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王晓渔：“山楂树之恋”的政治学
王晓渔：“山楂树之恋”的政治学
标签： 山楂树之恋
● 王晓渔
一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不仅干净，关于这部电影，最常见的形容词还有纯真、简单、朴素……张艺谋抱怨清纯的女孩越来越难找，更是引发一片附议之声。
然而，在众多附议声中，小说原著的作者艾米，却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持续进行批判。按照常规，张艺谋已经与莱妮·瑞芬斯塔尔并肩，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艾米在《山楂树之恋》之前没有什么名声，能够得到张艺谋的青睐不亚于被“钦点”，可是这位作家似乎没有兴趣成为御用导演的御用编剧，大有与张艺谋划清界限的意思。在接受《时代周报》（2010年10月18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要“尽力指出张艺谋对小说的误读”。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这句广告词沿袭小说原著而来，并非作者艾米的意思，而是出版商的行为，仅是一种宣传，不可当真，张艺谋却把广告词的精神贯彻进电影，一丝不苟地寻找起清纯的女孩。记者询问小说作者艾米：“很多讨论都是围绕 ‘纯’、‘不纯’、‘装纯’这样的概念，作为作者，你认为用这些概念来讨论这本小说有效吗？”艾米回答：“讨论‘纯’‘不纯’‘装纯’的人，不是在讨论这本书，是在讨论张艺谋。至于有没有效，要看你对‘有效’和‘纯’如何定义了。如果‘纯’就是张艺谋理解的‘对世事一无所知’，而‘有效’就是读懂这本书，那当然是无效的。”
为什么小说作者艾米认为无效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发扬光大？先是出版商，然后是张艺谋，接着是人民群众，都对“清纯”产生了兴趣。当然，读者有“误读”的权利，但是读者们的“误读”为何如此一致，仿佛被统一了思想？
二
“山楂树之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不仅不怎么干净，还有些下流。女医生陈清扬见到男知青王二，让他证明她不是破鞋，可是王二反而和陈清扬发展成“奸夫淫妇”。当地的惯例是“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王二的下流行径具有了以毒攻毒的特效，消除了陈清扬的烦恼。
《黄金时代》的文字，以纯真、简单、朴素的标准衡量，称得上低俗、庸俗、媚俗：“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为了免去打字的麻烦，我在新浪网上找到这段文字复制粘帖，发现“性交”两字被х号代替，再接着看看上下文，王小波的小说遍布х号。
与张艺谋的清纯美学相比，王小波滑到了低俗美学的边缘。电影《山楂树之恋》有没有美化历史，成为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或者只是个案，以此批评电影美化历史。辩护者则反复声明剧情源自真人真事，并非孤例，以证明电影忠实于历史。“史无前例”时代的爱情状况，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在看到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我基本持中立态度，认为当时的爱情是干净和下流并存，《黄金时代》里的“奸夫淫妇”和《山楂树之恋》里的“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平分秋色。
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表示误解了过去，对“史无前例”的时代不能一概否定，不能简单称之为灾难，因为那时还有“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在文艺青年的思维里，“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纯情故，生命亦可抛”，悲剧的时代制造了悲情叙事的气氛，恰恰满足了他们自我感动的情感诉求。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楂树之恋》里，成为“贫穷而饱含理想的时光”。
我对电影持批评态度，但并不认为“史无前例”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而是认为，一个时代，即使真的遍布“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也不足以心向往之，只会让人心生恐惧。以“干净”和“下流”来衡量爱情，彰显“干净”、批判“下流”，这个标准本身就值得存疑。身体接触是“干净”还是“下流”？接触到什么程度是“干净”？在电影里，静秋和老三的亲密接触重在拉手，而在原著中两者的关系不限于此。为了达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效果，张艺谋“净化”了原著。“干净”成了禁欲的代名词，“史上最……”无非是“史无前例”的另一种说法。
三
一个在《英雄》里盛赞暴君的导演，怎么缅怀起“干净的爱情故事”？在《英雄》里，秦始皇被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先知”，痛心于列国纷争，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精神最终感化了刺客。《山楂树之恋》是女高中生静秋和男地质队员老三的纯情故事，纯情到男主角得了文艺电影最为高发的白血病。两部电影的剧情似乎毫无关联，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
张艺谋歌颂完善良的暴君，又寻找起清纯的民女，这是精神分裂吗？以民女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精神分裂，民女见到暴君避之惟恐不及，一个人怎么能既喜欢民女又喜欢暴君？但是以暴君的视角来看，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民女越清纯，越能唤起暴君的欲望。“山楂树之恋”正是献给“英雄”的礼物，天下一统了，接下来可以玩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了。
