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你唱一首顶楼马戏团的歌 (完整版)
“我想为你唱一首顶楼马戏团的歌 这样我们才能更快乐 无论欢笑还是忧伤都要永远唱歌 让我们把这旋律永远记得 ”——顶楼马戏团
主文:
到2011年,顶楼马戏团就成立10周年了,这支乐队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卡夫卡小说 《马戏团顶楼的座位》。提到这个名字, 顶马主创之一梅二用一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如此周星驰式的语调半戏谑半感慨地回忆道:哎,当初我们乐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简明心理学词典”,现在想想如果用了这个名字,我们估计也就一直文艺致死了,或许也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而命运和他们开了一个很认真的玩笑,当陆晨、梅二这些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还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弹吉他,喝酒、伤秋时,天将降大任般地给了他们一个马戏团的“名号”。 不论名字的内涵曾经多么地文艺,不论陆晨曾经多么认真地想做一个诗人,梅二的艺名和王小波的小说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乐队最初的小众实验,到愤怒的朋克不死心,一直到现在的低姿态的“小市民”民谣,顶楼马戏团和这个荒诞的大时代一起,在近10年里经历了一场从里到外的“变形记”。
多年之后的今天,在互联网里搜索顶楼马戏团,会出来一行这样的介绍:“他们是活跃在上海文艺战线上的一支奇葩。“顶楼的马戏团”隶属于上海市演出局“送戏到基层临时办公室”, 他们是马戏届的生力军,文艺界的活雷锋. ……”这种无厘头式的描述出现在假正经的百度词条里,不知道是顶马在自嘲呢,还是他们在嘲笑“无所不能”的百度知道,但却像极了他们现在的风格——“ 你要先自嘲,才有资格去嘲讽别人”这是陆晨的名言。
这几个曾经文艺,甚至现在仍然偷偷文艺着的“小丑们”特别之处在于他们“雅俗通吃”、似乎一早便参透了“如果不能反抗,便好好享受”的生活道理。陆晨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大学时期对他影响颇深的 垮掉的一代经典之作《在路上》时这么说:“我欣赏这样的生活,但不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过,凯鲁亚克自始至终很痛苦,很早就死掉了。这样的人燃烧自己,不会照很远。眼光应该长远一点,要想明白一点,想明白就不会那么痛苦,你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不要太当回事。 ”梅二在被问到“为何不像其他朋克那样苦大仇深”时回答记者“我们所有的乐手都上班,只是用业余时间来做音乐,把音乐当作爱好,所以相对来说没什么(现实)压力,心态上轻松很多,自然也不那么苦大仇深。” 不靠音乐讨生活,只为快乐做音乐,成为曲风多变的顶马不变的做音乐原则。
从第二张专辑《最低级的小市趣味中》,顶马的小市民心态初见端倪,虽然从本质上说, 那张专辑并非为小市民创作而创作,而倒更像是一张与艺术的“赌气”之作,梅二表示,“当初只是看了很多装逼的艺术家和音乐人,于是决定做一张反艺术的专辑,便阴差阳错决定借低级的小市民名号打击装高级的“艺术家们”。 所以根本上说仍然还是有些文艺的残渣,革命地并不太彻底。”但显然,这次无意中遗华反质的尝试像盏明灯般地点亮了他们日后的“下基层”之路。张晓舟评价这张专辑时说“他们已经开始狠狠扇自己以前的文艺青年艺术家嘴脸”
到了06年的《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 几乎全上海话的歌词创作彻底宣告了“小市民的觉醒”,他们看似在这张专辑里“恶搞”了很多人、有一些甚至是他们一度的精神领袖。(专辑名改自鲍勃·迪伦的《重访61号公路》,蒂米的原型则来自《南方公园》的Timmy), 而换一种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在以另外一种诙谐的态度向偶像们致敬,显然,这些长大了的朋克青年们更加深谙了列侬,鲍勃迪伦,GG allin和他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并不一定非要是格格不入的。 “恶毒,优雅,开小玩笑,想的开”这是陆晨从偶像杜尚那里学到的,所以,不论从专辑名字还是里面的主打金曲,他们放下身段,力所能及地自我嘲讽以及调戏“主旋律”,那种“错可”劲深入骨髓,大快人心。开篇的那首《天堂,我们来了》像是一种口号,顶马以一种奔向极乐的心态一头栽进了现实的洪流。遵循一贯的“快乐至上”的原则,他们尽管张狂地批判现实,但是有一点很明白,不要硬碰硬地和现实生气,所以当他们大唱《我们很愤怒》时,其实他们并不愤怒,他们身体力行地以一种打太极的状态消解了现实的不堪以及强加于人的重重压力。在上一张专辑抽完自己耳光之后,这一次他们真的凤凰涅槃了,他们脱胎换骨真的变成了“爱好文艺表演”的小市民。崔健曾经说上海没有属于自己的摇滚乐,于时有乐评人回敬他,那是因为你肯定没听过《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
