的药物用的是耶尔辛从马的身上提取的血浆，这还是他把1894年香港瘟疫时的鼠疫菌注射到马的身上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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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克伊纳 |
历史上第一个鼠疫疫苗由俄国人哈夫克伊纳（Waldemar Haffkine，1860 – 1930）研发。 哈夫克伊纳，一个犹太人小学校长的儿子，出生并受教于俄罗斯的奥德萨。 在奥德萨大学就读期间，他受到免疫学家梅契尼可夫（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影响。 哈夫克伊纳致力于对抗反犹主义的斗争中，曾因为加入犹太人自卫联盟而遭到沙俄当局逮捕，后来由于梅契尼可夫的干预而获释。 完成学位后，哈夫克伊纳试图在奥德萨大学寻求教职，但未能成功，原因是他拒绝受洗。 1889年他移居巴黎，加入到梅契尼可夫在巴斯德研究院的霍乱疫苗的研发工作中来。 1896年鼠疫在印度爆发后，哈夫克伊纳来到孟买，次年他用杆状菌制作出了有效的疫苗。 但是在1902年，成千上万接受过疫苗的患者中不幸有十九人病死，这给哈夫克伊纳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挫折。 虽然后来查明事故是由于另一名医生用错了细菌而致使疫苗受到污染，不幸的是，哈夫克伊纳事业上的损伤已经无法挽回，他四处求职而不得，无奈改头换面，在印度从事起其他职业。 1914年，哈夫克伊纳退休返回法国。 1927年，他再一次踏上故乡奥德萨的土地，但经历了赤色革命后的俄国锻造出的新的反犹主义环境，使他很难适应。 他回到法国，在那里度过了残年。
现在有两种瘟疫疫苗通过考核适用于人体。 一种是被福尔马林杀死的全细胞疫苗，最早用于1942年；另一种是前苏联从1939年开始使用的活疫苗。
历久沧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达半个千年之久的黑死病最终消退了，时至今日它消退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也许人类的卫生和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也许鼠类的数量不像古代那样庞大了，或许鼠疫菌的毒杀力渐渐减弱了。 当初造成鼠疫升级成为黑死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密集的人口与动物混居，庞大且易受病菌侵袭的鼠类族群，低下的公共卫生水平，知识的匮乏，老鼠的死亡，以及肺鼠疫的传播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黑死病的滔天祸劫。 黑死病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的无知和盲目可能导致误解、歧视、迫害；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地影响。
（全文完）
Henry Xu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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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I. W. (2006). The Power of Plagues. Washington: ASM Press.
Crowe, D. M. (2008). The Holocaust –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Beller, S. (2007). Anti-Semitism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