《英雄》的秦国以法家治国，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另一个细节却被忽略，在《山楂树之恋》的纯真年代，京城正在发起一场叫做“批儒崇法”的运动。“崇法”，这是《英雄》和《山楂树之恋》的隐秘联系。这不是说张艺谋具有商鞅、韩非、李斯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这层意思，或者说张艺谋的知识结构就来自这种模式。莱妮·瑞芬斯塔尔后来反复辩称：“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潜意识。”张艺谋同样可以这样自我解释，只需要将“德国化”换成“中国特色”即可。
四
《英雄》的逻辑是天下“定于一”，“定于一”有儒家和法家两个传统。
在《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称天下“定于一”。如何理解这个“一”？孟子以仁政作为“一”的核心精神，明确表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按照公羊学的思路，天下定于“大一统”，这也是后来的主流解释。如果“大一统”和仁政产生冲突，何者优先？在孟子那里，仁政优先。公羊学不否认仁政，也强调“大一统”的合法性，但是，当它成为“儒表法里”之儒，仁政就逐渐作为口号而存在，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法家成为主导。
在《商君书》里，“壹”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法家的“壹”不是指仁政，主要指农战，即对内重农，对外重军，“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重农，经常被视为君主注重民生，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君主之腹”。民国学者刘咸炘强调法家和农家的区分：“务地贵粟，古之政要，李悝、商鞅亦与许行、白圭异趣，不得以为农家。”（《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重农与抑商并列的情况下，重农的根本目标是成为军事帝国，国家富强的实质是君主专制、民力枯竭。民和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商君书》中“弱民”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英雄》让秦国提前贯彻了“儒表法里”的精神，“大一统”是无可争辩的目标，反对者要么幡然悔悟，要么自取灭亡。这是一封写给反对者的“劝降书”，劝说反对者以天下为重，搁置争议，拥戴秦皇，否则就是意气用事，目光短浅，不理解秦皇的良苦用心。
孟子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顾炎武严格区分“国家兴亡”和“天下兴亡”，前者“肉食者谋之”，后者“匹夫有责”。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不把自己与一家一姓之国家捆绑在一起。《英雄》也强调天下，但是这个天下被纳入到秦国的国家利益，天下国家化。根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三见秦孝公，前两次谈论帝道、王道，秦孝公志不在此，第三次见面，商鞅谈论霸道，与秦孝公一拍即合，掀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这里所说的“帝王之道”，以三代为模范，重在“天下”，而“霸道”重在“强国之术”。
《英雄》于2002年上映时，“定于一”的国家叙事在知识界尚未成为主流，电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如果《英雄》在五六年后上映，张艺谋可能会受到称许，因为国家主义已经成为思想时尚。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比刘小枫、甘阳更敏锐，只是后两者更具理论抱负。
五
德国学者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为纳粹政体的追随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受种族宣传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而更多是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
张艺谋作为“秦粉”（这个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不仅反复以秦国为主题，还在《山楂树之恋》里回到最接近秦政的时代。有人批评张艺谋热爱“史无前例”的时代，他像莱妮·瑞芬斯塔尔一样倍感冤枉，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意的是艺术，不是政治。但是，艺术和政治很难截然二分，尤其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秦政时代。“清纯”不仅与美学有关，更与政治学有关。对此，《商君书》已有详尽论述。