当然,顶马并没有“代表别人”的野心,谈到这些年的成长,他们这么说:“人随着年龄增长也在不断成熟中,“对抗”的意识不再那么强烈。而且,你站在摇滚乐手的立场视角便会有局限,很难体会普通大众的想法。本来我们确实是一心实验或者一心朋克的,但是后来发现,做一些流行的音乐,说老百姓的故事,反而更能让人明白和接受。不论从曲风上还是歌词上,我们都希望能做的欢乐、低端、平易近人,因为这样才能跳出小圈子的局促,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不是商业上的影响而是说让更多人产生共鸣。”
2010年横空出世的这张新专辑《上海经典流行摇滚金曲13首》,在豆瓣上一放出,便获得新旧马桶的交口称赞,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张专辑老少通吃,许多马桶甚至在家放给自己的父亲母亲甚至祖父祖母一起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陆晨也说,这次的专辑我也要放给我爸妈听听《做场子》、《海螺阿姨》、《我爱外来妹》、《申花啊,申花》、《侬要会做人》、《我想有个家》、《是男人》、《小白领之歌》、《进来白相相》,以及早在网络上流传已久并且让许多70后,80后马桶听完潸然泪下的怀旧金曲《苏州河恋曲》《上海童年》…… 他们像先前承诺的“为没人写歌的小市民写歌,把他们的心声让更多人听到”那样, 顶马的触角伸及大上海的每一个旮旯,以一种细腻的白描化的黑色幽默来讲述大上海的小人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羊毛产在羊身上”的创作背景让很多人从他们的歌里看到了自己,或者隔壁邻居的影子。那位和梅二谈色情业的出租车司机不知道会不会听到这首《进来白相相》,陆晨家的清洁阿姨以及许许多多的钟点工听到《海螺阿姨》会不会很开心。还有许多在酒桌上被鄙视的上海男人以后再被人劝酒的时候是不是先唱一首《是男人》互勉?……主唱梅二在采访中提到他很喜欢的一支台湾本土乐队《金门王李炳辉》“他们用台语唱台湾,我们用上海话唱上海” 当年做迷幻“后摇”不成的顶马,这次打造了一张真真切切充满人情味的“海派土摇”。多变的曲风,对经典的信手拈来,顶马的太极拳确实越打越好了。他们的智慧在于对残酷现实一系列举重若轻的游戏态度。而在这一系列的黑色幽默中,“或许是人到中年”的缘故,这一次的顶马冷不丁的怀旧煽情也为专辑加了不少分。从上一张“你上海了我,却一笑而过”到“死也要死在美丽的大上海”再到“苏州河,我的母亲河,真为侬开心看到侬三十年来额(的)大变化”。虽然他们的歌曾经因为“不和谐”而被取缔,但这些歌词无疑都是顶马向这座城市爱的致敬。
顶马的成员似乎并不赞同“人格分裂”这一说,他们坦然认领所有在舞台上的疯狂之举,但也明确表示生活中的他们和普通的上班族没有任何区别,这“艺术人生”的两面不是对立的,而是让他们显得更立体。
他们只是退去文艺青年外强中干的华服,从高坛上走下来,换上朴实、鲜活、亲切耐打磨的小丑装,怀着颗赤子之心继续“为人民服务”。顶马不介意被贴上“恶搞”的标签,也不介意各种类型的马桶们是出于对他们真正的热爱歌和理解,还是只把他们的歌当笑话一样来排解生活一时的乏闷,他们不介意被称为音乐界的郭德纲或者周立波,但他们从没想过,甚至也不想变成他们,梅二说的很干脆:“那不靠谱”。这群人到中年的“马戏团的小丑们”大多有了家庭,甚至有了下一代,正如鱼得水地享受各自的小人物小幸福小苦恼小压力。他们大概没有以前那么“嘶吼”了,但他们照样“给力”,他们不愤怒并不代表没有态度,不抵抗并不代表没有立场。仍然是公务员的海派陆晨照样可以在周末去听昆曲,也可以在家里放放 古尔德版巴赫(和小孩一起听);在电视台做编导的梅二仍然可以在喝酒的时候和你畅谈格瓦拉,绿毛水怪,还有德彪西。
你可以说曾经的文艺青年们变了,也可以说他们没有变,就像陆晨最喜欢的一首顶马的歌曲写到的: “我想为你唱一首顶楼马戏团的歌 这样我们才能更快乐 无论欢笑还是忧伤都要永远唱歌 让我们把这旋律永远记得”
——删减版发表于2010年12月23日东早文化版顶马专题。
对于能促成以及策划这次的专访非常高兴,比我今年做的很多摄影专访都高兴。
而且,在采访录音和我的手机一起遗失的情况下,同事小马哥(马俊)那篇主稿写的太精彩了。
主文:
到2011年,顶楼马戏团就成立10周年了,这支乐队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卡夫卡小说 《马戏团顶楼的座位》。提到这个名字, 顶马主创之一梅二用一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如此周星驰式的语调半戏谑半感慨地回忆道:哎,当初我们乐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简明心理学词典”,现在想想如果用了这个名字,我们估计也就一直文艺致死了,或许也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而命运和他们开了一个很认真的玩笑,当陆晨、梅二这些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还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弹吉他,喝酒、伤秋时,天将降大任般地给了他们一个马戏团的“名号”。 不论名字的内涵曾经多么地文艺,不论陆晨曾经多么认真地想做一个诗人,梅二的艺名和王小波的小说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乐队最初的小众实验,到愤怒的朋克不死心,一直到现在的低姿态的“小市民”民谣,顶楼马戏团和这个荒诞的大时代一起,在近10年里经历了一场从里到外的“变形记”。
多年之后的今天,在互联网里搜索顶楼马戏团,会出来一行这样的介绍:“他们是活跃在上海文艺战线上的一支奇葩。“顶楼的马戏团”隶属于上海市演出局“送戏到基层临时办公室”, 他们是马戏届的生力军,文艺界的活雷锋. ……”这种无厘头式的描述出现在假正经的百度词条里,不知道是顶马在自嘲呢,还是他们在嘲笑“无所不能”的百度知道,但却像极了他们现在的风格——“ 你要先自嘲,才有资格去嘲讽别人”这是陆晨的名言。
这几个曾经文艺,甚至现在仍然偷偷文艺着的“小丑们”特别之处在于他们“雅俗通吃”、似乎一早便参透了“如果不能反抗,便好好享受”的生活道理。陆晨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大学时期对他影响颇深的 垮掉的一代经典之作《在路上》时这么说:“我欣赏这样的生活,但不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过,凯鲁亚克自始至终很痛苦,很早就死掉了。这样的人燃烧自己,不会照很远。眼光应该长远一点,要想明白一点,想明白就不会那么痛苦,你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不要太当回事。 ”梅二在被问到“为何不像其他朋克那样苦大仇深”时回答记者“我们所有的乐手都上班,只是用业余时间来做音乐,把音乐当作爱好,所以相对来说没什么(现实)压力,心态上轻松很多,自然也不那么苦大仇深。” 不靠音乐讨生活,只为快乐做音乐,成为曲风多变的顶马不变的做音乐原则。
从第二张专辑《最低级的小市趣味中》,顶马的小市民心态初见端倪,虽然从本质上说, 那张专辑并非为小市民创作而创作,而倒更像是一张与艺术的“赌气”之作,梅二表示,“当初只是看了很多装逼的艺术家和音乐人,于是决定做一张反艺术的专辑,便阴差阳错决定借低级的小市民名号打击装高级的“艺术家们”。 所以根本上说仍然还是有些文艺的残渣,革命地并不太彻底。”但显然,这次无意中遗华反质的尝试像盏明灯般地点亮了他们日后的“下基层”之路。张晓舟评价这张专辑时说“他们已经开始狠狠扇自己以前的文艺青年艺术家嘴脸”
到了06年的《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 几乎全上海话的歌词创作彻底宣告了“小市民的觉醒”,他们看似在这张专辑里“恶搞”了很多人、有一些甚至是他们一度的精神领袖。(专辑名改自鲍勃·迪伦的《重访61号公路》,蒂米的原型则来自《南方公园》的Timmy), 而换一种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在以另外一种诙谐的态度向偶像们致敬,显然,这些长大了的朋克青年们更加深谙了列侬,鲍勃迪伦,GG allin和他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并不一定非要是格格不入的。 “恶毒,优雅,开小玩笑,想的开”这是陆晨从偶像杜尚那里学到的,所以,不论从专辑名字还是里面的主打金曲,他们放下身段,力所能及地自我嘲讽以及调戏“主旋律”,那种“错可”劲深入骨髓,大快人心。开篇的那首《天堂,我们来了》像是一种口号,顶马以一种奔向极乐的心态一头栽进了现实的洪流。遵循一贯的“快乐至上”的原则,他们尽管张狂地批判现实,但是有一点很明白,不要硬碰硬地和现实生气,所以当他们大唱《我们很愤怒》时,其实他们并不愤怒,他们身体力行地以一种打太极的状态消解了现实的不堪以及强加于人的重重压力。在上一张专辑抽完自己耳光之后,这一次他们真的凤凰涅槃了,他们脱胎换骨真的变成了“爱好文艺表演”的小市民。崔健曾经说上海没有属于自己的摇滚乐,于时有乐评人回敬他,那是因为你肯定没听过《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