朴和淫，在《商君书》里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民风是朴还是淫，不仅属于个人的道德和美学范畴，更是关系到国策层面，关系到能否定于壹（农战）。《商君书》明确指出，重农政策和愚民政策、先军政策构成良性循环，农耕不需要民众有太多学问，民众思想简单，就不会轻视农业，“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全民务农有利于愚民，愚民有利于国家稳定，既能让国家拥有粮食储备，便于发动战争，又能使农民平时安于耕种，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正所谓：“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公开称赞愚民政策，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很多时候，《商君书》用“朴”代替“愚”，强调“重农”胜过强调“愚民”。这是一种政治的修辞学，“朴”和“愚”、“重农”和“愚民”基本可以划等号。可是，后世读者往往被这种修辞学吸引，赞美重农政策下民风之朴，忽略愚民政策下民风之愚。还有一些读者，认为可以取重农之精华，弃愚民之糟粕。但法家的重农和愚民是同一件事情，无法分割。《商君书》反复表示：“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重农之精华就是愚民，如何取舍？
《商君书》指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后，接着指出：“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强则越志；轨则有用，越志则乱。”（此处有两种版本，本文依蒋礼鸿，从简书之说）朴和淫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对重要指标，民风纯朴就会循规蹈矩，服从命令听指挥；民风淫荡就会有奇思怪想，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
淫（有时也称为“奸”）不限于作风问题，包括除了朴之外的几乎所有品质。按照《商君书》的思路，要对贵族征收重税，但“劫富”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辟淫游惰之民”，即游手好闲之徒；要禁止粮食买卖，于是农民中的懒汉必须努力耕种，商人中的勤劳者也无利可图，只能改行务农；要禁止靡靡之音、奇装异服，这样才能“意壹而气不淫”，专心耕种；要禁止旅游，以免产生“奸伪、躁心、私交、疑农”的花花心思；要把酒肉视为奢侈品，然后鼓励艰苦朴素……
是否有利于农战，是朴和淫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农战者是朴，无助于农战者是淫。朴，包括但不限于干净、纯真、简单、朴素、清纯、勤劳、老实；淫，包括但不限于游手好闲、靡靡之音、奇装异服、好逸恶劳。
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
六
文章写到最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考证《山楂树之恋》的剧情。作者认为地质队员老三得了白血病，不是出于文艺电影的惯例，而是因为这个地质队在探测铀矿，而铀是制造核武器的必备材料。
这个花絮再次告诉我们，“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和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2010-10-31
http://user.qzone.qq.com/232860442?ptlang=2052
标签： 山楂树之恋
● 王晓渔
一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不仅干净，关于这部电影，最常见的形容词还有纯真、简单、朴素……张艺谋抱怨清纯的女孩越来越难找，更是引发一片附议之声。
然而，在众多附议声中，小说原著的作者艾米，却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持续进行批判。按照常规，张艺谋已经与莱妮·瑞芬斯塔尔并肩，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艾米在《山楂树之恋》之前没有什么名声，能够得到张艺谋的青睐不亚于被“钦点”，可是这位作家似乎没有兴趣成为御用导演的御用编剧，大有与张艺谋划清界限的意思。在接受《时代周报》（2010年10月18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要“尽力指出张艺谋对小说的误读”。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这句广告词沿袭小说原著而来，并非作者艾米的意思，而是出版商的行为，仅是一种宣传，不可当真，张艺谋却把广告词的精神贯彻进电影，一丝不苟地寻找起清纯的女孩。记者询问小说作者艾米：“很多讨论都是围绕 ‘纯’、‘不纯’、‘装纯’这样的概念，作为作者，你认为用这些概念来讨论这本小说有效吗？”艾米回答：“讨论‘纯’‘不纯’‘装纯’的人，不是在讨论这本书，是在讨论张艺谋。至于有没有效，要看你对‘有效’和‘纯’如何定义了。如果‘纯’就是张艺谋理解的‘对世事一无所知’，而‘有效’就是读懂这本书，那当然是无效的。”
为什么小说作者艾米认为无效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发扬光大？先是出版商，然后是张艺谋，接着是人民群众，都对“清纯”产生了兴趣。当然，读者有“误读”的权利，但是读者们的“误读”为何如此一致，仿佛被统一了思想？
二
“山楂树之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不仅不怎么干净，还有些下流。女医生陈清扬见到男知青王二，让他证明她不是破鞋，可是王二反而和陈清扬发展成“奸夫淫妇”。当地的惯例是“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王二的下流行径具有了以毒攻毒的特效，消除了陈清扬的烦恼。
《黄金时代》的文字，以纯真、简单、朴素的标准衡量，称得上低俗、庸俗、媚俗：“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为了免去打字的麻烦，我在新浪网上找到这段文字复制粘帖，发现“性交”两字被х号代替，再接着看看上下文，王小波的小说遍布х号。