当然,顶马并没有“代表别人”的野心,谈到这些年的成长,他们这么说:“人随着年龄增长也在不断成熟中,“对抗”的意识不再那么强烈。而且,你站在摇滚乐手的立场视角便会有局限,很难体会普通大众的想法。本来我们确实是一心实验或者一心朋克的,但是后来发现,做一些流行的音乐,说老百姓的故事,反而更能让人明白和接受。不论从曲风上还是歌词上,我们都希望能做的欢乐、低端、平易近人,因为这样才能跳出小圈子的局促,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不是商业上的影响而是说让更多人产生共鸣。”
2010年横空出世的这张新专辑《上海经典流行摇滚金曲13首》,在豆瓣上一放出,便获得新旧马桶的交口称赞,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张专辑老少通吃,许多马桶甚至在家放给自己的父亲母亲甚至祖父祖母一起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陆晨也说,这次的专辑我也要放给我爸妈听听《做场子》、《海螺阿姨》、《我爱外来妹》、《申花啊,申花》、《侬要会做人》、《我想有个家》、《是男人》、《小白领之歌》、《进来白相相》,以及早在网络上流传已久并且让许多70后,80后马桶听完潸然泪下的怀旧金曲《苏州河恋曲》《上海童年》…… 他们像先前承诺的“为没人写歌的小市民写歌,把他们的心声让更多人听到”那样, 顶马的触角伸及大上海的每一个旮旯,以一种细腻的白描化的黑色幽默来讲述大上海的小人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羊毛产在羊身上”的创作背景让很多人从他们的歌里看到了自己,或者隔壁邻居的影子。那位和梅二谈色情业的出租车司机不知道会不会听到这首《进来白相相》,陆晨家的清洁阿姨以及许许多多的钟点工听到《海螺阿姨》会不会很开心。还有许多在酒桌上被鄙视的上海男人以后再被人劝酒的时候是不是先唱一首《是男人》互勉?……主唱梅二在采访中提到他很喜欢的一支台湾本土乐队《金门王李炳辉》“他们用台语唱台湾,我们用上海话唱上海” 当年做迷幻“后摇”不成的顶马,这次打造了一张真真切切充满人情味的“海派土摇”。多变的曲风,对经典的信手拈来,顶马的太极拳确实越打越好了。他们的智慧在于对残酷现实一系列举重若轻的游戏态度。而在这一系列的黑色幽默中,“或许是人到中年”的缘故,这一次的顶马冷不丁的怀旧煽情也为专辑加了不少分。从上一张“你上海了我,却一笑而过”到“死也要死在美丽的大上海”再到“苏州河,我的母亲河,真为侬开心看到侬三十年来额(的)大变化”。虽然他们的歌曾经因为“不和谐”而被取缔,但这些歌词无疑都是顶马向这座城市爱的致敬。
顶马的成员似乎并不赞同“人格分裂”这一说,他们坦然认领所有在舞台上的疯狂之举,但也明确表示生活中的他们和普通的上班族没有任何区别,这“艺术人生”的两面不是对立的,而是让他们显得更立体。
他们只是退去文艺青年外强中干的华服,从高坛上走下来,换上朴实、鲜活、亲切耐打磨的小丑装,怀着颗赤子之心继续“为人民服务”。顶马不介意被贴上“恶搞”的标签,也不介意各种类型的马桶们是出于对他们真正的热爱歌和理解,还是只把他们的歌当笑话一样来排解生活一时的乏闷,他们不介意被称为音乐界的郭德纲或者周立波,但他们从没想过,甚至也不想变成他们,梅二说的很干脆:“那不靠谱”。这群人到中年的“马戏团的小丑们”大多有了家庭,甚至有了下一代,正如鱼得水地享受各自的小人物小幸福小苦恼小压力。他们大概没有以前那么“嘶吼”了,但他们照样“给力”,他们不愤怒并不代表没有态度,不抵抗并不代表没有立场。仍然是公务员的海派陆晨照样可以在周末去听昆曲,也可以在家里放放 古尔德版巴赫(和小孩一起听);在电视台做编导的梅二仍然可以在喝酒的时候和你畅谈格瓦拉,绿毛水怪,还有德彪西。
你可以说曾经的文艺青年们变了,也可以说他们没有变,就像陆晨最喜欢的一首顶马的歌曲写到的: “我想为你唱一首顶楼马戏团的歌 这样我们才能更快乐 无论欢笑还是忧伤都要永远唱歌 让我们把这旋律永远记得”
——删减版发表于2010年12月23日东早文化版顶马专题。
对于能促成以及策划这次的专访非常高兴,比我今年做的很多摄影专访都高兴。
而且,在采访录音和我的手机一起遗失的情况下,同事小马哥(马俊)那篇主稿写的太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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