与张艺谋的清纯美学相比，王小波滑到了低俗美学的边缘。电影《山楂树之恋》有没有美化历史，成为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或者只是个案，以此批评电影美化历史。辩护者则反复声明剧情源自真人真事，并非孤例，以证明电影忠实于历史。“史无前例”时代的爱情状况，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在看到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我基本持中立态度，认为当时的爱情是干净和下流并存，《黄金时代》里的“奸夫淫妇”和《山楂树之恋》里的“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平分秋色。
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表示误解了过去，对“史无前例”的时代不能一概否定，不能简单称之为灾难，因为那时还有“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在文艺青年的思维里，“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纯情故，生命亦可抛”，悲剧的时代制造了悲情叙事的气氛，恰恰满足了他们自我感动的情感诉求。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楂树之恋》里，成为“贫穷而饱含理想的时光”。
我对电影持批评态度，但并不认为“史无前例”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而是认为，一个时代，即使真的遍布“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也不足以心向往之，只会让人心生恐惧。以“干净”和“下流”来衡量爱情，彰显“干净”、批判“下流”，这个标准本身就值得存疑。身体接触是“干净”还是“下流”？接触到什么程度是“干净”？在电影里，静秋和老三的亲密接触重在拉手，而在原著中两者的关系不限于此。为了达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效果，张艺谋“净化”了原著。“干净”成了禁欲的代名词，“史上最……”无非是“史无前例”的另一种说法。
三
一个在《英雄》里盛赞暴君的导演，怎么缅怀起“干净的爱情故事”？在《英雄》里，秦始皇被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先知”，痛心于列国纷争，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精神最终感化了刺客。《山楂树之恋》是女高中生静秋和男地质队员老三的纯情故事，纯情到男主角得了文艺电影最为高发的白血病。两部电影的剧情似乎毫无关联，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
张艺谋歌颂完善良的暴君，又寻找起清纯的民女，这是精神分裂吗？以民女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精神分裂，民女见到暴君避之惟恐不及，一个人怎么能既喜欢民女又喜欢暴君？但是以暴君的视角来看，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民女越清纯，越能唤起暴君的欲望。“山楂树之恋”正是献给“英雄”的礼物，天下一统了，接下来可以玩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了。
《英雄》的秦国以法家治国，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另一个细节却被忽略，在《山楂树之恋》的纯真年代，京城正在发起一场叫做“批儒崇法”的运动。“崇法”，这是《英雄》和《山楂树之恋》的隐秘联系。这不是说张艺谋具有商鞅、韩非、李斯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这层意思，或者说张艺谋的知识结构就来自这种模式。莱妮·瑞芬斯塔尔后来反复辩称：“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潜意识。”张艺谋同样可以这样自我解释，只需要将“德国化”换成“中国特色”即可。
四
《英雄》的逻辑是天下“定于一”，“定于一”有儒家和法家两个传统。
在《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称天下“定于一”。如何理解这个“一”？孟子以仁政作为“一”的核心精神，明确表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按照公羊学的思路，天下定于“大一统”，这也是后来的主流解释。如果“大一统”和仁政产生冲突，何者优先？在孟子那里，仁政优先。公羊学不否认仁政，也强调“大一统”的合法性，但是，当它成为“儒表法里”之儒，仁政就逐渐作为口号而存在，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法家成为主导。
在《商君书》里，“壹”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法家的“壹”不是指仁政，主要指农战，即对内重农，对外重军，“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重农，经常被视为君主注重民生，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君主之腹”。民国学者刘咸炘强调法家和农家的区分：“务地贵粟，古之政要，李悝、商鞅亦与许行、白圭异趣，不得以为农家。”（《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重农与抑商并列的情况下，重农的根本目标是成为军事帝国，国家富强的实质是君主专制、民力枯竭。民和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商君书》中“弱民”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英雄》让秦国提前贯彻了“儒表法里”的精神，“大一统”是无可争辩的目标，反对者要么幡然悔悟，要么自取灭亡。这是一封写给反对者的“劝降书”，劝说反对者以天下为重，搁置争议，拥戴秦皇，否则就是意气用事，目光短浅，不理解秦皇的良苦用心。
孟子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顾炎武严格区分“国家兴亡”和“天下兴亡”，前者“肉食者谋之”，后者“匹夫有责”。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不把自己与一家一姓之国家捆绑在一起。《英雄》也强调天下，但是这个天下被纳入到秦国的国家利益，天下国家化。根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三见秦孝公，前两次谈论帝道、王道，秦孝公志不在此，第三次见面，商鞅谈论霸道，与秦孝公一拍即合，掀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这里所说的“帝王之道”，以三代为模范，重在“天下”，而“霸道”重在“强国之术”。
《英雄》于2002年上映时，“定于一”的国家叙事在知识界尚未成为主流，电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如果《英雄》在五六年后上映，张艺谋可能会受到称许，因为国家主义已经成为思想时尚。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比刘小枫、甘阳更敏锐，只是后两者更具理论抱负。
五
德国学者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为纳粹政体的追随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受种族宣传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而更多是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
张艺谋作为“秦粉”（这个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不仅反复以秦国为主题，还在《山楂树之恋》里回到最接近秦政的时代。有人批评张艺谋热爱“史无前例”的时代，他像莱妮·瑞芬斯塔尔一样倍感冤枉，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意的是艺术，不是政治。但是，艺术和政治很难截然二分，尤其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秦政时代。“清纯”不仅与美学有关，更与政治学有关。对此，《商君书》已有详尽论述。
朴和淫，在《商君书》里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民风是朴还是淫，不仅属于个人的道德和美学范畴，更是关系到国策层面，关系到能否定于壹（农战）。《商君书》明确指出，重农政策和愚民政策、先军政策构成良性循环，农耕不需要民众有太多学问，民众思想简单，就不会轻视农业，“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全民务农有利于愚民，愚民有利于国家稳定，既能让国家拥有粮食储备，便于发动战争，又能使农民平时安于耕种，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正所谓：“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公开称赞愚民政策，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很多时候，《商君书》用“朴”代替“愚”，强调“重农”胜过强调“愚民”。这是一种政治的修辞学，“朴”和“愚”、“重农”和“愚民”基本可以划等号。可是，后世读者往往被这种修辞学吸引，赞美重农政策下民风之朴，忽略愚民政策下民风之愚。还有一些读者，认为可以取重农之精华，弃愚民之糟粕。但法家的重农和愚民是同一件事情，无法分割。《商君书》反复表示：“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重农之精华就是愚民，如何取舍？
《商君书》指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后，接着指出：“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强则越志；轨则有用，越志则乱。”（此处有两种版本，本文依蒋礼鸿，从简书之说）朴和淫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对重要指标，民风纯朴就会循规蹈矩，服从命令听指挥；民风淫荡就会有奇思怪想，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
淫（有时也称为“奸”）不限于作风问题，包括除了朴之外的几乎所有品质。按照《商君书》的思路，要对贵族征收重税，但“劫富”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辟淫游惰之民”，即游手好闲之徒；要禁止粮食买卖，于是农民中的懒汉必须努力耕种，商人中的勤劳者也无利可图，只能改行务农；要禁止靡靡之音、奇装异服，这样才能“意壹而气不淫”，专心耕种；要禁止旅游，以免产生“奸伪、躁心、私交、疑农”的花花心思；要把酒肉视为奢侈品，然后鼓励艰苦朴素……
是否有利于农战，是朴和淫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农战者是朴，无助于农战者是淫。朴，包括但不限于干净、纯真、简单、朴素、清纯、勤劳、老实；淫，包括但不限于游手好闲、靡靡之音、奇装异服、好逸恶劳。
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
六
文章写到最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考证《山楂树之恋》的剧情。作者认为地质队员老三得了白血病，不是出于文艺电影的惯例，而是因为这个地质队在探测铀矿，而铀是制造核武器的必备材料。
这个花絮再次告诉我们，“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和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2010-10-31
http://user.qzone.qq.com/232860442?ptlang=2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